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A设计学院讲座回顾丨爱丽丝·劳斯瑟恩：设计批评简史&设计作为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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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批评简史”
“设计作为一种态度”
2019年11月27、28日，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主办的“设计批评与策展研究”系列讲座邀请国际知名设计评论家爱丽丝·劳斯瑟恩（Alice Rawsthorn），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开讲。围绕“设计批评简史”“设计作为一种态度”两个主题，在讲座中爱丽丝通过追溯设计批评的历史，探索了其对设计实践的影响以及与艺术、建筑、文学和其他学科的批判性话语之间的关系，并且以丰富的设计案例阐释了当代语境下态度设计的观念。
主讲人：爱丽丝·劳斯瑟恩(Alice Rawsthorn)
讲座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
一、设计批评简史
在主题为“设计批评简史”的首场讲座中，爱丽丝讲述了自己20世纪70年代末在剑桥大学就读艺术史时，被设计所吸引转而将设计作为写作的重点。她同时谈到，彼时西方文化对设计的讨论却相当有限。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被奉为英国非官方文化指南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5）中，就未提及“设计”一词，1983年该书的修订版中增加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生态学”、“解放”和“技术”等当时流行的新词汇，但“设计”一词仍未在其列。
“对设计讨论和分析的匮乏让设计陷入混乱和陈词滥调。”爱丽丝援引知名设计史学家约翰·赫斯科特（John Heskett）在其著作《设计，无处不在》（Desig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5）中对设计概念的总结——“设计就是设计一个设计去生产一个设计”（Design is to design a design to produce a design）, 指出设计具有的难以捉摸性。赫斯科特认为，定义"设计"与定义"爱"一样困难。因为这两个词的多义性导致二者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不同解读。正如"爱"既可为温柔的感情和一生的奉献，也可是放纵的欲望和破坏性的痴迷，"设计"可以向一个人展现一分钟的技术细节，为另一个人提供一把百万美元的椅子，并成为第三个人改变生活的创新。但对爱丽丝来说，“设计是变革的推动力，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将其转化为优势。”
随后，爱丽丝列举了19世纪以来的设计批评史中对设计的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写作者和设计师。19世纪工业设计先驱克里斯托弗·德莱赛（Christopher Dresser）曾在文章中向当时保守的英国读者介绍了他对工业化的开明态度，为未来的设计写作者树立起标杆。与德莱赛同时期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导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以及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倡导回归更温和纯粹的乡村手工艺制作。到了20世纪初，后革命时代俄国构成主义先驱如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和柳博夫·波波瓦（Liubov Popova）等人倡导将工业化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一种手段。他们的理念随之被传播到了整个欧洲，走在前列的有给包豪斯注入了构成主义的热情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匈牙利视觉理论家捷尔吉·凯佩斯（Gyorgy Kepes）和后来转向现代主义设计的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威廉·莫里斯，红屋
但当时关于设计的文化话语主要由建筑师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赫尔曼·穆特休斯（Hermann Muthesius）等人撰写。博物馆设计策展的先驱们依然参与其中，如上世纪30年代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创立了建筑与设计部（Architecture and Design Department），并创立了著名的设计收藏馆（Design Collection）。建筑师们开始通过建筑的棱镜来看待设计，并将设计文化话语引向美学和风格。这种影响在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及英国建筑史学家雷纳·班汉（Reyner Banham）等学者战后对设计的文化批判中也有体现。
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
