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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过客:农村子弟上大学

程猛 必记本 2022-03-31

一、我对自己农村出身的焦虑

20世纪80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偏僻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那时还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既要种地又要教书。在从村小到乡镇中心小学、区县初中、再到市里重点高中、北京重点大学这场漫长的求学之旅中,我像一个风筝,一次次离开家,去越来越繁华的地方。在此期间,我又一次次地回到家,心里时不时地生出落寞。


人生像是一场“超级玛丽”(“必记本”注:1985年任天堂出品的横版过关游戏),一关一关地在闯,却在应接不暇的挑战中忘却自己是带着怎样的心性、动力、情感和负担闯过的。在离家与归乡之间,有一些画面和声响在记忆的深渊挥之不去。

作为村落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看得最多的就是赤裸又干黑的土地,或者是穿上深绿色春装、绿黄渐变的夏装、金黄色秋装以及白绿相间冬装的土地。提到土地,在延展的画面中我看到的是我那弓起腰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父亲黝黑的皮肤、欲滴未滴的汗水,在回过头来看我时会微微张开嘴,在阳光的暴晒下笑起来很灿烂。


我看到的还有那一大片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麦田、看不见尽头的河水、已经来来回回无数次的土路、自己小时候和一大群孩子嬉戏的身影。所有这些都褪色成黑白照片存储在心底。对于我来说,养活着人们的土地,供大人们栖息、孩童玩耍的土地,是大自然最神秘的部分。这些美丽和神秘滋养着我的心灵。


但在土地上劳作既值得赞美,又让人心碎。看天吃饭,因为穷看不起病,甚至不愿意看病,受冻,忍饥挨饿,被人看不起,这些是农村人和农村生活的家常便饭。家乡中学的教学质量连年下降,为了求学,母亲即便不舍也在爷爷的建议下让我参加了区里中学的招生考试,以多出分数线0.5分的成绩侥幸进入了区里最好的初中。


福楼拜曾说“任何到10岁还不知道寄宿学校的人对社会肯定一无所知”,而我恰好在10岁那年离家寄宿,也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那时,我一周的生活费是20块钱。

有一次,到了周三的时候,我丢了10块钱,也就意味着半周的饭钱没了。不知所措的我在班级里肆无忌惮地大哭,班里一位女同学拿着我的铅笔盒张罗着让大家5毛、1块地捐出自己的零用钱,这才让我没有饿着肚子过完一周;我的家远在数百里之外,没有办法依靠谁,有些事情总得自己面对。


我要学着自己去食堂蒸米饭,学着自己洗衣服,生病了自己去看,而且还要用为数不多的钱保证自己不饿肚子。冬天没有厚衣服可以换,每天都只能穿仅有的那一件衣服。它很快就脏了,但我只能硬着头皮穿着脏衣服去上课。同桌要把新买的运动衣借给我穿,我坚持不肯。与生存相比,自尊心只是累赘,却又是唯一的倚靠。


最为清晰的记忆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发烧特别严重,我跌跌撞撞地跑去学校外的诊所看病。风雪漫天,道路泥泞,我被绊倒在雪和泥的混合物里,挣扎了好几次,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我索性不再努力,直挺挺地躺在漆黑的夜里,任凭漫天飞雪放肆地敲打我的脸,泪水扑籁籁地顺着脸颊流淌。

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偏偏就我生在农村,就该忍受贫穷的牢笼,就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向上发展的空间?

当然,这些话是不会对父母说的。我知道,他们要为支撑这个家受更多的苦。姐姐上中专需要300块学费,家里没钱,父亲拉了一架车子粮食去集市卖了300多块钱。卖完粮食,父亲想在姐姐离开家之前买条鱼做给她吃,挑鱼的时候,口袋里的300块钱全都被小偷顺走。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一家人的困顿与绝望。我一次又一次地为家庭的贫穷而感到屈辱,而后陷入深深的愤怒、无力和自责。


在种种运气之下,我侥幸进入了市里的重点高中,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虽然彼时的高中生活经历已经在时间冲刷下所剩无几,但当我回溯高中求学的经历时,曾这样写道:

年幼的我总是感觉城市的孩子们衣着总是那么合乎周遭的人和事物,自己总是那么不搭。不搭教室、食堂、宿舍、操场,甚至不搭路边的一棵柳树。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悠然自得的味道,容易局促、紧张、不知所措。

现在想来,这种自卑心理甚至在入学前就开始生长了。当时,考入的重点高中每年都有两个实验班,在公布录取名单后不久学校就会组织一次选拔考试,我却去也没有去,想着反正自己也考不上,还不如省下去市里的路费。


