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革命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于数字化的几点思考|德外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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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角度讲，数字化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种对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处理方式。自计算机技术问世后，人们可以用二进位制对信息和知识进行快速量化统计并且加工利用。其后，伴随着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发展，数字化技术就成为一个通用性、基础性数字处理技术。
关于数字资源开发利用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业态的创新，是革命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近些年来，我国的实践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通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AI+等发展路径和赋能模式，不断催生出各类数字化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微商经济、线上经济、线上线下一体化生态圈经济等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业态，使得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现在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应用问题。广义地讲可以包括：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社会治理、数字经济或数字时代等重大命题。
以1946年计算机技术发明使用为标志，伴随着相关数据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进程，数字化才逐步成为一个重大现象级，也是趋势级的大规律。
从一个维度看，数据源趋于多样化及其数据结构趋于复杂化。从另一维度看，数据生成规模呈现几何式增长势头，并且在线数据的比重持续增长。这两个方面，共同演绎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可以被快速及时便捷地数字化这样的大趋势。
因此，人类对自身的直接行为和间接行为进行数字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断地、自动地生成可留痕可记录的海量数据（特别是在线大数据）。
一般而言，可数字化的数据源主要来自于三类场景。
第一类情况是人们的直接行为，包括团体性生产和管理带来的行为，如政务行为、投资行为、商业交易行为、对外贸易行为、企业管理行为等；也包括个体性消费行为，如在享受电商网购、通讯与即时通信、网上搜索、电子支付、交通出行、数字文化娱乐等各类活动过程中的任何个人行为，都可以无时无刻地在线生成电子数据并且通过各类平台或数据中心在线记录和存储下来。
第二类情况，还是人类的直接行为，但是通过人为的部署和配置，将所有的物体和生命体都变成一个具有信息采集和传输，包括边缘计算功能的通信终端，从而将这些物体和生命体的位置及其移动轨迹都进行数字化。如各类交通工具、各类空间运载工具、各类智能终端、各类公共设施、各类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以及各类自然物品和个人物品等等，无论是在静止还是移动状态都可以自动地在线生成数据。
第三类情况是最有特殊意义的，这就是原始数据在反复多次加工利用的过程中和过程后，都在持续不间断地生成新的数据。也就是说，在对所采集数据进行清洗、分类、加工、建模、大数据深度分析、人工智能化分析计算等各个环节和过程的同时，又无时无刻地、反复地、不中断地、可持续地大量生成新的数据。
因此，数字化技术越先进并成熟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生成数据的增长规模就越来越大，直到难以估量。近年来，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已存储数据量都是几何式增长，有资料提到2018年就达到20个ZB，预计到2025年再增加10倍。有必要指出的是，现在存储的数据包括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等复杂结构的数据，如语音数据、图像数据、定位导航数据、机器学习数据等等，这就共同构成了我们常说的大数据。
大数据技术以及应用的有效普及，才是在数字时代我们说的，数据之所以能够成为战略性、关键性、基础性要素资源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讲，数字化过程中得到的大数据具有鲜明的资源属性，那就完全可以通过对其开发利用来实现资源产业化、商业化以及市场化交易。并且，随着资源化的数据被一次次地重复不断地加工使用，就会每一次都可以带来新的数字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增值。
比如，通过数字化行业应用、数字化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生活创新体验、数字化政府和管理等途径，就可以将数据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不断深化为一个可持续的数字赋能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环节和全过程，从而持续不断地增加数字资源的价值实现。
因此，数字化得到的数据既是人类科技发展融入全部经济社会活动的产物，即生产目的；同时也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资源，即生产工具。
总之，通过数字化所获得的数据，是人类第一次可以摆脱大自然惠赐的要素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林草等），而主动获得的一种新的特殊要素资源。追求数字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提升其开发利用水平和市场配置效率效益，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数字经济发展。
开发利用数字化的
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因，是可以资源化的数据。围绕数据这一要素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度开发利用而形成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总和，就是数字经济的本质属性。深刻理解数字经济的本质，有助于全社会切实提高加快发展、全面融入数字经济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能动性。
总的来讲，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加工挖掘、智能化计算、数据化赋能等环节上，所共同形成的数据生产能力、数据消费能力、数据交换交易能力和数字社会治理能力，就是衡量这个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数字化社会治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质量的客观标准。