爱丽丝指出尽管这些设计写作者在设计方面的著述颇具思想性和启发性的看法，但他们认为设计根植于消费主义与视觉诱惑的理念，解构了设计作为一种商业工具的力量，依旧沿袭的是莫里斯等人所提倡的观念——设计往好里说是肤浅的，往坏里说是有害的。如设计与环保激进人士、奥地利设计师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1971年的出版的《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1971）一书中对不负责任的设计所造成的生态和精神损害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不是所有设计写作者都像巴巴纳克那样愤世嫉俗和幻想破灭，总有一批设计写作者与杂志能够关注到设计的优劣势。”爱丽丝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注设计优劣势的设计批评话语。如，50年代受英国建筑史学家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和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欣赏的美国《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杂志责任编辑黛博拉·艾伦（Deborah Allena）撰写了评论文章《汽车设计分析》（Analysis of Car Design for Industrial Design）。还有60年代由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主编的英国平面设计期刊《印刷》（Typographica），曾刊登过不少精彩的设计评论。
MoMA建筑与设计展览现场
70年代以后，“激进设计和全球工具运动”（Radical Design and Global Tools movements）发起人、意大利建筑师兼设计师亚历山德罗·门迪尼（Alessandro Mendini）成为这一时期设计批评的代表人物，他主编了一系列如《卡萨贝拉》（Casabella）、《全球工具》（Global Tools）和《Domus》等意大利激进设计杂志，门迪尼将设计描述为一门融合了艺术、政治、电影、文学、音乐、时尚、建筑、心理学等的学科，兼收并蓄、充满活力且语境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门迪尼对设计、文化和政治的综合写作方式被艺术评论家罗塞塔·布鲁克斯（Rosetta Brooks）在极具独创性和包容性的后朋克杂志《ZG》中采用。同一时期，洛杉矶女性大厦（The Women’s Building）的联合创始人、美国平面设计师希拉·列夫兰特·德·布雷特维尔（Sheila Levrant de Bretteville）在她撰写的诸多关于设计领域中的性别政治的文章中，均以女性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设计。
理查德·汉密尔顿
《她的一切是一种奢华的场面》，1958
《Domus》与《卡萨贝拉》某期杂志封面
上世纪90年代英国杂志《眼睛》（Eye）中涌现了包括创始编辑里克•波伊诺（Rick Poynor）在内的一批优秀的平面设计写作者。此外爱丽丝还提到这一时期出色的设计写作者荷兰设计师海拉•琼格里斯（Hella Jongerius）与设计评论家兼设计史学家路易丝•斯考文伯格（Louise Schouwenberg）等。爱丽丝认为，尽管此时已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写作者、编辑和期刊，但由于鲜有主流媒体会聘请专业的设计评论家来撰写深入细致的设计报道，而出版经济学决定多数设计作者只能依赖于现有专业设计期刊媒体来传播他们的作品，由于这些杂志的受众群体有限，无法激发更广泛的讨论。
海拉·琼格里斯与设计评论家兼设计史学家路易丝·斯考文
“所有这一切都随着Web3.0技术的到来而改变。”爱丽丝提到，设计在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上得以享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年轻的设计写作者拥有更多途径去表达自己的设计愿景，形成独特的批评声音。一些老牌设计杂志通过网络转型后拥有了更多的读者群与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在Web3.0时代，设计媒体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发声和讨论的平台，由于线上写作不受印刷媒介的空间和视觉限制，一批包括上文提到的里克·波伊诺与知名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内的印刷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设计批评家开始在网络上进行设计写作。专注于设计和设计文化的专业博客也正在蓬勃发展。爱丽丝例举了关注乡土设计的政治层面的荷兰项目“WORKS THAT WORK”、对经典电影和电视标题设计进行解构的博客“ART OF THE TITLE” 以及瑞士设计师玛雅·奥伯(Maya Ober) 创建的探讨设计中的女权主义与父权问题的博客“DEPATRIARCHISE design”等当下设计专业博客，并称这些独到精辟的博客为“西方设计文化话语的伟大补充”。
随着概念设计和设计研究的日益发展，设计师在研究中利用写作来审问历史或当代设计文化的元素。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策展项目的出现改变了设计策展，成为设计写作的新平台。
Web3.0技术的出现
