《与神同行》火爆背后，类型突破？文化困境？
与神同行
韩民族恨情绪的一次成功疏导
文│李小飞（南京）
编│尼侬叁（杭州）
在经历自《出租车》后长达半年的市场低潮后，韩影在2018年贺岁档期终于迎来了口碑、票房双重爆盘的现象级作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上映不仅成功激活了韩影贺岁档期市场大盘的角逐形势，更成功突围了韩影史的票房奇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与神同行》的票房已经达到了1398万人次，在目前也是毫无悬念达到了1400万，一举超越了《国际市场》（1426万）排在了韩影票房史的第三位，而且根据相关市场数据监测，《与神同行》还将继续保持着上升势头，争得影史冠军或将仅仅成为时间问题。
导演与参与演员送上手写的感谢讯息与认证照
与同为千万级现象大片的《鸣梁海战》（1761万），《国际市场》（1426万）相比，《与神同行》脱胎于韩国经典漫画改编，电影在上映之前就拥有着极高的热度与广阔的观众群体，而原作者韩国漫画家周浩旻所创作的《与神同行》在连载期间就已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累计点击量就已经超越了一亿，而且作为一部“国民级”经典漫画的电影衍生品，《与神同行》所创造的高票房与原作漫画的雄厚的国民认知基础密不可分。
《与神同行》漫画
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与之前《鸣梁海战》《国际市场》《老手》等一批千万级现象大片所收获的一边倒式的赞誉与好评不同，《与神同行》上映之初即遭遇了两极化的口碑评论：影片包裹于绮丽外壳下的庸常的家庭伦路叙事被评论指出是韩式煽情套路的又一次显现，《与神同行》所谓的“类型突破”仍然无法挣脱韩影伦理煽情的套路框架;另一方面，也有评论认为，《与神同行》混杂交融的神魔宇宙体系在当前的韩影魔幻类型中可谓是一大“突破”，与之前《京城学校：消失的少女们》《阴宅》《黑祭祀们》《哭声》相比，韩影魔幻类型不仅建构了一套严谨完整的宇宙伦理体系，更使魔幻类型不再拘泥于悬疑、惊悚等程式化标签，而是向着社会化、生活化与伦理化的更广阔的人文价值探索，并且良好的票房战绩也验证了魔幻类型本身成功的类型化实践与韩影市场达成了有效互动。
《铁雨》和《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但是，为诸多评论所忽视的是，《与神同行》在当下韩影市场上的成功效应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类型化的突破，在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与神同行》比同期的《黎明到来的那一天》《铁雨》更吸引观众的原因在于影片在春节档期成功实现了韩民族“恨情绪”的一次集体性转移与疏导，特别是为诸多评论所诟病的“庸俗”的伦理情感，恰恰以最为直接露骨的方式触动了当前韩国观众的心灵，为持续失陷于政治旋涡中的韩影市场提供了一处宣泄的洞口
——在影片所建构的混合的多重宗教、文化原型景观的乌托邦世界里，银幕前的韩国观众无须指认任何现实困境抑或是社会罹难，在人间—地域的虚幻转化间不但释放了长久以来被韩国政治电影所积压的负面情绪，更在影片末尾母子相拥而泣的煽情场景中实现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情感舒缓，在伦理共振中完成了自我主体身份的认同
车太贤
——正如车太贤所饰演的被迫离开家庭的消防员一样，当他最终在地狱轮回中深刻感知到自身对于家庭重要的身份意义时，银幕前的韩国观众也无疑达成了情感的圆满，这也或许可以解释尽管《与神同行》的“世界观”建立在对多重宗教文化的吸收上而一度暴露出“千疮百孔”的含混形态，但观众仍以最大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拥抱这段庸俗的母子情的原因——母子情的达成意味着韩民族“恨”情绪的最终消解与释放，当这段不负载任何政治隐喻与民族苦难的家庭情感在当前韩影银幕上上演时，不仅观众自身获得了情感和解，甚至连近些年来朝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愈发“用力过猛”的韩影也最终获得类型和解，完整讲述了一段尘世温情故事。
如果我们对比与《与神同行》同期角逐贺岁票房大盘的韩影大片，或许更能深刻看到《与神同行》持续获得舆论关注的背后原因
