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的法律人生：一代文豪，一朝“恶”官

作者 | 何柏生

来源 | 麦读（已获授权）

【作者按语】东坡先生的家乡眉山士绅喜读法典，善与地方官员雄辩，东坡先生的文学风格一定程度上受到眉山地域文化的影响。世态炎凉、落井下石反映了人性的阴暗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光与趋利避害的人性有关，而且与法律制度有关，苏东坡先生一生的遭遇即可印证此点。东坡先生在官场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是怎样执法的。由于东坡先生是著名文学家，对他事迹的记载远比其他官员更为详尽，所以，他平生的所作所为，是考察官员遵守法律的极好标本。东坡先生一生与佛教的缘分非浅，佛教影响了他的法律人生。东坡先生的诗文如实地反映了王安石变法中「新法」给百姓带来的诸多弊端，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史料。（本文原载《法学》2017年第7期。）

在中国顶巅的文学家之中，喜欢苏东坡的不在少数。文学创作是东坡先生才华的主要挥洒之地，但作为官员，法律也纠缠了他一辈子。

唐末、五代的成都、眉山一带系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刻书业特发达。两宋三百载，眉山考中进士者达886人，江浙才子即便不愿折腰，也当「举案齐眉」。眉山(眉州)所出人才可不是一堆歪瓜裂枣，只值当填充县志府志。李密的一篇《陈情表》，让世人知道眉山「有人」。「三苏」的横空出世，使眉山(眉州)的眉高高地扬起，风流倜傥，神奇多彩，巍峨壮观，指地通天。天下诸多读书种子，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到头来只配给苏氏父子充当「书童」。

东坡先生写过一句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这是对弟弟子由的戏说，也是对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那种法律统治的一种消极反抗。其实，作为眉山人的东坡先生，虽然不像绍兴师爷那样读律破万卷，但对法律还是略知一二的。山称眉山，与穷山恶水无缘，刁民自然无从产生。但许多官员到了此地会不由自主地蹙眉，因为这里的百姓出奇地难管。既然在一个朝代就能贡献800进士，说明此方文化格外发达，发生纠纷自然喜欢文斗不喜欢武斗。所以，「刁民」常采用的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士绅概加拒绝，毕竟与身份不符。要文斗就须练好嘴皮子，把历史上善辩者的本领学到手。苏氏父子文章雄浑善辩的气势大概就是这方水土滋养出来的。800进士表明眉山人朝中永远有人，可贵的是，这帮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从不仗势欺人，他们至多仗嘴欺官，让那些在别处耀武扬威的父母官在这里低下高贵的头颅，领教一下眉山人嘴皮子的厉害，迫使他们的智力在此地得到充分地发挥。

苏序是东坡先生的祖父，眉山士绅的代表。老头儿酒量大，着装古怪，还会一项绝技：倒骑毛驴。当然，他的大名，无意中给他的孙儿添加了一点小麻烦，使其一生无法作「序」，只能改为「引」或「叙」。这位序爷平生写了数千首打油诗，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在当年一定起了大作用。要知道中国的打油诗从产生之日起就讽刺光芒四射。老头儿喜欢打抱不平，找官府的茬。官府不讲理，他会冲到府衙，教人家学会怎样讲理。这个过程，他擅长的打油诗肯定火力凶猛。

当然，要想取得舌战官员的胜利，雄辩只是必备的基本技能；也不能采用脑筋急转弯的法子，把人家搞晕就宣布胜利。眉山士绅家中都备有法典，其他地方士绅羞于读律，眉山士绅却不以为非 31 51085 31 16185 0 0 10105 0 0:00:05 0:00:01 0:00:04 10102因为律是他们战胜官员的法宝。这么早他们就有权利意识，够得上模范百姓，即使放在当今也值得称赞。不知在中国法律史上，法律意识还有没有比眉山人更强的。东坡先生所说「读书万卷不读律」是一句气话，只不过是对王安石这些变法派出台的法律有抵触情绪，不愿读他们制定的「恶法」。仔细研读，不难从东坡先生的文章中看出家乡文化对其诗文风格的影响。

