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人 | 翟韬：“华人的美国梦”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作者简介

 

翟韬，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先后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美国社会科学史。在《美国研究》、《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代表作品是《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现代化理论与冷战政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另有译著（第二译者）《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出版。目前正在从事美国对大中华区冷战宣传和文化外交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在积极关注社会科学知识和20世纪美国政治之间的互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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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由作者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全文转发。如需转载，请在本公众号后台留言。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华人的美国梦”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兼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华侨的宣传政策

摘 要

随着美苏冷战对峙局势趋于缓和以及美国对东南亚华人政策的转变，同时也出于回应国内种族问题的需要，19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对华宣传国家形象的政策和活动集中地体现在华裔美国人实现了“美国梦”这一主题和形象上。宣传部门广泛宣扬华裔美国人白手起家、个人奋斗，受到社会和政府帮助、并未遭受种族歧视，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地位上升“先进事迹”。“华人的美国梦”不仅成为了美国对华国家形象公关的重要宣传品牌，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文化战略的实质——依靠文化和情感维持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无形控制。此外，“华人美国梦”也反映了美国对外宣传从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转向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主义的趋势。这实质是体现了19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人对于自身形象的新认知、投射了美国人新的身份意识。

关键词

 宣传   国家形象  华裔美国人  美国梦  中美关系

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当中，形象问题和密切相关的认知观念问题是一大热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极少有把形象问题和国家的对外宣传联系在一起探讨的论著。一方面，关于中美相互“形象”的研究实际指的是对对方的感受和认知，以美国的中国形象来说，相关研究或聚焦于社会媒介和文学作品（《时代》、《生活》、《纽约时报》等），或聚焦于非政府人士（诸如传教士、商人、基金会领袖、记者、教育者、普通美国人等），即便以政治人物或外交官作为分析对象也多涉及到的是其个人认知，对官方宣传机构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问题反而较少为人所注意。另一方面，近年兴起的美国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史研究尽管聚焦政府外宣活动，但主流范式仍是政策史研究进路，把国家形象公关视作是一种战略和外交行为，因而集中在探求外宣政策、机制、媒介，反而忽略了对形象本身的分析。所以，学术界和中美关系史领域都鲜有对“国家形象”这个问题结合了政治制度因素和文化分析的论著。

近年来一些研究已经做出了突破，以劳拉·贝尔蒙特的《推销美国方式》为代表，作者探讨了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部门和美国新闻署如何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种族关系这四方面形象的塑造，来对外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民主资本主义”。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艾伦·吴（Ellen D. Wu，音译）的拓荒性研究，作者研究了美国政府利用华裔美国人——“美国之音”汉语编辑、黄玉雪、曾景文、旧金山华人篮球队——来开展对亚太地区的宣传活动和文化外交、以推广和传播美国形象的故事，并认为作为美国的“文化外交使者”华裔由此进一步获得了完整公民权，但也因为这种外宣活动把其视作“美国的中国人”反而强化了其种族和文化“外来者”的身份。尽管有上述进展，但相关研究还有推进的余地。首先，吴文只是着眼于“美国之音”的宣传和华裔美国人对亚洲的文化访问两个个案，并未对政府向亚太华人宣传美国形象的政策、思路和题目做全面梳理。本文将弥补这一不足，利用未刊史料系统梳理较长时间段内政策和活动演变过程；第二，吴文尽管研究外宣和文化外交问题，但还是指向美国国内史，主要关注的还是在美华人的地位问题，仍属于美国种族史尤其美国华裔史的范畴。本文则重在揭示华裔美国人形象宣传与美国总体对外文化宣传战略以及具体和对东南亚政策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照指向外交史。第三，吴文借以分析形象的媒介材料只有“美国之音”的广播稿和部分社会报刊，本文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今日世界》、《自由世界》、《今日美国》、《今日美国画刊》等刊物和相关小说文本，参照多种官方或官方认可的媒介勾勒出一个更全面的外宣中的华裔美国人形象。最后，本研究关注向华人地区塑造和传播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这也更能够在吴文基础上把贝尔蒙特的研究推向具体和深入，后者主要利用中央宣传机构统一制作的外宣小册子和报刊，研究总体上美国外宣的国家形象，而非关注驻地宣传机构因地制宜、特定针对某地区的所塑造的国家形象。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一、华人“美国梦”宣传主题出台的政策背景

无论是美国总体外宣还是对华宣传，在1950年代中期前后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从更重视诋毁敌人到更重视正面宣传国家形象。

从冷战的爆发到对峙局面趋于缓和，美国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经历了剧烈转变：从反苏反共心理宣传战转向正面宣传美国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扬美”宣传）。随着冷战爆发，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浩大的宣传攻势，不仅通过公开媒介疯狂攻击苏联阵营种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而且还通过隐蔽广播策反苏东国家民众“起义”以颠覆共产党政权。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随着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美苏新领导人上台，冷战出现了强大的缓和趋势，而在这当中以攻击敌人为内容的宣传战略让位给了以正面宣传自身形象、文化和价值观为目标的战略，美国对外宣传政策实现了从“反苏”到“扬美”的剧烈转型。 

而且这种正面的“扬美”宣传攻势不仅针对社会主义阵营，也针对“自由世界”（美国的盟友和第三世界国家地区），不仅针对冷战的第一战场——欧洲，也针对对抗激烈程度不亚于欧洲的东亚冷战战场。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中国、东南亚、台湾、远东的政策文件中，都有加强正面宣扬美国形象（“扬美”宣传）的政策目标。而且，1950年代美国对外宣传和心理战的最高协调和规划单位——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均有对东亚和东南亚展开宣传的专门政策文件，除了部署正面宣传美国的工作之外，这些文件也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正面和负面形象做出了评估。