当然，数字经济时代或者说数字时代，数字化是基础，是为解决数字资源这一发展基因的事情。但是，数字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最终实现，则必须也必然是数字化与网络化、智能化互为因果、融合集成、协同发展，才会共同构成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产业、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活等体现数字时代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可分割、共生共存的巨系统。
要继续探讨的是，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有什么指标可以度量其发展水平和质量呢？
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大类：
一、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程度；
二、数据的生成频度及其增量变化率；
三、对复杂结构数据所具备的可定义处理能力；
四、数据作为要素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实现程度。
若按照这四个方面进行对照，我国在整体上确实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形态正在加快向数字经济形态迈进。
根据我国几个不同权威研究机构的测算，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若国际上横向比较，总量第二但占GDP比重则要在美英新等国家后面了。但若深化考察评估一些重要细分领域，我国则是可以获得若干冠军的。比如：
基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的消费互联网产业规模及其商业业态创新速度；
基于4G普及以及5G商用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应用规模和水平以及推广普及速度；
基于全国性电子政务网络和政务服务平台的智慧城市建设普及率和应用程度；
基于大数据高端存储和超规模弹性扩张数字处理技术的数据库技术行业应用水平；
基于大数据及其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在城市大脑、城市安防、智能交通、社区管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规模等等。
我国的数字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市场应用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中国数字经济将加快转化为主流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硬核底气和客观判断。
数字化技术革命以及技术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需要找到合适的驱动力
我国自20多年前引入互联网以来，就逐步学会利用数字化技术最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发展路径上，形成明显的中国特色，主要是发挥了三大驱动力。
一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驱动力。计算机问世以前度量事物的数字处理方式，从古代结绳记事到后来会计再到近代的统计，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数字化技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有近代出现的计算机技术才有可能产生一种由十进位制进入二进位制的数字计算及处理方式。
其后，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逐步研发成熟并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广义数字化技术得到广泛和深度的应用，从经济到社会，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消费，从国内到国际，从初始到各个环节直至结果，技术的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世界。数字技术驱动数据源和数据量的无限增长，然后最大程度地支撑数据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得以实现。
二是消费市场变化的驱动力。从居民消费侧（ToC）来看，我国已经形成数亿计具有中高档消费支付能力的潜在消费人口规模，他们对数字技术转化为新产品和服务新业态既有意向消费，也具有可支付购买力。特别是我国的数亿计中青年消费者，他们崇尚超前享受和追求时尚的消费倾向快速变化，而各类数字化产品和网上服务正好符合他们的消费心理。
因此，正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巨大并且不断增长的潜在消费群体，他们对便利化购物、精准化出行、灵活弹性就业、电子安全支付、精神文化享受升级等各个方面的新愿望新诉求不断增长，就会引导和迫使供给侧加快适应这一需求变化，创新性地逐步培育出来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化生活消费市场。
从企业侧和政府侧（ToB 和ToG）来看，最后胜出者所具备的前提条件都是其产品能够快速更新换代，服务能够快速适应客户需求变化，企业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能够不断提升，商业营销的获客能够更加精准和有效。
三是商业模式革命和商业业态创新的驱动力。数据作为要素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商业化开发利用的模式和业态也必然具有特殊性。与人类对土地、矿产、水、林木、海洋等十分熟悉的要素资源开发利用相比，对数据作为要素资源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关于开发利用的理念、方法、手段、模式、机制等，还是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监管等方面，两者都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在工业化及信息化时期我们习惯于考虑要素资源有限性、生态和环境容量、生产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产品库存和物流、投入报酬率计算模型。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数字资源的开发利用则要考虑的是另外一系列因素。
比如：
1）由于数据资源的基本属性是可以映射物理世界的虚拟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数字孪生世界，因此就不必考虑其会占用多少物理空间和生态环境容量等问题；
2）由于在使用价值上数据可以反复持续利用，也就不必考虑其资源有限问题；
3）由于数据价值的大规模增值主要依靠数字赋能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故需要更多地统筹考虑数字产业与其他关联行业和企业实现融合、集成和协同发展的问题；
4）由于数字化产品流通手段及路径是以提供软硬件一体化服务为主导，故我们需要更多地重视软件定义硬件、定义一切的发展规律，树立软件、算法等轻资产也可以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观念；
