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南北和解与种族对立：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舆论导向（1896-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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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篇幅有限，注释从略。是“种族与政治”专题第二篇，为“美国史研究”公众号独家策划推送，如需转载，请于后台留言。

作者简介

罗超，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南北和解与种族对立：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舆论导向 （1896-1915年）

经过1878年的政治救赎和新南方建设，南北民族矛盾虽有缓和，但内战造成的心理创伤远未愈合。借助大众媒体的宣传与美西战争的共同经历，南北老兵基本实现了记忆和解。随后，美国白人又利用1913年的南北老兵重聚活动、文学与电影艺术等形式来强化种族化的内战记忆。一方面，这种记忆圣化了白人士兵的战斗英勇与男子气概；另一方面，利用美国内战意义的去政治化，这种记忆也暂时抹去了非裔美国人在内战中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美国社会的“他者”，并为20世纪初全美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奠定基础。

国内学界对美国内战史的研究集中在重建、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公民权等方面，鲜有探讨内战记忆的建构性。实际上，这种战争记忆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走向。通过记忆选择与遗忘，白人逐步将黑人的记忆从主流内战叙事中抹去，实现了以牺牲黑人为代价的民族和解。内战后，南部经历了短暂温和的“约翰逊重建”。但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骚乱”后，“去南部邦联化”的国会重建加剧了南部民众对代表黑人利益的共和党政权的抵制，使得本在襁褓中的“失去事业”（The Lost Cause）迅速发展，为塑造内战集体记忆奠定基础。南部社会精英虽于1877年实现了“政治救赎”，但从1865到1884年，他们的集体记忆依旧具有分裂与沉默性。其间，南部城镇的纪念与扫墓活动虽繁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各自为政与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在为募集活动经费、满足会员诉求与扩大其影响力等方面，妇女纪念组织与老兵协会之间常常口诛笔伐，内讧不断。此外，鉴于特殊的战后环境，南部白人大都在内战纪念活动中主动避开较为敏感的政治性。

直至罗伯特·李纪念碑于1884年在新奥尔良落成，南部白人才开始积极形塑内战的集体记忆。90年代初，“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与“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的相继建立则标志着南部内战集体记忆的初步形成。然而，直至美西战争前，北方老兵虽基于心理需要，逐渐认同南部妇女的传统性别身份与南部社会的特殊性，但南北老兵仍未在战争与重建记忆上实现和解。通过新一代的南北士兵所展示的男子气概与英雄主义，美西战争使得南北老兵之间的观念分歧得以消除，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和解的实现。1913年，为共同纪念葛底斯堡战役爆发50周年，南北老兵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内战纪念活动。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去政治化与去革命化的演说将民族和解的进程推向顶峰。1915年，随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上映，南北白人共同抗击黑人民兵的电影情节促使北方认可了南部奋斗已久的“失去事业”与集体记忆。可以说，美国白人正是巧妙利用了美西战争、老兵重聚与影视艺术等元素，分别从国际、国内与文化层面，将非裔美国人的内战记忆暂时封存。基于美国学界的研究，本文则试图从美西战争、大众媒体、老兵群体与电影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梳理内战记忆的白人化过程，使用记忆理论来解读内战记忆的代际关系，并从新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解构文化符号对内战记忆的影响。囿于篇幅，研究的时段限定为1896-1915年。

1919-1922年间任阿拉巴马州议员的南军老兵

 一、民族和解外在推力：美西战争

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方面，北方的工业化与标准化生产使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消费主义风靡、产品生产标准化、铁路铺设狂潮、视觉媒体在全美的普及使南北地区逐渐从心理认知上相互接近，可以说以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新南部建设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基本前提。波斯顿的企业家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曾是一位支持约翰·布朗起义的坚定废奴派，在参与新南部的经济建设后，他却成为了“前南部邦联士兵协会”(The Society of Ex-confederate Soliders)的荣誉会员。随着岁月流逝，更资深的废奴主义者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为确保自己在美国历史中的显赫地位，也开始主动向南部示好。访问弗吉尼亚大学时，他对南部人赞不绝口。

事实上，北方民众对南部的心态变化与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压力和扭曲的工业化息息相关。在全美推行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本是内战的目的之一，然而到90年代初，不仅南部人不愿接受这种制度，甚至连受益于内战的北方人也日渐生厌。因为，这种以经济实力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否定了人的价值存在，把追求所谓自我实现的北方人纷纷卷入到诸如博览会等公共展示与大众消费的漩涡里，丧失其个性。相反，一度被遗弃的老南部社会制度则代表一种和谐、团结与保持集体凝聚力的进步思潮。因此，很多北方人及其各种社会团体将南北民族重聚（Reunion）的实践视为再次阐明美国独有道德体系的一种方式。1892年，一位州报（State Gazette）编辑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写道：“过去已死，让我们依靠现在而活，有尊严而活。”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发展的瓶颈期，各种社会抗议呈出不穷。1894年，俄亥俄州马西隆的商人杰西科·克西（Jesse Coxey）组织一支由失业工人及其家属构成的“请愿大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大军”竟然带有民族和解的特征，领导者上身着联邦军队的制服，下身穿着一条前南部邦联的军裤，带领着南北失业者向华盛顿进军。为抵御海外移民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冲击，南北民众在男子气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他们一致认为那些煽动战争情绪，挑起南北民众内斗的政治蛊惑者是保持男子气概的最大敌人。一些“农民联盟”的领导者还指出男子气概的核心不是政治抱负，而在于道德义务。由此可见，就这些未参加过战斗的民众而言，在内战结束数十年后，国家走向民族和解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对参加过战斗的南北老兵而言，实现民族和解并非易事。一方面，多数东北地区的老兵虽尽力捍卫联邦统一，但不愿支持非裔美国人获得平等与完整的公民权。支持联邦统一的蓄奴州老兵则希望战争获胜能够巩固该州的奴隶制。1896年，北方老兵荷尔斯泰因（Charles L. Holstein）说道，在这场捍卫联邦统一的战争中，北方是绝对正确的，南部是绝对错误的。同年，因布尔溪战役而残疾的纽约老兵坦纳（James Tanner）告诉战友：“正如林肯所言，根除奴隶制的动机在于捍卫联邦统一。因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摧毁南部邦联。”因在内战初期，亲眼目睹奴隶主在追捕逃亡奴隶时所表现出的残暴与无人性，一些来自曼切斯特的老兵则坚信北方胜利的价值在于解放奴隶。北方老兵组织“大共和军”（The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主张加快实现民族和解的步伐，但其会员担心这种忽视个人英雄主义的去政治化和解不仅会使他们丢失男子气概（manhood），而且还会减少向政府争取更多抚恤金的可能。对此，很多会员表示，我们尊重南部老兵，但反对政府利用煽情主义主导的和解仪式。另一方面，南部老兵在为挑起内战的行为辩护时，通常避开缺少道义支持的奴隶制，转而强调内战对独立战争遗产的继承性。按照南部老兵的理解，美国内战是第二次反对暴政的独立战争。

