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的前提是先得有钱
高永平，首师大教授
1883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黑体为“必记本”所加）
请注意，在“必记本”用黑体标明的一句引文里，恩格斯说的是“人们”而不是“人”。这是大有深意的，如果使用单数“人”的话，马克思的发现就不成其为发现了。如果使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语，那是一种"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事实。因为很简单，如果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人是不能生存的，死去的人是不可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事务的。不过，本文恰恰就想从单数的"人"的角度讨论一下马克思的这一“发现”。
只有活着才能做事情，这是自然规律，普天下皆然。但是，这一规律对于知识分子却异乎寻常地残酷。只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存"和"做事情"往往是一回事。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让自己的生活锦上添花。即使是那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目标，把财富当作"成功符号"来争取的资本家，"生存"和"做事情"也是一致和相辅相成的。
但是，知识分子则不同，在他们的生活中，"生存"和"做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这矛盾首先表现为，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物质上的收获（少数人例外）。其次，为生存而进行的努力和为事业而进行的努力必然要在时间和精力上形成竞争关系。大多数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忍受清贫乃至穷困潦倒，或者是放弃事业去追求荣华富贵。
这里又出现了两种可能性。有一些知识分子有选择的能力，凭他的能力，如果选择官场或者商场，他完全可以高官得做或者腰缠万贯。这种人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范蠡。当然，很多知识分子没有其他本事，除了他的事业之外，他什么也干不了，比如说像莫扎特，像梵高，像卢梭。但是，即使是这一类人，他们仍然是可以选择的，他不至于连“搬砖和泥”也不会吧。应该说，他从事任何一种挣钱的活动，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所以，追求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主动的选择。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类最高动机——自我实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我们人类社会是幸运的。没有他们，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者说，没有他们，人类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孔子，没有亚里士多德，没有牛顿，没有孟德斯鸠，人类社会现在会在哪里。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大众绝非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是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虽然这个任务也同样伟大。历史上大多数的伟大贡献，都是伟大人物单枪匹马奋斗出来的，由代表社会的政府出资养活和资助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动，仅仅是近百年来的事情。不仅如此，很多伟大人物不仅仅没有得到社会的扶持和资助，还要忍受社会的虐待甚至迫害。想想屈原，想想李贽，想想伽利略，想想布鲁诺，再想想马克思，都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对自己最优秀的成员进行迫害的历史。如果不是这些人所具有的"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式的勇敢和坚强，人类可能还在"茹毛饮血"哩!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
事业再伟大，每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仍然还是要面对"马克思铁律"，因为伟大代替不了"柴米油盐"。知识分子天天被这一对矛盾折磨着，撕裂着。如果这个知识分子不幸（“必记本”注：或者说有幸）拥有一个家庭，这种折磨和撕裂就更加痛彻。妻子儿女的抱怨，面对这种抱怨时的羞愧与内疚，为人子（女）、为人夫（妇）、为人父（母）的世俗责任的抽打，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更何况，自己的事业还有可能使自己的亲人也身陷囹圄或者死于非命。我们先不说这种极端的情况，你至少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温饱吧？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如此多的伟大人物选择独身：伊萨克·牛顿、依曼努尔·康德、亚当·斯密、勒内·笛卡儿、伏尔泰、大卫·休谟、约翰·洛克——这个名单还可以再加长。即使在当今中国，这个问题仍然非常尖锐。
有多少年轻的知识分子因为生活的重压而过早夭折，又有多少知识分子缺少基本的工作条件——其实所谓的工作条件仅仅是一间书房……
面对生活和事业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的心灵痛苦大概来自以下方面。首先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事业追求与世俗义务时间的矛盾，不再赘述。心灵痛苦的第二个方面来自心灵追求与常人欲望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也知道宝马豪宅比公交车和陋室舒适，他们还知道宝马豪宅可以引来红颜如玉。
