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钱钟书，可以归为一类的生存！”“必记本”北京建外soho读书会第六场
“他的趣味是剥夺不完的”
“他是完全凭着趣味生活的。你剥夺了他的趣味，就等于剥夺了他的生命。但他的趣味是剥夺不完的，你不让他教书，他就作研究；不许他写文章，他就去搞碑帖。……尽管周围向他投过来的大都是白眼，但他心中自有温暖；目光所及，也不乏佳丽山水，锦绣人物。所以他虽难免时有寂寞之感，却也颇能优游自在、自得其乐。”2003年端午节，钱谷融写下祝贺，送给马上就要步入一百岁的施蛰存。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作家、翻译家、华东师大教授
施蛰存1905年生于杭州，在上海松江长大，中学时代便开始学做小说、诗词。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这所教会大学开除，次年进入革命气息浓厚的上海大学，两年后转到大同大学，参加五卅运动。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加入共青团，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办刊物、开书店，参与了冯雪峰和鲁迅拟定的苏联文艺理论丛书的译介。此时北方革命青年纷纷南下，1929年10月施蛰存在松江结婚时，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一起送上“多福多寿多男女”的贺词。他自称那“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时期”，也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
三十年代，施蛰存受到西方现代文学中流行的心理分析、内心独白的影响，写下多篇新潮小说；1932—1934年，主编“中国唯一的纯文艺月刊”、采取中间路线的非同人杂志《现代》。1933年4月，在《现代》上犯险发表别家不敢登的鲁迅的战斗檄文《为了忘却的记念》。10月，与鲁迅先生发生了读《庄子》《文选》是否复古逆流的笔仗。1956年，在《吊鲁迅先生诗并序》中，施蛰存说：“我志在宏文，公意重儒效。” “殊途者同归，百虑者一致。”
四十年代，施蛰存往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地任教。1952年，由沪江大学调入华东师大。钱谷融与施蛰存共事五十年，认为“施蛰存完全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大少爷。“大少爷是除了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以外，什么都漫不经心的。从表面上看，施先生兴趣广泛，多所涉猎；而且无论做什么，他都念兹在兹，无不全力以赴，因此都能有所成就，作出或大或小的建树。但他的心思就只倾注在他所爱好和感兴趣的事物上面，对于其他的东西，他仿佛视而不见，或者套用一句古语，就是‘视同河汉’。”
“飘荡”之人的人生哲学，有时候比“沉郁”之人的还更沉郁。施蛰存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要“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属蛇的他，说字“蛰存”是“判定了自己一生的行为守则：蛰以图存。”
这就是施蛰存。
假如排除各种各样的学术规范和历史语境，仅就人文的本义而言，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文景观，分别体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是新月派诸子的人文风貌，其思想来自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思潮；还有一类思想景观，虽然多少也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其骨子里的文化渊源，却是承继了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
该传统作为一种人文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神话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伯夷叔齐式的独立人格；其后又经由老子的《道德经》，最后在庄子散文中作初始的定型。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传统，与西方人文的重大区别在于，通常不是诉诸文字，而是经由生命本身体现。因此，这样的理念虽然也表述为思想，比如陈寅恪盛赞的陶渊明，但并不止于思想；虽然也诉诸文字，比如施蛰存推崇的庄子文选，却又不止于文字；虽然也可区分出清晰的学术脉络，但又不限于哪家哪派。
历史上的士林，通常奉孔儒为正统，这正统之外的各种思潮和逍遥人物，通常被史家忽略。司马迁可能是看在孔丘发过话的份上，为伯夷叔齐作传。孔丘没有谈论过箕子，于是商周之交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便被司马迁错过了。