鉴于此，与美国内战记忆史专家大卫·布莱特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阻碍南北老兵实现和解的根源并非奴隶制的存废，而是州权观念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到90年代中期，南北民众更易于接受民族和解思想，而非那些保存个体内战记忆与战俘营磨难的老兵。可见，内战虽结束三十余年，但老兵之间的怨恨与误解并未因时光而迅速消散，仅依靠老兵团体与政府组织的和解运动已无法解决其根本问题。因此，在老兵保守主义与民间和解主义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下，唯有通过一场海外战争才能打破僵局，以推动地区和解。如果说70年代是北方老兵主动向南部示好的时期，那么90年代则是南部老兵在实现集体记忆统一后，主动与北方重修旧好的时期。实际上，早在美西战争前，南部老兵就渴望利用一场海外冲突，来实现民族重聚。1891年，一位意大利人在新奥尔良被私刑处死 后，美国与意大利的关系遂变得紧张。一位佐治亚州的南部老兵写信向陆军部表示：“一旦与意大利交战，我立即组织一支连队入侵意大利，将星条旗插在圣彼得宫顶。”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发美西战争的过程中，大众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缅因号事件之前，利用民众对男子气概的痴迷，1897年5月15日，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刊登了一副温文尔雅的麦金莱总统和善地教育那位像淘气幼童的西班牙国王的漫画，借此讽刺联邦政府的优柔寡断与软弱无力。1898年2月，《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公布了西班牙大使羞辱麦金莱的信件。西班牙大使在信中讽刺道，美国总统竟然崇尚胆小懦弱。在老兵看来，这是对他们男子气概的否定。在缅因号事件后，大众媒体分别把古巴与美国描绘成阴柔娇小的女子与阳刚之气的男子，以唤起大众心中的英雄救美欲望。1898年4月，为刺激联邦政府对西班牙宣战，《纽约世界报》绘制了一副漫画。在画里，面对西班牙在美国后院的滥杀无辜，守在威力巨大火炮旁的山姆大叔竟然熟视无睹。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古巴（西班牙殖民地）的投资达5000万美元。据统计，每年双边贸易总金额约1亿美元。同时，为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美国已开始调整防卫政策。最终，在“黄色新闻报道”与向全球扩张渴望的刺激下，美国政府于1898年4月25日正式向西班牙宣战。

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拯救“少女”古巴

面对战争的临近，黑人却在参军问题上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黑人渴望通过战场厮杀以证明其男子气概与爱国精神。乐观者认为：“黑人不应因憎恨而无视目前所发生的。如果我们与他们并肩战斗，那么在硝烟散去后，我们与他们定能友好相处。”黑人报刊《爱荷华州围观者》（Iowa State Bystander）也指出：“父辈们曾为永固此国浴血奋战，献出生命，并将这笔宝贵的遗产传承给我们。如今，我们应成为真正的男汉子，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定能有所回报”。温和派领袖布克华盛顿也告诉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D. Long）：“只有参军才能赋予黑人追求自由与权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随着种族关系的不断恶化，黑人也对美国海外扩张保持警惕。1898年，在汉普顿学院的一次毕业典礼演说上，一位黑人表示：“自身难保的我们难道能帮助古巴和菲律宾摆脱西班牙殖民者的奴役？在南卡罗莱纳州湖上城，黑人邮政局长贝克被白人暴徒杀害。就此，黑人媒体控诉道：“如果缅因号已成为白人的流行词汇，那么邮政局长凶杀案则是我们的热门话题。”甚至连态度温和的黑人媒体也表示：当法外私刑与对暴徒的纵容成为一股可怕的暗流时，黑人只能站在远处窥视这场美国迈向帝国主义的远征。

在战争中，南部白人表现出了新的忠诚，赢得了北方对他们的敬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水兵沃思∙巴格利作为第一位美军阵亡者的消息转回国内时，白人媒体表现出渴望民族和解的愿望。《纽约论坛报》对此评论：“第一名为国捐躯者来自南部！从此，民族不再以南北划分。”《亚特兰大宪法报》宣布：“巴格利的鲜血订立了南北兄弟之间的新盟约，至此以阿波马托克斯为起点的和解进程达到巅峰。”还有人建议：“将分别为南北阵亡士兵设立的扫墓日合二为一。民族和解也反映在政府官职的任免上。前邦联军官泰勒与菲茨休∙李分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与驻哈瓦那领事。鉴于菲茨休是李将军的侄儿，一首民谣写道，他领导我们前往古巴，实现南北重聚之人也是他。约瑟夫∙惠勒也在战争中重新晋升为少将。对此，南部军人受到了鼓舞。爱德华∙亚历山大告诉惠勒：“你的服役维护了古老事业 的荣耀，这是一段值得南部军人珍惜的记忆。”戴维斯的遗孀瓦里纳也在一篇名为《团结如一，共同抗击外敌》的文章中，解释道，南部人永远是美国人，我们为国家利益可以与世界为敌。

