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新京报2020年度好书）
地 址：北京建外soho东区5号楼1503室
时 间：2021年11月13日（周六下午）16：00—18：00
主讲嘉宾：赵妍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主持嘉宾：原平方博士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
作者：赵妍杰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4
罗志田对于该书的序言：在我指导的北大学生中，只有两位是从本科就跟我念书的，赵妍杰是其中之一。那时她的学位论文就选了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此后她到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读硕士，接受了常春藤大学的系统训练。拓宽了视野后，回到北大继续跟我念博士，学位论文仍是家庭革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艰难的题目！
罗志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代的家庭革命，就是一个人人认为已经知晓而其实所知不多的题目。在我看来，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国特异性的一个典型表现。因为我们一向都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在外面受了气的孩子可以回家取暖。美国人甚至认为维护家庭是无字的宪法，不容许任何撼动家庭的举措。但在近代中国，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看重的温暖港湾，却忽然失去了它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救国兴邦的桎梏，是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
从清季开始就有人提倡“毁家”，入民国则“家庭革命”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家庭特别是所谓“大家族”式的家庭，成为需要改革甚或废除的负面旧象征，甚至出现“万恶家为首”的极端说法。如果我们了解清末民初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不如意，以及城镇青年读书人的种种不易，大致可以理解他们何以怀抱如此的憧憬。在很多看似说理的文章背后，其实隐伏着立言者身历裂变时代的痛苦和无奈。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主要就是表述这方面的诉求。这本书后来被译成英文，是美国许多大学里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指定参考书。书里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家，试图摆脱家的束缚。那些阅读指定参考书的学生所认知的“近代中国”，也就成了一个亟须突破家庭桎梏的国度。其实当年“说革命”的人比“干革命”的要多，离家出走或许是很多青年的憧憬，却不必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人对家虽有不满，还是喜欢的。如胡适比较顾家，就人人说好；而陈独秀和父亲关系不好，就常背上骂名。且不仅小说总要虚构，小说的阅读也常带虚构意味。巴金在《家》中所描述的家族式大家庭，本是基于自己家的实构，但那样几房主仆数代共居的大家庭是需要相当物质基础的，虽也总能见到，却不普遍。而多数家庭不过是祖父孙三代共居的“五口之家”（概称），仅比今人所谓“核心家庭”略大。所以，多数身处小家庭的读者，需要想象大家庭的压抑，并投射到自己生活之中，和自己原有的不满结合起来，以构建出一种可分享的共鸣。可知那样一种负面的家庭形象，原在虚实之间。然而文学也是可以改变历史认知的。对那些阅读指定参考书的外国学生而言，巴金的书证实了中国是个与西方不一样的国家，大致符合所谓“东方主义”的心态。而这样的看法成为“常规”的认知后，受此教育的学生在后来的研究中也会这么想这么说，且反过来影响尊西的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其结果，一个近代中国特异性的表征，在转了几个弯之后，竟让全世界的近代中国研究都带点特异的味道了。后来的中国人愿意接受带有“东方主义”味道的外来看法，可能因为“家”已被人讲坏，巴金当年引起的想象，已内化为人们的基本意识了。也可能因为大家接受了“过去就像外国”的说法，以为当年本来就和现在不一样，所以那时的家庭或许就是不好。再加上五四以来反传统倾向的影响，（过去的）家庭既然不好，成为革命对象也顺理成章。人们受特定倾向的影响而转变眼光后，把变态视为常态而不自知，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于是中外学界基本将近代中国家庭的负面形象视为一个正常现象。原本正常的家庭被视为负面的，而原本反常的家庭革命反倒变得合乎逻辑，尤其是中外学界皆将非常视为正常，我们就可以知道家庭革命的重新研究有多需要了。尤其中国研究早已成为世界的，这类关于近代中国的世界性误解，特别需要正本清源，有所匡正。有世界眼光的年轻学人，应也责无旁贷。
该书一经在2020年出版，即位列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好书榜！
请听该书作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赵妍杰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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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先得、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