具体到美国对华宣传中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从反共宣传到正面宣传美国形象的演变过程。

随着1949年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剧变和政权的更迭，以及亚洲冷战局势在1950年前后持续“升温”，美国在大中华区宣传的战略也最终出笼。首先就是由于根本无法对大陆开展有效的宣传渗透，所以美国对华宣传重点转向非大陆的华人群体，其中东南亚华人群体是重点。其次，由于亚洲冷战愈加激烈，美国宣传部门在亚洲和大中华区的核心目标便变为了以攻击敌人的“否定性”方式为主，宣扬自身的“肯定性”宣传为辅。因而在1950年代上半期，“扬美”宣传已经不再是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和大中华区冷战宣传的重点目标。而且这个时期“扬美”宣传也多是和亚洲冷战局势密切相关的、急迫的和即时的宣传活动，和先前系统传播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宣传内容有相当大的不同。1952年国务院出台的正式的《美国新闻处对海外华人宣传计划》中只有一项正面宣传美国的目标，便表述为展示“自由世界”“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压倒性力量和信心”。

但是随着整体上冷战缓和局势的出现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国对大中华地区宣传政策，也出现了“扬美”宣传重要性回升的趋势。1950年代前半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的双轨战略主要是促进对台湾支持的“肯定性”宣传和反中共的“否定性”宣传。由于鼓动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这种宣传引起了东南亚新兴国家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地区的极大不满，恶化了台湾与东南亚、甚至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因而，1956—1957年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调整之后，“肯定性”的支持台湾的宣传逐渐式微，在海外华人中进行“扬美”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开始为美国宣传部门所注意了。原因就是单单进行“反共”的诋毁敌人的宣传不符合“规律”，宣传工作需要正面典型。美国宣传官员评估到，海外华人“应该有所支持而非仅仅反对”，所以在宣传材料的内容比例方面，要把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积极的”和“肯定性”的信息放在首位，而关于苏联集团和中共的“消极”信息应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且，宣传官员根据调查认为华人读者只能接受有限的“反共”内容，所以美国的宣传还要适应读者的口味和兴趣。同时，“反共”宣传也有些难以为继。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奉行“中立政策”已经开始禁止进口过多带有反共内容的材料，这也使得美国的宣传材料不能太多地诋毁敌人。

这样一来，对华宣传中“扬美”宣传的目标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重要性开始回升，尤其在1959年之后到1960年代中期，这一目标持续在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目标中位列最优先的位置，全面超越反中共和促进台湾声誉的目标。而且这时的“扬美”宣传目标也不是像1950年代上半期那样，仅仅是基于冷战激烈形势而展示美国冷战意志和实力的话题，而是呈现出较为丰富和缓的内容，大抵上是两方面内容：宣传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的生活方式。首先，宣传美国总体对外政策的目标集中表述是“要尽可能集中在美国总体对外政策——追求和平、自由选择、法治、支持联合国——的宣传上。”除此之外，还要重点宣传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政策，这个目标比较集中的表述是：“帮助说服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美国和她的盟友有实力和意愿来继续成功阻止共产主义对这些华人居住地区的任何扩张行为”。第二，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目标则是集中地表述为“使海外华人进一步了解使得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基础资源是什么”，传播“美国的理念和美国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促进“加深对美国价值的理解”。

在战后二十年美国对华扬美宣传过程中、尤其是1950年代中期冷战缓和之后，密集地出现了一组“经典”的美国形象——在美华人利用美国优越的制度和环境、依靠个人奋斗成为社会精英，实现“美国梦”的故事。这个形象的出现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起到了正面宣传美国国家形象的作用，而且也反映了美国对华宣传的本土化趋势，是美国在华人世界推广宣传自身形象最有力的“抓手”之一。美国标志性的外宣媒介“美国之音”（VOA）专门设置栏目“华人生活”（Chinese Activities）报道华裔美国人状况。美国在大中华区宣传的旗舰刊物《今日世界》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主办的主要宣传刊物《自由世界》，都大量地报道在美华人的生活和相关形象。

当美国的宣传对象是广大海外华人时，报道华裔美国人的情况显然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但除此之外，还有着其他更深刻的对外政策考量。

“华人的美国梦”宣传主题反映了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战略定位的转变：从美国的中国政策出发把华人作为中国的海外公民，转向从其东南亚政策出发把华人作为新独立国家的少数族裔。从1949年之后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侨的政策（包括宣传）主要是从属于对华政策，因而视华侨为中国的海外公民，所以抹黑新中国、促进华侨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是政策主轴。由于促进华侨支持台湾的政策实际上是起到了分裂少数族裔的作用，这造成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和台湾的严重敌视，从而严重恶化了美国、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而在1950年代中期后，美国的政策开始调整，越来越有了清晰的对东南亚各新独立国家政策、把其视作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位，这样就不再把华侨群体视作是中国的海外公民而是把当做是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少数族裔。

在决策者看来，政策调整不仅仅应该局限在纠正过去错误的华侨政策，从符合冷战大局利益出发，美国应该更进一步——促进华侨融入当地社会、帮助东南亚建成稳固的民族国家从而排斥中共影响。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得自由亚洲各国内部强大”，即促进非共产党国家稳定。所以要促进海外华人“认定自身与居住国利益相连”，要“鼓励海外华人与居住国开展更加紧密的联系”，即美国海外华人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应该是鼓励和创造条件使海外华人融入居住国。这反映在美国对华侨的宣传和文化政策上便是把促进“融合”作为政策调整后一项重要的目标。在1956—1962年，主要负责美国对华侨宣传的机构香港美国新闻处每次都把该目标放在前列，作为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来执行。该项政策目标和宣传主题在1961年的计划中表述得最充分，该计划明确提出要在海外华人中“帮助创造或保持一种思维模式”，即“他们只有尽可能快速且充分地融入居住国的国民生活和文化之中，成为忠诚的公民从而将自身利益与居住国视为一致，才能实现其最大利益”。