《老兵》杂志的编辑坎宁安（Cunningham）建议：采用褐色作为美军作战服的标准色，放弃以蓝与灰的区分。战争爆发后，领导者约翰∙B.戈登（John B. Gordon）在一次集会上表示支持战争，希望南部青年们身披星条旗上疆场，并预言 “这场战争将使地区间的隔阂永远消失。”民族和解的魔力也感染了北方，底特律的媒体写道：“美西战争后，考古学协会将无法准确地标出梅森迪克逊线的位置。”北方艺术家们也积极响应战争的号召，音乐家们把敌对的战歌（“共和国战斗之歌”与“迪克逊之歌”）的曲调和歌词对调，进行“交换演奏”。民族和解的氛围也促使来自南北方的议员在战争拨款的议题上达成一致。来自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对来自马赛诸塞州的议员的“团结呼吁”做出回应，表示：“曾经失败的我们现在很荣幸再次成为美国公民，非常乐意与马萨诸塞州的兄弟们并肩战斗，看看谁最能为国家荣誉增光添彩。”

战后，为在缔结和约与兼并加勒比和太平洋领土的问题上得到南部的支持，麦金莱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游说，抛出了一套“通过对外战争愈合民族创伤”的措辞。在佐治亚州的立法院大厅，他高呼：“地区主义不再阻挡我们彼此的爱。内战的死难者体现出了美国式的英勇，本着兄弟友谊之情，联邦政府将担负维护邦联士兵墓穴的责任”。内战后，联邦政府只承担北部阵亡将士的安葬工作。在处理南部阵亡士兵的遗骸上，联邦政府不仅拒绝将他们与北方阵亡士兵葬在同一地点，而且还派士兵看守南部阵亡士兵的坟墓，禁止南部女性对其悼念。因此，南部的“死亡之业” 主要由南部民间团体来完成，比如 “女士纪念协会”（Ladies' Memorial Associations）与各类南部老兵组织。正是这种“士兵死亡”的不平等导致南部长期沉醉于由“失去事业”构成的“地区想象共同体”之中，很难从民族认同的层面融入 “美利坚”。经麦金莱的努力，1900年，128具南部士兵的遗骸被庄严地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1903年，联邦政府第一次举行了纪念南部阵亡士兵的扫墓活动。并在“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的支持下，联邦政府通过了维护南部士兵墓地的议案。1905年，联邦政府又将在内战期间所缴获的邦联军旗归还南部。可以说，正是利用美西战争这一契机，南北阵亡士兵在死亡意义和悼念仪式上实现了平等，使南部白人在心理上得到了慰藉。

遗憾的是，美西战争进一步削弱了黑人的历史地位，巩固了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中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在古巴的一些城镇里，美军黑人士兵的待遇还不如投降的西班牙守军，在战争期间被美国媒体丑化为野蛮黑猩猩的西班牙殖民军竟然和美国白人士兵实现了“种族和解”，宛如战友，共同镇压有色人种的反抗。罗斯福也在战后闭口不提黑人士兵的贡献，大众媒体只顾吹捧那支没有“黑色斑点”、由欧洲移民和少数印第安人组成的“狂野骑兵”的神勇。罗斯福甚至认为与低劣的黑人相比，在边疆地区与白人兵戎相见的印第安人是值得尊敬的，应给予其种族提升的资格。

美西战争后，南部加强了对联邦政府的认同，放弃了不庆祝独立日的做法，对于反对废奴的北方老兵而言，庆祝独立日是向联邦政府表达忠诚的最佳方式。这一变化意味着南部黑人利用公共节日塑造集体记忆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南北老兵重聚的趋势却进一步加强。南部历史研究机构开始关注地方史如何与国家历史衔接的问题，将各州文献整理成档案，譬如阿拉巴马州建立了第一个南部历史档案管理中心，随后其他州相继仿效。高效的档案管理是现代国家机器运转的前提。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的统一史观肇始于美西战争后，先前的美国史是支离破碎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决策层、参战军人、议员与大众媒体虽是利用美西战争推动民族和解的直接受益者。然而对于普通民众与内战老兵而言，这股“和解春风”不够强烈直接。如果说美西战争是民族和解进程的转折点，那么1913年在葛底斯堡的南北老兵重聚则是其高潮所在。