设计正在演变为一种兼收并蓄和富有弹性的媒介，用于处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缓解难民危机或社会服务功能再设计，设计策展的变革也随之而来。爱丽丝先后介绍了2007年纽约史密森尼库伯-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Smithsonian 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的展览“为其他90%设计”（Design for the Other 90%）与2013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的策展实验项目"设计与暴力"（Design and Violence）。前者是对设计文化的地域偏见的反思，其关于设计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责任的主题引发了网络热烈而持续的讨论，对设计领域策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后者利用Web3.0技术将设计策展与写作融为一体，邀请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就43个与暴力有关的设计项目进行分析并在网络上发表批评，通过网络探讨暴力在社会中不断变化的概念。“设计与暴力”作为MoMA首次举办的大型网络展览，被誉为21世纪初的设计策展的里程碑，带动了新一轮策展项目的发展。此类项目与Web3.0技术引发的变革一起，让未来的设计写作充满了独特性与多样性。
“设计与暴力”官方网站
https://www.moma.org/interactives/exhibitions/2013/designandviolence/
Web3.0时代以来，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诸多变革促成了一场广泛而多元的关于设计的文化讨论，由此带动了设计界内外的设计批评写作热潮，主流媒体上关于设计的文章越来越多，诸多非业内人士也参与到设计写作之中。爱丽丝向大家举例介绍了由女权主义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所著的《看不见的女性：公开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INVISIBLE WOMEN: 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2019），佩雷斯在该书中梳理了大量数据以证实设计中存在性别歧视，随即引发了其它领域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思考。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看不见的女性：公开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
2019
二、设计作为一种态度
“没有谁能抗拒莫霍利·纳吉。没有谁会不敬佩莫霍利·纳吉的勇气。”在28日的主题讲座“设计作为一种态度”，爱丽丝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对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的欣赏。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纳吉于德国包豪斯、美国芝加哥设计学院任教时，已经展现出其先锋性和开放性的设计理念。“纳吉最重要的贡献是重塑了设计的概念”，在爱丽丝看来，设计应该如纳吉所言“从专业性的概念转变为具有创造力的，机敏智慧的态度”，深入的实验性是当代设计的决定性力量。她引用纳吉著作《运动中的视觉》（Vision in Motion）中的理念进一步解释：“设计需要摆脱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扮演的职业角色的束缚，应该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根植于本能直觉的、独创的和机敏的即兴创作媒介。”爱丽丝指出，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纳吉提出了折衷和赋能的设计构想，以及他所认为的“设计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态度。”赋予了设计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这也正是爱丽丝最新出版著作的标题以及其设计理念的立足点。
爱丽丝·劳斯瑟恩(Alice Rawsthorn)
《设计作为一种态度（Design As An Attitude）》
随后，爱丽丝结合案例呈现了设计从古至今的角色与功能变化。爱丽丝认为，无论在何种形式下，设计始终是变革的代言人。当人们适应环境变化时，实际已经不知不觉参与了设计，且大多是依靠直觉本能进行的。如史前人们将石头打磨成锋利的武器和工具，用黏土模制成供饮水进食的容器，正符合了“人的需求是设计发明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还有人们“高举拳头”和“举白旗”等。
“当人们处在充满挑战性的困境之中时，设计的功效更加卓越。”爱丽丝以“带骷髅标志的旗帜”和“信息饼状图”两个案例对设计的实用性进行了论证。18世纪初期，英国的海盗们通过悬挂带有骷髅标志的旗帜，恐吓那些经加勒比海进行跨大西洋贸易的船只，以减少人员伤亡和弹药浪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医学改革者南丁格尔（Nightingale）在土耳其的军事诊所里工作时，发现因病房脏乱而感染去世的患者比死于受伤的还要多。随后她了解到曼彻斯特的医生约翰·罗伯顿（John Roberton）设计和建造了一类安全卫生的样板医院和疗养院。为解决无辜伤亡，南丁格尔意识到必须施行这些建筑的建造，于是她把伤者死亡原因及其数据绘制成美观又逻辑清晰的饼状图，以进行资金的游说。
