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去世29周年：再没有写农民的作家了！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作家
路遥走了近八个年头（“必记本”注：本文首发于2000年10月13日的陕西日报），我从没有写过文章去悼念他。在失去他的这些岁月里，关于他的事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是的，用文字去表达一种巨大的哀伤是极为困难的。只有岁月使人能够平静，而且让人可以去拥抱一切悲欢离合。
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务家。父亲在身高大约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
为了活命，他在路遥七岁时，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王玉德。我的伯父王玉德移民到延川县当农民，伯母没有生育过。临行前，父亲找了村里的冯先生，让他给路遥起了名字叫王卫国。父亲对这名字本身没有寄托任何希望，这完全是儿子的一个代号。于是路遥就从这一个农民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农民家庭。
刚到延川后，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
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
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
与此同时，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而从县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到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
在我读完高中后，我的家庭还是一贫如洗。于是在农村教了一年书后，我准备离开故乡，到外面去闯荡。而一旦离开，就再也不打算回去了。和父亲最后一次上山劳动时，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父亲吃惊得一下坐在了地里，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不要走了，就在家里劳动，好出门不如歪在家。他准备让出唯一的半孔窑洞，借宿到别的农民家里，而把全部家产给我（不值五十元），让我尽快结婚。
我当时平静地对父亲说，走是走定了，而且明天就走。但请父亲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变成村里最享清福的农民。我就是为了这一理想离开故土的。
我出走到延安市，开始了两年的揽工生涯。这时，路遥已从延安大学毕业，分配到《延河》杂志社当编辑。他在北京《当代》杂志社改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后，迅速从北京直接来到了延安。他先住在延安的“延安饭店”205房间，开始在延安到处找我。在《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找孙少平的全部情节都是路遥的亲身体验。
他在一个工地上终于找到了我，并带我回到了这个205房间，这个房间对我两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在这以前，我和路遥共见过三次面，而且基本没有说过话。我只知道延川县有个哥哥，他也和我一样，对我完全是陌生的。见面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个人的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
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就说《人生》的全部构思。当时，这个小说叫《沉浮》，后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同志修改成《人生》。通过这次对话，我们超越了兄弟之情，完全是知己和朋友了。他彻底地了解我，我也完全地知道了他的创业历程，包括隐私。
这次对话结束后，也就是1979年古历八月底，我被招到了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路遥就赶到甘泉县招待所写他的《人生》，四十天后，他就完成了这部转变自己创作命运的小说。他先跑到榆林的白云山抽了一签，签抽得很好，签名叫“鹤鸣九霄”，是出大名之意。然后他就来到铜川，把《人生》小说给我念了一遍。他读完小说后，流下了热泪。他告诉我：“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不久，《人生》有全国轰动了。
一天，路遥把电话打到鸭口煤矿，说他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并且排在第二。但他同时告诉我，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要我的帮助。我迅速在我的师傅那里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把路遥送上了火车。到北京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述了他当时在北京非常复杂的心情。在这封信里，他谈到了要当一个作家的艰辛，还谈到了作家所要经受的各种苦难。从巴尔扎克，一直谈到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
他说《创业史》（“必记本”注：2009年作家柳青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部分在《延河》杂志发表时，他曾当过柳青的责任编辑，和柳青有过非常亲切的谈话。他对柳青说，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
路遥在信里说，他一直为这段论述而感动。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请大家原谅，这篇文章里关于路遥很多重大的灾难我暂时还不能写，因为当事人都活着，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
就在那个时候，我调到《延安日报》社当了记者，同时就和路遥形影不离。我这个人理想很小，不想出名，不想当官，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工作，让我的父亲由于我而活得光辉灿烂。关于对父亲的情感我和路遥是一样的。每当说起父亲，我俩都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
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写到父亲，那就是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在《平凡的世界》里终于展开写了一回父亲的形象，那就是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但在那个年月里，无论经济和精力，确实关照不了父亲多少。给他老人家用煤矿挣的血汗钱修了一院地方后，其它的关照就很少了。因为当时我要照顾路遥，他的处境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而且路遥又是背着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投身到这个系统的让人一言难尽的工程之中的。