 二、民族和解内部拉力：

1913年内战纪念活动

1913年7月，北军老兵在葛底斯堡战场合影

探讨1913年老兵重聚活动前，须把南部白人女性与历史记忆的关系进行梳理。1910年以前，男性的战败使一部分社会管理权转移到了女性的手中，女性建构南部历史记忆的第一步便是组织扫墓与看护墓地。19世纪末，构建内战集体记忆大致完成，女性的政治作用不断下降，出现了从公共空间退回家庭的趋势，白人男性在女性的退却过程中慢慢夺回了社会控制权，恢复了父权家长制的权威。美西战争后，白人纪念组织已控制了公共舆论的导向。班克斯是佛罗里达大学的历史教授，他在课上告诉学生：“以史为鉴，分离运动有悖于国家利益，南部相对错误，北方相对正确。”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地方传统的拱卫，“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正式向校方控诉：该教师没有教授真实、无偏袒历史的资格，要求解雇他。最后，在州政府的的压力下，校方被迫以”历史观点不充分”为由，将这位教授赶走。由此可见，以非政治性身份的妇女为掩护，南部精英在20世纪初不仅控制了对内战记忆的书写，而且还严格审查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内战的内容和立场，对于巩固集体记忆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2年，“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在华盛顿召开第19次全国年会。会务组虽宣称举行会议是为了筹备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扫墓仪式。实质上，她们是想为“失去事业”正名。会址选择不仅出于民族和解的考虑，也是宣扬南部史观的一次尝试。其间，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到会献词。他明确指出：“奴隶制度不是引发战争的主因，州权主义才是导火线。历史学者不再因战争所带来的过错争论不休，北方将士是为了维护统一而战，南部将士也是为了捍卫独立与自治而战，所有的将士们都是为了永固自由之制度而战。”当地的一位新闻记者就此评价道：“失败的南部邦联旗帜在美国总统的头顶上飘动，这对联邦太过耻辱。南部妇女们入侵了华盛顿，她们实现了罗伯特∙李与叛军们从未实现的夙愿。”可以说，塔夫脱总统的演说不仅是南部内战史观民族化的开始，也为1913年7月4日的南北老兵重聚奠定其基调。

1913年7月，在政府免费提供住宿与交通的情况下，数量高达1.5万人的老兵队伍从四面八方相继涌入葛底斯堡镇。据当时的统计，来自加利福利亚州的老兵约100余人，其中1/10为邦联老兵，来自佛蒙特州的老兵高达669人，其中1/4为邦联老兵，除内华达州与怀俄明州外，其余各州均有老兵参加。按照双方昔日的军服颜色，举办方将活动名称定为蓝与灰的重聚，主题则为“民族和解”与“爱国主义”。纪念活动虽筹备得井然有序，但威尔逊总统起初并不愿出席，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来自政治环境与国会议员帕尔默的压力，我才被迫出席。”此外，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是内战结束以来，第一位民选上任的南部总统。因此，必须慎重对待这次非同寻常的南北老兵重聚，它旨在终结地区之间的所有争执与疏远。”时光倒流，48年前的11月，林肯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即将追随林肯足迹的威尔逊深信如果拒绝出席，南部人的抨击将随之而来。

对北方老兵而言，葛底斯堡镇是实现联邦统一的“圣城”麦加。葛底斯堡战役后，北方修建了第一座纪念内战的纪念碑。内战后，关于以此次战役为主题的纪念品与商业活动充斥着整个东北部地区。很多北方老兵在私下承认，就军事意义而言，里士满战役更为重要，但对激励士气而言，葛底斯堡战役则是第一场真正击败南部军队的战役。可以说，北方的内战集体记忆与“胜利事业”就是从这座小镇开始的。南部邦联的走向毁灭也是在这里决定的。因此，威尔逊的重要使命是如何将一座“胜利之城”变成实现民族和解的“麦加”。基于以上因素，他决定出席并发表演说。

此次聚会没有邀请南部黑人参加。新泽西州的白人老兵沃特•布雷克在旅行回忆录中写道：“宾州委员会只准许联邦军队的黑人老兵参加，遗忘了那些曾保卫南部事业的奴隶劳工。”此举在于防止昔日黑奴的出现勾起南部老兵们的痛苦回忆。然而，在重聚活动现场出现了黑人劳工，负责搭建“帐篷城”，分配营具与御寒毛毯。另外，“宾夕法利亚州组委会”对黑人老兵参会资格做了严格限制：必须加入“大共和军”，且获得光荣退伍证书者，从而限制了北方黑人老兵的参会数量。然而，黑人精英却无法接受这次葛底斯堡的重聚，黑人媒体《华盛顿蜜蜂报》评论道：“这是谁的相聚？是捍卫联邦、根除奴隶制勇士的团聚？还是那伙企图摧毁联邦，永固奴隶制的反叛者狂欢？尽管黑人抵制这场重聚，但微弱的抗议丝毫不能放缓民族和解的步伐。

7月4日早晨，在手持星条旗的北方老兵和挥动邦联旗的南部老兵的簇拥下，威尔逊总统步入会场。他站在台上，左手拿着讲稿，开门见山地谈道：“此地此时，论述战争的意义是不合时宜的”。接着，他使用神秘主义的修辞讲道：“意义在于和平、团结、英勇与民族的成熟与力量。和平是如此地有益，是如此地具有治愈性。不再是敌人的我们再一次紧紧拥抱。战斗已逝，忘记争执，牢记士兵们的勇气与奉献精神吧！大家伸出友谊之手，一笑泯恩仇。”从演说的措辞中，威尔逊总统突出了遗忘过去，展望未来的演说主线，呼吁年轻人重视内战的道德性，向权势、腐败与地方狭隘主义宣战，而非继续兄弟阋墙之争。他表示新时代应该有新主人，不必纠结于战场上的陈年旧事。为避开敏感的种族问题，在整篇演说稿中， “种族”两字仅出现一次。倘若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誉为一场高举种族平等思想重塑国家形象的“革命中的革命”，那么威尔逊的演说则体现出“去革命”的色彩。1913年的社会状况与1863年不同，民众渴望繁荣、次序与进步，威尔逊使用了进步主义话语以掩盖种族冲突的存在。这让林肯的“自由新生”观在48年后蜕变为继往开来的“正义和平”论。从此，白人渐渐忘却了“第二次美国革命”。

星条旗与邦联旗在葛底斯堡会聚（1913）

此次演说前，《华盛顿邮报》就认可威尔逊主导的民族和解，表示：“从此将不会再出现就分离主义和奴隶制的问题展开激励争论的场面了，那场战争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北方应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外，双方的民众无需再为奴隶制的道义问题苦恼。”几日后，《纽约时报》也遥相呼应，宣称：“国家的历史记忆变得均衡有序，不再混乱。”从此，内战的历史变成了一笔辉煌的民族遗产，战后重建则成为令白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对大多数白人老兵而言，以私人交谈、欣赏演奏与聚餐合影为主的四日无疑是一种跨越时空界限的个人体验。

