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将对新闻行业产生多大的影响？读者最想读哪类报道？美国网络新闻协会年度大会的五点启示 |德外独家
来源：Storybench
作者：Rowan Walrath
编译：苟于清
为了获得读者的信任，媒体的自我优化会对新闻业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新闻机构认为讽刺是报道政治的最佳口吻，记者又该如何自处？地方媒体该如何盈利？10月初，在华盛顿举办的网络新闻协会2017年会上，3008名参会记者的讨论试图解答上述问题。此外，大会数十个版块的讨论范围甚广，从商业模式到道德困境，还包括虚拟现实等技术，本文从参会业内人士的发言和案例中总结出了五点启示：
一、科技影响着新闻的方方面面
不管记者是否乐见其成，科技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来自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WBUR）的记者Asma Khalid在大会的第一场主题演讲中首次提到了科技的影响，“涉及媒体的真实、信度和质询”，她曾经参与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报道，现在则转为报道波士顿的创业公司。Khalid认为，无论作用是好是坏，科技和政治无疑紧密相连。
VICE新闻的记者Elle Reeve则提出，科技给了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平台以机会，使得它们能通过占媒体的“便宜”来盈利，但同时，社交网络也是记者的宝贵工具，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平台直接联系上事件的一手信源。
社交网络掌门人也给出了回应——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Medium的首席执行官Evan Williams认为，社交平台和媒体并非互斥的关系，而他也在尽量减少科技巨头和记者之间的隔阂。“硅谷的企业家们并不想让社会分崩离析，相反，他们非常乐观地去创新，但没能预见到平台上可能出现的不良内容。”Williams创办Medium也是为了改善社交网络的现状，“重要的是知道谁该为内容负责”，目前Medium上也不乏低质量的文章，但它会确保作者或媒体的名字清晰地显示在文章上方。
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的Jim Brady认为，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也值得反思，他在一个讨论当前政治气候与道德的会议版块提出，现在人们总是暴露在大众眼前，几乎已经没有独处的空间。
来自人工智能内容分发公司True Anthem的Chris Hart认为，用人工智能来操作日常事务能够解放人类，让他们去做更富有创意的事，尤其是在广告和分发行业，因此人工智能都是以人为本的。新闻智能推荐应用SmartNews的主任记者Rich Jaroslovsky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二、受众渴望本地新闻
在第一场主题演讲中，Khalid讲了一个趣闻：她开始在全国性媒体工作时，有次回老家，一个当地人告诉她，很惊讶她还会回来。这揭示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社区去了解大众的意见是政治报道最基础的常识，毕竟这能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尽管地方媒体本来有能力做出更好的报道，但全国性媒体倾向于把记者派到他们并不熟悉的地域，这就会引起当地记者的不满。Khalid认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模式值得推广——全国性质的中心加上众多地方分站。
有些地方报道甚至能在全国范围引起强烈的共鸣。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一台的Tamar Charney拿播客“深夜能量（Midnight Oil）”举例，提出人们渴望积极活跃的地方报道，这个系列报道讲述了已有40年历史的输油管道对阿拉斯加州造成的影响。
阿拉斯加州公共媒体制作的系列播客，讲述了多年以来围绕输油管道的风风雨雨，来自npr.org
来自加州的地方新闻网站Berkeleyside的Tracey Taylor、加州非盈利媒体CALmatters的Marcia Parker和专注芝加哥南部地区报道的公民新闻网站City Bureau的Darryl Holliday也都佐证了这一观点。
Taylor表示，创立地方新闻网站Berkelyside之初，没人想到它会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但事实证明，本地报道已长期缺位，受众并不满于这样的局面，开始大力捐赠支持Berkelyside的报道。Parker也有类似的经历， CALmatters着重聚焦加州的政策，因为“人们很想了解加州政策，但报道一直都不够”。
三、衡量报道成功与否
的指数不一定是点击量