《平凡的世界》开始叫《黄土》《黑金》《大城市》。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是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其中的一个给改的。
在整个六年的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目击了一位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从路遥身上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作家不是人当的。那种超过了牛马般的生活，不要说一般人，就连“二般人”也不要随便去踩那个要人命的雷区。作家邹志安临终前说，文学是什么东西，我早已不认识它了。这是他心灵的悟觉。
我帮助路遥用了一年时间在西安结构完《平凡的世界》的框架后，他就匆匆匆奔赴陕北、铜川开始了体验生活。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工作面干活。当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干活出地面时，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就在那天晚上，路遥提出要改动孙少平的命运。
他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特别熟悉。
最后我们决定由孙兰香进城市，因为那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就这样用了三年时间采访，路遥就慢慢地进入了写作状态。
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了桌子上。这张桌子就在西安省作家协会平房的临时办公室。路遥当时就把我从延安叫到了他身边。我放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外围准备工作，赶快跑到了西安。我们就在西安的护城河边温谈了一个晚上。
我认为，让路遥还是先离婚，再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是因为他的女儿路远的问题，路遥又一次放弃了这次生存的机会。天明时，他对天长叹了一声：“命运啊，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第二，我们就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但路遥残酷地就把这一结论展示在我一个人面前，他在大学的讲台上，和在所有人的面前完全伪装成健康的人，这是何等荒谬的生存逻辑，但它又是如此现实地结在了生活的大树之上。
为此，我和他无数次的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看人家贾平凹，得了病写文章向全社会宣布，他把某种压力给了读者，自己一定会轻松得多。但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对此，我们两人都是幸福的。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过去一直也是你关照他，将来我走后，你就会更轻松地把他完满地送上山。他一生只给他老人家挣了个名声，他在我这里没有得到过应该得到的实惠……对于不识字的父亲，那是咱俩心中的神。
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长达半年没有一次性生活，自己作品里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
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必记本”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
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稿子，你怎么就把这么些不上串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们是精神病。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赴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他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如果没这两样东西，他什么也干不成。他抽烟是固定的牌子，除过这个牌子其它的烟抽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遥房间，今后每月送一次，必须按时，这个帐榆林出。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咱就犯它一次吧！当我把这一次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咱这人活成啥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上帝就是这样安排了路遥的生活道路。《平凡的世界》终于在1988年夏天写《人生》的甘泉县那孔窑洞里写完了。我们兄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握手。
当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发赶往山西太原。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这部小说，而且不断来电报预先第二部播完的时间。山西《黄河》杂志推迟二十多天发稿时间，等待他的第三部。在山西是作家郑义招待的。
路遥在文学界没有什么朋友，和郑义（“必记本”注：小说“老井”作者、作家、《黄河》主编）也是一般关系，但两人见面后非常友好，路遥对全国只有三四个作家比较看重，其中就有郑义。就在郑义送我俩上火车后，再有五分钟就要发车了，但路遥突然发现他的钱包丢到宾馆一个很不起眼的方桌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不论转战到何方，临走时都是我清理房间。而县要把几个箱子里的东西写成目录，路遥一看就知道东西在啥地方。路遥这时常常在阳台上抽烟，为清理房间，我经常是跑到百里之外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已成路遥的生活习惯。他常说，你不清理房间，我老是觉得东西丢了。
于是，当时决定路遥先去北京，我取回钱包后赶下一趟火车到达。为此，郑义陪我在山西游转了一个下午。真对不起这位有血性的作家，让他把时间浪费到我这个无名之辈身上。
我是一路站着到北京火车站的，一路上没有任何空间让你转身，衣服因出汗而发臭。在北京和路遥会师后，两人好像十年没见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路遥怕我走失，就在火车站一个唯一出口处站了八小时。到了宾馆，由于房间没有洗澡的功能（好房间住不起），他让我站在公厕里，一盆一盆从房间里端热水给我冲凉，他那种笨拙的姿势我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在北京风风火火跑了半个月，才把他有关《平凡的世界》所有的事宜办完。