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美国只能依靠在美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榜样”来间接地促进这个宣传目标。美国政府出面来促进华侨融合进东南亚社会，不仅可能会被当地政府疑虑为“干涉内政”，也极容易被中共宣传攻击为“强制同化”，加之东南亚国家种族关系复杂美国不敢轻易卷入，因而美国反而不便采取公开宣传的方法促进华侨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宣传华裔融入美国社会的案例，正是在展现华裔可以成功融合进移民目标国社会的“成功先例”，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东南亚华人以“示范”、间接起到促进他们“融合”的作用。根据艾伦·吴的研究，美国宣传部门把在美华人杰出代表黄玉雪请到马来西亚访问演说，就有促进当地华侨融合的政策意图在其中。美国认为当时东南亚国家普遍敌视华人、融合进程艰难，造成很多华人加入马来亚共产党，而“黄玉雪‘作为华人成功地改变自己适应融入非华人社会的例子’可以给马来西亚华人提供一个榜样：华人不用投靠共产党、且可以融合进东南亚社会。”

华人作家黄玉雪

更最为重要的是，华裔“美国梦”的宣传主题直接反映了和根源于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外心理宣传攻势对象的重大变化：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和欧洲转向第三世界。战后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19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不结盟运动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事件，第三世界越来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此时恰逢美苏冷战缓和、在欧洲对峙局面相对均衡，因而亚非“新兴国家”逐渐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新焦点。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和中国对第三世界宣传攻势愈发猛烈，美国也因应形势开始进行海外宣传的战略转型。美方评估到，杜鲁门时期针对苏联东欧、以刺激群众颠覆共产党政权为目标的心理宣传战没什么效果，而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的欧洲盟友因为舆论相对开放，反而更易受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舆论攻势的影响，所以重点转向“自由世界”。而在“自由世界”中，第三世界是重点，美国甚至缩减了在欧洲的宣传经费，来加强在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心理宣传战。美国最高决策者艾森豪威尔和其心理战特别助理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C.D. Jackson），以及主要的对外心理宣传战执行机构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皆把第三世界视为海外宣传的工作重点。

而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宣传活动能否取得效果，是和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和相关形象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当时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和种族隔离制度，极大地破坏了美国人自诩的自由民主代言人的国际形象和道德声望。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还与殖民主义问题紧密相关，美国白人对待国内有色人种的态度和做法，象征和代表着美国这个国家对待主要由有色人种组成的亚非拉国家的基本态度和做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NSC）文件就指出：“对白人的根本不信任，是我们在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地区的宣传活动必须要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中重要的一环。”美国政府评估到，大多数新独立国家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反殖民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而不是如何反共，美国宣称支持民族主义和反殖反帝的立场、还攻击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如果国内白人还坚持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话，很难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和追随。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舆论中最着重抨击美国的就是其种族问题。

大幅宣传华裔如何融入美国社会、实现了“美国梦”，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应对国内种族问题的指责。尽管美国的种族问题的主轴是“黑白关系”，国际舆论主要关注非洲裔美国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外交官员也广泛关注华裔在美的地位和境遇造成的国际影响，尤其因为这关系到亚太地区广大民众对于美国的看法。美国驻吉隆坡的一位领事就曾建议过，美国在反击社会主义阵营对其种族歧视指责的时候，不应局限在黑人问题上，而是应该把“其他少数族裔包括进（宣传）画面当中来，特别是华裔。”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宣传刊物《今日世界》、《自由世界》，还是美国之音的汉语广播和英语广播，都大篇幅报道种族关系的内容，官媒中几乎每个华裔美国人实现“美国梦”的故事都是为了展示种族之间的平等、和谐、融合，而且都是在刻意地强调华裔没有遭受种族歧视。

总的来讲，正面宣传国家形象的需要、美国对东南亚华人政策的转变、在外宣中回应美国种族问题，这三个因素共同促成了 “华人的美国梦”宣传主题的出台。

二、在美华人的三个形象：白手起家、社会流动、种族和谐

美国对华宣传旗舰杂志《今日世界》和“美国之音”广播都有对在美华裔总体情况的介绍。1960年代初，在美居住的美籍华人和华侨共有23.7万名，约占全世界华侨总人口的1.5%，其中有近一半的人口是1950—1960年这十年间移民来的。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最多，有6万人，其中旧金山就有4万。纽约居住有5.5万名华人，夏威夷群岛有3.2万名华人，其中95%居于檀香山。早期赴美华人移民多为劳工，主要从事挖金矿或修铁路的重体力活。后来华人群体开始自行创业，主要涉及洗衣、餐饮和零售业，1960年代初，在美华人洗衣店有10300，餐馆4500家，商店2000家，投资总额约1亿美元。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有7000人以上，大学教授也有1000人左右。