活动期间，《纽约时报》聘请了前邦联将军朗斯特里特的遗孀海伦负责编辑葛底斯堡重聚活动的专题报道。海伦抓住这一契机，采取对话讨论的形式，宣扬南部邦联战败的宗教价值。作为一位南部女性的代表，她以一种巧妙隐蔽的表达方式为种族主义代言。在多篇纪念内战的文章中，她刻意强调南部女性遭受的种种苦难，以煽情笔调与受害者身份，试图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宣称下次纪念活动的主题为追忆和颂扬具有美德的南部女性。长期以公正公平、谨慎尽责、报道准确而自诩的《纽约时报》挑选海伦报道重聚专题的事实表明“失败事业”已在北方获得广泛的认可。由此可见，当“失去事业”发展到20世纪初时，战败不仅是南部获得“灵性胜利”的开始，也是上帝把担负“救赎美国”的重任交给南部的一种方式。代表独立思想的、属于纽约时报旗下的杂志《瞭望》也被重聚活动释放出来的和解热情所震撼。它一改客观冷静的写作风格，指出：“这实现了两种不同人权与自由观的调和；内战只是因南北方对自由观的不同解读所产生的矛盾而爆发，即州权主义与联邦主义之争。” 在深入分析奴隶制和州权的关系后，《瞭望》认为：“触发战争的奴隶制仅仅是州权主义的延伸。”从《瞭望》、《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姿态转变，可以看出在探索内战意义的过程中，黑人的经历已变得无足轻重。

巴尔的摩城市雕像：英勇的邦联女性  摄影/焦姣

1913年的重聚是对美西战争以来的“民族和解”在国内的巩固。老兵的拥抱和媒体态度的转变说明老兵的个体记忆对集体记忆塑造的重要性。对老兵而言，尽管个体只是大小不一的记忆碎片，但却可以利用重聚活动整合起来，而其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群也可以通过叙事途径分享老兵们的记忆。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人生叙述”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形式，例如，相关的文学、参战人员的回忆录、见证叙述、历史教科书均为“内战记忆”的重要载体。语义记忆需要有公共记忆场所，如博物馆、遗物、纪念日或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纪念碑和专题杂志。

在“语义记忆方面”，19世纪末，胜利的北方比失败的南部更为混乱与分散。第一，在受商业消费主义洗礼的北方城市中，民众选择在独立日酗酒、纵情狂欢。其庆祝仪式也呈现出去政治化，去庄重感的特征。第二，在中西部地区的历史纪念活动中，民众更乐于将地区历史纳入国家扩张的叙事中，将解放黑人的林肯转化为边疆开拓精神的化身。第三，随着海外移民在美国北方的激增，德国，意大利等移民往往把美国历史纪念日同母国传统、祖先祭拜相结合。第四，作为美国政治中心的东北部地区，民众的历史意识淡薄。1824年法国将军拉法耶特的美国之行才使他们意识到独立战争对于集体记忆的重要性。第五，在公共纪念场所的修建上，北方的纪念碑显得理性严谨，不张扬，缺少某种感染力。例如，设计师鲍尔在1876年建成的林肯纪念碑中，故意去掉了自由人与黑人士兵的形象。南部的纪念碑则非常注重与人文环境融为一体，以产生肃穆感和特有的代入感。南部采用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使雕塑的人物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90年代初在里士满郊区落成的李纪念碑，表现出了南部人克服战败，展望未来的意象。戴维斯纪念碑则采用古典主义的风格，以突出他为南部受难的形象。最后，具有“后记忆”（一种非个人经验性的记忆）性质的《同族人》、《豹斑点》等南部小说远比写实主义与库伯模式的北方文学更受推崇。

通过1913年的南北老兵相聚，白人对内战的记忆开始了从“共同记忆”到“分享记忆”的转变。从19世纪末开始，无论是在电影、唱片，文学与歌剧等方面，北方工业家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怀旧心态，纷纷在其产品上保留“老南部”的印迹，以提高销量和扩大市场。正是南部反对的大众消费主义、快速交通系统加速了南部历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全国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南部”。北方对南部文化魅力的迷恋，可追溯至《迪克西之歌》的创作上。谱词者从未游历过内战前的南部，歌词全是来自他对南部的间接了解与个人想象。这足以说明南部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三、民族和解的伤痕：黑人他者化形象的确立

内战后，《汤姆叔叔的小屋》为蓝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出现了微妙变化。此前，它主要用女性化的方式刻画温顺天真的黑奴，突出白人奴隶主对女奴的性暴力，以证明奴隶制的反文明性。19世纪80年代开始，编导在汤姆剧中越来越淡化奴隶的苦难。无论在叙事，吟诵，舞蹈方面，汤姆剧转而表现白人奴隶主的善良和人道。

面对汤姆剧的衰落，地区和解文学异军突起。1867年，北方老兵德福雷斯特（John Deforest）攥写了一部《分裂主义者Ravenal女士皈依联邦主义》小说，成为浪漫和解文学的开端。1881年后，他又相继创作出《血海深仇》（The Bloody Chasm）、《马里兰中心》（The Heart of Maryland）。三部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略有差异，但都意在突出忠诚南部事业的女性最后因北方情人或丈夫的影响下，放弃了偏狭思想。80年代的内战小说也充满了北方援建南部的商业和解主义色彩。例如，在小说《阿拉巴马》（Alabama）中，南部老兵的女儿爱上了一位来自北方的铁路公司代理人。约耳·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的小说则善于使用黑人方言，以突出黑人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分析他的小说影响北方人对南部黑人问题的认知时，北方游历作家（Julian ralph）写道，读了他小说后，我发现没有去过南部的北方人根本无法理解南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另一位游历家也指出，事实上，与北方人相比，南部人更能从本能上关爱黑人。他们更了解、更能适应黑人。[2]换言之，北方人废奴只是基于道德主义与经济利益。可见，一些北方作家与民众在80年代开始将黑人排除出昂格鲁撒克逊国家体系之外。不同于部分北方老兵对黑人的支持态度，战后成长起来的北方一代认为黑人问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坏。

