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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是国内“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从1998到2010年，潘绥铭及其团队共定性研究过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关于潘绥铭教授，读者可参考南方人物周刊第376期报道《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本文为潘绥铭教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4次专访中谈及在“红灯区”考察的部分。为保留潘教授个性化的语言风格，我们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本文首发于2014年，不代表本号观点，仅为普及不为人知的一些社会现象。我说我不嫖吧，你们也不信，我说我嫖吧，那我又违心。你真要问他认为潘老师嫖不嫖，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还是说你肯定嫖过。这很正常。
1995年前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小爆发户，有钱了就揪着我到处去吃喝玩乐，拿我当花瓶。人家发了小财带你到处走，跑了有十几个地方吧，南方北方哪都去过。也试过当场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发现根本就不行，隔着一层山一样，什么都了解不到。你假装嫖客来，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根上就错了。你如果假装去嫖她，那你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跟模特、电影演员一样。你看见的根本就不是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她们才不这么问，这是学者的问题。男老板向另外的老板介绍我时候说，第一，人家从北京来的；对他们来说，教授还能听得懂点儿，研究生他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研究生就比教授高。这个问题第三天就解决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你解释。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你就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你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第一个妈咪是高中毕业了的，自己还念了函授，她比较担心我给她写到书里去。但她手下的姑娘们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说“啊太好了，把我写到书里头去，写我真名儿啊”，把名字都告诉我了，但我很快就忘了。(这是我们的研究道德，不是给人家保密，而是根本就不要记住人家的真名。)她们是真这么想的。她们太缺乏关注了，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可能她爸都不看她一眼，所以听说写书高兴死了。而文化低的，她无法作评价，我被写到书里是什么意思，她不懂，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无所谓。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真的太无聊了。电视剧看腻了，打麻将又输不起，一块钱的都输不起，一天24小时打麻将下来。所以麻将也不打，扑克也不打，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你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的呆着。所以她们也很希望有个人聊聊天说说话，又不是嫖客，嫖客的话你得表演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越是小孩越高兴，来了个人跟你聊。而中年人大多数有孩子，孩子不能带，心理负担特别重。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玩玩牌啊，给她们算命，看手相。最多时带着七个女生，最少时候也带着四个学生。带女生有什么好处呢，她能谈感情方面的事。我跟她们为什么也容易说呢，因为有个代沟，年龄差距在那，你在那住上两天以后，就恨不得叫你爸爸的叫你爷爷的都有。老嫖客倒是有啊，但是你否定了是嫖客，就拿你当长辈来看待了。我跟学生讲课，每一次我都提这个问题：到她们那去做宣传教育工作，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你就把她想象成狐狸精了，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呢？只有一次有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的，是学医的，他说对了。你这么一个年龄身份，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就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她爱上你了，你可以感谢她，却没办法回报，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有一次，一位女老师非要找小姐谈谈，就是好奇，不是调查，问我应该先问什么。