据美国官媒的相关介绍，几十年来华人社会经济地位持续上升。华人近年来已开始逐渐投资工业、金融、旅馆、矿业等领域，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美国人活跃在各行各业，很多已经成为社会精英，诸如知名律师、大商人、工业巨头、军官、政治家（国会议员和州长）、科学家、艺术家、医生、警察、法官、检察官、影星、建筑师等等。一位美籍华人被任命为加州法官，美方宣传材料援引《洛杉矶观察家》报的话说：这“显示了美籍华人在本州（加州）的职业生活中的地位，日渐增高”。“美国华侨的生活水准，目前也以远比从前为高”。“以前的主要业务，不外开小饭馆与洗衣铺，现在则不然，不少华侨担任了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自由职业，甚至每一所大学几乎都有中国教授，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都有中国科学家”。

在美国官媒塑造的实现了美国梦的华人群像中，白手起家和个人奋斗是共同特点。在美方的宣传材料中有大量的华人在美取得成功的故事，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第一位华裔联邦国会议员——夏威夷州的参议员邝良友。邝良友的父亲是19世纪后半期到达美国的华工，在甘蔗地种田，月薪12美元。邝良友是他父亲的第七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别人擦鞋和擦高尔夫球棒来贴补家用，后来又靠着打工挣钱供养自己读书，并取得了夏威夷大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毕业之后他身无分文，凭借着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开办律师事务所，后来又投资商业，成为卓有成就的一名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入伍参军担任军事法官，战争结束时已经被擢升为少校。战后他成功进入政界，并成功被选为首位美籍华人参议员。邝良友的经历颇为具有代表性，美国宣传材料中介绍的美国华裔成功人士的经历多是如此。像邝良友的父亲一样，多数华人精英出身卑微、白手起家，如美国华侨陈寿在美打拼25年赚得百万美元巨资，但其原先在香港时每月收入只有6美元，到达美国的时候口袋里只有2美元。加州大学费斯诺分校的“选美皇后”华裔王美琳，其父亲到达美国时候全家也是就只有3美元。夏威夷州参议长李贵贤、檀香山警务处长刘秀章、夏威夷商业巨子汤庆华的父亲也都是华人劳工出身。坐拥3500万美元资产的工业巨子李国庆原先也是身无分文来到美国白手起家的。

除了出身寒微之外，这些美籍华人精英也都是个人艰苦奋斗的典型。华侨百万富翁陈寿就在年轻时候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刷过盘子，当过商店伙计，后来抓住机会搞货运生意，又投资餐饮业，终成巨富。商业巨子汤庆华年轻时也曾做过菠萝罐头厂和养鸡场的工人，还当过花匠，后来依靠精明的生意头脑开办印刷厂，乃至投资民航运输业赚了相当多的钱。另外，工业巨头李国庆在已经成为富翁的情况下，还用艰苦的环境来培养他儿子K.C.李的勤俭习惯，锻炼其工作能力。李国庆让儿子小时候在生意门店中扫地，待他成人后又安排其从基层单位开始历练，K.C.李甚至还曾被父亲派到巴西去当过矿工。而且这些华侨精英多有为了求学半工半读的经历，且多数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其中上过哈佛、耶鲁、加州大学之类名校的不在少数，最起码也是夏威夷大学毕业的。佛罗里达州州议员周轶铭的情况就很典型，他本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的四位姐妹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两位是医学博士。另外，华侨精英还有不少人有过在“二战”中参军入伍的经历。总的来说，美方宣传材料中华人精英的成长史是遵循着“出身寒微、刻苦读书、努力工作、精明经商、参军入伍、终成正果”的轨迹。

 《今日世界》

美国国务院在远东创办的宣传刊物之一

当然，美国官媒绝不是仅仅要介绍华裔美国人精英的励志故事，突出美国给了华人搭建了发展平台、华人依靠美国的各方面机会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流动才是真正的核心题旨。这些华人精英出身如此寒微，且身为少数族裔，能够成为社会顶级人才本身就说明美国社会中华人的上升之路是通畅的，制度平台是好的。另外在宣传材料中也不吝“点题”之语。按照美方旗舰杂志的话讲，华裔实现“美国梦”与“中国人自己争气”有关，也是因为“美国人的门户开放与胸襟宽阔”。华裔美国人中第一位获得在最高法院出庭资格的女律师林萍，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的成功经历时就曾经言道：“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已。……在美国，每一个人所享受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只要你肯奋发努力，你便能得到应得的果实。”《今日世界》杂志介绍华裔美国人黄锦绍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官，并借《洛杉矶观察家报》的评论点评到，这“构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荣誉。对于这些才能的确认，也反映了我们所培育的民主方式的成果，因为它对于个人的成就，已给予应得的报酬。”而且该文章特别强调黄锦绍法官少时立志、入伍参军、服务公职、热心公益、走向成功的成长史，“与美国名人成名的故事差不多是一样的”。

还有一篇报道介绍美籍华人洪世纶荣任洛杉矶检察官，他的父亲评价说：“美国的可爱处，是能让人们各遂其愿”。洪世纶本人也承认，自己被任命为检察官：“证明了在美国，一切机会均等，不管你的种族、肤色，或信仰为何。需要的是每个人要自己有勇气和决心，去完成他自己的目标。这里的气氛给你鼓励，使你勇于尝试，上进的机会永无止境。”工业巨头李国庆的儿子K.C.李谈到其父亲的成功时也提到，这有赖于“他充分利用美国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当时在美国好莱坞发展的华裔影星邝炳雄也借自己的发展轨迹来说明，“美国生活最大好处是绝对自由，你可以喜欢你所喜欢的，憎恶你所憎恶的，做你所愿做的，拒绝你所不愿做的，一点也不用勉强。只要你肯出劳力，你便一定有工作，只要你有工作，你便一定有过得去的生活。”华裔当选中学学生会会长，这也说明“同学们对候选人的选择标准，只问他个人能力如何，对种族及其他问题不加考虑。对于这一点，我不能不表示敬佩。”美国之音的一个节目也强调“这些在美华人珍视他们在美国获得的自由和机会。”因而就连访美华人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你有能力，有天才，想得出一套可以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新办法，新发明来”，就可以流动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只要你肯努力，有成就，就会取得社会的地位而被人尊敬”。所以说，“美国像一座走马灯”，其中强调社会流动的题旨不言而喻。