东坡先生的性格与其父有相同之处，而其父又继承了祖父的遗风，这种遗风弥漫在他的作品中。在东坡先生宏富的散文著作中，议论文占有重要地位。《留侯论》《范增论》《贾谊论》《晁错论》都是东坡先生的议论文名篇，共同特点在于利用习见史料，喜作翻案之论，提出惊人之见，这与老辣的讼师手法颇为一致。其实，苏洵、苏辙也都擅长议论文，三苏的议论文特色非常接近。东坡先生的成名作，也即他的应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所以好，与其出生的文化背景大有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鄙视「读律」，东坡先生羞于向外人道也，因而，家乡的这一文化背景外人知之不多。

文学风格的形成原因往往很多，即使与眉山地域文化有关，那也只是部分影响，例如：苏洵就公开承认他的文章受战国纵横家雄辩手法的影响。东坡先生的议论文风格的形成其原因一定很多，比如庄周就慷慨无私地给他传授了不少秘诀。然而，眉山地域文化带来的影响也应关注。切勿忘记，古今中外，地域文化对作家文风带来的影响非常普遍；在成长过程中，家人带来的影响更是司空见惯。法国学者丹纳认为民族、时代、周围环境为文学风格形成的三大决定因素。地域文化、家人的影响都归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容低估。

世态炎凉、落井下石反映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官场上，这种情况更加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光与趋利避害的人性有关，而且与法律制度、政治气候有关。从苏东坡一生的遭遇就可印证此点。

东坡先生曾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既然天下都是好人，他的朋友自然会遍天下。当然，朋友有真假，好人有冒充。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对朋友完全不设防，什么话都讲，那些想踩着东坡先生往上爬的奸佞小人就有了机会，把东坡先生的心腹话当着「投名状」，呈「御览」后升官发财。那个留有《梦溪笔谈》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就曾充当过这样不光彩的角色。沈括与东坡先生同在崇文院供过职，相识甚早。沈括奉命到两浙察访农田水利和新法实施情况，苏轼通判杭州，宋神宗让沈括「善遇之」。谁知，在苏家吃饱喝足的沈括，临走前索取了东坡先生新近的诗作，回汴京后，鸡蛋里挑骨头，硬是把老相识往罪大恶极的路子上攥。著名的「乌台诗案」，沈括充当了诬陷东坡先生的开路先锋。好在宋神宗不缺乏文学细胞，从苏诗中品尝出的是优美，而不是大逆不道。

东坡先生身边虽然拥有沈括之类小人，不过，心地善良、多才多艺的的好人、知心朋友更多。

在沈括、李定、舒亶、何正臣、张璨等人的构陷下，「乌台诗案」事发。前往湖州捉拿东坡先生的官员刚一出发，驸马王诜就给苏辙通风报信，赶在官员到达之前，让苏辙把消息传达给东坡先生。在东坡先生身陷囹圄的整个过程中，许多正直之士，如范镇、张方平、司马光、陈师仲、李常等二十多人没有在东坡先生的书信中寻章摘句搞揭发活动，受到罚铜处分。还有一些官员遭到贬斥，驸马王诜更是被消去一切官职爵位。

作为「元祐党人」，东坡先生在哲宗时期被新党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居惠州、儋州。在东坡先生的贬居生涯中，受到了官员、朋友，以及众多百姓的多方照拂。惠州周边太守、县令几乎都送来酒菜，希望结交这位名人。在人们心目中，东坡先生不仅仅是官，还是文学大师、书法大师、绘画大师，并是惹人喜爱的美食家。然而，新党中一些素质不高却身居高位的官员，则把迫害东坡先生作为他们的既定目标，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对给予东坡先生提供方便的官员，获悉后统统惩处。譬如：雷州知州张逢款待过东坡先生，并为贬居此地的苏辙租过房结果遭到弹劾，削职为民。儋州军使张中因东坡先生居住的驿站破旧不堪而派人加以修缮，又多次看望，甚至亲自挖泥运土为东坡先生建茅屋结果遭察举，贬为雷州监司。海康县令陈谔、本路提刑梁子美因与苏氏兄弟来往，受到处罚。连同情他的和尚道潜也受到被迫还俗、「编管兖州」的处分。这些当权者的目的是要把人性中的善良因素一律取缔，使世态炎凉、落井下石成为生活常态。