我说先问她的孩子啊。她不信，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孩子？我说你一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是为人处世。有一个预防艾滋病的男医生说，潘老师，我看你写的书我不信，见你这个人我就信了。我在东莞的时候，帮我调查的妈咪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她打了三次，都是半个多小时。我夫人直劝她，我给你打吧。不行，还是要她打。后来我走了，她也走了，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至少我们在四川考察，一共考察了11个县的开发区，全部都是红灯区。全国最大的农业县，只有一个造纸厂这个基础，在那搞一个开发区，政府只投钱盖路，就是修好一条马路，然后号召农民、市民自己掏钱在旁边盖房子，房子都是私有的，盖起来准备办开发区。
我们这种经济外行都看出来了，这地方离成都还有两个小时车程，既没有原料也没有技术，疯了才会来投资。当地一开始也管，后来发现，税务干部亲口跟我们说的，我们欠了农民的债。靠小姐给你才有税收啊，农民才能活下去啊，卖吃的卖衣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才能兴旺起来。第一地理上得相对集中，第二没有杂七杂八，就是纯粹一个平台，第三得相对公开。符合这三条的也并不多，当然每个县城都会有，只是大小的问题，我们觉得三家集中在一起以上就可以。三家就是比较小的，三十家就比较大，三百家不可能，政府不允许。
你看这进进出出的这些男人这些嫖客，哪个不是人模狗样，回到家哪个不是好丈夫，见了孩子哪个不是好父亲？你最高理想也不过就是嫁个城里人，好丈夫好父亲是吧？他老婆不知道，别人不知道，谁都装不知道，你们可是天天看见的。文化低的女孩子，她说不出这词儿来，可是她唯一的生活信念就是爱情、婚姻。越是底层的女孩子，就越没有本钱没有关系也没有机会，就越会相信这个。你把这个给打垮，不用你教也不用你催，她什么都能做的出来，道德就什么屁都不是了。你别以为是道德问题，别以为它是性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人民政府没管，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她有就业权，你没给她提供任何机会，她自己跑到人才就业市场想养活自己，造成这个局面。换了你，十几岁农村孩子，连城市都没进过，普通话不会，别说说了，连听都听不太懂的孩子，你说你怎么办？当然现在越来越不用教育大众了，因为现在网上，大多数网民已经开始同情小姐了。所以别人老跟我说，拐卖妇女啊强迫卖淫啊，我说我当时转了下，小200个小姐我也见过了，我怎么一个也没听说过？人家东莞人讲，最开始老板都傻乎乎的，也想把小姐关起来看住，电影里演的那样。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可能。那地方城乡一体化，高度发达，你24小时看着她？她掉头就能去对面商店里做售货员，收入低不了多少，20%吧。所以她有的是其他就业机会，你管不住她；所以越是商品发达的地方，越不可能有强迫。再有我昨天跟你讲的例子，你把她关起来，别的老板把她救出去，同业竞争。所以后来我才明白了，所谓的这些个拐卖，都是边远地方，比如四川。第一，经济太不发达，女孩子没工作，做了小姐也没处跑，跑了第二份工作没有，饭都没得吃。第二，当地的性产业太不发达，你没办法换一个不强迫的场所，也不可能上升到高档地方去，周围也没有别的老板来挖你。而且价格极低，老板真的挣不到钱，才会把小姐关起来。还得多说几句。拐卖啦，强迫啦。别的行业不是也有吗？所以不是性产业的特征，不能只盯着小姐看，也不能只靠打击，还是得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老板才能明白，自由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更多，就从源头上减少拐卖和强迫的动力啦。我一开始也是光看见这一面，后来在深圳，我的女研究生跟三个小姐住门对门，她们三个合伙雇了一个妈咪拉客。妈咪那个累呀，还得给她们站岗放哨，还得管筛选客人，客人挑不对就挨骂。女生就写了这个硕士论文，我看了我就想了，她们三个小姑娘凭什么呀？就凭一个自由身啊。你让她合法了，自由了，她有的是办法来保护自己。就是因为工人合法，自由，迫使老板去改进安全措施，迫使科学家去发明更安全的方法，也迫使国家来保护工人的权益。所以你就能理解她们跟男妈咪，或者跟鸡头，或者跟老板，到底是什么关系了。一个17岁的小姐跟她男朋友打电话说，你就骗我假装说你爱我还不行吗？过一会儿又说，我知道你拿我钱去找小姐去了，我又不反对你，没关系你爱我就行。所以她们心甘情愿把自己那点儿血汗钱全部供给鸡头，她们叫男朋友。
这帮小男孩很坏，他故意在小姐里找，然后吃她的喝她的。而且绝不是找一个，会找两三个三四个，一块儿供着他。所以老板，岁数大点儿的，四十多岁了，我去了大概也就几天，他就看出苗头来了，就教训我。他说，你给她们多少钱也没有用，她们都拿去给鸡头了。从经济学意义来说，鸡头就是控制她，剥削她的那个人。经济上你只能管理她们，不能控制，人家要走你不能拦着。而鸡头是人身控制，用什么？爱情，其实就是一点点甜言蜜语。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农民工就能把大学生骗走了，有的骗走好几年的，就这么简单。在内蒙，我的男学生访到一个鸡头，可不是小鸡头，带了7个小姐。问他怎么这么大本事，他开始不说，东扯西扯，然后他带的一个小姐来了，学生就叫我看。早年时候说什么的都有，现在都是说因为穷啊，都是被社会舆论引导，因为穷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理由。还有一个四川大学在册的二年级学生，学习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暑假来干了，就在低端发廊里面。