更何况，如果拥有了宝马豪宅，自己追求事业的条件也会大大改善。但宝马豪宅却需要时间和精力去赢取，而时间和精力却是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可以用在事业追求上的最宝贵财富——他一点都不愿意浪费。在这里，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痛苦的经济学家，他不知道首先去挣钱改善境遇然后再来从事事业，还是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哪一个效率更高。选择前者的人最终会被金钱异化，他慢慢发现挣钱和花钱的乐趣其实高于做学问的乐趣，即使真正挣到了钱，回归事业的动力早已荡然无存。就像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贼心有了，贼胆也有了，可贼没了”。选择后者的人，心灵的矛盾将和现实的问题形影相随，只能接受内心被撕裂的宿命。
心灵痛苦的第三个来源是世俗评价与内心评价的矛盾。他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但这个伟大的事业可能根本就完成不了，也可能完成了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更大的可能是，当他的事业产生了实效并被社会承认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享受不到事业成功给自己带来的荣耀和利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才具明显不如自己的人，却由于选择了世俗认可的道路而活得光鲜照人。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生活在人群里，人们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使知识分子永远面对一个问题：“我的选择难道真的错了？”符号互动论告诉我们，这并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自我评价是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那些意志和信念极度坚定的人，才能化解这些来自外界的负面评价。只要知识分子的成就还没有获得世人的认可，对自我的怀疑就会萦绕在他的心头。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活到被世人认可的那一天——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面对生活和事业的矛盾，肯定有许多知识分子成功地解决了它。否则，人类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伟大的成就。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解决方式。第一种，职业和事业的分离。很多人为了生活，要选择一个挣钱的职业，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与此同时，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瑞士专利局时期的爱因斯坦就是这种选择的典型。一般来说，这种三心二意式的职业所获得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而且职业和事业对时间和精力的竞争持续存在。
第二种，知识分子恰好从事了赚钱的事业，这是最幸运的知识分子。毕加索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但是，这样幸运的知识分子是少数。梵高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毕加索们的数量。第三种，知识分子恰好拥有万贯家财，使他不必为五斗米折腰，衣食无忧地从事自己的事业。西方近代许多伟大人物或者是出身贵族，或者是继承了大宗遗产，使他们既能满足生活所需，还可以为自己的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
第四种，知识分子由社会供养。在学术制度化以后，这已经成为了各个发达国家最通行的方式。学术制度化的最早表现是大学制度的形成。最初的大学并不像现代的大学那样接受国家非常多的资助，它是一个学术自治团体。但是，大学无疑是社会的代表，它代表社会养活了一大批学者和教授，使这些人摆脱生活的重担，潜心学问。这种方式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康德，在他成为格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之后，生活的后顾之忧就永远解决了。
现在，各国政府对本国大学的投入都非常之大，政府代表社会把学者和教授养起来了。西方国家的终身教职制度就是"国家养学者"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学者，比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波普尔、罗尔斯、哈耶克等等，都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更不用提那些自然科学家了。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生存的后两种方式。
在学术制度化以前，很多大师都是出自望族名门，这并非偶然。看一下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就会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俞平伯、陈寅恪、钱钟书等人，都是出自名门望族，而且有极深的家学渊源。祖传的学术积累和家庭财力的支持，是他们成为学术大师的重要原因（“必记本”注：当然，也有许多大师出身平民，待后文论述）。
可以说，如果没有名门望族，中国近代至少要减少一半的学术大师。祖产丰厚对于富家子弟来说并非都是好事。做一个武断的判断，家产丰厚大概要产生90%的纨绔子弟，剩下的10%会有超越性的追求，但最终成功的人不会超过1%。不过，对于一个民族，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足矣!学术成果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可复制性，一个人的成就马上就可以被所有人所用。
可以推想，用不着太多，如果两千年来我们每一代人都有万分之一的人成为大师，中国人可能早就殖民大熊星座了。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大师，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有产阶级和有闲阶级被彻底地消灭了半个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巴尔扎克说三代才能造就一个贵族，但三代未必能够造就一个学术大师。中国的有产阶级正在壮大，期待在几十年后，在纨绔子弟的衮衮诸公中，能够有些许学术大师脱颖而出。
由社会来供养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世界通例。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这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其原因还是知识成果的可复制性。以美国为例，可以想象，每年国家投入到科学和学术研究中的资金绝大多数都被浪费掉了，能够出成果的只是一小部分。