众所周知，孔子提倡「诗可以怨」。《诗经》以降，讥讽朝政阙失成为诗歌的传统，杜甫、白居易的大量诗歌就长满了「刺」，连「汉皇」也被指责重色而晒上了诗坛。宋代皇帝为了江山永固对文人搞「和谐」，除了那个写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句的李后主被宋太宗认为对丢失的江山有「想法」而被鸩杀外，好像还没有那个文人因舞文弄墨被处死，甚至神宗之前因写诗而坐牢的也无先例。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是宋太祖制定的「祖训」。「乌台诗案」标志着不以言罪人的时代结束，文字狱已堂而皇之地阔步走来。只是像明清那样动辄杀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宋代从未有过。「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带有陶渊明诗风的优美诗句，宋朝皇帝即使觉得犯忌，也绝不会用来作为杀人的借口。由于宋代文网宽松，对士大夫「刀下留情」，所以，东坡先生戴罪之后，才有那么多人救援。明清那样烈度大的文字狱，对士大夫动辄杀无赦，他人躲之唯恐不及，谁还敢救援。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越是发展到后期，文网越密，处罚越重，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场景越是怵目惊心。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这种恶劣文化却没随着专制王朝一起灭亡。尤其到了「文革」，谁要对「坏人」发点慈悲，就要受到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致使人们增长了狼性，连父母都敢咬。曾有儿子揭发母亲散布反革命言论，要求法院判处极刑。暴虐的秦律还禁止子告父母，臣妾告主，而现今却突破了这一人伦底线。这种结果主要由政治法律文化气候形塑而成。从东坡先生的遭难不难看出世态炎凉、落井下石文化形成的一些重要原因，因为那些对东坡先生友善乃至帮助的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尽管与杀头比起来是薄惩。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培育出的政治家往往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台上是对手，台下是朋友。而中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的政治家，例如王安石。政治上，王安石与东坡先生政见不合，身居高位的王宰相也不愿提拔这样的政敌在身边。但在「乌台诗案」的关键时刻，王安石屁股没坐到自己营垒构陷东坡先生的人一边，却上书神宗替东坡先生说话。东坡先生的命能保下来，与王安石这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的话语有莫大关系。

然而，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变法继承人吕惠卿却是个典型的小人，对付政敌，不但打倒，还要踩上一只脚。其人品低下还表现在，向皇帝告状，陷害他的恩人，说王安石「隆尚纵横之末数」。指责王安石一方面与政敌作斗争，另一方面又与之私交甚笃。由于中国历史上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太少，而吕惠卿之流的政客甚多，所以，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现象才层出不穷，才成为一种社会病态。

中国古代地方官，尤其是县老爷，除了处理行政事务外，往往还担任审判官，审理民刑案件。东坡先生从芝麻官开始，一步步成为高官，行政事务、民刑案件都处理过，与法律打交道自然成为日常功课。

法家强调依法办事，儒家实行人治。虽然汉武帝以降，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但法家那一套做法却没完全拋弃，因为治国安邦仅靠儒家的苦口婆心是没用的，还得法家的大棒喝阻走斜路的人们，所以，用四书五经熏陶的东坡先生，在官场上自然要对国家的法律负责，不能弃而不用。

从东坡先生在官场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是怎样执法的。由于东坡先生的名人效应，对他事迹的记载远比其他官员更为详尽。所以，他平生的一举一动，是考察官员遵守法律的极好标本。