——并非《与神同行》的类型故事有多么圆熟，而在于在春节档这样一个社会公众情绪亟待宣泄、释放与狂欢的特殊时段，同期的韩影大制作却仍然延续了一贯严峻的历史辩证面孔，导致影片在后期角逐中逐渐暴露出后发不足的类型困境。
《铁雨》
《铁雨》虽然以奇异的想象力与惊人的政治尺度实现了“南北和解”，但这段兄弟情由于掺杂了过于沉重的政治规训意义不但使得春节期间的韩国观众无法转移现实生活的焦躁与压力，结尾郑雨盛饰演的朝鲜特工单刀赴死的悲情结局更是在无形中加重了观众对于南北两国现实政治生活的惊觫想象;
《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如果说《铁雨》希望延续韩影南北题材的民族主义老路借此盘活春节档的话，那么政治尺度同样惊人的《黎明到来的那一天》显然也走向了情绪疏导的误区：暑期档出现的《出租车》在成为2017年度首部千万级现象电影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消竭着韩影观众对于韩国政治电影的最后一丝热情，如果不是由宋康昊担纲主角，很难想象这部依旧延续了韩国政治电影鸡血式的革命斗争与悲情化的宿命轮替的《出租车》，能够撬动起千万级的票房。
《出租车》
如果对比与《出租车》同档期上映的《不汗党：坏家伙们的世界》《杀人者的记忆法》与《朴烈》等一批电影，《出租车》无疑是最具有现实批判意识与社会反思精神的，这对于刚刚上台的一度延续卢武铉左翼政治倾向的文在寅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则同步共振的民意凝聚的讯号，对于刚刚经历了朴槿惠政治罹难暗色时代的韩国民众来说，《出租车》不仅仅为当下韩国提供了一份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更为重要的是片中韩国司机不惜牺牲小我助推民主大业的抗争精神为后朴槿惠时代下的韩国民族重新塑造了鲜活的主体想象——个体在遭遇政治强大的宰割力时，不但拥有反身抗暴的权力，更能施展出变革时代的强烈的主体冲动意识，相比同样聚焦光州事变的《挖掘机》因载过于沉重的历史悲情则被悄然遮蔽于银幕下的“出租车司机”们政治投身的满腔热血之中。
《出租车》
因此，由当下韩国千万级制作所触发的社会议题与舆论时间点来看，任何一部千万级韩影的诞生都与影片自身“恨”情绪全民性的成功疏导息息相关，一旦疏导完成，“恨”情绪逐渐内化为韩国全民性的情感认同的共识时，后继的创作者若想再次复制票房神话，只能再度引爆银幕前的观众集体性的“恨”情绪，并且为这股强大的全民性无意识冲动建构一份行之有效的宣泄机制，《出租车》借助父女的团聚做到了，政治宰割的焦虑在父女相聚的温情中获得了想象性疗愈，但《黎明到来的那一天》显然出现了巨大漏洞，情感在遭遇现实政治时全部暴露出了“漏洞”：年轻的青年民主领袖中弹身亡、反派势力草率入狱、真正的革命领袖一度隐匿于民间无法提供完整的政治想象…………
《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黎明到来的那一天》所建构的“炼狱”式的空间结构其实与《与神同行》类似，只不过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与高压统治下，《黎明到来的那一天》始终未曾给银幕前的观众创造一阙情绪宣泄的出口，而是将所谓的希望寄托给了影片结尾那片磅礴而虚妄的精神幻想中
——众人在革命前夜，迎着曙光呼唤着一个更加开阔明亮的黎明。“黎明”的到来对于当下的韩影来说，仍然只是一个停留在银幕想象中的美好承诺，政治高压与现实秩序所带来的创痛仍然无法得到缓解，当死亡成为当前韩影银幕上不断重复的迫近个体新生的一套循环动作时，银幕之外的观众不但会最终丧失由血淋淋的死亡所询唤起的现实变革的激情，而是亟待寻求一个规避了一切现实经验与社会指认的乌托邦世界，在政治绞杀之外重新寻求初创时代的韩影中久违了的伦理温情与俗世感动。
《与神同行》
因此《与神同行》在贺岁大盘的胜出对当下的韩影来说既是一种类型突破的欢欣启示，也是长久失陷于现实无解、未来无望中的文化困境的预警
——当代的韩影真正需要输出的究竟是何种文化？对于长期浸淫于政治厮杀血泊中的韩影观众来说，他们真正期待的又是一种怎样的类型经验与社会文化呢？
《爱，回家》
《与神同行》的大爆实质上并无法回答这些潜藏于韩国社会中的深处的文化命题，只不过与同期的影片相比，创作者只是“别出新意”地借助魔幻类型的外壳讲述了一则古老而陈旧的家庭故事，甚至这则母子相聚的家庭故事在新时期初期的韩影《爱，回家》《春逝》《孝子洞理发师》与《密阳》中被诉诸地更加曲折动人，甚至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现实伦理的辩证逻辑。
