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吉 | 评戴维·霍林格的《异域的新教徒》

来源：《全球史评论》第十八辑

作者：邢承吉

哥伦比亚大学 Richard Hofstadter Fellow、美国史博士候选人

评戴维·霍林格的《异域的新教徒》 

邢承吉

 概览   

《异域的新教徒》是美国思想史大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在“世界中的美国”（“US in the World”）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领域的最新力作。[1]霍林格认为美国新教徒自19世纪末传教之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试图以美国为样板改造世界。他们肩负自己所认同的普世真理，奔赴世界各地，在传递宗教福音的同时，也试图将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带到世界各地。然而回看这一代人的历程和他们的成果，他们未曾改变世界，却反过来改变了美国，使之更具备世界的色彩，也为美国国内的改革注入了思想资源。霍林格把传教士群体比作回旋镖（boomerang）。他认为这些传教士从美国孤陋寡闻、闭塞狭隘的小镇生活走向世界各地，然而他们沿着原轨迹返回美国时，却给美国排外和保守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带来了一股新鲜的世界主义风气，将关于亚洲的第一手的知识和信息带回了美国国内，改变了其社区的地方主义。

戴维·霍林格与其著作《异域的新教徒》

全书共十二章。第一、二章节宏观论述了全书论旨——即传教士及其子女所扮演的“回旋镖”的角色——并以三位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子女（下文简称为“传二代”）——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亨利·鲁斯（Henry Luce）、韩约翰（John Hersey）为例，讨论传教士子女如何受到父母传教使命之影响，并在美国社会扮演特殊的作用。三至五章将读者带入当时奔赴亚洲各地的传教士们的世界，探讨他们的信念构成，他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对宗教自由的推动等等，将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他们的组织、体系、构架和文化。

第六、第七和第九章是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部分，霍林格讨论了传教士子女这个群体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的态度，他指出，对像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戴维斯这样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传教士子女而言，他们对延安发生的一切充满兴趣，更同情共产主义和批判国民党政府，但在1949年以后却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清洗，经历曲折，他们在美国也日趋被边缘化。除过这些，霍林格在这两章中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洞见在于，他发现尽管舆论界对二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政策噤若寒蝉，拥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传教士子女却是最先发声批判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的一批人。传教士奔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地，他们的话语转而塑造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形象认知，第八章就讨论了同赴暹罗（Siam）、成为美国政府的泰国问题专家的兰丹夫妇（Kenneth Landan and Margret Landan）；兰丹夫人正是百老汇名剧《国王与我》（King and I）及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原著作者，尽管这对传教士夫妇在泰国的经历罕有人知。

霍林格在第九章详述几位美国区域研究专家，如我们熟悉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及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出生日本的“传二代”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霍林格不仅讨论了赖肖尔成长和习惯的传教士家庭对日本文化的敬意及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厌恶，也从费正清的在华回忆录中揭示这位汉学奠基人和传教士密切的关联，不论是著名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还是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都与传教士及其子女有着密切关联，足见传教士群体如何深入塑造了美国地区研究传统。全书第十和十一章则更进一步论证了传教士群体如何受到其海外经历的启发，投身民权运动之中，并声援非裔美国人追求种族平等的呼声，为美国国内的改革注入了世界主义的思想资源。

带着世界主义重返美国的 “回旋镖”

霍林格用“回旋镖”比喻传教士群体和美国社会的动态关系和互动影响。射出去的飞镖，在空气中划过一道曲线，随即便又旋转180度飞行回来，在一个闭合的回路中造成一股冲击性的力量，这就是回旋镖。霍林格认为，美国的传教士群体启程奔赴亚洲时，或还无意中裹挟了白人至上主义、基督教的文明开化话语等思潮，但这只回旋镖飞回来后，却沉重打击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而60年代美国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与美国传教士的海外经历有着牵扯不清的渊源和联系。

回旋镖射出之时，传教士群体带向世界的是美国当时的主流文化。霍林格并不否认学界对传教士群体的整体评价，即传教士无非帝国扩张的工具；传教士的一系列举动也的确是在为帝国主义背书。此外，霍林格指出，传教士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而他们之中，即便有黑人或者其他族裔的成员，这些加入传教群体的有色人种也往往表现出非常保守的姿态，很少挑战白人至上主义。截止1925年为止，美国在华传教士已达四千多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白人，这些男女试图将美国日常生活的主流价值当作普适价值向外国传播。这些人也的确大多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此对应，世界各地也都有以反传教士为名的民族主义运动（例如义和拳扶清灭洋）。但也正因为他们身上的美国印记，他们所扮演的回旋镖的角色，以及返回国内以后向美国传递的新信号，才更具备特殊意义。

女传教士和美国变动的性别观念

与孔达珍（Jane Hunter）在《优雅的福音》（Gospel of Gentility ）中细致入微的对女传教士群体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不同，[2]霍林格深挖了传教士群体的档案，并侧重从宏观的面相讨论传教士对美国社会文化中的整体意义。他认为回旋镖首先冲击的是当时美国保守的性别观念。金陵女子大学代校长、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上千中国人的华群（Minnie Vautrin），以及我们所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地》的作者赛珍珠，都在中国实现了自己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所不可想象的价值，在海外传教社群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女性在美国社会中面对各种职业天花板，她们似乎理应在教会中缄默寡言、服从引导，然而，像华群和赛珍珠一样有海外经历的女性，却得以站到了教堂的演讲台前，发出自己的声音。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赛珍珠更是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批评美国社会将许多有潜力、有才华的女性牢牢束缚在家中。她不顾世俗流言蜚语，拒绝成为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活得像男人一样潇洒。霍林格指出，赛珍珠的重要性远远被低估了，除过撰写小说和回忆录，她的另一段值得注意的经历是对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的批评和抗议。她关注当时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新书，还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妻子一起合写讨论种族主义问题的作品。因不满于当时美国收养体系的种族主义色彩，她还创立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收容有色人种和国际儿童的孤儿收养中心。

