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专论 | 刘黛军：疫、人共防：1900年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鼠疫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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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本文原载于《医疗社会史研究》2018年6月第1期，篇幅有限，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
疫、人共防：
1900年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鼠疫管控
文 刘黛军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1900年3月6日，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发现首例鼠疫病例，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以署长为中心，负责对此疫情实施管控。在管理总署与州、当地卫生局、商会、民间组织——中华总会馆的共同合作下，疫情最终于1905年得到控制。此次鼠疫防疫，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工作经验具有社会影响，它完善了当时管理总署的卫生防疫机制，奠定了美国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美国公共卫生署工作的基础，同时，天使岛的美国移民站也延续了管理总署的对华移民态度。
关键词
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 旧金山唐人街鼠疫 鼠疫管控
1900年3月6日，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位华人死于鼠疫，以此为开端，旧金山鼠疫暴发。面对此次瘟疫，美国卫生部门及时推行各类疾病防疫措施，包括对唐人街实行隔离、消毒，对到港船只实施海港检疫。参与瘟疫防控的人员与部门有总统、财政部、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U.S. Marine Hospital Service)、天使岛联邦卫生检疫站、旧金山市当地卫生官员等，其中，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及其下属部门是最直接的参与机构。这场鼠疫最终于1905年宣告结束，此次疫情的传播范围仅限于加利福尼亚州，没有扩散到其他地区。
对于这场发生于20世纪初美国旧金山的鼠疫，国内外学术界均有研究，但学者们研究的深度与角度各不相同。国内研究主要以当时旧金山华人的视角，探讨他们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认为华人不应该成为被监控的对象，所谓因华人而起的“鼠疫”，实际上是在“排华”背景下，美国社会借由歧视华人的表现。也有研究涉及当时遭受歧视的华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关研究，如海巴子的《华人之灾：百年前“鼠疫”编织的美国式谎言》以种族歧视的视角，描述了当时旧金山市民出于对疾病的恐慌，对华人实施了不公正的疾病防控措施。高伟浓、何美英的《旧金山唐人街鼠疫事件及其种族歧视性质》，利用1900年旧金山华文报纸《中西日报》的报道与评论，重现了“排华”背景下美国当局以此次鼠疫为契机，对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的歧视与排挤。何美英的《二十世纪之初旧金山唐人街“鼠疫事件”与华侨权益》以华侨权益为视角研究此次鼠疫事件，主要探讨了鼠疫背后的种族歧视与华侨权益问题。面对美国对华的强制防疫措施，华侨最终利用法律维护了自己的权益。鼠疫事件增强了他们的归化意识。
国外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也有学者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探讨此次鼠疫，但他们是将种族问题作为分析历史上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一个因素。马克·M.斯库比克的《公共卫生政治与1900—1904年的旧金山鼠疫》，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探讨在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鼠疫期间，商业公司与卫生官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对此次鼠疫的管控也牵扯到加州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加深了卫生保健危机，使官员很难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式。玛里琳·蔡斯的《巴巴里瘟疫：维多利亚时代旧金山的黑死病》一书，描述了分别发生在1900—1904年与1907—1908年的两场旧金山鼠疫，勾画了一个有关疾病、新科技、政治骗局和种族歧视的故事。对于1900年的这场鼠疫，她阐述了在种族多样化、社会分层明显的背景下，卫生部门应对鼠疫的方法离不开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查尔斯·麦克莱恩的《医学、种族和美国的法律：1900年鼠疫暴发》从司法的视角，关注亚裔人在鼠疫暴发时遭遇的不公正对待。