东坡先生两次在杭州做官，政绩赫赫，深受百姓喜爱，以至于「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建生祠以报」。他喜欢在西湖边冷泉亭办公，大文豪，才思敏捷，「落笔如风雨，纷争辩讼，谈笑而办」。能写出那么多锦绣词章的人，判词也被人称颂一时。灵隐寺是著名的寺院，寺内有个小和尚了然，没喜欢上读经，却爱上了一位名叫李秀奴的妓女。了然钱财耗尽，秀奴依据公平买卖原则断绝来往。了然情切切意绵绵，不依不饶，乘醉去找秀奴，无奈秀奴炽热于金钱，坚决要与了然了断。了然不愿了然，因他的臂上早刺有「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的誓言，一怒之下就把人家的命了断了。这么有情有文化的和尚，东坡先生头一次碰到，不作词一首，比试一下，怎对得起人家，遂仿《踏莎行》判道：「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杀人偿命，自古已然，何况和尚犯戒在先，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案情，东坡先生判决处斩了然，无疑是严格依法办事。

从此案可以看出，东坡先生对法律颇为遵守，但据此认为东坡先生是严格执法的楷模就有点离谱了。有时他不仅不依法，还故意违法。

王安石变法搅动了北宋政坛。东坡先生尽管对变法内容并不全盘否定，但赞成得很少。变法内容中有一项叫手实法，要百姓自报财产，详细地连鸡豚也不能遗漏，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防止有人少报，法律鼓励知情人告发。东坡先生对于这种做法极为反感，认为会败坏社会风气。本是法律的执行者，但实际上他把自己摆放在了法律审查者地位，凡是他认为有害无益的新法规定概不执行。即使面对检查督促的新法使者，他也敢当面与之争执。如此作为，政治上冒的风险肯定不小；不过，东坡先生抱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所不惜。事实上，反对新法的官员确实不少，许多地方官，如刘序、姜潜、富弼都曾在当地阻挠青苗钱的散放。

上面的「违法行为」带有政治背景，有「为生民立命」的意味在里面，显示了传统士大夫精神。不过，东坡先生的某些违法行为可有些离谱了，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东坡先生酒量不大，却喜欢抿两口。在黄州「东坡」耕耘劳作时，随身带壶酒，累了就来两口，酣睡在田间地头。熟悉东坡先生的人知道两口酒在一般人身上起不到多大作用，但在东坡先生身上却威力无穷，因为他的许多杰作都是在「抿两口」后创作出来的，诗文如此，书画亦同。《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一樽还酹江月」的情况下创作的。

北宋酒税占财政收入的两到三成，政府对酒管制极严，私人是不允许酿酒的。要饮酒，得到官家允许经营的店铺沽酒。官家的酒就像那些施行苛政的官员一样，面对百姓形容单一，只留下「暴」的一面。而私酒品种丰富，味道绵长，让人流连忘返，难舍难弃。黄州时的东坡先生与朋友一起就干过违法的事情，把违禁的私酒，「飞流直下三千尺」，仰脖灌到肚子里。为了喝得有滋有味，还宰杀了一头病牛。酒足饭饱之余，东坡先生把喝酒经历记叙下来，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神色，说道：「入腹无赃，任见大王。」颇有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风采。

东坡先生不但喝人家提供的私酒，自己也酿。毕竟是「东坡肉」的发明者，酿造技术也非常高超，从没把酒酿成醋，而且这种酒人们喝过忘不了运动，因腹泻要不断出恭，这才让他的违法活动没再发扬光大。用法学专业术语来说，属于因意志外的原因而停止了犯罪活动。

虽然酿制私酒属于犯罪活动，但东坡先生从不认可，因为「白马非马」那一套诡辩术他也娴熟。他给朋友写信，说：「近日黄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门户，立木以表之。临皋之东有犯者，独不立木，怪之，以问酒友，曰：‘为贤者讳。’吾何尝为此，但作蜜酒尔。」人们可知，继「白马非马」后，还有「蜜酒非酒」的发明，不能因东坡先生文学书画成就高就淹没了其逻辑贡献。