80年代初，“南部山区文学”也开始在北部流行。在以福克斯（fox）为代表的山区文学派的笔下，南部山区人展示出南部种族的纯洁性与昂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继承性。在被建构成南部最天真与爱国的美国人后，这一文学意象成为推进民族和解进程的关键一环。80年代初，北方的铁路公司开始陆续修建通往南部山区的铁路。随着经济的好转，北方观察者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充满了好奇。通过实地走访，很多北方人相信这一地区的原始性有利于抵御海外移民所带来的混杂性。正如一位研究阿巴拉契亚文化的学者指出，南部山区居民具有某种经济与种族潜力。福斯特则写道，南部山区居民是这个国家的一笔辉煌宝藏。他们也是一支未被毒化的生命军，并可消除海外因素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可以说，南部山区形象使北方逐渐放弃对整个南部的偏见。

北方人对南部山区的迷恋并非偶然。首先，在北方人看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南部人在内战时期是支持联邦正义的。正如福斯特指出，山区的种族性与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以原始状态生活的南部山区人保持着一种种族独立性、对宗教的虔诚、对家庭的忠诚。在一些北方人的眼中，南部山区居民的道德品质远优于其他地区的南部人。早在重建时期，北方人就指出联邦主义力量存在于南部山区。其二，在一些北方作家看来，南部山区人从未牵扯奴隶制的罪恶。正如女作家戴维斯指出，南部山区的亲联邦政府态度主要源于当地居民对南部奴隶制的一无所知。哈佛大学地理学教授谢勒（Nathaniel Shaler）则指出，在殖民地时期，为摆脱奴隶贵族的压迫，极度贫困的白人被迫迁入南部山区，从而建立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正是远离制度堕落与地方主义的影响，南部山区人拒绝效忠蓄奴事业。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建构南部山区人远离黑人的意象，北方文化开始把黑人族群视为异类，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南部长期宣扬的昂格鲁撒克逊主义。因此，80年代初形成的纯美利坚主义成为南北实现和解的基础。

90年代初，社会性别角色的混乱威胁着北方的男子气概。南部的内战小说不仅成为了北方抵抗新女性运动的武器，也改变了北方对南部私刑泛滥的态度。一位北方编辑评论道，鉴于南部男性的骑士风格与对女性献殷情的传统，黑人的性攻击行为自然会引发南北男子的愤慨。到美西战争前夕，随着南北内战文学将黑人问题神秘化与抽象化，奴隶制问题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南北民众不再过多地关注它。有趣的是，美西战争的来临，北方老兵突然发现过去宣扬的南部妇女品质成为了实现美利坚爱国主义的最大障碍。有学者指出南部女性的视野总是局限在陈年往事与家庭事务上，使其易偏离爱国主义的路线。对此，为消除南部女性的地区偏狭思想与维持男权统治，南北老兵试图建立共享的男子气概观念。通过掀起竞技运动，赞美南部老兵的创业成就与1895年的芝加哥南部战俘纪念碑揭幕式，不仅使南北老兵之间的怨恨进一步消除。并且，相对于士兵勇气的抽象和解思想，南北老兵更加认可男子气概基于努力过程，而非是纠结于是非对错。美西战争后，弘扬内战士兵的英勇的小说《谢南多厄》在全国再次流行起来。一个评论家说道，爱国主义使规范性格角色远比地区主义的问题更为重要。然而上述小说思想对南部女性偏狭思想的冲击并不太大，北方人也未因此放弃对“失去事业”的警惕。南部出生的小说家威斯特利用“西部文学意象”割断了南部女性思想对南部男性的影响。在他的以西部荒野为背景的叙事中，勇敢的西部人都具有南部血统。不同于北方小说的爱情和解模式，威斯特小说的男主人翁则是用南部传统思想来征服受废奴主义思想洗礼的北方美女。并且，这些男人翁出走西部都是为了远离阴柔化的南部社会。正是这种对南部社会的有限批判，威斯特的小说备受北方读者的青睐。

然而也不能高估这些处于世纪之交的和解文学对民族重聚的影响力，一方面，内战小说家多为北方老兵。他们的写作思想基本是通过爱情与婚姻，来实现对南部妇女的征服。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无法接受南部男子气概观与忠诚于地区的和解思想。另一方面，南部的内战小说家则通过黑奴帮助奴隶主或北方伤兵捍卫种植园与南部女性贞洁的情节，以突出南部事业的正义与南部人的无辜。有趣的是，南北作者的思想冲突典型地反映在“威尔金斯订婚事件”上。威尔金斯是一位著名的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后代。因偶然邂逅，他与前南部邦联总统之女坠入爱河。当订婚的消息于1890年被公开后，这种情侣立即招致南北老兵的严厉批驳。老兵认为两者的结合太过于荒唐。在老兵的干预与男方经济状况的恶化下，威尔金斯与戴维斯之女分道扬镳。该事件不仅表明曾浴血奋战的老兵无法容忍小说中南北通婚的情节成为现实，并暗示出浪漫重聚文学对于推动民族和解是有限的。