对于人文学术来说，真正能为人类的思想添砖加瓦的思想家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教授仅仅做到了"传业授道解惑"之职，在学术贡献上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是，只要1%的人成为罗尔斯、成为弗里德曼、成为亨廷顿，美国在软实力上的所得就会大大超过它发给教授们的全部工资。所以，漏洞再大，问题再多，美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终身教职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至少在目前和可见的未来——美国在知识的生产上领先于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
其实，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最早建立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供养制度。翻开中国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还具有另一个身份——国家官吏。这一情况越到君主制度的后期就越明显。韩愈是官吏，欧阳修是官吏，朱熹是官吏，甚至连自然科学家张衡和沈括都是官吏。这些人很多出自贫寒之家，是科举制度使他们成为了知识分子，而文官制度又为他们的学术追求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然，还有一些人的成就和做官无关，比如说杜甫和李白（“必记本”注：杜甫的官俸从来就不敷家用，李白则只做过几天唐玄宗的帮闲文人），但依靠国家奉养而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民国以后，中国引入了西方的大学制度，现在看来，那次引入是成功的。仅仅看看那一个时期为我们民族培养的大师，现在的我们在汗颜的同时，不能不惊异于当时的成就（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考虑到这些人繁多的政治社会活动……）。
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并非富家子弟，但仍然成就了一个个学术高峰，一个我们至今仍然难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峰。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大学教授制度。有人测算，当时一个教授的工资大约可以购买一千多斤猪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能够有如此收入的教授恐怕仍然不多吧！想想我们后来对教授们的所作所为，“没有大师的时代”之出现就再正常不过了。假如鲁迅和胡适们需要在下课后卖油条贴补家用（“必记本”注：改革开放初期的真实事例），他们还能有如此成就吗？
当然，一个社会并非只是为知识分子拿出一笔钱来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没有良好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些钱仍然不会产生多少学术成果。上文说到，即使是在制度成熟的美国，大多数金钱还是会被浪费掉。这种浪费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都有这种情况。自然科学本身就具有探索的性质，有些资金的唯一作用就是证明某条科研路径走不通。人文社科领域则更是如此，每年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真正能成为学术经典的著作寥寥无几。
除了这些客观因素，社会供养知识分子还有如下问题。其一，遴选出值得社会供养的人非常困难。因为遴选这些人的工作也要靠人来完成。在这个遴选过程中，人性的缺点必然干扰遴选过程。遴选者和被遴选者的私人关系、学术观点的异同都会影响遴选的结果。遴选权的主观性还会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怎样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就是设计遴选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二，即使排除了学术遴选者的舞弊行为，学术活动的不确定性仍然使被遴选者的欺骗行为无法完全避免。其结果是，社会要用纳税人的钱白白养活一大批学术骗子。其三，社会为知识分子提供的优越待遇会引诱一批没有学术志向的人混入知识分子群体，滥竽充数。特别是当这些人经过了学术遴选阶段获得终身教职以后，胸无大志的原形即不再遮掩。这些都是制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西方国家实行的终身教职制度仍然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虽然这一制度仍然是"两恶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现在，中国政府每年对科教领域的投入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却寥若晨星。甚至还出现了刮掉进口芯片的商标冒充研究成果的丑闻。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人才遴选制度和学术评价制度。在这里，国人重私人关系而丧失人格操守的劣根性难辞其咎。我们遗失了在蔡元培一代人身上还留有的士大夫气节，却保留了猥琐的私德倾向。我们没有借来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对内心尊严的珍视，但却引入了他们的利益交换规则。
这是一种类似结合了肖伯纳的外表和贵妇人的智力的混合体。如果我们的人才遴选和学术评价制度不能尽早完善，学术骗子骗吃骗喝而真正的学术精英却瘐死于槽枥之间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悲观，实践证明，设计良好的制度是可以改良文化和行为方式的。
从民族竞争和繁荣的角度来说，怎样供养那些创造知识财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最核心的制度安排。请不要消灭所有的有钱人吧，他们中间总能冒出个把非凡之士。如果可能，就为那些"看起来像是"有识之士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研究条件吧，谁能保证他们中间就没有李四光和华罗庚呢？当然，哪些人"看起来像是"有识之士，最好还是由完善的制度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