可惜的是，设计在17世纪初被一些商人应用于商品的批量制造。例如，江西景德镇地区的瓷器制造商采取标准化体系率先向欧洲出口商品。其后，人们又通过引入设计培训项目、建立专业院校、明确设计方法论等方式，逐渐赋予了“设计”一个仅关注外观而不注重实质的刻板印象。
爱丽丝将不同于设计的这一刻板印象的观点称之为“态度设计”。继而她指出，尽管在整个20世纪，态度设计都处于西方设计文化的边缘位置，但这时的设计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为纳吉所描述的一种“流动性、扩展性和开放性介质”。转变的动因除了个人的独创性才能外，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大量的新兴数字化工具，它们激发了设计实践转变的多种可能。设计师们在计算机上管理大量的复杂数据，并用社交媒体提高项目的曝光度，从而获得人们的关注和大量的资金，转而实施新的设计项目。
伦敦女性游行中的一个抗议牌
“TOO MUCH TO FIT ON ONE SIGH”
进入新世纪，我们面临着众多挑战。而抗议牌成为人们直面社会困境的展示窗口。爱丽丝以发生在伦敦的女性游行为例，罗列出抗议牌上的诸多人类挑战：气候灾难、网络攻击、恐怖袭击及杀戮、难民危机、科技危机等。爱丽丝指出，“尽管设计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帮助我们以更灵活负责的方式提出一些解决措施。”在《设计作为一种态度》一书中，爱丽丝列举了在这一点上进行设计实践的众多设计师案例。讲座中，她着重对 “海洋垃圾收集”（Ocean Cleanup）、“矿石流”（Ore Streams）、“说话的手”（Talking Hands）等若干项目进行了展开介绍。
“海洋垃圾收集”项目
太平洋，2013年
“海洋垃圾收集”项目由19岁的设计工程系学生博扬·斯拉（Boyan Slat）于2013年创立。他设计了一款清除海洋塑料垃圾的收集器，并在短短五年内就筹集了4,000万美元。尽管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质疑与批评，但募集到的资金足够支持他完成项目的后续设计、原型制作和测试。在此基础上，他还计划与合作者将工作扩展到清除不同领域的塑料垃圾。
第二个案例“矿石流”（Ore Streams）由安德里亚·特里马奇（Andrea Trimarchi）和西蒙·法瑞森（Simone Farresin）两位设计师发起。他们通过绘制巨大的电子废弃物去向的图表，揭露出电子废弃物的全球非法贸易中导致的臭名昭著的数字墓地——阿博布罗西“数字填埋场”（Agbogbloshie Dump）的出现。此外，他们还提出了诸如不要使用黑色橡胶覆盖铜线等更易于回收产品的方法。
两年前，平面设计师布里佐·乌雷蒂尼（Fabrizio Urettini）在意大利北部的特雷维索创立了“说话的手”（Talking Hands）项目，旨在让该市数百名难民学习新技能，提高就业率，并与当地社区产生良性互动。与之类似，柏林建筑师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正在进行一个长期设计项目。该项目目标是让他的出生地布基纳法索的村庄甘多的年轻一代村民拥有基础的教育资源。该项目中，凯雷利用人脉筹集资金，设计和建造一些基础设施，并同时对当地人进行传统建筑技术的培训，以增加就业机会。
布基纳法索的村庄甘多
村民正在学习技能
设计师不仅能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也能直接参与设计实践。爱丽丝继续为观众介绍了希拉里·科塔姆（Hilary Cottam）和塞塔·卡哈尼（Sehat Kahani）等人的案例。
英国社会科学家希拉里·科塔姆创立了社会企业“分词”（Participle），旨在提出一些关于老龄化、失业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此重塑福利国家。其中一个项目设计出了一种照顾伦敦市老人的新系统。该系统可形成一个以礼宾服务者、自助群体和老年人社交俱乐部为基础组成的当地圈子。此后，该模式被引入了英国其他十几个行政区。在传统意义上，设计师在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时的作用仅限于制作网站或宣传手册。而希拉里组建了由设计师领导，使用设计语言并遵守设计流程的跨学科团队，将设计师纳入了决策过程。
设计师塞塔·卡哈尼（Sara Khurram）致力于改善巴基斯坦妇女的医疗保健情况。巴基斯坦大多数学医的女生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因承受着社会和家庭压力而停止了工作，由此该地很少有女性医生去照顾那些不愿被男医生治疗的巴基斯坦妇女。她便与朋友伊法特·扎法（Iffat Zafar）建立了远程诊所网络，使得像她们这样的女性医生能够通过线上视频检查患者，然后再与当地护士就患者的治疗问题进行讨论。类似的还有由肯尼亚的医生及设计师组成的“窥视”（Peek Vision）小组开发的“窥视视网膜”（PEEK RETINA）项目。他们设计出了能远程诊断白内障和青光眼等眼部疾病的智能电话适配器。
这些创新性举措大大提高了经济匮乏地区的医疗质量。然而，态度设计的主要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的人们，在过去传统设计实践中他们却很少受益，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
巴基斯坦，远程诊所网络
妇女正在接受诊断
肯尼亚，智能电话适配器
男子正在检查眼部疾病