作为官家人的东坡先生，酿制私酒显属违法，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违法行为东坡先生可没有「专其利」。他的好友王巩，身为宰相之孙，就曾带着英英、盼盼、卿卿几个长有「梨涡」的美妾，载着一车自酿的上好私酒，访朋问友，四处送温暖。看来，禁酿私酒确属违背人性，把人的一点不易改变的嗜好革掉，实在不人道。

东坡先生的违法活动还不止于此。

离开黄州赴任汝州，一路游山玩水，拜访亲朋故旧。这天来到泗州，与知州刘士彦同游，直到夜阑方尽兴而归。东坡先生填词一阕，送给知州，知州看到「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句后，吓得心惊肉跳，脸色都变了。原来他们夜过泗州长桥，违犯了宵禁法规，要徒二年。本来违犯就违犯了，有「大人」在此，人不知鬼不觉，但东坡先生却写入词中，借着他的大名，很快会传遍全国。东坡先生做官多年，想必也知晓宵禁法规，但他却毫不在乎，还写入词中，可谓「害人害己」，要不是知州的谨慎，把词藏起来，恐怕又要被人咬住不放，起大狱了。

东坡先生还做过一件对不起朋友的「违法」事。

谪居黄州时，朋友巢谷来访，闲谈间巢谷说他有一个药方，是治疗瘟疫的特效药。此药方是巢谷的钱柜，连儿子都不告诉，但遇到东坡先生这样难缠的主，巢谷无奈答应把药方抄给他，不过把老友叫到江边，让其指江水发誓，绝不传人。誓发过了，能否遵守，就由不得巢谷先生了。事实上，东坡先生很快就把药方告之他人，这个人还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名医，目的在于增加传播速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方，就让东坡先生这样泄露了，不过东坡先生的理由很充足，说这样会救更多人的命。虽然那时尚无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他们可是发过誓的，天理人情、「自然法」在起作用。

东坡先生虽然违背誓言，把人家的「钱柜」砸了，有点对不起朋友，但只要了解东坡先生的为人，就会释然，原谅这位平生管不住嘴从而给自己招来无穷灾祸的饶舌汉。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东坡先生显然不是圣人，缺点跟他的诗文创作一样，非常显著。但他的一些行为却不可原谅。譬如，北宋冗员甚多，朝廷压缩公使钱，东坡先生觉得公使钱压缩的太甚，不够接待费用，写诗讥讽：「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寄刘孝叔》)

东坡先生的所作所为，可看出官员严格执法、守法的不易，或许只有依靠海瑞那样性格太过刚直的官员，才能捍卫法律的尊严。东坡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光明磊落，与伪君子绝缘，不掩饰自己的违法行为，且用诗词广而告之，由此我们才能捕捉到东坡先生可爱的一面，知晓这位基本上算得上模范官员是如何与法律打交道的。

从东坡先生身上可体会到，当官员对国家制定的法律不认可时，会千方百计阻碍法律的施行。历史上许多法律难以施行，一个重要原因恐缘于此。东坡先生对法律的「刁难」来自于政治原因，还属于「大公无私」，没有任何私益在里面需要谋取。然而，历史上阻遏法律施行的官员，大量的以谋取私益为多；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乌台诗案」中，东坡先生这样的高官也要遭受刑讯逼供的折磨。

大臣苏颂因受人诬陷而下狱，与东坡先生的牢房相连。他通宵听到的不是大诗人的吟唱，而是御史们对大诗人的辱骂声甚至扑打声。他留下了两句诗：「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记录下了审讯官的虎狼面目和东坡先生的悲惨境况。

中国古代有句非常闻名的话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虽然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分歧，但一般认为「刑不上大夫」是贵族、高官享有的一种特权。有人认为先秦存在许多刑上大夫的实例，便怀疑这句话反映的问题曾经存在过。其实，我们今天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中却有许多不平等的实例，不能由此否认法律中就没有这样的规定，只能证明许多人未曾模范遵守法律。所以说「刑不上大夫」是一个原则规定，具体执行中违犯其规定的比比皆是，因为许多实例也可证明「刑不上大夫」的现象存在过。

