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文章以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５年公布的１９５７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高端学术人才的成长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长江学者性别比例悬殊、学科训练背景单一、工作变动较频繁、大部分人担任过行政职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平均成才时长为１５年，自然科学领域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明显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江学者。大部分长江学者有国外留学背景，留学对其成长成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以出生江、浙两地的长江学者为多，存在明显的地域文化影响现象。国家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我国为培养高端人才启动了一系列计划，１９９８年启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速高校创造性人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本研究以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５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１９５７人为样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着重进一步了解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成长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高端学术人才的培养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公布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共１９５７人，通过各大门户网站、数据库、传记书籍、新闻报道、搜索引擎以及其他途径收集其资料信息，并对其中存在矛盾和有问题的数据信息进行比对和确认。收集的信息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基本情况、工作经历、成长成才的影响因素等。
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履历分析法，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资料信息进行变量化处理，这些变量包括性别、担任行政职务、工作变动、教育程度、留学状况、毕业院校、学科专业、出生地分布、专业训练背景、成才时长（即获得最后学历到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的时间间隔）等，可将其归为三类变量：基本变量（性别、出生地）、教育变量（毕业院校、专业、教育程度或学历、留学状况）和工作变量（行政职务、工作流动性、研究领域、成才时长）。将这些变量信息录入ＳＰＳＳ ２２．０进行统计分析。对上述各变量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时所采用的统计人数，将根据该变量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确证性而有所变化。
|结果与分析
从性别分布来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男性１８３５名，占比９４％；女性仅１２２名，占比６％。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据统计，２０１５年我国高校女教师占比为４８．６２％，男女教师比例比较接近。２０１３年，正高职称的女性高校教师比例仅占２８．９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绝大部分来自高校，是高校教授群体中的拔尖人才。这反映了在我国高校中，越是高层次人才，女性比例越低。女性学术成长受限一方面可能与女性要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照顾家庭和孩子身上有关，也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刻板印象有关。
我们对８４８名具有大陆有效出生地信息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进行了统计，以探讨地域文化或文化传统对拔尖人才成长的影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出生地分布在大陆地区的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出生地为江苏和浙江的长江学者最多，两个省份比例占２２．７％。
江浙地区自古以来文教昌盛，文化世家密集，南宋以来，江浙人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为突出，据统计，明清两代状元共２０３名，其中，江苏浙江有１０５ 名，占到全国状元总数的５１．７％。近代江浙学人群体更是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充当了开拓者、领头雁的角色，引领近代中国的文化学术转型。这和江浙地区自古博学崇文、开放进取、批判质疑的地域文化风气密不可分。我国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第一学历几乎都在国内高校获得，在求学的最后阶段（“必记本”注：基本是博士阶段），则有相当大比例（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将目光投向国外，通过接受西方国家发达的高等教育，来有效地扩展自身的学术视野和创新能力。同时，一般高校在对长江学者最后学历培养中的作用也有显著的降低。不过，我国高校仍然是培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力量，这是和新中国成立前杰出人才绝大多数毕业于国外高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对能获得准确的教育程度信息的１９１５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本科至博士阶段的教育状况进行统计。