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公共卫生问题时，也涉及此次旧金山的鼠疫。延·沙的《传染性的内讧：三藩市唐人街的流行病与种族问题》的研究重点在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他认为在这一个世纪中，公共卫生机构对鼠疫、天花等疾病采取的防治措施，实际上充斥着种族偏见。中国人面对“公共卫生”，既没有得到“公共”的对待也没有享受“卫生”的措施。19世纪末期，中国人被视为白人的威胁，得不到相等的卫生医疗。直到20世纪后，加入美国籍的华人才得以在公共卫生方面得到相对平等的对待。伊丽莎白·安德森的《1900—1976年，瘟疫在美国大陆》介绍了此时间段全美鼠疫的历史，她利用历史数据，总结、分析了1900—1975年、1976年全国每年患鼠疫的人数总量、各州的患病人数等。她的目的是提醒读者，威胁人类健康的瘟疫仍然存在，公共卫生工作者需要对严峻的疾病状况给予足够的重视。
学者们的各项研究，不管选取怎样的论述立场与角度，有关此次鼠疫，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总是管控的行为主体。但就目前所见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少有从管理总署的视角展现美国政府应对鼠疫的举措。因此，本文通过解读美国《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1900年刊登的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与天使岛卫生检疫站官员的通信信件，尝试考察当时美国行政机构对鼠疫的应对、探究美国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合作与矛盾，展现历史上美国国家医疗机构面对流行病所采取的措施，进而揭示这些措施背后复杂纠葛的因素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 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设立与发展
1798年7月16日，美国国会颁布法令，授权正式成立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按此法令，总统有权推荐、任命医学官员在美国的港口和城市为病人与商船上的患病海员提供护理与救助，并且在必要时候为患者建设医院。根据该法令，美国在弗吉尼亚州建立了第一所海军医院。1878年，经国会授权，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成为美国联邦卫生署(Federal Health Service)的一部分。1890年3月27日，国会再次颁布法令，确定了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为“防止疾病传播”的联邦卫生机构。1893年，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权力得到扩展，它可以与州和地方卫生机构共同防治传染病。1902年，国会通过法案决定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扩展为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Public Health and Marine Hospital Service)。
同时，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这种隶属关系具有历史渊源。早在1798年法令出台之前，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财政部向美国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按月收取20美分的税费，这些税费用于为医院与其他机构中的病人、患病海员提供临时救助和生活补助。同时，财政部为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提供行政费用，并负责卫生检疫和对商船征税等工作。1798年法令颁布后，尽管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医生掌握总署的管理权，但总署的建设和维护等费用是由国会募集、财政部拨款。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财政部的这种隶属关系，直到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时期仍然如此。
1893年《美国卫生检疫法令》规定了财政部的具体行政措施：“在财政部长的指导下，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Surgeon General)与州、市卫生局合作，共同实施市卫生局与财政部的条令，防止传染病从国外传入。”财政部部长与署长的工作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财政部部长指导实施法令，管理总署署长接受指导后负责具体工作。作为财政部的下属机构，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工作还受美国总统的领导。总统听取国会的意见并得到其认可后，任命管理总署署长。财政部部长1890年3月27日的公告阐述了其管理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总统授权、指导财政部部长公布法令，以及财政部部长指导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为法令进行准备工作。
总统重视国家的健康卫生问题具有历史性与合法性。根据1893年《美国卫生检疫法令》，当总统认为美国已然受到国外霍乱或是传染病的威胁时，他有权采取相应的卫生检疫措施并有权阻止疑似船只进入。同时，总统具有自由裁决权，他有权选派政府官员在任何国外港口与领事馆任职，并且委任官员负责监督健康卫生法令；如果联邦或市政人员拒绝实施财政部所执行的法令，总统会判定他们的行为，并强迫实施法令。后来，1894年的卫生检疫法修订案也明确规定，“为了保证国家公共税收与健康卫生法令的实施，总统有权设置合适场所对进港船只的货物与人员实施卫生检疫。”