归结起来,似乎就是,我经常感觉到“这不是我的学校”,“我也不应该出现在那儿”。经历了高一痛苦的适应和学业的失败,高二转向文科后成绩终于好了一些,最终在这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通过高考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在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必记本”注:200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第十八章里,农民五富来到西安城里打工,感叹“西安城里都是凤凰就显得咱是个鸡,还是个乌鸡,乌到骨头里”。作为农民的儿子,在求学的漫长旅程中,我常常有“五富”的这种感受。但我又不全是“五富”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是大学里的一个博士生,有时我会非常融入和享受城市中产者的生活样式。


进入大学之后,我笨拙地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学着说快听不出乡音的普通话,和城里长大的同学交朋友,穿梭于环境优雅的校园,消费有品牌的衣服,和朋友去星巴克喝咖啡,去宜家看家居,在吃西餐的时候尽力表现得娴熟。但在投身和融入这种式样的生活时,脑海中偶尔会浮现父母在农村的辛劳与勤俭,之后就陡然觉得慌张和不安。


读博期间,在做一个关于农家子弟的课题时,一位不太熟悉的师妹在得知我的农村背景后惊叹:“真没想到。”听到这种评价,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有这些慌张与不安,才知道我的“乌”也到了骨头里。从在村小上小学算起,我读了21年书,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学业阶梯。但无论走多远,我都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读书的料”,便不是天生喝咖啡的料,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精英生活样式的“料”,成了有严重的成功焦虑和无法真正享受眼前生活的“料”。


曾几何时,我多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混迹于凤凰之中不被发觉,我也无数次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像城市里的同学那样轻松自如地谈论自己成长中的快乐和痛苦、烦恼或释怀,但结果却是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城市生活样式里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乌到骨头里”的东西终究逃不过现实的逼仄与内心的拷问。



一次聊天中,博士导师说我内在还有对自己农村出身的焦虑,听到后我觉得心里一震。每次穿梭于家乡和北京的学校之间,我都觉得是穿梭于两个世界。


在家的时候,尽管我想着多陪爸妈、多孝顺他们,但回到北京之后我又时常为自己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而感到难过。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似乎懂得陪伴的意义,但我也明白自己狠不下心回去,没勇气回去,也就怎么都回不去。


“家”虽然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字,但它却藏身于内心最柔软脆弱的地方,治愈也撕扯着我。在这种撕扯的经历之中,我慢慢意识到,学校生活无时无刻没有家庭的影子,而学校经历也不断重塑着我和家人的关系。

中国人特别强调“反求诸己”。关注花花世界到最后,难免看到自己。在地球上走来走去,终有一天会回到原点。我的个人生命经历颇像一个典型的“寒门贵子”,或许未来我还将成为一个典型或者非典型的“凤凰男”。即便我不想把这些标签贴在身上,但我知道它们如影随形。


有的时候,以为农村背景是失败者的耻辱、蛰伏着的隐痛,是成功的陪衬品,是从深海向水面上浮时需要慢慢抛掉的融入血液的气泡。但说到底,它已经弥散在海水里、遍布于空气中。无论是刻骨铭心的屈辱还是迎来鲜花和掌声的时刻,曾经的记忆总会浮现。


在这记忆的深渊之中,总有一些画面和声响如冲印的照片一般挥之不去,促使我在面对理论时总容易有强烈的代入感。这既困扰着我,也赋予了我学术研究的情感动力。

二、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农家子弟不少

改革开放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农民(“必记本”注:指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往往寄希望于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被视为“正途”,但却绝非坦途。


有研究者根据2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2012年农民子女占我国一本院校(重点大学)学生总数的比例已经降低至16%。


社会底层劳动家庭既容易对其子女教育期望较低,给予的支持不足,也容易对子女教育虽期望高却又因抗风险能力差,在孩子学习成绩或成长遇到障碍时选择放弃。


农家子弟必须精准进入相应等级的学校,才较有可能越过一个个学业阶梯,走向“子不承父业”的命运。这是一场漫长的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旅。

吴晓刚和唐纳德·特雷曼(Donald J.Treiman)就曾将农家子弟的这种社会流动历程称为“极度的向上流动”(extreme upward mobility)。


图 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
注:实线为逐级跨越学业阶梯的人生轨迹,虚线为从校返家的人生轨迹。

从空间上看,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形变动。从时间上看,他们的求学历程也是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城市与村庄、学校与乡间屋舍不仅有空间上的差异、经济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有文化上的差异。在通过教育的阶梯逐级跨越的过程中,农家子弟必须面对这些差异。

与父辈不同,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农村生活的过客,他们最终会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式的工作,成为“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人们大多注意到了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功,却不清楚这样一场漫长的“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与社会行动。

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而同样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历史则与此迥然不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上大学前到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50公里的地级市,上大学前未看过电影,很少有时间看电视”。


最终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民子弟是“幸运”的少数人。他们在求学过程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感叹,“从农村到大学,走到只剩我一个”。作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她的母亲、她的姑妈、她的父亲”。