霍林格以可读性很强的笔调详述这些历史往事，并提醒我们注意像赛珍珠这样的传教士后代所彰显的女权主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赛珍珠就倡导男女平权，批评美国社会将妇女禁锢在家中；她被时人视作是向男权宣战的另类，却实际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赛珍珠的女权主义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 1963）中所描绘的家庭妇女的困境之间，反差犹如裂谷一般，但她们的思想却异曲同工。一直到60年代《女性的奥秘》都还在谈美国妇女所面对的这种“无名的问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那些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也无法实现个人价值。[3]传教士女性及传教士们的女儿们在那个年代所取得的个人成就，所实现的社会价值，因此更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

“传二代”们的特殊经历

美国本土产生冲击的回旋镖的另一部分是返回美国的传教士子女，这些“传二代”的思想和气质，也往往较父母一代更为开明。传教士子女更近一步塑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成为美国国内推崇女权主义和种族平等的先驱。前文提及的赛珍珠、亨利·鲁斯、韩约翰（John Hersey）身上都有这种文化和经历的烙印，他们往往有着比父辈更开明的思想观念。此外，传教士子女比他们的父辈在美国社会中拥有更多的机会，也更深入世俗社会。由于熟悉英语以外的另一门亚洲语言，传教士子女在回到美国以后往往担任政府要职。

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主席、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的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就是如此。而这些传二代，也和像费正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我们熟悉的中国研究专家所隶属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有着深厚渊源。当然，霍林格还举了其他的例子——比如精通汉语的前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约翰·佩顿·戴维斯，外交官谢伟思（赵韫初的爱人）——他们在外交部门工作，对美国的在华政策颇多批评微辞，49年后也因此在美国饱受麦卡锡主义审查之苦而不得志。谢伟思还曾前往延安，《异域的新教徒》在普林斯顿出版社刊印本的封面即谢伟思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40年代延安的合影留念。这些人都是“传二代”的典范，其经历中暗含许多中美共享的历史，其详细经历可参见本书第六、七章。本章也展示了一系列“传二代”的珍贵相片，可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产生更为直接和生动的印象。

亨利·鲁斯（Henry Luce）

另一方面， 霍林格也敏锐地指出，“传二代”个性充满矛盾和复杂性，其人生中的亲密关系也时常充满不确定性，离婚率也较高。传教士群体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要改变世界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宿命般的使命感，也往往为其子女所继承。出生于山东的亨利·鲁斯可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回到美国以后，[4]鲁斯去了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中学，大学时代还加入了耶鲁的骷髅会。鲁斯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正是美国有义务以它的形象来改变和影响整个世界。对他而言，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应当将它的道德理想、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独立的精神以及西方文明的价值带给整个世界；在他看来，美国不仅仅应当向世界输出爵士乐和好莱坞电影，还应向外输出《权利法案》、《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尽管在中国长大，这位媒体大亨对中国也充满了这种美国中心意味的解读，他引领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反共立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传教士式的强势。

 小  结  

霍林格以全景式的纵览描绘了传教士群体。他所涉猎的人物和关系网络非常广泛，视角不仅限于在华传教士及其子女，更讨论了印度、日本、泰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及其家庭成员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他编织了一个囊括不同经历和代际美国传教士的巨型网络，不仅深化了这一群体的宏观理解，也为后人继续讨论这些激动人心的话题提供了许多甚有价值的思路。当然，如非要求全责备的话，霍林格所追踪的人物网络铺展得很宽，就一些特定领域的纵深难免有所欠缺。例如，霍林格只在全书一处提到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对中国的傲慢和偏见及其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却未提及他对退还庚款、建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设想和推动；同样地，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供职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传二代”浦爱德（Ida Pruitt）留下了许多已出版的文献和未刊文献，她对中国女性的持续关注和传记式的描绘，细致入微，充满同情，但本书中探讨她这类不那么知名的“传二代”的女性主义，篇幅笔墨相比于赛珍珠的那部分则略显吝啬。

霍林格对在亚洲的传教士群体的研究已有十余年。在本世纪之初，霍林格就曾撰文讨论20世纪海外传教活动对美国的影响，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意[5]；在2013年，他同一系列的探讨新教徒和传教士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问世，[6]4年后《异域的新教徒》出版。2018年年初，笔者与霍林格教授在纽约晨边高地的咖啡厅见面；2019年11月，笔者在沪与孔达珍教授（Jane Hunter）、蔡萌教授交流，此后拟在商务印书馆译介此书并继续合作跟进对这本书的推介。本文就几处中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霍林格的观点详作阐述，其中大多涉及传教士在华经历和“回旋镖”的一些方面，在华经历如何改变了美国传教士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认识，进而重塑了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这些话匣子才刚刚被打开，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注释

[1] David Hollinger, 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2]【美】孔达珍：《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李娟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3]【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长春：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

[4] Alain Brinkley, The Publisher: 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 NY: Vintage, 2011.

[5]【美】戴维·A·霍林格：《海外传教活动对20世纪美国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 David A. Hollinger, After Cloven Tongues of Fire: Protestant Liberalism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推文 |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