《与神同行》中的母亲
而当这则古老的家庭故事在《与神同行》中被搬上现代银幕被持续触发争议时，或许这也无形中真正暴露出了韩影危机时代临降：银幕之外的观众对家庭故事有多么渴求，银幕之内的类型文化就显得有多么贫瘠与枯竭，这对于近些年来不断痴迷于历史、古装与政治大制作的韩影市场来说必然是一份深刻的现实经验：过度强调电影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价值而忽略其伦理情感的表达，只能在无形中加重潜藏于韩民族性格基因中的“恨”情绪而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个体独立，一旦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银幕的主流并在隐性中构成一种强有力的银幕文化霸权时，《与神同行》的大爆就不单单成为一种瞬时性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势必引发韩影新一轮类型变革的界碑性讯号，在到处充斥着个体牺牲、国家大义与兄弟情谊的拥塞的韩影空间中，对于政治功能的反复强调最终只能强化的是空泛政治符号本身，而非银幕之外广大的韩国观众们。
《与神同行》中的朱智勋饰演解怨脈
《与神同行》通过人世的轮回与道德教义的宣化似乎实现了一种“无政治化”的清明世界，这种电影功能的“清明”恰恰迎合了韩影观众长久以来的遭遇主流政治大片潜藏的“恨”情绪，当“恨”情绪不再负载沉重的政治意味而逐渐向着人文化、伦理化的普世意义探索时，或许韩影文化才算真正实现了类型的突破与情绪转移。
事实上，诸多评论对《与神同行》不断实践着不厌繁琐地叙述结构与类型剖析后，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一种共通性结论——
这仍是一部庸浅而平乏的韩国类型片，影片中所暴露出含混暧昧的宗教景观也是韩民族自身长久以来由“恨”情绪所导致的一种文化漂移心理的症候性缩影，创作者本身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宗教体系时，只能借助“一锅煮”的类型叠合形态实现文化输出，但实际上观众对影片究竟选择何种宗教认同与叙事类型并不在意，真正引发共鸣的还是影片本身对于春节档期观众焦虑情绪的一次成功转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个体的痛苦不但获得消解，更实现了灵魂不灭的永生，还有什么比情感触击更能诱导春节档期的观众的呢？
《与神同行》中的地狱渡劫三人组
当然，一旦观众毫无障碍、成功实现了自我代入，那么《与神同行》中充斥着的类似于春晚小品式的拙劣的悬念手法也就无足轻重了，每一次对男主人公的“宣判”实际上都是对其高尚人格的一次崇高赞美与由衷歌颂，以至于连李政宰饰演的秉公执法的阎罗大王都被这种人格多动容，甚至不惜亲手撕毁了地狱律法，赋予了男主人公以永生。
《与神同行》中李政宰饰演的阎王
特别是当男主一家相互谅解、相拥而泣时，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持续低落的情绪最终获得了宣泄的出口，在这幕世纪大和解的泪海灌溉的动容场景中，观众原谅了影片中宗教错乱的世界体系与人物漏洞，在接二连三的高压式的政治主流大片的缝隙间，终于在2017年末获得了一次长久而愉悦的喘气的空间，甚至在这座混乱的乌托邦世界里，即使存在政治宰杀，银幕之外的观众也大可像河正宇一样，肆无忌惮地举起大刀向着成群的骷髅砍去，不必在意生死价值也无须忌讳个体牺牲的意义，至少相较于《铁雨》血淋淋的悲情与《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空洞的想象，河正宇与银幕之外的观众们即使反身抗暴失败，仍然可以在人世—地域间自由来去，拥有无限的主体自由，对于当下的韩影来说，这份不必遭遇政治胁迫的个体自由不正是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与神同行”、告别残酷人世的秘密吗？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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