可以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本上都拥有博士学位，最终学历为学士和硕士的比例很低，两者合占１.３％。说明获得最高学位是杰出学术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我们将在国外获得文凭，或者在职业生涯期间有去国外做访问学者的，界定为有留学经历；而把既没有在国外获得文凭，也没有去国外访学的，界定为无留学经历。根据上述界定，我们对能收集到准确信息的１７４８名长江学者的留学状况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有留学经历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１０６人，占总数的６３．３％；无留学经历的６４２人，占总数的３６．７％。说明大多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都有留学经历，留学经历在学术高端人才的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的确立、学术人脉的建立、新的学术领域的拓展以及对世界学术前沿的了解、追踪和突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对我国杰出学术人才成长的影响。这里所统计的学科训练背景分为单一学科训练背景和多学科训练背景。单一学科训练背景是指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所接受的学科训练都在同一个一级学科内完成；多学科训练背景是指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在两个及以上一级学科领域学习。根据上述界定，在可获得准确信息的１５１８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有１２０９人属于单一学科训练背景，占７９．６％；３０９人有多学科训练背景，占２０．４％。大多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接受单一学科训练，这可能与我们的研究生选拔制度有关，即主要采用笔试成绩的录取方式，对于进一步攻读同一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成功率会比跨学科攻读更高一些，此外，有研究发现，本、硕、博毕业于同一机构的长江学者在科研训练阶段平均花费时间最短。在同一机构完成所有阶段的训练大都属于同一学科专业的训练，导师也比较熟悉。根据上述研究结果，选取教育变量中的教育程度和留学两个变量，采用方差分析，以探讨这两个变量对长江学者成才时长的影响，结果见表２。留学经历对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本科毕业后去国外留学上，本科毕业后留学会显著缩短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间。这可能与我国的研究生学制有关，国内的硕士学制长，本科毕业到获得博士学位要六、七年时间，而在国外，由于硕士学制短，本科毕业到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长最快可缩短到四、五年。在１９５７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有担任行政职务者１２８６位，占６５．７％；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者４９７位，占２５．５％。多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过校长、院长、所长等行政职务，仅少部分长江学者长期不担任行政职务。有些是在担任行政职务时荣获长江学者称号，也有些是在获得长江学者称号后担任行政职务。在我国，担任行政职务与获得学术荣誉或学术成果产出的关系比较复杂，有研究发现，担任行政职务对长江学者的成长成才影响不显著；但有研究表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获得该称号后学术绩效显著下降，整个职业生涯中绩效呈“倒Ｕ 型”分布。工作单位的变动，包括博士后出站到不同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工作、从国外到国内的工作变动等。统计结果见表３。从表３可知，在１９５７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３７９名学者没有经历过工作单位变动，博士毕业后一直在一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占１９．４％。有过一次及以上工作变动者合计占６８．１％。其中，超过一半以上（“必记本”注：５４．７％）的人有２次及以上工作变动。说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工作变动比较频繁。这种工作变动主要发生在获聘长江学者之前。有研究表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其受聘前流动的人数占总流动人数的９６．５％，且绝大多数都表现为向上流动，即向综合实力更强或学科实力更强的高校流动。这一方面反映了高端学术人才考虑到自身的发展，需要寻求更好的学术发展平台，另一方面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适当的工作变动有助于高端学术人才的成长。对于取得最后学历到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所花费的时间长度，我们按照１３个学科门类进行统计，结果见表４。同时，也按照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类进行长江学者成才时长的统计，结果见表５。从上表可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平均成才时长为１５年，自然科学类（“必记本”注：理、工、农、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成才时长最短，平均１３．１年。其中，理学类长江学者在所有学科门类中成才时长最短，平均为１２．７年。自然科学类的长江学者共１６３８人，占８３．７％。人文学科类（文、史、哲、艺术）长江学者成才时长最长，平均１６．８年，其中，文学类长江学者在所有学科门类中成才时长最长，平均为１８年，与最短的理学类长江学者相比，两者相差５．３年。人文学科长江学者的人数最少，只有１２１人，仅占６．２％，特别是艺术学只有６人。社会科学类（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介于自然科学类和人文学类长江学者之间，平均时长为１５．２年，人数共１９６人，占比１０％。自然科学类的长江学者占绝大多数，而人文学科类长江学者比例过小，可能与我们长期以来重理轻文的政策导向有关；而自然科学类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显著短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类的长江学者，则与学科性质有关，也可能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受到人为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关。许多研究发现，自然科学家创造力最高峰的年龄要明显早于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最后特别提醒，为提高青年教师和博士的学术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必记本”将会在寒假定期推出“学术训练营”，每期15人，敬请后台留言报名或添加“必记本”助理李博士（微信：xixiaiypf）报名。“必记本”注：本文为“必记本”编辑节选，原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群体成长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作者为郑剑虹、梁舒婷和何吴明，其中郑剑虹为岭南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发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４月第４２卷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