在整个大会期间，无论讲者还是专家，都普遍认为最好的衡量指数是受众在特定报道上消耗的时间。
纽约公共电台（WNYC）的Manoush Zomorodi在与Williams对谈时指出，某些并未引起疯狂传播的内容也可以是成功的，事实上，许多优质内容都非常私人化，但Medium这样的内容平台上怎样评判呢？Williams同意Zomorodi的观点，他认为内容不一定必须是高产量、低成本的商品，而Facebook和Twitter追求的纯粹是注意力这种商品。
Vox传媒的Andrew Golis和新闻评论秀The Young Turks的Cenk Uygur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们的网站都更重视视频的观看时长而非播放量。Golis说，在Facebook上，视频只要静音播放超过三秒就被视为一次播放，而Vox的视频平均能吸引到四分钟的观看时间，The Young Turks的数据则是五分钟。对于想要以视频盈利的媒体，Golis给的建议是：做受众真正喜欢的内容，受众的喜爱远比点击量重要。
四、受众的参与非常重要
对党派偏见感到厌倦的不止有选民和读者，还有记者。The Young Turks的Uygur表示，媒体过分追求中立不仅并不利于新闻事件的客观性，甚至还可能歪曲事实。准确的报道不一定必须完整地展现事件全貌，而党派造成的分裂则是对新闻业的严重威胁。Uygur说，“共和党人这么说，民主党人那样说，然后呢？真相是什么？”
《纽约时报》旗下的杂志记者Nikole Hannah-Jones认为，记者需要思考他们自认为拥有的权力还剩下多少。“以前记者开展工作的前提是受众相信我们，仅仅因为我们是记者就奉上他们的信任，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来自公民新闻平台Hearken的Jennifer Brandel表示，公众对媒体产生信任的前提是，媒体能听见大众的呼声，且对公共议题保有持久兴趣。Hearken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受众参与方式：在这个平台上，公众可以通过填表来提交问题，投票决出需要记者回答的问题。旧金山公共媒体KQED开创了一个名为“好奇的湾区（Bay Curious）” 系列，听众可以通过Hearken上传他们想让KQED调查的议题，比如“在旧金山裸体是合法的吗？如果是的话，它一直以来都合法吗？”
KQED网站上名为“好奇的湾区”的特殊版块，旨在探索受众提出的问题，来自kqed.org
会员制新闻网站De Correspondent的Rob Wijnberg认为，媒体需要相信受众的知识储备，这点至关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我们报道的读者中可能有一千名医生，他们可比我们医药频道的记者懂得多得多。”针对这样的情况，De Correspondent将原先的“评论”部分改成了“贡献”，邀请受众分享他们的知识。
针对受众参与，芝加哥新闻网站City Bureau的联合创始人Darryl Holliday也有话要说，他认为City Bureau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目标受众群的发声机会并不多，甚至连被谈论的机会都很少，“获得信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媒体能做些什么呢？Holliday提供的方案是，记者应该走上街头，敲开受众的门，开展社区活动。必须向读者证明，媒体是真的关心他们。
Walking Media的创始人John Ness也同意这样的建议，他说，“我们的一大王牌就是离开新闻编辑室四处走动。”但在一个讨论“本地新闻编辑室中的小小改变就可能带来巨大不同”的会议版块中，来自新闻研究机构Poynter的Kristen Hare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对新闻业来说真的生死攸关吗，还是我们只是在照葫芦画瓢？”
五、创新永远是王道
Sara Konrad Baranowski是爱荷华州新闻网站Times Citizen的编辑，她给记者的唯一忠告是，挤出时间来搞创新。上文提到的Uygur说，The Young Turks在初创时并不了解自己的定位，但这正是媒体昂首向前的理由，担心失败是没有意义的，不如冷静地去尝试。
网络新闻人如何看待媒体重点发展视频的趋势呢？在全国性媒体争论是否要“向视频转型”的同时，Vox的Andrew Golis却害怕这股趋势背后的实质并不能经得起考验。“如果你做视频只是因为觉得该做，就别做。事实上，你需要对视频代表的独特叙事手法了解并充满激情。”会议结束后，他又在Twitter上补充道，“如果只是因为大趋势而转向视频，却没有具体的定位和目标，你一定会失败。”
Golis指出，媒体应该雇佣那些富有创造力、有才华并勇于自学的员工，这样团队内部都会相互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尝试新事物的必要性已刻不容缓。《华盛顿邮报》视频团队的高级制片人Nadine Ajaka在她演讲的最后一锤定音：“你根本无法想象出五年以后的新闻工作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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