我回到延安后，赶快跑到各县采访，六年了，我确实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上，现在想起来都很对不起《延安日报》社。就在我到富县采访时，路遥用电话直把我寻到一个乡镇上。他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了茅盾文学奖，而且是排在第一位。我俩在电话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心情太复杂了。我当然为此无比兴奋，但一想到他的身体我就浑身发抖。
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领奖去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我一个人放下电话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望着头顶上的明月，我感慨万千。是啊，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因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个领奖的人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
他在六年的万里长征中，流血、流汗，结果是两手空空。这位原准备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演讲的作家，没想到他的命运是如此的悲壮。……我迅速赶回延安，走进了当时在该地区有非常实权的一位朋友的办公室。当我把路遥目前存在的困难向他说明后，他惊得得从办公室桌子后面站了起来，面对房顶半天没有讲话，这位精通俄语的领导，用俄语说：“这是天大的笑话。”他立即找来一个人士，说先拿5000元，立即送给路遥，让他在北京把所有的发票给我带回来，在延安地区想办法给他报销。他说这一辈子他是唯一的一次犯错误了。
我拿着5000元赶到西安，这时路遥已到火车站。当我把拿钱的经过向他叙述后，并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亲爱的帮助过路遥的朋友们，你们的英名时时记在我心里，尽管人数很多，但我一个也不会忘记，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告诉全社会的。
1992年初，我嫂子林达正式提出了和路遥协议离婚的，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也十分理解林达，她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要离婚了。作为一个女人，当一名作家的夫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当作家可能献出生命，但当作家的夫人同样要经受普通女人无法容忍的各种心灵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
此时，路遥正在写《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章。他把离婚一事的工作交给了我，实际上路遥只把这件事当了“工作”，不存在任何情感。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就在准备很简单的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我知道，他这次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大夫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就在路遥住院时，家里家外的一切危机又一次放在我的肩上，当时我太累了。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他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可这个时候林达实际上已离开西安，到北京组合新的家庭去了，家里就留下他的宝贝女儿路远一个人了。当时路远仅十二岁，生活无人看管，我一天曾在劳务市场先后找了三个保姆，都被路远因看不上而赶走了。路远只要求让我给她做饭。累得我在大差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狠狠的睡了一觉。
但当时这些情况都不能告诉路遥。因为路遥爱女儿是出了名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实情，他当时可能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这样，我才松了一口气，有一个弟弟在医院里看护路遥，等我把他女儿的事安排完之后，再处理他的事。没想到路遥对此事产生了看法，他想，女儿有林达看护，我为什么不到医院里看护他。但有关实情我和弟弟都不能告诉他，于是，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
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这个时候已到《陕西日报》当记者，而且是驻铜川记者站。我要向单位请假，还要处理手头的工作，我准备很长一段时间，放弃手头的一切，重新跳上路遥为我准备好的生活战车。
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
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清清楚楚的伴随我走过的灾难。我怀揣这个灾难来到他的面前，面对路遥我无泪！我长久地坐在他的遗体面前，默默地说了很多、很多话。这些话我有一天会用文字表达出来，那时，我也许快要走向生命的终点。
路遥逝世后，合法的妻子林达还在北京，有关具体后事我得等她回来处理，否则就是不通情理。林达回来后我告诉她，我这个大家庭的会已经开过了（我父亲、哥哥、弟弟、妹妹都已来到西安），路遥的一切财产都属林达和他的女儿路远的，路遥所有欠帐都由我陆续还清。社会上当时铺天盖地的掉念路遥，我让家人开完追悼会的第二天就全部返回陕北去，让他们远离这种他们看不懂的悲剧场所，用劳动去悼念路遥吧！
这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就是路遥骨灰在西安三兆（“必记本”注：西安最大的行政村之一，有公墓）。存放了三年后，必须重新安放，当时墓地选在了延安大学校园。于是第一天我和弟弟王大笑把路遥的骨灰从三兆搬到作协院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为路遥送行。
我决不为路遥感到悲哀，主要是觉得这个院里的儒士和名流们是否有失学者风度。
是啊，路遥是个不寻常的悲剧人物，就连他热爱过的情人在葬礼上也挽着另一位男士为路遥送行，而这个男士就是路遥生前的好朋友之一。谁敢说这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悲剧！我们不是也记得法兰西这位伟大的作家在葬礼上也出现过这种场面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和巴尔扎克走的是对的，否则，他们会从一个火海跳到另一个更可怕的火海之中。
送走了路遥，我的二哥也走了。为此，我整整战斗了八年。
这八年，我经受了各种十级以上的风暴，但是我还是活过来了。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把这些风暴一定展示给读者，是啊，我不能倒下，父母还健在，兄妹们生活刚刚起步，路遥的女儿路远才刚刚上大学，这一切的一切需要我去关怀和温暖他们。
请读者放心，一个全方位真实的路遥一定会向你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