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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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本文由《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一书作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张杨教授授权本公众号推送，特致谢忱！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
书名：《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
作者：张杨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作者简介
张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现当代史、冷战史和美国史。2008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2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得并承担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项目、优秀青年团队项目等多个国家级、省级和校级课题项目。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世界现当代史”、“冷战史”、“文化冷战史”、“中美关系史”、“世界文明史”等专业课程。对外交流方面，曾赴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美关系逆转与美国中国学界的“大清洗”
一 对华政策大讨论与美亚案
二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舆论共识”的形成
三 麦卡锡主义阴影下美国中国学界的分裂
四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远东研究的衰落
第二章 知己知彼：学术研究的萎缩与资政研究的勃兴
一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担忧
二 第一波高潮：走向资政目标的中国研究机构建制
三 第二波高潮：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联邦资助下的机构建制
四 美国官方引导下的中国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第三章 中美尖锐对峙时期学院派中国学的曲折发展
一 “中国比苏联更具威胁”界定下的中美关系
二 边界模糊：中国学的“任务”导向研究与学术研究
三 学术论争：政治透镜下的学界生态
四 政治分野：“院外援华团”与“红色中国院外集团”
第四章 中美冷战对峙与战后亚洲中国学的创生
一 冷战需求：从“敌情研究”到“资政研究”
二 费正清：学术关切与责任意识
三 亚洲中国学：研究议程设置和学科思想传递
四 亚洲中国学发展中的本土因素
第五章 回归理性：中美关系转折期的中国学
一 大气候的转变与政策调整压力的增强
二 学术共同体的立场转变：从学术精英到学术团体
三 中国学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途径和方式
四 艰难的调头：学术压力集团与“院外援华团”的最后博弈
第六章 战后美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嬗变
一 专业还是公众：学术共同体的永恒争议
二 精英知识分子：国家观念、学术伦理与个人选择
三 若即若离：官方与学术界关系的嬗变
结语
内容简介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冷战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效应，特别是冷战影响下“政治与知识”（官智）互动关系的研究日益引发关注。中美关系是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冷战前期双方处于尖锐对峙状态，美国一度视中国为“比苏联更具威胁”的敌人，这一夸大了的“中国威胁”形象反过来强化了美国对华敌对与遏制政策。在中美对峙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因应“冷战需求”迅速繁荣与发展，并以一种特殊方式介入到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各个环节。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实态清晰揭示出学术研究发挥的不可替代的“资政”作用，政治资金和政治运作对学术的反作用力，以及政治与学术不断交互而产生的张力。除此以外，“冷战共识”压力下中国学专家个人的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价值尺度乃至命运沉浮，亦是本书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本书尝试思考并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冷战需求”与美国中国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二，美国的中国学，广而言之，美国区域研究的动力源和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区域研究是否沦为美国冷战的辅助工具？其三，中美冷战对峙时期美国中国学学者的徘徊与选择。其四，如何评价中国学对美国冷战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
战后二十年间，美国联邦资助区域研究有着充分的政策支撑和立法保障。在冷战国家安全体制下，美国政府深度介入各高校区域研究中心的创建和运行中，相关实例不胜枚举。即使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官智关系的重大倒退后，到70年代末，联邦政府仍旧为全美80个区域研究中心提供近10％的运行经费，这并不包括联邦提供的诸如教学津贴、论文研究补助或教师海外考察等经费。这些不过是联邦资助中公开的公共经费部分。那些秘而不宣的项目合同、个人资助计划和通过私人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很难有完全的数字统计。
从中国学的发展脉络来看，中美冷战对峙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发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如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述，由冷战对抗所导致的官方介入，使中国学获得了创生和发展的良机。虽然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中国学曾受到重创，但很快美国公共和私人资金潮涌般进入区域研究领域，中国学亦受益于此。并且，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国关注的增强，中国学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在政府资助下，仅1960年一年，就有20所美国大学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相关资助亦不可胜数。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规模优势、跨学科的组织模式和极活跃的学术交流活动，美国中国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得以奠基。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副主任林德贝克在一份1964年的报告中总结说：“美国在（中国学） 领域投入巨大，比较而言，美国已经取得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的进展。”