因此，面对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鼠疫，1900年5月21日，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沃尔特·怀曼(Walter Wyman)曾对公众做出回应，“根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部长参考1890年3月27日的国会法令做出公告。首先，只要美国任何地方发生了瘟疫，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海洋医院管理总署都有权禁止出售或捐赠疑似患病港口的船只。其次，普通船只不能接收来自瘟疫地区或其他有传染病地区的人，也不能与这些人签署协议。即便他们或许得到了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的批准，但只要有瘟疫的风险，公共交通承运者就不可能接收它们。最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应指导、委任交通运输公司进行工作。”
由是，在1902年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成为“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之前，即旧金山唐人街1900年暴发鼠疫时，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作为个体和财政部的分支，其工作受财政部与总统的指导和安排。
二 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对1900年鼠疫的应对
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管理总署署长主要负责防疫工作，具体工作以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其下属机构天使岛联邦卫生检疫站为中心，同时，财政部、总统、州、当地卫生局、当地卫生官员、中华总会馆等人员、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对疫情实施管控。
1900年3月6日，在旧金山发现疑似鼠疫病例后，出于对鼠疫的恐惧，旧金山的法医立即将疫情上报给当地卫生官员。3月7日，旧金山市卫生局召开会议，请旧金山天使岛联邦卫生检疫站官员约瑟夫·金永(Joseph Kinyoun)医生检验死亡案例。身处华盛顿的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怀曼听闻当日旧金山媒体的报道——助理法医弗兰克·P.威尔逊(Frank P. Wilson)认为死者极有可能死于鼠疫，对此疫情非常重视，他积极协调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各机构、个人之间的工作联系，确保维持旧金山的药物供给。3月8日，怀曼通过电报向负责旧金山海军医院(San Francisco Marine Hospital)的詹姆斯·M.加萨韦(James M. Gassaway)医生询问疫情，称“旧金山现在已有200瓶，即2000剂量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 Serum)，我再运给你300瓶。另外，我会运给你1950剂量的哈夫金疫苗(Halffkine prophylatic)。两天后，管理总署会再送13000剂量的疫苗。自此以后，我们每周给你送来10000剂量的疫苗。”5月15日，他与金永通信，表示足量的哈夫金疫苗第二天便可运到。5月17日，他指示金永推荐并训练优秀的助手来检查疫情。他支持金永与州卫生局合作，并与附近城镇保持联系，并对这些城镇实施卫生检疫。
在应对鼠疫过程中，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天使岛卫生检疫站有密切的工作往来，怀曼与金永之间频繁的电报交流便证明了这一点。双方共同协商、应对此次鼠疫。如1900年3月27日，金永向怀曼请示“何时可以将便携的硫黄熔炉送抵旧金山?我们将用它对下水道消毒。”1900年5月17日，怀曼建议金永“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去参观斯科托顿市(Stockton)，或者其他的地方……我们会给你配备优秀的下属”。在官方正式公布鼠疫疫情后，金永曾询问怀曼是否以1890年的法令为根据，对离开州或港口的货船、乘客进行卫生健康检查。另外，金永定期向身处华盛顿的怀曼报告旧金山疫情：出现几例疑似病例、确诊几例、死者的死亡时间与地点等。电报内容也反映了他们之间对问题的商议。管理总署署长怀曼在征求金永的建议后，继而慎重做出决定。1900年5月26日，怀曼曾向金永说明日本当局反对美国社会限制日本人在美国境内旅行的做法，他问金永：“你是否同意日本当局的意见?如果你认为可以在不限制他们行动的情况下保证旧金山市的卫生安全，我们就马上解除对日本人的限制。”6月3日，怀曼也询问金永是否有必要购买硫黄进行消毒。
在疾病防疫过程中，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还十分注重对鼠疫感染者进行隔离医治。管理总署在唐人街内建立隔离医院(pest house)，将疑似鼠疫患者转移到隔离医院之中。同时，金永十分重视天使岛建设“疾病检查营”的计划。而检查营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1900年6月4日，他向怀曼报告，“听说陆军部部长(Secretary of War)要在天使岛建设检查营，我建议，我们马上准备好资金，以使管理总署可以负责检查营的工作。……我尝试将洛克传教士布道站(Mission Rock)的仓库用作检查营地，这些仓库式房屋可以安置所需要的1500个检查设备。”检查营建成后，由海军医院管理总署负责，金永又向怀曼申请“为洛克传教士布道站寻找一个工作积极、经验丰富的管家。”