众多介绍美籍华人成功的宣传材料中和新闻报道中，几乎是有些刻意地强调华人在美国没有受到歧视、和其他族裔一样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机会。华裔美国人阮陈彩莲女士当选1952年年度“美国母亲”，《今日世界》杂志登载长篇介绍文章予以报道，并评论到：“阮夫人当选为美国母亲的事实，证明了母亲的德行并不受种族肤色或社会阶级所限制”。该文章还转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阮夫人的当选，证明美国是一个革命观念的嗣续，而不是一种血统的嗣续。换言之，做成一个良好的美国人，并不是种族或民族的背景，而是谅解和民主的实践。”邝良友在当选夏威夷州参议员的时候发表感言：“我是一个整数仅占夏威夷人口百分之六的美籍华人，但我却在这次参议员竞选中击败了我的政敌。由此可见民主作风在夏威夷的确非常盛行。证明了我国人民的只重才能而没有种族成见”。竞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的华裔美国人谭澄波在谈“所谓种族问题”的时候说道：“血统不同是一件事实问题，但并不一定意味歧视，在我个人而言，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从未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同时我以为像我这样有机会以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资格来竞选参选员（原文如此），尤其是美国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

美国新闻署和新闻处为向大中华区介绍华裔美国人精英所组织的众多材料中，还强调这些华裔群体在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百分之百美国人的属性，以及其努力融入美国社会的意愿和做法。介绍法官黄锦绍的文章也极力塑造其行为方式的美国特性，黄锦绍在当选加州法官后“按照美国丈夫的传统”，首先把好消息告诉太太。而“黄锦绍夫人也按照美国传统，帮他勤俭持家，帮他减轻负担，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上文也已经介绍过，文章强调黄锦绍的经历“与美国名人成名的故事差不多是一样的”。参议员邝良友也公开表示：“我打算按照一个美国人的行动与理想去生活”。工业巨头李国庆的儿子也曾表态：“先父希望本公司对美国有所贡献，同时为美国的华裔公民争光。”华裔影星邝炳雄也很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华侨青年——正确地说该是年轻的美籍华人，受的是美国教育，过的是美式生活，法律上、政治上，他们都是美国人”。而他“自己每一分钟都是美国人，也都是中国人”。

美国宣传部门还以华裔融入美国社会为切入点向华人读者介绍美国社会和谐的种族关系。夏威夷州华人众多，关于美籍华人的宣传报道很多以夏威夷华人精英为素材，而且由于该州是多种族人群汇聚地，正好也可以被用作宣传美国种族和谐的“正面典型”。夏威夷州人口60万，白人有12万，只占总人口的20%，日本人有20万，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华人约有3.5万。其他还有混血夏威夷人、菲律宾人，和夏威夷土著等族裔。“夏威夷的人种十分复杂，可是在美国的五十个州中，夏威夷正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一州”。宣传材料中多次提到由华裔参与甚至领导的多族裔群体和谐相处、“共谋发展”的景象。像是华裔精英刘秀章就任檀香山警务处长，“在他的管辖下，有近一千名警员；其中有菲律宾人、有高加索人、有日本人、也有欧洲人”。夏威夷华裔商业巨子“汤庆华的很多事业，犹如小型联合国一样，里面的雇员们像夏威夷的人中一样代表了许多不同的民族”。而一个同化和融合的重要衡量指标便是“跨种族通婚，实际上每个夏威夷人身上都流着华裔血液。”

不仅是种族融合，美方宣传还强调美国各族裔的文化融合，美国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今日世界》报道华裔美国人和其他19个美国少数族裔的代表参加了美国第三届民俗节，节日的主题是“变化中的统一”。这个活动“旨在保存各该国伟大传统，因为它们是美国生活方式主要的一面”。美国“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祖国，精神的统一把大家团结在友爱中”。民俗节的“真正目的是将许多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及传统融而为一”。美国之音的“华人生活”栏目也宣传，“我们确定我们有一种双重信仰——信仰古代中国的传统、信仰美国的自由。并且我们也感谢——感谢正生活在一个能够保留我们古老习俗的国家。”而居住生活在唐人街，恰是代表了华人对于传统文化和固有生活方式的坚守。

华裔美国人的这种形象不仅以即时新闻和短篇报到的形式出现媒介中，还集中地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华裔美国文学开山之作、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自传体畅销小说《华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华女阿五》是黄玉雪前23年的人生自传，主要描写了她人生的几个阶段：在旧金山唐人街传统的华人家庭出生成长，接受美国式免费中小学教育和高质量大学教育，在白人开设的造船公司获得巨大的职业成功，最后成为小有名气的职业艺术家。小说不仅描写了黄玉雪个人奋斗、小有成就的人生历程，而且突出了美国社会对于少数族裔的巨大帮助，这尤其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免费中学教育方面，另外就是黄玉雪在造船公司得到了白人老板的赏识而可以人尽其才。有评论说《华女阿五》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符合美国的基本神话之一：通过艰苦工作、勤俭和抓住机遇，移民家庭便能逐渐实现美国梦。”

Jade Snow Wong, Fifth Chinese Daughte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0.