她们一开始都不会说，但是聊着聊着就说漏了，我弟弟怎么怎么。因为你是大学的嘛，她说我弟弟也在上大学呢。那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农民，怎么供得起？我们聊着呢，说到弟弟的学费多少钱，你怎么都知道呢？我说话不客气，有时候跟学生就说，我们在座的人，有的姐姐，就是做这行的，支持你来上大学。农村社会啊，男孩儿宝贝，女孩子糟心，牺牲姐姐培养弟弟，太常见了。这是穷吗？是男女不平等啊。再一个就是家里有病人，尤其是父母，甭管什么病，只要有一个，得，干这行吧，来钱快，孝顺啊。广西的一个小姐，原来好好的非要去染发，爸妈劝也不听，结果把头皮都烧了，花掉爸妈一大笔钱。后来越来越发现，所谓原因啊，都是我们局外猜出来的，我们觉得好像是有一个悬崖，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到东北专门验证这事儿，问：你干这之前到底干过什么？
就发现，几乎没有第一次就来当小姐的，她以前都干过一些活儿，都是缓慢下降，我们叫平移过来的。一开始就没干过什么好活儿啊，帮人家买菜端盘子，发廊里打小工，连技工都干不上。这是因为穷吗？这是社会固化，万恶的阶级传承啊。底层群众尤其女性，没有文化的，只能在最底层下九流里来回晃。唯一的改变是结婚、嫁人，嫁一个上等人。所谓上等人，其实就是有一个小买卖，哪怕跑推销什么的，骑着摩托车天天外面跑的人，她们就觉得这就很不错，能当靠山，就嫁给他了。所以反过来说，我们把那些底层服务行业的普通女服务员都调查一遍，她们不做小姐，你看看她们的前景是什么，不也就是这个吗？所以说，小姐和女服务员，这个差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尤其没有多少道德原因。参加预防艾滋病工作以后，发现有些预防艾滋病的人，很积极很努力，但他们永远飘在水面上。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感情，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她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一个生活依靠。可是艾滋病怎么来的？小姐从农村来13岁，艾滋病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男人先传给她的，你现在冲着她使劲，这属于不懂人之常情，没良心，就这两条。他们老觉着中国艾滋病就是小姐传出去的，使劲告诉小姐，戴套！但小姐这，“我TM又没xx我怎么戴套”。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专业知识都比我们强，就是缺乏生活常识，二是缺良心。你知道她有三个老公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去问，根本不关心。安全不是你说的艾滋病，是被打被杀被抢被偷被烧伤等等，客人欺负。我说你们身为女人怎么让大老爷们跟你们讲这种道理。她天天过性生活，难道不怕怀孕吗？性病是能看出来的，那就没法工作挣不到钱了。而且所有人都瞧不起你，老板把你打出去。还有，凡是结了婚有孩子的，都得考虑孩子怎么上学、怎么带，老公跑了怎么办，等等等等。到最后，才是艾滋病问题。小姐们问这艾滋病得了就死吗？我说倒也不是，有潜伏期。她们问多长，我说大概两三年吧。她们说，那你跟我说什么劲儿啊，两三年你跟我说什么，我下个月可能就死啊。所以我说，这么预防艾滋病，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你们来说预防艾滋病是第一位的目标，但在人家那，排在第四第五位。天下女孩子都怕这个，尤其中国这儿给你弄得半死不活的，连喊带叫的。你挣多少钱，你嫁多好的老公，你当多大的官，你不还碰见生育这个事吗，她躲不过去啊。有几个中国女的敢说自己不生孩子，那都是高文化剩女，底层群众都明白这个。有的学者还问，每次我们去发免费的安全套吧，小姐们怎么都抢，自己又不用呢？我说你们又不知道了吧，她能用多少个啊？她卖！一块钱再卖给别的小姐。有的地方一个月在一个小红灯区里能发十万个安全套，那方圆二十公里就全卖遍了。你们不想办法教育嫖客，就折腾小姐，这不是欺负人吗？阿姆斯特丹就有“安全套警察”，小姐们雇的，哪个男人不戴套，一帮人围着你教育，你走了还跟着你，看你还敢不戴！咱们不能学学这个吗？现在，人们总是把小姐的人数往高了说，一千万两千万的。
二奶算不算？她也是“以性谋利”啊。现在有的人实际上是把娱乐场所里所有的女人都给算进去了，把美容美发的也给算进去了。尤其是他根本就没调查过，就那么扫一眼就敢说。再一条，做了点什么事就算小姐呢？没上床就是三陪算不算？根本没碰三角区就是普通按摩算不算？你什么都说不清楚就在那儿瞎说两千万，有意思吗？如果每个小姐每天都接很多客人，那全国的小姐人数就减少了啊，是反比的关系啊。如果一个小姐一天接客20个，那全北京有一千个就够了，多了就没生意没饭吃了。你一方面说小姐接客多，一方面又说小姐人数多，你敢跟你小学老师说吗？普遍人把她们的收入估计过高，是因为把她们接客次数给估计过高了。你就忘了，有人卖还得有人买啊。第一次去东莞，我就盯着六个发廊看，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二点，里边坐了多少个小姐，都是大敞亮的能看见；第三，到底有多少个男的出来了，有多少带着小姐，再加上有多少摩托车停在那拉客。就连没进去停下来看的男人，我都数了。一一记下来。数下来算下来，结论是平均两天一个客人。廖苏苏、吴尊友，这都是顶级教授，他们自己做来做去也是1.5-2天之间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嫖客一增加，那小姐才会增加。可是最近几年里，反而是小姐在增加，结果实际上每个小姐的经营额在下降，抢生意，造成相对贫穷，就这么简单。现在全国的行情都往下掉。你一聊就聊出来了。