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除独立工作外，也积极与州、当地（市）卫生局等各级政府官员合作。3月7日，旧金山的卫生官员用警戒线隔离唐人街。即便3月9日旧金山市暂停卫生检疫工作，城市的每个出口也安排值班人员，他们检查要乘坐火车或是轮船离开旧金山的中国人，有鼠疫症状的人将被禁止离开。当地卫生局的检查员会挨家挨户检查卫生健康情况，他们用硫黄和二氯化物清洁下水道和建筑物。即便如此，疾病感染情况也没有好转，疑似病例接连出现。5月13日，金永向怀曼报告，“经检查，出现两例疑似鼠疫。”5月15日这两例病情便得到了确定。至5月20日，旧金山共有9人死于鼠疫。
为使总统重视旧金山的鼠疫疫情，怀曼在5月21日给财政部部长霍恩·乔治·埃文斯(Hon. George Evans)的信中，以备忘录的形式汇总鼠疫疫情，他恳请霍恩把备忘录转交给总统。5月21日，备忘录由财政部秘书L.J.盖奇(L. J. Gage)转交给麦金莱总统。当天，怀曼所上报的疫情便得到了总统的认可，麦金莱授权财政部长下达指令，即若没有海军医院的免疫证书，船只、火车等运输工具将禁止进入旧金山。在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指导下，卫生检疫站的医生及时检验疾病。鼠疫初期，卫生检疫站的官员金永曾通过为动物接种患病样本的方法检验病因，检验病因的工作贯穿于鼠疫始终。卫生检疫站官员也负责检查到港船只的卫生状况，并向通过检查的船只颁发证书。此类规定见1893年《美国卫生检疫法令》：“没有卫生检疫站官员的证书，船只不可在指定港口卸货，船上乘客也不可登岸”，对来自有疾病存在港口的船只，法令也规定：“货物必须经由检疫官员的检查，检查通过、授予健康证书后才可以入港，检查时间为三十天。”
1900年5月17日，金永医生向怀曼报告了旧金山市卫生局希望独自承担对华人实施鼠疫防疫工作的想法，并说明旧金山市卫生局具备这项工作的资金支持。因此，根据旧金山市卫生局的建议，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在此后的疫情防疫中主要负责城市外沿的保护工作，例如对到港船只实施卫生检疫。工作中，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总署的工作人员仅对当地卫生局的工作提出建议，并不代其做出决定，比如金永曾建议市卫生局不要坚持对中国人接种疫苗。市卫生局直接负责指导具体的卫生防疫工作，他们安排检察员与防护人员控制疫病；检察员们负责换门挨户地检查旧金山唐人街，并用化学药品清洁下水道和建筑物。
在旧金山市，当地卫生防疫官员及民间组织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鼠疫刚刚开始时，市卫生局也在城市的每个铁路口与轮船渡口安置防护人员，他们检查每一位想要离开旧金山的华人，如果发现疑似病例，这些疑似患者便会被留下。在检查与接种疫苗的过程中，旧金山华人一直持抵触态度，因此怀曼建议金永要“老练、谨慎地为华人接种霍乱菌苗。疫苗的接种要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为找到适合华人的治疗方案，市卫生局曾与商会、中华总会馆(Chinese Six Companies)的代表召开会议。鼠疫暴发的初期，中华总会馆已经意识到很有必要在唐人街建设属于华人自己的健康卫生体系。于是，他们在1900年资助成立了“东华(TungWah)药房”。这个药房坐落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大街828号，配备有中、西医。东华药房后来成为近代旧金山市华人医院的领先者。
尽管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州、当地（市）的各级卫生部门一直在防治疫情，但时至1900年10月，仍出现了3起鼠疫事件。受疫情感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旧金山市12个街区中有9个也都出现疫情，而且同一处地点经常会在不同时间感染鼠疫。金永对疫情的扩散十分担忧，因为时至秋季，一部分华人会从阿拉斯加返回旧金山。而大部分华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居民，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卫生得不到保证，那时鼠疫的传播程度会比夏天更严重。
三 防“疫”抑或防“人”：中日两国移民与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互动
面对唐人街暴发的鼠疫，从应对病情的角度，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天使岛卫生检疫站、旧金山市卫生局等官方机构采取了积极的防治工作，防止病情规模的扩大；而以此次疫情中接受管理总署管控的对象的角度思考，似乎存在对于亚裔群体的种族偏见态度。
管理总署不仅对华人进行隔离、治疗，对日本移民也实施卫生防疫。有趣的是，旧金山中日两国移民在面对此类卫生检查时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当地华人始终抵触接受检查，他们抵制白人，隐瞒发病患者的实情。当卫生官员即将检查唐人街卫生状况时，街上所有的房子都关闭，因此白人官员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华人的房间。另外，当地华人拒绝接受种痘，而不种痘，他们也不可能获得离港许可证，因此华人与卫生官之间的矛盾愈加升级。日本移民的态度相对温和，在接种疫苗方面，怀曼曾在其5月21日的“备忘录”中记明：“5月20日，日本人开始接受接种哈夫金疫苗，但中国人仍然拒绝。”到5月21日，又有250多名日裔居民接种了疫苗。