从内容来看，「刑不上大夫」确实充满了仁慈。《孔子家语》中孔子是这么解释的：古代大夫犯罪，不能捆绑关押，令其自己请罪；重大犯罪，令其跪拜自裁。以往认为这是一种特权保护，应取缔。其实，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人道的曙光，是轻刑原则的贯彻。

放宽视野，纵览全球，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人道的曙光、轻刑的原则最初都只在部分人身上施行，然后才普及到大众那里。

罗马法最初规定享有公民权的范围很小，奴隶、盟邦自由民都不享有罗马公民权。可以说，这是赤裸裸的特权，因为享有罗马公民权意味着享有投票权、荣誉权、婚姻权、免税权、刑事豁免权(不受刑讯、不被判处死刑等)等等权利，是文明化的体现。以后享有公民权的范围逐渐扩大，最后扩及到各个行省，自由民、奴隶都有了公民权。

近现代的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的权利也是逐渐扩大，先是贵族、有产阶级享有这些权利，自然属于特权，以后扩及到公民全体后，特权的属性就取消了，成为文明的象征。美国建国之后近百年，黑人政治经济社会上无权，被任意买卖。南北战争爆发后，黑人才获解放，逐渐享有与白人相同的各项权利。

「刑不上大夫」作为一种特权，显系糟粕；但它内中含有人道的曙光、轻刑的原则，所以，这样的规定不能轻易拋弃，而应逐渐扩及到公民全体，把他的合理内核继承下来。如果公民犯罪，都不捆绑关押，不搞刑讯逼供，不施加酷刑，这样的社会就是文明的社会，就是全体公民向往的社会，有何理由把它拋弃呢？罗马人做到了，我们有何理由拒绝这样做呢？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好东西，不是把他提升，惠及公民全体，而是把它降低，不但少数人得不到，而且所有人都无望，好像只有这样才公平。其实，这是文明向野蛮的靠拢，高贵向低贱的俯首。当明代的廷杖横行时，没有人认为这是在走向平等，只是觉得朱和尚及其后代丧心病狂地在向野蛮致敬。当红卫兵任意殴打、批斗老干部、知识分子时，谁还会礼赞说这是在走向民主自由。

农民起义往往提出杀富济贫的口号，但从社会最底层站起建立朝代的几位农民兄弟，心胸实在不够开阔，共同的特点是诛杀功臣，滥施淫威，对待官员远不及唐宋这些「出身不好」的皇帝。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几位农民兄弟」在把文明的程度往水平线下拉。平等应往更高的水准提升，而不是相反。

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东坡先生，对儒家经典的熟识不言而喻。不过，东坡先生一生与佛教的缘分非浅。

东坡先生说自己前世是和尚。母亲程氏刚怀东坡时，梦到过一位瞎掉一只眼的僧人来托宿。大文豪相信前世因缘，官服下面竟然穿着僧衣，连哲宗皇帝也识破庐山真面目，觉得苏老师这身着装举止实在可笑。

虽然没有皈依，但已自称「东坡居士」了。生活多灾多难的他，要靠阿弥陀佛的友情援助，才没被击倒，才不时地幽他一默，露出刁顽习性。

宦海沉浮几十载，结交和尚无数，但红尘滚滚，要他完全脱离人世「苦海」，谈何容易。拜李定、舒亶之流所赐，东坡先生居然来到黄州，虽然在此地尚未「彻悟」，没像「后进」贾宝玉索性跳出凡尘，不过，与阿弥陀佛已牵起手来，使他思想完成了儒释道的融合。「前年开阁放柳枝，今年洗心归佛祖。」从此佛教思想在他头脑深深扎下针，影响了他的法律人生，最显明的就是「自此不杀一物」。知县知州是操刀把子的人物，「不杀一物」可不是一件小事。