发廊里做的这个，过去是卡拉OK的；桑拿里这个，过去是金碧辉煌会所里的。没办法啊，没生意啊，往下走。你看看现在站街的，有的就跟模特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小姐的人数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性交易的总数并没有变，有意义的是小姐的相对贫困，要扶贫啊。所以说，保守计算，中国的小姐，真正提供性交服务的，主要是做这个的，也就是一百多万，多说也就是三百万。这是算出来，不是估计，因为我们调查过全国总人口，知道有多少男人找过小姐，也知道一个小姐一天有几个客人，一除就出来了。你要是不信，那就找出一种更好的计算公式来。其实啊，大家说小姐多，一般都是拿这个说事。有的是骂贫富差距：他妈的小姐都挣那么多，老子才挣几个钱。是谁迫使她们去做的？你让我们联想到什么？你说小姐都发财了，那你不就等于说这才是致富之路？你说扫黄很有必要，那为什么30年了年年扫还扫不完？你抓了小姐要罚款，好啊，她没钱，都寄回家了，给男朋友了，那她只能找老板借。得，她从此就变成奴隶了，得玩命挣钱还债，结果什么被打被迫的就都出来了，整个一个奴隶制。就算她自己有钱，被罚了以后就不干了？她只能加倍努力，捞回损失。现在小姐最痛恨的还不是这个，是通知家属。这本来是好意，一个人被抓了，总得告诉家属这人在哪儿，不能就这么丢了。可是一到小姐身上就变成最可恶的惩罚了。农村社会保不住密的，你这一通知，她全家50年里都抬不起头。这也太残忍了吧。这也就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十年前我们去红灯区的时候，那还是一面倒的骂。包括东莞的男人他们自个儿天天嫖娼他们还骂：“做小姐没别的原因，就是好吃懒做”。好多男人都跟我讲过：你看工厂不一样干吗，在那挣一千，当小姐不过就挣两千。
一开始他们都不理，就说小姐干活多轻松啊，不用付出体力。我说你天天去嫖你还不知道？那轻松吗？它不是体力活儿的问题，她们每天百无聊赖坐在那，家里面有一大堆事儿，一会儿弟弟病了，一会儿老爸打电话来了要钱。这种精神压力，你们这些当大老板的应该体会比我们深啊。你们开个厂子，一会儿交税，一会儿欠债，一会儿出废品了。被我说的不好意思了，他们就说，你这么一说我知道的比你多。我说你看，你当然知道的比我多了，但是你不去想。你压根没把她们当个人。我那个医院院长朋友，他的哥们都是台湾香港日本的技术人员，本地人就是小老板，就是上流社会头面人物。我跟他们这么一聊，他们就说：我想通了一点，这些孩子要钱，我这钱也富余，我给。大概最近5年吧，网上变了，你再发一个骂小姐的帖子，跟帖全是骂你的。为什么？不是都去嫖了，而是越来越理解什么叫做“为生活所迫”了。民工、白领、各色人等全都感受到生活压力大，叫做“生容易，活不容易，生活更不容易”。反过来，你自己高高在上，还要装逼骂小姐，大家不骂你才怪。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回来写了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书名是一个学生想出来的。后来反过头来看，价值观上传统色彩很浓。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是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你不会明确这么想，但是你从小受到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这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后来我觉得还是重点研究红灯区，它怎么运行的，这才是社会学。可是一路做下来，你发现其实跟一般的商业区没什么大区别。我们把当地跟小姐有联系的人全都调查了，学术上叫做“关联旁人”，什么开报亭的、送外卖的、卖药的、看门的，就连一般居民也调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红灯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结果呢，除了四川的开发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普通的商业区，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真没什么大的差别。我老跟学生说，12年做下来，到现在越来越觉得没什么做头了。你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他们跟别的人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我估计所有研究小姐的人，一开始都是这个想法，特殊！可慢慢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就变成：在女性劳动者中，有这么一类劳动者。它跟其他类别相比，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好，咱们就来讨论讨论，究竟是因为“性”本来就坏，还是为了装X才把它说得那么坏？再说了，如果性不那么坏，钱也不那么坏，那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就变坏了呢？别跟我说什么道德，您那个道德经过全民公决吗？说来说去，钱的问题中国人讨论很多了，可是性的问题还是没讨论。性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的意义，这么不可借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性社会学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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