直至戴维·格里菲斯解构了斯托夫人的创作要素后，使用当时动态无声电影技术，制作出了一部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以下简称诞生）的默片，才得以在文学艺术领域进一步形塑白人化的内战记忆。在影片制作过程中，狄克逊于1905年出版的小说《同族人》给格里菲斯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素材。在《同族人》中，狄克逊将人物勒格雷塑造成一位胆小、贪婪，在内战期间男扮女装逃离战场，在战后怂恿黑人娶白人女性为妻的北方投机客。同时，他还颠覆了斯托夫人小说中的乔治·哈里斯的形象，在小说里，哈里斯被送到哈佛大学深造，当博学多才的他鼓起勇气向洛厄尔的女儿求婚时，遭其父拒绝。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乔治·哈里斯四处流荡，就业处处碰壁，最后到了勒格雷工厂维持生计。相比以前过于煽情的南部内战小说，狄克逊巧妙地表达了一种更为理性的拥奴派思想，既自由劳动制度是一种变相的“薪水奴隶制”，相比南部的奴隶制，它无法给予人身自由的工人稳定的工作与居住条件。

在这部小说的基础上，格里菲斯的《诞生》进一步提升其思想高度。他向观众灌输了一种意识，即重建是一场灾难，黑人永远不可能平等地融合白人社会，三K党的暴力活动是维护正义的英勇行为。磅礴宏大的战争场面、充满悬念的剧情使它成为世界电影史的里程碑，并被誉为“好莱坞剧情长片的鼻祖”。同时，片中的重建叙事对内战记忆的建构影响颇大，观众对南部白人在重建时期所经历的苦难表示愤怒与恐惧，使他们赞同当文明、家族荣誉与女性贞洁岌岌可危时，南部白人只能选择三K党运动的方式来拯救自己和家园的行为。当出现本·卡梅隆抱着姐姐冰冷的身躯，用邦联国旗拭去她嘴边淡淡血迹的镜头时，弗罗拉的遇害也就上升到了基督殉道的精神层面。在影片中，因犯下强暴和逼死白人少女的罪行，古斯被三K党阉割处死。这组画面完成了把黑人在现实社会中“去势”的艺术效果。但电影未呈现古斯受刑时的痛楚，而将弗罗拉和伊丽丝的痛苦极为细致地展现给观众。在结尾时，当耶稣形象投射到了欢快的人群中时，一排字幕解释道，这是兄弟之爱对野蛮战争的胜利。那些手举火十字，身穿白色袍服者则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圣经上的死亡审判官，并给三K党赋予了神圣的宗教色彩。最终在幕布上，格里菲斯实现了不同于林肯与道格拉斯在1863年倡导的“国家新生”。

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电影海报

20世纪初，南部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在娱乐消费上更倾向于贵族高雅的歌剧院，对无声电影嗤之以鼻，甚至认为那只是贫穷者的低俗玩偶。此外，教会的抗议也使电影行业发展迟缓，很多牧师要求影院必须在礼拜天关门，同时还严格审查影片的内容。对此，格里菲斯和狄克逊首次把拍摄地从电影摄影棚转移到空旷的郊外，使用灯光手段突出电影人物的种族特征，他收买老板同意在歌剧院试映，又利用狄克逊与威尔逊的私交，成功地使该片登陆国会、白宫与最高法院。事实上，这部默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电影情节相对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内战与重建的历史。例如，影片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再现了林肯遇刺的福特戏院，从而加深了该片后半部虚构的真实感。精雕细刻的冲锋场面也展现了电影前所未有的节奏感和技术美感。在格里菲斯看来，观众能看清银幕上的微小细节才是其成功所在。因而在该片放映过程中，观众常常产生错觉，相信已逝去的历史正在通过默片完美震撼地重现。一位南部老兵甚至激动地做出冲到银幕前营救电影人物的举动。此外，部分地区在放映结束后，出现了不同程度针对黑人的种族暴力与私刑事件。

为反击南部白人发动的封存废奴记忆的“最后一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分支机构在很多城市分发抵制上映的传单，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试图迫使政府发出禁放令，抑或要求相关机构重新审查该片。少数黑人采取了某种奇怪的方式抗议：凡是出现白人被虐待的镜头时，坐在走廊上观看该片的勇敢黑人便拍手叫好，以发泄不满情绪。这种做法有时以生命为代价，在南部某剧院，情绪激动的白人便开枪射杀了一位敢于喝倒彩的年轻黑人男性。少数黑人并不满足于禁播或删减该片的诉求，1919年还针对性地制作了一部《民族的诞生》（The Birth of Race）的影片。

然而，黑人的抗议不能阻止该片在白人社会的追捧。虽然制片人与小说作者均是南部人，但北方白人却成为了最主要的观影群体。作为一部默片时代最轰动的影片，到1931年，票房收入为1800万美元。截至到1946年，观众数量超过2亿。这些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非裔美国人的抗议，既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一部破坏种族关系与诋毁黑人形象最恶劣的影视作品。在被黑人视为回归南部传统的威尔逊时代，狄克逊的小说与格里菲斯的默片进一步加剧种族偏见，并在北方人中引发一种对南部黑人、东欧移民迁徙北方的恐惧。正如杜波伊斯所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种族战争中，白人利用狄克逊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同时，《诞生》也开启了利用电影建构南部历史文化的时代。据统计，到1945年，通过模仿《诞生》的创作思想与艺术风格，美国电影制片公司一共发行了75部怀念老南部的影片。在1929年上映的《粗布与浪漫》中，导演向观众全方面展现了一个远离工业喧嚣的老南部社会。在1935年上档的《小上校》中，观众看到了作为南北爱情结晶的小女孩“小上校”与黑人女仆及其小孩开心嬉戏的场面。随着老南部风情在白人社会愈加风靡，受《诞生》的熏陶，米契尔女士将所有南部文学元素提炼与升华，最终于1936年出版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巨作《乱世佳人》。至此，黑人的自由解放记忆被完全封禁，直到民权运动时代。