5）由于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主营销载体是借助于数字化平台来实现眼球经济和流量经济，因此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需要让位于体验模式、社交模式；
6）由于对数字技术及产业化投资回报的计算模型主要基于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共享效应，这就意味着单一服务对象所支付的边际成本理论上可以趋于零，故在投资回报率测算时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利润来源的多样化和生态链企业等共享经济模式；
7）由于数字具有资源属性，因此这类资源的资产化、证券化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其路径依赖完全不同于现有其他任何要素资源。其中，涉及数字资产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载体和合规性监管等等都需要重新设计。
因此，关于数字资源开发利用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业态的创新，是革命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近些年来，我国的实践也越来越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通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AI+等发展路径和赋能模式，不断催生出各类数字化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微商经济、线上经济、线上线下一体化生态圈经济等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业态，使得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数字基建需要
新理念、新模式、新手段、新机制
相较于传统基建如铁公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独特的领域。当然，新老基建都是基建，都应该具有产业支撑、基础保障、普遍服务、社会价值等基本功能。因此，当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加力加速发展阶段时，可支撑和保障新的数字技术产业化以及新动能、新业态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务必超前发展起来。
由于数字产业具有软件定义硬件、软件定义应用、算法决定效率、网络平台即服务、安全保障即服务、数字资产重复使用可增值、数字技术可赋能等特征，数字基建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形态和资产定价与传统基建具有很大区别。
数字基建内容既包括硬件基础设施，也包括软性基础设施，最主要的还是经融合集成的软硬件一体化基础设施。因此，数字基建工作量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成为其投资回报变现的过程。
总体上讲，基于数据资源的资源属性和价值属性，可以定义数字基建的主要特征：投资乘数高（具有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建设周期短（建设过程中仅仅软件开发即可以有收益，平台可以边建设边投入使用）、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引领和拉动力强（如可以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挥赋能作用）；还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行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市场适应能力、经济效益等；也可以助力政府提供更加科学精准服务和创新型监管以及提高全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
当前我国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分为以下十个大类。
一是5G移动网络与传输设施。突破点在于核心芯片、操作系统、基站覆盖率、传导新材料等。属于投资规模巨大但市场应用规模会出现跳跃式、爆发式增长的领域。同时，5G与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应用相配套，将可能成为我国率先在世界上取得顶级竞争力的行业，市场空间和赢利前景巨大。
二是光纤宽带设施。主要任务是要推动一级服务商的适度竞争和二级服务商的充分竞争。重点建设任务是大规模拓宽到村镇和居民小区带宽。
三是数据中心。重点是建设大型化、具有高档存储和高算力并且可与云计算服务、边缘计算服务相关联的这一类高档数据中心。统筹和优化国家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建设的地区布局，避免再一次出现一哄而起，布局劣化。
四是通导遥各类卫星空间设施。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北斗行业应用和低轨道通讯卫星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星际组网和地面接收站建设。加快建设与物联网相配套的室内外一体化精准定位服务设施。建设形成天地空一体化的时空大数据系统。
五是基于IPv6协议的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当前重点是要求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国企和互联网平台公司迅速从IPv4向IPv6全面过渡，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来带动全社会普及应用。
六是数字化网络平台。重点拓展具有更多应用场景和可赋能的数字化平台，包括泛消费和居民新生活服务导向的互联网平台、可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通用技术共享平台、物联网平台、天基互联网平台、跨部门跨地区的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换和数据开放平台、广电融媒体网络平台等。
七是人工智能软硬件一体化基础设施。主要是紧贴需求，重点突破智能传感、智能终端、算法算力、工控系统等关键问题，尽快在机器人、数控机床等智能化制造设备领域，形成可持续商业模式。
八是数字孪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围绕智能交通、城市安防、智能电网和重大公共危机处理如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处理等，建设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人文化城市大脑。
九是区块链技术应用设施。重点可以推动企业链化和建设其数字资产化系统（库），加快开发应用DAPP生态体系和TOKEN激励体系，推进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建设等。
十是网络和信息化安全保障体系和设施。此项与前9项都有关系，要更加重视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场景下的网络安全、平台安全、数据安全。
编者按：
作者：杜平，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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