黄州、鄂州一带杀婴成风，百姓家里有二男一女，再生孩子一概溺死。法律有「故杀子孙，徒二年」的规定，但穷人家养不起孩子，王法也就枉顾了，胆大妄为的事情层出不穷。或许是法不责众，官员对这样的刁民睁一眼闭一眼，让人家该干啥还干啥，从不干涉。东坡先生受佛教思想熏陶，从大胖子弥勒佛的身上学得不少，平生幽默不输他人，可杀婴那样的民间习俗他实在看不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东坡先生既然前世就是和尚，救人一命，丝毫不缺少洪荒之力。然而，由于李定、舒亶之流搅扰，东坡先生在黄州成为被看管的犯官，不得签书公事，这样，拯救溺婴的千斤重担难以担当。诗文写得好，可老百姓大多是文盲，想「送法下乡」，难啊！于是，我们的大文豪只好过着「先生食饱—事，散步逍遥自扪腹」的生活。好在鄂州知州朱寿昌是著名孝子，知道东坡先生在临近的黄州遭难，就伸出救援之手，多加照顾。东坡先生写信希望他以知州的权力，晓谕地方，严厉禁止杀婴。果然，愿望不久就实现了。后来东坡先生又知道黄州也有此陋习，倡导组织民间慈善团体「育儿会」，帮助穷家，阻止溺婴。

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行善可以积德，来生方能幸福。

东坡先生判过一个债务纠纷案。据宋代何薳所著《春渚纪闻》一书记载，一绸缎商赊欠给一制作扇子的小商人两万钱的绸缎，期限到了，对方却没还款，告至衙门。东坡先生把原被告唤来，询问案情。原来小商人父亲去世，花费不訾；老天爷为了节省人力，不让扇子发挥作用，就来个阴雨连绵，一把也售不出去。若要法律长牙，必要制作扇子的小商人还钱，说不定会逼得走投无路，干出极端之事。可绸缎商也要生活啊，不还钱也是不行的。看来，此案比刘巧儿婚案可要难办多了。东坡先生想了想，让小商人从家带来二十把扇子，自己挥毫泼墨，不多时间，扇子上的鸟儿展翅欲飞，花儿缤纷怒放，枯木也把月亮呼唤出来了。小商人不知其意，还在发呆，只见东坡先生签上自己的大名，让小商人去街上售卖。果然，一会儿就卖完，欠款回来了。这样帮被告还款的法官，包公、海瑞可赶不上喽！因为他们除了刚直，还欠缺「手艺人」的天赋。东坡先生信奉因果报应，为了自己及家人的长远利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点善事。

事实上，东坡先生无论在那里做官，都尽力行善积德。

王安石变法，新法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市易法使小商人无法生存，青苗法执行中流弊多多，导致百姓欠下不少官债。在柳宗元之后，东坡先生指出了苛政猛于虎的另一情景：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而丰年举债积欠，吏卒催逼，枷梆在身，民求死不得。为了「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东坡先生几次上奏朝廷希望免去百姓官债。这一行为固然反映了东坡先生身居其位勇于担当的可贵之处，但对一个信奉佛教的人来说，谁又能否认所作所为不是在行善积德呢？

东坡先生行善积德有时做得过了头，连自己也无从「安顿」。

经过「乌台诗案」，东坡先生保住了性命，作为罪臣，贬谪黄州。官位降了，薪水微薄的只好耕耘「东坡」，用自己的劳作成果糊口。离开了黄州，朝廷允他定居常州。倾囊而出，以五百缗购得一套新居。高兴的他，月夜去散步，竹篱茅舍间碰见一位老妪正在饮泣，原来老妪就是所购房屋主人，不肖之子守不住这套百年老宅，只好卖掉。东坡先生非常同情这位老妪，掏出房契，点燃，随着一缕青烟袅袅而上，东坡先生告诉老妪，房屋又归她了。东坡先生没提钱的事，花光积蓄的他，连当房奴也不够格了，成了地地道道的「裸官」。

