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把它化于无形。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接到朝廷把他贬往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的新旨意。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新宰相。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除掉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章惇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之才担任广南东路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2
苏东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都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他虽年过六旬，却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自己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而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此时，苏东坡写了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如今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今海南省），任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代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种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条状的木头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苏东坡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被一贬再贬，是因为父亲功高名重，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来进行交易。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苏东坡的命途，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是他应对噩运的撒手锏。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将苏辙徙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苏轼在这个时候书写的。那一次，苏东坡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他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的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座大海中的孤岛，对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转折点。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到了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继续了。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到二十六日时，已到了弥留之际。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所说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作者：祝勇，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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