日本政府曾对管理总署的行为提出异议，因为一部分日本移民并不居住在唐人街，这些人与华人并无关联。他们认为对当地日本移民进行疾病防疫、限制日本移民旅行是不合理的做法。但金永否定了日本官员的看法，他坚持“如果日本人不接受接种疫苗的原因是来自未暴发疫病的地区，那么中国人也会要求制定同样的规定。”这样，接种疫苗的工作将无法进行。
华人反对管理总署防疫工作的强烈态度是有原因的。相对日本移民，当时华人在美国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对华人有强烈的歧视态度。70年代，在美华人更被认为是“社会的道德、政治诅咒。”1882年《排华法案》、1884年宪法修正案，均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排华情绪。因此，华人对于“人权”极为敏感，对美国官方的措施会保有很大的警惕性。事实上这种警惕性并非无中生有，已有法官对鼠疫期间旧金山市卫生局、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防疫工作提出异议，他们要求停止防疫工作，因为这是对亚洲人的“区别对待”，体现了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
此外，金永曾向怀曼报告，当地华人相信“生病的人会被送到另外的城市”，离家的担忧是他们拒绝接受卫生检查的另一原因。华人不愿与自己生病的亲友分离，只要不接受卫生检查，官员便不会发现隐瞒的病例。另外，华人也担心自己会因与患者接触而受到歧视。这些华人根植在旧金山唐人街，因疫病而离开城市，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未知。
而中华总会馆的支持是华人拒绝接受卫生检查的精神支柱。1900年5月24日，中华总会馆馆长曾代表当地华人提出质疑，反对旧金山市卫生局、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进行卫生检查。对此，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署长怀曼做出回应：“我们与华人群体之间没有摩擦，我们与当地卫生局共同工作、谨慎思考，我们相信终有好的结果。”实际上，单就控制鼠疫方面，中国旧金山总领事、中华总会馆、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旧金山市卫生局之间没有冲突，各个机构之间更多的是协同合作，共同应对暴发的鼠疫。中国旧金山总领事曾“同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中国人接受美国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指导与采取的措施。”
且不论是否如当时华人所担心的那样，在种族歧视的社会氛围中，疾病防疫措施本身意味着歧视，仅从管理总署先入为主地认为日本人也是患病主体的这一做法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亚裔移民的歧视与偏见。当然，从患病风险的角度而言，这种“统一对待”并非无中生有。在鼠疫暴发的前一年，也就是1899年，日本的日本丸号(Nippon Maru)船曾搭载32名日本乘客和106名中国乘客抵达旧金山，当时的船上便发现了感染传染病的两国移民。后来，经金永指导，日本丸号到达天使岛卫生检疫站，船上的乘客接受了为期14天的卫生检疫。因此在旧金山唐人街暴发鼠疫后，尽管患病的是当地华人，但借鉴历史经验，美国社会对中、日移民都加以防疫。
而这种将中、日两国移民视为“相似”群体的态度，也与两国移民相似的生存境况有密切关联。在对外来船只的海港检疫中，美国的卫生检疫官员把乘客分为“头等舱乘客（一等舱、二等舱）、欧洲下等舱乘客、亚洲（其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必须分开）乘客”三个级别。不同级别的乘客接受的检疫环节也不同。尽管表面上这是将乘客所处的不同环境与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大小相互关联（通常中日两国人处在环境相对恶劣的舱室），但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于种族的歧视态度。
四 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管控旧金山唐人街鼠疫的社会影响
历时四年的美国旧金山鼠疫最终在1905年宣告结束。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积极与相关各级机构和人员协调，适时调整自己的工作，这对当时及之后的美国社会都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鼠疫的管控，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卫生防疫机制得到完善。以不同时期国会颁布的卫生检疫法令及其修订案为依托，管理总署与政府各个行政机构合作，工作系统有序，合作形式高效。面对疫情，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实施积极的防控措施，包括烟熏、消毒离港船只和检查边境来往人员。同时，在管理总署与州、地方官员的合作中，联邦官员也参与对到港船只及人员的检查、隔离与消毒工作。另外，自1900年起，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规定每年制定年度报告，1900年旧金山鼠疫中的50个案例就被写在了署长1901年的年度报告中。