从这一点看,虽然同样是取得了高学业成就,他们的生命体验与“典型”的“清华学生”却有着云泥之别。

说到底,在当前中国社会,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农家子弟并不少。“寒门贵子”“凤凰男/女”经常成为人们对这样一群人的称呼。这类农家子弟的形象也不断出现在小说和热播电视剧上,甚至是席卷网络的“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假新闻中。虚构的事件也折射出人们内心对于这样一群人的敏感,无论是切身之痛还是隔岸远观。


梁晨、李中清等通过对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籍卡片的研究发现,“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弟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30%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弟比例在40%左右”。


据此,他们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无声的革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倒转和几千年来重视科举的传统使得阶层的突破并非不可想象。


中国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8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到了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0%以上。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家子弟通过攀爬教育的阶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里,我倾向于将这样一群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爬、穿梭在“子不承父业”旅程中的农家子弟称作“读书的料”。

小时候在村里,听到大人们说起某个孩子淘气、不好学时,冷不丁就会有人抛出一个盖棺定论的说法,“他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此话一出,马上引来一双双冷冷的赞同目光。学业早期成绩的落后很容易使一个孩子失去家庭的期待以及学校和村落的公共支持。慢慢地,父母期待的目光就从学校散落进了庄稼地里。


母亲是村里的小学教师,曾听她说起一位数学老师这样批评学生:“你可就是榆木疙瘩刻两个眼。”“读书的料”是可教、聪慧的,是很可能出人头地、前途无量的。而“榆木疙瘩”则是难教的、愚笨的,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未来。“读书的料”与“榆木疙瘩”是村落里常用的两个有关教育的隐喻。

歌德曾说过:“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的金树常青。”许多深妙精微就潜藏在“日用而不知”之中。“读书的料”与“榆木疙瘩”两个截然相对的隐喻像极了宿命论的说法。有些人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就是“榆木疙瘩”。对“读书的料”的这种态度,也与庄稼人对收成的看法十分相似——“看老天爷吃饭”。


是或不是“那块料”,是天意,是命定,既然如此,撑一撑再放弃也可求得心安。因而会有农村父母生出“他不怨我”就好的心态。“读书的料”的隐喻虽然表明了自身质料与命运之间的某种关联,但“命”即便是“天之令”,也总与运相连,人们纵然资质再不相同,命也总是“运转”出来的。


教育显然是各阶层少有的运转命运之法。村落里,不少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必记本”注:往往是经济方面)还是选择将孩子送到区县或者私立学校,交更贵的学费,承担更多的生活费,忍受与孩子情感的分离,期望孩子真的是“那块料”。农村父母在对孩子的学业支持上既容易认命,但又并非全然被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终究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所拥有的运作命运的资源有着天壤之别。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持久,给予孩子的等待时间也更长。熊易寒指出,“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进一步上升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因此,他们全面进入“抢跑游戏”,“他们的孩子因此成了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子”。


无论天资如何,中产阶层家长都会倾其全力于子女教育,为将其塑造为新一代中产而殚精竭虑。在外力的裹挟下,中产阶层的孩子大都走上了通过教育延续父辈命运、成为新中产的道路。中产阶层父母可能会精细地鉴别和挖掘孩子的兴趣、潜能,却很少会去区分孩子是否是读书这块料。对中产阶级子弟而言,读书是必需品。而对底层子弟,读书更接近奢侈品。

相较之下,村落里生活的人们格外在意自己的子女是不是“读书的料”。对于普通的农家子弟来说,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能力相当有限,容他犯错、慌张、犹豫踟蹰的时光也总是短促的,很难拥有学业上浪子回头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在学业早期被鉴别为“读书的料”,那么很可能父母就不太会对他/她抱有太高期望,支持这个孩子沿着教育阶梯不断向上攀爬的意志也就日益稀薄。那些没有适时崭露头角,得不到家庭足够支持和等待的孩子就很可能被埋没,既不被他人认可为“读书的料”,也逐渐认为自己的确不是“那块料”。


终究农村家庭耗不起,难以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让他“出落”成“读书的料”。由此,越是社会底层的家庭越需要及早确证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村落里许多孩子的潜能毫无疑问地被浪费了,没有经过等待就枯萎了。


一旦孩子在学业早期成绩比较好,父母内心就慢慢坚信孩子是“读书的料”,那就砸锅卖铁也要上。这种情境下,那些在生命早期就绽放出特别的学习能力的孩子,变得格外醒目。


“读书的料”更早地得到了家庭、村落和学校的重视并因而享受了一系列外部支持,受到父母、学校和村落的尊宠。这群孩子因为在学习上展露的天分,成了村落中的“王子”和“公主”,也因此走上“子不承父业”的人生道路,在一次次赴异乡求学的旅途中与家乡渐行渐远,成了村庄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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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文节选自《“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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