《华女阿五》的情节和主旨与美国“华人美国梦”宣传政策不谋而合，引起了国务院公共事务部门和驻港以及驻东南亚宣传机构的极大兴趣。1950年该小说出版之后一年，国务院便开始资助翻译这本书，最后译成汉语、日语、泰语、缅甸语等成近十种文字广泛在亚洲尤其是华裔社群中传播。而且在香港美新处的极力要求之下，美国国务院安排黄玉雪通过“领袖和专家交换项目”（Leaders and Specialists Exchange Program）的资助赴亚洲巡回演讲。黄玉雪和丈夫在1953年1月启程，在亚洲停留了4个月，经停日本、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一说曾去了台湾），进行了多达46场的演讲和交流活动。这是冷战初期美国对亚洲较为知名和成功的文化外交活动之一，也是第一次由政府出资的华裔美国人海外访问活动。

上述便是美方宣传材料中有意裁剪出的华裔美国精英实现“美国梦”的情节程式：他们出身寒微，但凭借着自身的精明、努力以及奋斗精神，尤其是在美国良好的制度和优良的发展环境之下，实现了个人成功，而且华裔居民还主动融入美国社会，并为国家和谐的种族关系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做出了自身贡献。正如一些宣传材料中的点题之语那样，经历了战乱和动荡的“一个中国作家在其选择了美国为家之后终于臻达他事业的最高峰”。再就是一位年轻华裔画家绘制了华人200年在美生活史，《自由世界》的报道文章标题是《从移民到公民》，并加注解说“这象征着一个美梦的实现，那就是，在快乐和健康的环境中，达到了和平和幸福的生活。”

        三、华人“美国梦”宣传主题的政治和文化意涵

 “华人的美国梦”这样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形象就这样被推广开来，其时代含义和历史含义远超过美国对华宣传本身，而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了战后美国整体宣传战略乃至外交战略大格局的深刻转型，甚至也和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思潮与国家认同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华裔融入美国社会这个形象的建构与宣传，不仅具有宣传政策层面的意义，还体现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更为深层次的文化战略。以《华女阿五》为例，小说不仅叙述了黄玉雪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故事，更是体现出毫无保留地接受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态度、体现了少数族裔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完全的“美国化”。主人公黄玉雪实现美国梦的过程，同时也是逐渐在精神上摆脱中国式家庭本位和集体主义伦理的束缚、实现个人精神觉醒和融入美国个人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过程。她思想转折的契机是一位白人中学老师的话：“我们认为孩子都是个体，父母再也不能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他们要尽力去了解他们的孩子，因为孩子也有自己的权利。”这决定性地“启蒙”了黄玉雪的个人权利意识，促使她和传统的家庭集体主义、子女无条件服从的观念和规范相抗衡。在经过一系列精神抗争、当黄玉雪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后，她的“美国梦”和美国式的精神价值最终获得了象征着中华文化权威的父亲的肯定，他说：“你（父亲的堂兄）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将妇女推入可能的卑微的境地。在美国这里，基督教信条允许妇女有其自由和个性，但愿我的女儿拥有这种机会。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宣布，通过自己努力，我已经洗刷我们家女性原先所遭受的种种耻辱”。正是主要出于这样一种宣传华裔融入美国社会的目的，国务院和东南亚驻地外交官把黄玉雪这位华裔而非是一位白人送到东南亚进行访问演讲，来“促进和利用《华女阿五》的潜在价值，对于这本书海外华人应该更有兴趣。”不仅官媒、社会媒介也把黄玉雪及其家人塑造为华裔家庭深度“美国化”的符号，媒介报道黄家第一代移民学习英语、皈依基督教，第二代子女则服务国家、纷纷进入主流社会，他们“在精神上与美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正是体现着一种意涵深远的文化上控制第三世界的帝国主义战略。学者克莱因提出了“冷战东方主义”（Cold War Orientalism）概念，她认为不同于萨义德（Edward Said）意义上强调欧洲与东方的二元对立相区别的“东方主义”，美国版本的“冷战东方主义”指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大众文化传播者“共谋”，来建构出一种美国引领和指导东方的亚洲文明、两者相融合的意象和舆论氛围。作者认为美国区别于欧洲殖民帝国主要是占领海外领土的做法，追求的是对世界无形的控制，因而美国的政治界、知识界与文化界特别重视建构与传播一种美国与亚洲的情感联系、种族融合的舆论，因而这种“冷战东方主义”主要起到在文化上控制第三世界的作用。 学者哈特和奥斯古德也认为进入“美国世纪”之后，美国外交战略中就有一个如何“管理”和“领导”后殖民新兴国家（第三世界）的难题，由于美国不追求实际领土控制、建立的是“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因而非常重视形象和文化对于维持全球影响力、甚至维系美国宰制地位的作用，为此就特别重视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实质建立的是“理念帝国”，对外宣传的号牌则是“自由世界”。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因而根据克莱因的研究，很多涉及美国与亚洲关系和在美亚裔人群的美国大众文学和文化产品都直接反映了和服务于这种“冷战东方主义”的文化建构，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以西方人引领东方古国文明化、现代化为主题的电影《国王与我》。而“华女阿五”黄玉雪，更是为美国外交和宣传机构所直接利用，在全亚洲巡回讲述其全身心地融合进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故事，来宣扬美国与亚洲的文化融合和情感联系。甚至黄玉雪本人都有着这方面的自觉，她相信“在跨文化层面上可以为美国与东方的融合统一（unity）做出贡献”，她自己的故事“会对美国的形象有好处，并且鼓舞亚洲人在战后的新时期寻求一种新的认同。”美国推广《华女阿五》和黄玉雪的文化外交活动，其政策和文化含义正如克莱因所概括的：“黄玉雪把文化多元主义和同化的理念展示给全亚洲的听众，并且作为华裔的代表，亲身演示了如何融合进美国社会。”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观察从冷战爆发到缓和这段时间美国外宣国家形象的变化，还可以看出“华人美国梦”甚至反映出来美国社会思潮与国家身份的变化。