杜甫的诗如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百姓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谓之「史诗」，诗人被称为「诗圣」。东坡先生的诗文也如实地反映了王安石变法中「新法」给百姓带来的许多弊端，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史料。「诗圣」为了写出「史诗」，受尽了磨难，贫病交加而死。东坡先生面对新法，喊出了「我控诉」，遭受牢狱之灾。

言论自由会带来政治清明、文化繁荣。宋太祖虽系武将，却好读书，一个「勒石三戒」，使士大夫在两宋耀武扬威了三百载，把中国文化推向了巅峰。

东坡先生生活的年代，星汉灿烂，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人同在谱写华章。司马迁之后最优秀的史学家，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者，全都生活在那个年代。这么多伟人「同此凉热」，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有莫大的关系。言论自由就在太祖誓碑中产生。不然，即使生有伟人「胚子」，也会因严酷的思想禁锢而「泯然众人矣」。

让东坡先生十分不安的是，言论自由愈来愈从身边消失，最大的威胁者就是那位「拗相公」王安石。

宋初，低级官吏和普通学者皆可面见皇帝，如今却「倶往矣」。欧阳修当参知政事时，还允许自由批评，王安石当宰相，宰掉了自由批评，「好使人同己」，致使「弥望皆黄茅白苇」。故而，东坡先生上书要求广开言路，鼓励自由批评，提倡独立思考。东坡先生的思想深邃度自然无法与《论自由》的作者密尔同日而语，可他的鼓与呼，对捍卫言论自由，对「文字狱」的控诉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让限制言论自由者、文字狱的炮制者「羞羞答答」、不理直气壮。

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具有悲剧意味，因为朝中有名望的大臣几乎全站在「拗相公」的对立面。为了推进新法的实施，只好提拔后进，投机钻营者纷至沓来。有老臣的顽强掣肘，有小人的竭力暗算，有胥吏的野蛮操作，变法的结局只会像一地鸡毛，随风而散，除了扰民一场，没起到多大作用，反而造成官场的倾轧，加速了政权的灭亡。

变法的负面作用是一步步显现出来的。由于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强悍风格，官场的言路不是那么顺畅，下情不能上达，皇帝听不到百姓真实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东坡先生诗文的传播面甚广，他希冀通过揭露变法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东坡先生为官一方，常去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著名的《山村五绝》就反映了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痛苦：第三首诗(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等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剌了施行盐法专卖把盐价抬高，使百姓吃不起盐。第四首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如实地道出了青苗法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农民无法安生。

喜欢游山玩水，是东坡先生毕生嗜好。许多名山大川、江河湖海，都因东坡先生的临幸而留下了千古名句，为自然增色不少。身在杭州，钱江潮自然无法绕开东坡先生的双脚。如此壮观景色，当然要用如椽巨笔描绘。《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是一组七言绝句，诗人讴歌了钱江怒潮的威势，抒发了观潮后的所思所想。面对新法的弊端，他眼前看到的也是怒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短短几句诗，讽刺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

东坡先生对官员虐政害民的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吴中田妇叹》写道「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东坡先生还写诗反映农民因青苗、助役而加重负担的情况：「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保甲法、方田均税法、手实法的弊端也不少。「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东坡先生揭露保甲法遭到百姓的抵制，没把民众组织起来，而方田均税法由于分配不匀，引起民间众多诉讼纠纷。手实法则苛细至极，「尺椽寸土，检括无余」，把百姓搜刮一空。

总之，东坡先生的诗文如实地反映了新法对百姓带来的痛苦。从这些诗文中，对王安石变法我们会有新的认识。以前由于新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味地唱赞歌。现在，应该客观地通过东坡先生留下来的「史诗」，结合其他史料，重新对变法加以评论，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来。既不溢美，也不恶评，让事实说话。新法之不行，有立法不完善的问题，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官员出于各种目的，阻遏新法之实行。所以，现今要建设法治社会，澄清吏治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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