传统意义上的设计从未被视为能够解决医疗短缺或难民危机等社会问题的方式，甚至连独立设计师们也无法认识到设计的实用性。即便在当下，人们更愿意将设计看作一种造型手段，或者是污染出现的原因，而非清除污染的手段。
对此状况，爱丽丝提出，“想要实现纳吉的折衷主义设计愿景，就必须摒弃陈旧观念，从根本上改变设计实践，进行态度设计，在新的领域证明其价值。”这改变包括：从最广泛的战略意义上将设计应用到变革之中；具备同理心；包容开放；实现领域多样化；与其他学科建立真正的合作与学习关系等。她相信设计是应对挑战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尤其是当设计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时。当然，前提是设计必须以智能、谨慎的方式进行部署。随着设计师和设计项目越来越有雄心，失败几率也越来越大。“海洋垃圾收集”项目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测试案例。不过，现在判断该项目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
乌鲁兹甘
经过重建后的情况
最后，爱丽丝提及建筑师威廉·彼得森（Jan Willem Petersen）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为设计提供了其他思考方向，使她及许多设计师深受启发。
威廉·彼得森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特别行动”（Specialist Operations）设计研究机构，该机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评估乌鲁兹甘的特遣部队。这是一个由荷兰政府出资，在阿富汗的战后重建计划。2015年，威廉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虽然所有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显然差强人意。只有20％的项目达到预期目的，有30％的项目存在严重缺陷，而50％的项目几乎没有任何作用。通过数据分析，威廉进一步指出设计失败的原因是西方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当地的特定语境。在这之前，大多数分析是由发展经济学家或政府审计员进行的，他们能准确发现自身专业领域的错误，但反而遗漏了严重的设计缺陷。威廉正是运用设计知识发现了这些缺陷，并用设计思维去提出解决方法。爱丽丝认为，像威廉这样的设计评估工作对避免严重的设计失误至关重要，并能确保那些真正有态度的设计发挥最大效能。
讲座现场
讲座尾声，在场观众就日常生活中外卖送餐系统的设计，建筑设计中材料的浪费情况，态度设计与设计师之间的动态关系等方面与主讲人进行了积极深度的交流，对于当代语境下设计的理解有了重塑性的认识。
如果说爱丽丝的主题讲座“设计批评简史”为观众带来了系统而集中的设计视野的阐释，那么她的第二场讲座，通过对“设计作为一种态度”这一主题的深入剖析及丰富的案例展示，生动阐释了新的数字工具激发了设计实践的转变及其更多的可能性，并给设计师如何应用这种新的设计态度提供了方向，重塑并拓深了观众对设计的认识。
文丨张亚熙、张嘉恒
编丨杨钟慧
现场图丨胡思辰
（作品图部分由讲者提供）
设计批评和策展研究课程介绍
设计批评与策展研究课程借助了文化批评的理论传统，以一种批评的视角来看待当代的文化现象，并以此作为理解当代策展的趋势与议题，以及正在形成的策展模式的基本思路。策展由实践性很强的词汇“展览制作” (exhibition-making)，到指称“策展” (curating)，再到具有反思性的“策展性” (the curatorial)，这一路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概念化的走向，以及策展领域不断向外延伸的趋势。课程探讨了在当代文化实践和话语中呈现出的“策展性转向” (a curatorial turn)，在过去二十年中，策展性 (the Curatorial)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叠和交织的领域，“策展性”重新塑造了我们对于文化生产场域的想像，让谁是参与者、有哪些文化生产方式等种种问题，有了更加多元的解答，为策展与其他学科更深层的交互建立了平台。设计批评与策展研究课程主讲教师宋协伟、Alice Rawsthorn王乃一、薛天宠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一级学科正在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引领国内、对话国际的战略优势学科和国家“双一流”建设获批学科，已经建成涵盖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公共艺术与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生活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艺术与科技、设计史及理论等目录内的二级学科，以及自主创设的交通工具设计、社会设计、设计管理、创新设计、系统设计、智慧城市等新增二级学科。同时，在保持现有学科口径范围优势下，设计学科以对中国社会未来形态和经济模式整体研判为基础，以积极应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变革为契机，以培养具有中国文化立场和全球意识的顶尖人才为目标，以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为根本，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