美国政府对国家形象的宣传在战后十几年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民主自由等政治价值观的宣传推广转向消费主义和物质丰裕的社会经济话题、乃至更广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话题。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外宣传侧重在推销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相关话题。二战结束到冷战尚未爆发的1945—1947年，美国全球权势达到顶点、“自由普世主义”信心爆棚，这突出地体现在著名的文化外交项目富布赖特教育交流计划的动议和实施上，据学者研究该项目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想利用文化和价值观改造世界的雄心。 到了冷战爆发之后，宣传部门一方面继续宣传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原则、美国对于全球自由和民主事业的促进作用等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主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民权等价值和实践与苏联的“专制”与“奴役”做比较。

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原因造成国家形象宣传重点的转变。国际上的原因主要是美国领导人判断冷战形势、甚至是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冷战的缓和局势以及第三世界崛起，美国新领导人艾森豪威尔认为冷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冷战从最初美苏相互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外交对抗已经转向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之争。两个阵营需要比拼社会组织水平、文教艺术成就、科技技术、意识形态基础、种族阶级性别关系是否和谐等综合实力，而非仅仅是军事水平。另一方面，苏联工业和科技成就越来越突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意识形态攻击日甚，也都逼着美国必须在经济层面上做出回应。美国国内的几个因素也促使美国宣传国家形象的重点发生深刻转变。首先，在“麦卡锡主义”泛滥期间，美国出现了践踏自由和人权、少数族裔和妇女遭受歧视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美国人忧虑其自由特质正在丧失，也很难再用“政治自由”标榜自身形象；另外就是，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为了减少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也必须回应美国社会一直关注的自镀金时代以来的贫困与不公的社会问题。

几个因素凑合在一起，使得195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对外宣传开始转向经济层面内容：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物质丰裕、消费主义、无阶级差别、共享利益。代表性的就是“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宣传运动，既强调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也强调公平分配、经济收益惠及“人民”。而“人民资本主义”宣传运动从一开始就属于更大范围的正面宣传美国的文化外交活动的一部分。一方面宣传美国式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与社会活力，包括物质丰裕、消费主义、大众社会、中产阶级、个人自由、技术进步、社会流动、机会平等、多元文化等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大力传播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诸如爵士乐、电影、舞蹈、歌曲等。

1950年代中期前后，美国外宣的样态和内容已经与缓和之前大异其趣，先前的对敌政治战和传教般的思想征服运动都已经实现了“视线下移”，最终落脚在了展现美国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上面。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既非鼓吹美国价值观、也非“反共”，反而是对于普通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呈现成为那一个时期冷战宣传中最热门的宣传题目之一，政府动用了相当多的资源来向世界（尤其第三世界）展示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与同时代苏联着力对外宣传工业成就、航天技术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对外宣传和国际展览会——“人民资本主义”宣传运动、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美国展厅、1959年的美国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办的国家展会，主题都是聚焦在美国普通民众的优越生活条件、消费文化和家庭生活上。颇具象征意义的是，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关于两种社会制度优劣的辩论，正是发生在莫斯科展览会馆中展示美国家庭生活水平的厨房展览厅中，也正是围绕着两国谁能为普通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展开的。“厨房辩论”为美国国家形象外宣的“社会文化转向”提供了绝佳注脚。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点出了这种宣传本质上关乎冷战政治和世界领导权之争。他认为对社会生活的呈现是美国对外宣传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指示美国新闻署要更多地注意“向世界讲述美国的故事”，并认可“描绘美国人民的生活与文化会有利于（其他国家及其民众）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与目标。”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

收录美国联邦政府解密档案

我们看到“华人美国梦”的宣传，颇得当时美国外宣“向世界讲述美国普通人故事”的精髓。这种宣传很大程度上不见心理战对敌攻讦的硝烟，也没有明显的对自由民主理念的炫耀和“硬推销”（hard selling），主要描述的就是华裔美国人依靠个人奋斗、利用平等的社会机会，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美国梦”的过程。每个个人奋斗历程背后都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活力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而且相关宣传都尽量突出他们是普通、平凡的美国人，同时期社会媒介介绍的黄玉雪一家的题目是《你的邻人：黄姓一家人》，美国新闻署外宣介绍美国白人妇女的代表性故事则是《典型的美国家庭主妇：盖尔·福斯特夫人》。 以上所及的宣传素材中，也处处展现着美国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物质丰裕和消费主义。再如《今日世界》上刊载了一篇国民党高官曾虚白访美游记，名为《美国像一团雪球》，其中描写到以标准化、生产线等为核心要素的美国大工业生产方式使得产品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劳资关系的解决“绝不在于怎样平分这块蛋糕，而在怎样把这块蛋糕做的更大些，更好些，才可以皆大欢喜”。所以说“美国像一团雪球”，利益越滚越大，投资者、劳工和消费者“利益均沾”。 