同样的偏见，也会发生在论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里。学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诸如熊十力、梁漱冥那样的人物身上，并且把他们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而不会把施蛰存和钱钟书置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野，仅将他们放入文学史的范畴。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事实上，施蛰存和钱钟书的文化涵义，绝不下于他们在文学上的意味。至少，他们是熊十力和梁漱冥的鲜明对照。
比起熊十力和梁漱冥，施蛰存和钱钟书有着过人的清醒。他们既不会把自己夸张到可笑的地步，也不会一心想着要拯救天下而四处奔波。他们因为世事洞明而情绪稳定，他们因为人情练达而不打诳语。他们的处世方式，是尽可能的听其自然，决不会自作多情的逢迎，也不会为了表明心迹而恨不得在当众开膛剖白。他们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尽力恪守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至于究竟恪守得如何，施蛰存和钱钟书倒是各交一份答卷。
所谓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并非缘自他们的籍贯，而是意指他们的生存定位：一个留居上海执教华东师大，埋头古碑，十年后复出执教，淡然处世，百岁而终。一个北上进京，先是执教清华，后调文学研究所，被钦定为《毛选》英译定稿人，其后又为主席诗词的英译一尽绵薄，十年过后，终受重用，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谢世之际，备极荣哀。
很难说此二子的人品有高低，可以肯定的只是，境界有异。同样的倾心老庄，不以孔儒学说为然，施蛰存从中得了嵇康阮籍式的风骨；钱钟书由此学成了世故的明哲保身和圆滑的求生图存，于冰刀霜剑之下，毫发无伤。当年推崇庄子文选的施蛰存，确实修成了庄子式的淡泊；而在《管锥编》里只论老子不说孔子的钱钟书，似如当年老聃曾为周室史官。
相比之下，无论是人生还是其学术成就，施蛰存是天然无饰，钱钟书是锦绣如织。钱钟书的聪明既在顺水推舟，又在于面对加官晋爵之时尽可能的荣辱不惊。重任重用之下的进退失据，只可能发生在刻意扮演儒生的士子身上，不可能成为钱钟书留给世人的笑柄。这或许算是一个中国式的知识分子，能够恪守的人格底线。
所谓文如其人。
此二子的人生，其实早就写在他们之前的文字里，比如说，他们那时发表的小说里。当然，一提及他们的小说，人们马上会想到钱钟书的《围城》，而不会想到施蛰存的诸多篇什。这与其说是施蛰存的小说太不有名，不如说是后人尤其是文学史家们的惊人无知。
施蛰存的现代小说写作，可以说是继鲁迅小说之后的又一划时代标记，从而与李金发的现代诗歌一起，分别在小说和诗歌上标画出一个历史性的界碑。
毫不夸张地说，施蛰存乃是中国代派小说的奠基作家。
倘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位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作家，那么非施蛰存莫属。
这也是施蛰存其人其小说与钱钟书其人其小说的根本区别所在。从施蛰存的小说里，可以读出卡夫卡式的谦卑和悲悯，一如读钱钟书小说只能读出乔伊斯式的自负及其对芸芸众生的轻蔑。非常有趣的是，施蛰存晚年谈及钱钟书的《围城》，仅用一句话：洋才子说刻薄话。此评看似尖锐，其实相当淳厚。因为钱钟书的《围城》，岂止只是刻薄话而已。
钱钟书小说里的方鸿渐，怎么看都感觉是有作者的影子在其中。方鸿渐的玩世不恭里，含有一种世家子弟的轻浮；方鸿渐的聪明过人里，又有文化玩票的油滑。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作家、文学研究家
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写出的，像是一个上海人看江北人那样的不屑一顾；同样，倘若将方鸿渐假设为上海人，那么在方鸿渐眼里的同事，几乎全都是既可怜又可笑的江北人。
乔伊斯凭借《都柏林人》、《尤里西斯》、《芬尼根之觉醒》，一吐对世人的不屑一顾，钱钟书籍方鸿渐将世上读书人尽情嘲弄。假如《围城》里去掉方鸿渐其人，那么有如又一部《儒林外史》。但因为有了方鸿渐其人，《围城》的格局反而变得狭窄局促，不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才子一览众山小的尖酸刻薄。
如果说，婚姻是围城，学府是围城，知识是围城，那么方鸿渐的自负，钱钟书的聪明，其实也是围城。方鸿渐在他所不屑的人群中混日子，钱钟书则在他的聪明里打转。走出聪明，需要慈悲。而这恰好是钱钟书其人其小说的死穴所在：缺乏悲悯。钱钟书也罢，方鸿渐也罢，总是在睥睨浊世的同时，顾影自怜。
施蛰存其人其小说，有着钱氏所缺乏的雍容大度：自由被诉诸悲悯情怀，诉诸对芸芸众生的关切。
施蛰存早年的成名作《上元灯》，将一段青梅竹马式的恋情，写得意趣盎然，却又轻淡，隽永。仅一盏花灯，便道尽款款深情。青春期的萌动，有如湖面上的涟漪，微波荡漾，全无翻江倒海般的不可遏止。爱得倾心，心地坦荡；妒意乍起之际，旋即又体贴入微。结尾处毫无“三军过后尽开颜”式的粗俗，充满“却话巴山夜雨时” 的温馨。
