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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抓捕四人帮的二号预案

2017-04-22 抗战胜利70周年


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本文节选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1、2期文章《是谁发起、决策参与逮捕“四人帮”》,作者肖思科。


中国法院博物馆展出的江青张春桥案庭审资料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 44 30240 44 13305 0 0 3055 0 0:00:09 0:00:04 0:00:05 3055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


“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接下来的日子,吴德便从北京市的稳定来思考一切,同时还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抓捕“四人帮”的几个小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华国锋还交给吴德一项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活动。


吴德清楚华国锋的安排,这时候的陪同,并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稳住陪同对象,一方面要观察监视。每次回来,他都将情况报告给华国锋。


10月6日下午,吴德刚从华国锋处回来,便又接到华的电话,告知其晚上行动。吴德坐阵指挥,迅速组织卫戍区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和王洪文的秘书金祖敏抓获。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吴德生前回忆华国锋给他讲的一席话,很说明问题:“华要我找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说陈锡联是可靠的。陈锡联将《光明日报》的‘按即定方针办’文章给华看过,陈说这是一个信号。”因此,华信任陈锡联,并依靠他在一线掌握军队。


华给吴讲的只是一部分,叶剑英在同华商量时,也对华交了底,说陈可以信任。实际上,陈锡联将报纸给华看,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是给华国锋一个信号,军队是支持他的。


随着事态发展,陈锡 53 30240 53 16185 0 0 2751 0 0:00:10 0:00:05 0:00:05 3459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开始向部队领导打招呼,不同程度地通报情况,指示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听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中,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不仅如此,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陈又协助中央调动部队对上海的“第二武装”进行了威慑,保证了上海权力的和平交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后,陈锡联给予邓小平特殊的关照,并将病中的邓小平接到三一医院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从叶剑英和其他军队领导处获得解决“四人帮”的信息,特别是叶剑英曾同他谈话,他一直牢记在心。


那是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并受叶委托去看望邓小平之后,叶剑英问他:“当前全国形势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不等李德生回答,叶剑英自问自答道:“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明白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指中央。他马上表态:“这是根本,我一定照办!”


回到东北,他坐阵毛远新发迹之地沈阳,密切关注着黑土地上的动向。毛远新私调部队进京之时,他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和老帅。同时,根据老帅指示,让这支部队原地待令。之后,他又及时掌握毛远新一伙在东北的行动,及时将地方情况报告给中央……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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