当然，正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的，美国宣传也是要通过呈现华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流动来突出国家形象。《今日世界》、《自由世界》、“美国之音”全景式推销著名华裔画家曾景文（Dong Kingman）。曾景文出生在美国，年少时地位卑微且靠干粗活为生，依靠个人奋斗和政府在“新政”时期的帮扶逐渐成才，并最终实现了个人绘画事业的成功，其本人不仅在战时曾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子还在驻韩美军海军陆战队服役。曾景文被描述为一个“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典型（self-made man），“一个仆童在美国都可以有机会成为艺术家”。他是继黄玉雪之后第二个被国务院资助去亚洲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华裔美国人，还在台湾参加了蒋介石就职典礼。 曾景文访问台湾后，美国驻台“使馆”工作人员兰金（K. L. Rankin）曾经说过：“他的访问很大程度上使得当地民众愈发相信美国是一片机会平等并向所有敞开的沃土。” 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瑟斯顿·莫顿（Thruston B. Morton）也曾言道，曾景文“当过佣人、仆童、华人洗衣店雇员，他显示了我们国家常常给有天分和能力的人提供机会。” 艾伦·吴总结到：“美国国务院因此发现这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在冷战背景下讲述美国种族问题，可以把成功同化了的华裔美国人的故事包含进来，作为自由民主比共产主义优越的证据。” 

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实际上还反映了新的美国国家身份。根据学者研究，“因为宣传被认为理应反映整个国家的价值和最重要的特性，传播到海外的信息总体而言必须符合本国文化当中广泛秉持的信念”，因而塑造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界定、建构、向海外投射美国国家身份。所以，“人民资本主义”等宣传题目不仅是一种宣传口号、不是仅借此宣传国家形象，更是一种新的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反映了美国人的自我认知。消费主义和物质丰裕，实质上是把可以量化的经济繁荣与美国性（Americanness）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1950年代冷战趋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更愿意用经济标准而非政治上的优越性出发定义自身。“华人的美国梦”形象至少部分上是这种新国家身份的体现，随着美国人对自我的理解发生变化，他们更愿意从个人奋斗、经济成功、社会流动的角度定义和期待“理想”的少数族裔形象。因而对外宣传中被华裔“代表”的美国国家形象，实际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集体认同和时代记忆，也是对美国国家身份向海外的一种“文化表达”。

结 语      

评估美国在冷战缓和前后对华、尤其是对东南亚华侨的宣传美国形象的效果问题，需要实地考察调研。或者利用当地报刊、私人日记、往来信件等材料，或者通过当地政府对此问题的评估，这样才能一窥究竟。由于获取这些材料的条件目前尚不完全具备，也是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利用现有的一些新中国档案和美方对效果的评估材料，间接地做一个简单评估。

从新中国的一些档案看来，美国对华宣传其生活方式和国家形象的效果依稀可见。比如1958年中宣部就注意到了美国要在莫斯科举办国家展会，“美国将到苏联举行博览会宣传美国生活方式”。再如1958年一份文件种说到，美国政府“广泛地宣传人民资本主义、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情报局在1957年利用书刊，在西欧、中近东和东南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鼓吹美国已实现人民资本主义，不会产生工业危机，阶级差别已经消失。”“无论谁都在抽着同样的烟卷，使着同样的剃刀、无线电收音机、家庭用具和汽车。”工人“具有高度生活水平”，而“黑人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同白种人一样地参与社会生活。”1965年中宣部还对美国对华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行为做了评估，比如“近两年统计全国海关查获国内外破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投偷运进口的淫秽黄色书刊和图片达一万余件。”“它们大多寄自香港、澳门地区和日本、美、英、法等国”，主要内容就有“传播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美化美帝国主义”等。“以上情况表明，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其他敌对分子正在处心积虑地利用进口印刷品作为对我进行政治、经济破坏和思想、文化侵袭的重要工具。”再比如《内部参考》中每年有大量的关于对美国新闻处、美国之音的宣传评估和汇报，其中1955年就有一篇涉及“北京有些教授有恐美情绪”，认为“美国不是要侵略我们，而是要和我们做买卖”。 

如果说以上的评估都是基于新中国方面材料、间接地证明“美国梦”和美国形象的宣传效果的话，那么美方机构自己对于缓和之后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效果也是有评估的，这方面的效果证据相对过硬。关于正面宣传美国方面，美方宣传机构自己评估到：“香港美国新闻处仍旧是支持这一目标的中文材料的主要来源。我们一直以来都看到（华侨）对这些材料并不缺乏兴趣，正相反，实际的情况是供不应求。”台北美国新闻处方面也有这方面的效果评价：“尽管在促进海外华人理解美国及其政策方面的任务主要是由香港（美新处）负责的，但我们确实制作出了东南亚站点认为有用的材料。”香港方面还特别提到了领导人的著作对于“扬美”宣传的推动作用，一份评估1961年工作的报告这样说道：“关于效果的证据，我们高兴地向您汇报，肯尼迪总统的《论勇气》中文版已经轻易地打破了（美新处书籍）在（香港）本地的销售记录了。”“截止到1961年底，这个译本已经通过常规商业渠道售出4230册。”而就整个大中华区的发售情况来看，则是“肯尼迪总统的《论勇气》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已经印刷四次、累计共达1.8万册，按照当地的出版发行情况来讲，这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 美方也有一个总体上的判断，在1950年代中后期以来华人读者只能接受有限的“反共”内容，“他们更感兴趣的、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是生活在自由之下的人民和国家的消息和相关评论”。

尽管基于档案等史料更加具体、细致的评估还有待深入进行，但通过对目前能够获得的一些资料的解读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实施的以华人实现“美国梦”为主题、以大陆和海外华人为目标群体的宣传无疑是有效果的。

谢谢阅读

编       辑：陈旻昊

责任编辑：王睿恒

审       核：杨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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