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也在一份关于亚洲研究的报告中说：“美国关于远东研究的学术团队在世界上无可匹敌。”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拥有较之欧洲国家中国学界数量更为庞大的学术队伍，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资源、研究资源和学术发布渠道，也产生了更多更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厘定了西方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想和范式，并对东西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需求影响下的美国中国学亦有着很大的弊端。在中国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由于学者个人的政治差异，学术问题不可避免地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一起，有时还成为政治运作的工具。本书第三章对分属于“院外援华团” 和被前者定性为“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两类中国学专家的学术和政治轨迹进行了剖析。这是分析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极好个案，充分说明冷战和中美对抗极大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削弱了中国学专家的理性、客观性和批判性。事实上，区域研究的产生归根结蒂源于美国学者学术视野和研究兴趣的扩展，源于社会科学发展带来的跨学科的研究冲动，源于其时占据主导的科学主义思潮。并且，即便是在“冷战共识” 时期，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始终坚持学术性追求。只不过，官智密切合作、行政机构介入区域研究是其时更为显性的现象，在当时的国家安全体制下，知道内情的人亦认为理所应当。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亚瑟王事件”导致的官智关系的大曝光，美国学术界才真正进行反思。
战后美国影响力的扩张是全方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区域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美国力量投射的责任。毋庸置疑，传统汉学研究的重镇在欧洲，传统汉学强调语言的学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考据，以及中国文学的解读。而美国的中国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特别关注政治走向、社会危机、制度变革等问题，也因此需要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战后到1960年，美国中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了知识向外输出的过程，中国学亦成为美国影响力扩张的重要工具。本书第四章以亚洲基金会和费正清的活动为个案，探讨了战后美国异常主动地对亚洲学术研究进程施加影响的历史，以及亚洲各地区的回应。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资金介入和教职人员的单向流动，阻滞了知识的正常流播，助益于美国中国学世界影响力的增强。
本书第五章对“中国学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了解析。概括来说，包括学术本身的知识传播功能、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功能、学者组织并参与二轨会议或一轨半会议、担任政府和私人基金会顾问、承担项目合同、充当“智库” 智囊、参加国会听证和媒体访谈等……中国学专家的影响力除了体现在1966年国会听证会上“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主张外，还体现在诸如《费正清备忘录》和“美国与亚洲”报告上。总之，这些职能与活动使个人和学术界观点能够贡献于决策部门，并最终影响到美国对华的政策选择。在这里，需要予以额外强调的是：其一，中国学界的代际更替有助于推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一方面，新一代中国学专家普遍带有更加强烈的批判意识，在学术上对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大胆否定，在对华政策上则抱有更加自由主义的观点，一些青年学者在批判政府对华决策方面甚至持有比较激进的立场。另一方面，正如鲍大可所说，青年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更加熟悉美国政治的本质，他们理解美国的政策是在国会、五角大楼和华盛顿其他机构充分发酵后，发生一系列的反应之后才最终形成的。因此，尼克松对华政策的调整虽然是在避开官僚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的，但却比前几届政府受到了更多的中国学专家的影响。其二，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问题上，中国学专家所起到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学未能起到理性引导决策的作用。它只是随着社会整体上的理性恢复，甚至随着社会从反共的极端走向反文化的又一极端，才对政策调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本书第六章即探讨了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美国社会科学界围绕“联邦资助学术研究”展开的争论，以及社会科学家的个人选择。随着冷战的到来，在美国官私机构的资助下，美国区域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从国内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冷战对美国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以“亚战争” 的状态来进行社会动员并对国家安全资源进行相当程度的综合计划运用。特别是在冷战初期那种“冷战共识” 的氛围中，大学和学术被当作重要的国家资源。这一时期，不断有人呼吁：大学里的区域研究项目严重不足，各基金会尚未从战时恢复过来因而无力支持类似的项目，应当建设一个有关战略需求和大学资源的储备库；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一种机制，在大学与学院教职人员和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渠道，使政府可以实际应用大学教师的研究成果。特殊“国家安全”形势下，美国学术共同体总体上承认联邦资助研究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学者个人的情形则极为复杂：对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或多或少受到冷战的影响，一方面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带有强制色彩的政治“共识”，一方面又发自内心地关注冷战形势，希望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力量，甚至借此分享国家权力。总之，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走向，是学术机制构建和学者个人兴趣的客观结果，同时亦受到冷战国家安全需求的深刻影响。
本期编辑：武汉大学团队
编 辑：于鑫 责任编辑：杜华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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