施蛰存晚年曾经如此总结自己的婚姻：淡如水，甜如蜜。这六个字，又恰好是小说《上元灯》最为贴切的注解。或者说，《上元灯》里的清淡，贯穿了施蛰存的一生。这与卡夫卡在婚姻面前的进退维谷，倒是对照鲜明。
很难说是因为个性太柔弱，还是世事太洞明，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父性专制的阴影底下。这使卡氏小说在透彻之余，难免遍布绝望之雾。相反，有庄子式修为的施蛰存，在观照世人为欲望所苦之际，总会留出一丝宽厚的微笑。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土地测量员，更不用那个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基本上都是得不到拯救的，有如一道道无解的难题。
但施蛰存小说里的将军也罢，高僧也罢，一旦经由欲望的纠缠而还原为芸芸众生，全都有着朴素的归宿：将军死在爱恋里，高僧留下了舍利子。至于《阿褴公主》中的男主人公，没有像罗密欧那样全然死于殉情，而是终被仇家所害；并非是故事不够浪漫，而是小说无意间折射了中国式的仇恨。施蛰存小说唯一的一次失手，是在《李师师》里错写了那个宋朝的艺术家皇帝。既然将军、莽夫、高僧都在怜悯之列，那个可怜的艺术家皇帝，为何不能是个被同情的对象？
除了那个艺术家皇帝得不到宽恕，施蛰存小说世界里的其他所有人物，皆是众生平等。而且不啻是平等在死亡面前，也同样平等在欲望底下。正如卡夫卡小说中的众生被世界的荒诞所吞噬，施蛰存小说里的人物被难以克制的欲望所折磨。恻隐之心，由此而生；谦卑之意，因此而起。读钱钟书的《围城》，会时不时地听见作者的窃笑。但读施蛰存的小说，即便讽刺也轻淡如云，作者没有任何优越感。
以 “北山四窗”著称于世的施蛰存，在其东窗（古典文学）、南窗（现代文学）、西窗（外国文学）、北窗（金石碑版）诸窗上的治学和译作，广博其次，才情居首，其境界一如在小说里的悲悯和谦卑。读施蛰存的《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之类的书稿，与读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施氏学术让人感觉亲切，颇有将拳拳之心、诉诸谆谆之间的平易风度；而钱氏学问却拒人千里，读者有如面对一位知识巨富，一不小心就会遭受无声的耻笑：笑你知识贫乏。
在西方人文史上，也有一位博学如钱钟书的学者。这里指的是，《英文字典》的作者，英国学者塞缪尔.约翰逊，其字典又称《约翰逊字典》。但这位博学者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与其说是浩瀚的学识，不如说是出俗的人文气度。塞缪尔.约翰逊之所以获得后世敬重，也不是因为知识的如何渊博，而是其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出类拔萃。
一位学者的大气与否，不在于读过多少书，记住多少字，而在于精神上的不可摧折。
不管怎么说，钱钟书毕竟是个热爱自由之人。虽说《围城》里的方鸿渐过于自恃，但绝不是个自我压抑到畸形地步的孔已己。即便是有关学问，钱氏也有着不凡的彻悟，有道是：“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氏如是凝聚在《管锥编》里的辛酸苦辣，孤独的心境，曲高和寡的心气，难以为肤浅的后学们所体味。不少将钱氏视作学术偶像的学人，鲜有领略个中三昧者。他们仰望着钱氏的学问高山，羡慕着钱氏的功成名就，却从来不曾想过，这样代价换来的心血结晶。
钱氏籍此告诉世人，《管锥编》里的钱钟书，才是真正的钱钟书。
至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人文价值，足以与李渔的《闲情偶寄》相提并论。钱氏学问留给后世一座厚重的学问高山，李氏偶寄告诉世人，中国文化的精粹并不见诸皓首穷经，而是见诸日常生活的如何讲究。两相对照，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长长短短，诸如感官上的，记忆中的，也就尽在其中了。
面对既琐碎又精致的钱氏学问，后代学人自然会惊叹其学识的渊博；但让以知识爆炸为特征的电子时代的年轻人看在眼里，却又会为有前辈如此沉缅于浩瀚的书海，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会怀疑，这样的人生，真的很有乐趣么？当然，对于附庸风雅的文化票友来说，钱氏著作乃是他们的永恒经典；一如《易经》之于算命观相看风水之徒。
这应该是施蛰存的学问所难以企及的。
因为施氏的诗话词学，不过是与读者分享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不求永恒，但求愉悦；分享过后，烟消云散。按理说，这其实也该是钱钟书撰写《管锥编》的初衷：在那漫长而又无可奈何的日子里，自娱自乐一番，并不曾想到要成为文化票友的经典。人生有如白马过隙，这是施、钱二位共有的彻悟。
稍微不同的只是，钱氏不会推却恩赐的荣耀，但施蛰存面对褒奖，却会从容不迫地告诉对方：你们颁奖，颁错人了。
敬请参与“必记本”北京建外soho读书会第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