《乱世佳人》/《飘》

综合“浪漫重聚文学”和“南方怀旧文学”的集大成者

四、关于美国内战记忆构建的思考

内战记忆的复杂性体现于黑人在这场战争中具有三种不同的身份：战争参与者（黑人士兵）、战争获利者（自由人）、战争受害者（南部黑奴与阵亡者）。这种身份特征与遭种族大屠杀的犹太人单一受害者的身份大相径庭，使美国白人不愿公开承认黑人的受害者身份与肯定对其内战的贡献，直至20世纪60年代。然而，双方握手言和的途径唯有对话性、谅解性的历史记忆。它是参与历史事件的双方在记忆问题上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产物。在建构这种记忆体系的第一阶段，参与者必须主动客观地将历史事件保存下来，奠定对话记忆（dialogic memory）基础，使另一方有可能加入到这段记忆中来。这种记忆是综合的，双向的。它不是从单一利益群体出发，而是将多方的记忆都纳入进来。第一，只有白人承认所发生的历史事实，黑人才能自由地将他们的经历讲述给公众。然而在关注重建“民族共同体”、煽动种族仇恨的战后几十年里，美国社会不可能调和出一种对话性的记忆模式。第二，内战记忆不只是参战白人和黑人的孤立记忆，也是隔代移情倾听者（empathic listener）的记忆——尽管移情的倾听者并未直接参战，但他们仍然感到自身在伦理上与这段记忆密切相关，并做出其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社会思潮的变迁。对南部白人而言，批判父辈的历史经历意味着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

在记忆认知上，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内战后，南部白人记忆主体分为“联邦主义者记忆”与“南部邦联记忆”。这两种记忆模式长期处于斗争中。然而，两者均意识到：“内战是记忆上的断点，是美好过去与痛苦现在的分水岭，内战的爆发导致他们失去了亲人、文化、特有的生活方式与南部的传统和威望。从某种意义而言，内战又是南部白人感知北方现代工业时间的零起点。黑人则认为要突出他们在记忆长河中的地位和论证其重要性，就必须强调记忆中的战前、战后与现今是紧密相联的，在时间轴上存在连续性。自由人的内战记忆主要来自父权思想与原始宗教观念主导下的，对林肯等北方领袖的个人崇拜。并且，在非裔美国人内部，不同的战争记忆所形成的张力也阻碍了他们形成能对抗南部白人的集体记忆。在南部白人记忆统一与民族和解思潮的双重冲击下，黑人的内战记忆更加支离破碎。可见，缺乏包容性与相似性的记忆主体导致黑白种族之间不存在对话的可能。

还有一点值得反思，因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血腥使美国政治精英并未全盘吸纳大革命思想。事实上，在独立战争后，美国的国家观大体来源于“文化共同体”，而非法国思想家大肆宣扬的平等、博爱的“政治共同体”。直至1863年，这种国家观才遭到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巨大冲击，尤其在激进的重建时期，还一度呈现以平等政治共同体取代血缘文化共同体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形态。尽管国内学者们已从许多角度分析过重建失败的主因，但却未能从全球横向对比的维度来考察。事实上，内战爆发前后，正值全球正处于民族国家形成的高峰期，如，1860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71年德国的统一，1871年意大利的统一，18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看来，虽然年轻的美国未背负像中国和欧洲那样数千年的历史负担，但是在这一时段中，与其他地区的民族革命和统一战争相比，美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内战与激进重建）范围和步伐似乎有些超前与空想。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南部“失去事业”与白人化的内战记忆也是对“政治运动文学化”的纠偏。这标志着美国从理想主义性质的多族群融合实验再次回归到以白人为社会核心单位的文化血缘共同体的重塑阶段。美国内战摧毁独立战争时期形成的“白人血缘文化共同体”，导致它的第二次塑形一直延迟至20世纪初的美西战争后。毋庸置疑的是，若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美国长期宣扬的例外主义是站不稳脚的，充其量只能证明美利坚文明在人类文明体系中最具有前瞻性与开创性，而不能把它理解为超越其他文明模式而独立存在的“山巅之城”。颇具讽刺的是，正是通过一向被学界长期否定的“南部救赎”与“失去事业”，美国才能以非战争手段处理其他地区必须以战争、杀戮或入侵形式才能解决的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难题。但这种类似“光荣革命”的变革实现却是以抹去黑人的战争记忆与剥夺其公民权为惨重代价的。试想没有这场内战，以美国人的开拓创新、契约宽容的精神品质，或许能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渐进赎买黑奴方案，不幸的是，残酷无情的战争使“和平改良方案”不再可能，白人族群对黑人的情感也变得更加复杂矛盾。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美国内战与激进重建仅是同时期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次“短暂出轨”。

从1896年到1915年，美国内战记忆的进程呈现了非常突出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实现民族和解上，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可逆转性；另一方面，在种族平等与进步问题上，它却呈现出分裂与阻碍性。在内战结束50周年之际，民族和解与白人至上主义两股思潮在记忆中实现合流。然而，无论其程度、地域与时间，这种扭曲的记忆胜利终究是暂时的。从1896年到1914年，黑人的命运已岌岌可危，在这样的亡史亡族紧要关头，或许只能像白人通过美西战争拯救民族和解那样，寄希望于另一场战争以避免他们的历史被遗忘的厄运。恰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7月28日爆发。然而，这也是对民族和解的巩固，只是黑人不再是巩固民族和解的唯一牺牲品。这场战争将黑人缓慢地纳入了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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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划：焦姣

编辑：张欣怡  焦姣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审：张勇安

 

美国史研究：America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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