同时，作为美国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前身，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针对此次疫情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为后来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02年，国会通过法案，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名字正式变更为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Public Health and Marine Hospital Service),从此之后，这一卫生服务机构确定了自己在防控流行病传播方面的作用。同时，为了更好地防控疫病传播，国会授权管理总署建立卫生实验室。至1921年，实验室配备了最完善的病理学、动物学、药理学、细菌学、化学、生理学等实验设备，配有119名工作人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团体之一。”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之前的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相同，仍然隶属于财政部，它同样接受署长的直接管理，署长下发的规定也仍需经由财政部部长批准。同时，在《美国卫生检疫法令》的规范下，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各州及当地各部门的关系是“合作并实施积极的帮助，共同防控流行病，起草法案，调查卫生状况，并在农村地区防治疟疾。”而这些方面，与之前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时期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的工作就是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工作的延续与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对1900年旧金山鼠疫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地亚裔尤其是华人移民歧视的表现，而这种歧视也延续到后来美国天使岛移民站的对华移民态度中。有资料证实，“美国政府建于1891年的卫生检疫站与建于1910年的移民站，同为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891年至1902年，公共卫生署的前身即为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所以1910年建设的移民站的对华歧视，可视为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对华人态度的延续。
实际上，美国政府1891年建设卫生检疫站的初衷是用以防御1888年8月香港暴发的天花疫情。当时经美国国会授权，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最终在1891年建设完成天使岛联邦卫生检疫站。同时，该卫生检疫站接受的首个检疫对象是中国船只上的天花患者。卫生检疫中特定的医学护理与隔离措施，尤其体现了对华移民的歧视。比如不同等级的船舱有不同的检疫标准：头等舱乘客（主要是高加索人）不需要到天使岛进行卫生检疫，他们接受的检查相对简单，仅仅是用烟熏衣服或通过二氧化硫对个人财物消毒。相比之下，下等舱的乘客——以中日两国移民为主，需要去天使岛接受为期14天的卫生检疫。
由是，1910年天使岛建设的美国移民站继承了这种对中、日亚裔移民的歧视，尤其以中国移民为甚。有数据指出，“到1920年，移民站接受了20000名日本移民，而1910年到1940年，有175000位中国移民进人天使岛移民站。”在美国公共卫生署医学官员的指导下，移民站工作人员对到达移民进行卫生检查，移民站的医生也会在卫生检疫站官员的协助下对入港船只进行卫生检查。如果发现患病乘客，医学官员就会把他们安置在移民站的医院中，留待资深医生诊断。移民站的生活十分辛苦，移民自称生活在“木笼”中。白人同其他移民分开，日本人、其他亚裔人又同中国人分开，“华人在拘留营内成为三等移民。”可以说，之前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下的卫生检疫站表现出的对华歧视，延续到了天使岛移民站，成为天使岛移民站对华态度的铺垫。
余论
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隶属于美国财政部，它的行为受财政部的规范。在1902年总署扩展为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管理总署前，海军医院管理总署负责承担美国公共卫生健康工作。在1900年怀曼与金永的通信信件中，我们看到海军医院管理总署面对疫情时的恐慌、采取急迫的防疫工作。而防疫过程中的种族歧视问题，除从管理总署对日移民进行防疫的原因方面考察，还有其他的表现加以佐证，如鼠疫期间发生的各类司法案件与种族问题的关联。
此外，我们主要关注美国官方机构应对本次鼠疫的措施，如海军医院管理总署总领鼠疫的防疫工作，它的附属机构——天使岛联邦卫生检疫站，负责在旧金山市内建立隔离病院，而当地的卫生部门旧金山卫生局负责旧金山本市的卫生检查工作。而实际上，民间机构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华总会馆。在此次防疫中，它不仅组织唐人街的华人群体改善唐人街的卫生状况、尽快摆脱鼠疫的困扰，总会馆更是当时社会华人群体利益的捍卫者。有研究表明，正是在中华总会馆的帮助下，华人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了自身的权利，最终废除了带有歧视性质的卫生防疫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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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上海大学团队
编辑：王聪 责任编辑：焦姣
编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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