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同性恋心理的一些基本共识
按：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特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此文。本文原分两节发在微博上，现在合为一篇，并删去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关于同性恋，国外的心理学家做了那么多实验，得出了不少结论，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识，这些可靠的知识都应该积极地引介到中文世界。不然，每次公共讨论都只能重复一些低水平的小孩打架。
先说一个我认为最基本的共识：性别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要理解性别问题，必须先辨析如下概念：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和性取向认同（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生理性别好理解，就是染色体决定的、能够体现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别，它主要就只有两个值，男和女。
社会性别是文化层面的主动的性别认同——你自己认为你在这个社会中是男是女（还是其他某种性别）？
性取向是一个人能够被哪一种（或哪几种）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本能地、不由自主地吸引而唤起爱欲和性欲的特征。
性取向认同则是在爱欲和性欲吸引上对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取向的主动认同。（请注意它和性取向的区别！）
如果你连这个共识也不同意，认为什么社会性别、什么性取向认同都是西方文化的建构，那我不会浪费时间和你争论。
再说另外两个我认为也是很基本的共识，都来自美国心理学会（APA）：第一，性取向虽然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在一个人生命的早期就稳定下来了，APA认为对绝大多数成人（特别是男性）来说，性取向不可能改变。
第二，性取向是一个连续谱，表现为从极端的异性恋到不同程度的双性恋到极端的同性恋的连续过渡状况。
有了这些共识，我个人认为很多问题的答案已经比较清晰了。比如很多社会承认的主流性别都只有男和女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成年人的性取向是个连续谱，但其主观的性取向认同却只能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坍缩”成两个离散的值——同性恋和异性恋。然而，作为成年人本能的性取向并不因为这种坍缩就改变其连续谱的本质，所以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被迫遭受矫正“性取向”的治疗），一些人的性取向认同可能会发生改变，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性取向是流动的，恐怕只能说明他的性取向本来就允许他的性取向认同坍缩到另一个值。
同样，在性取向连续谱的背景作用下，一些有某些性取向认同的人，即使不改变自己的性取向认同，也未必就会完全排斥发生另一种取向的关系。有些人动不动就担心“男同会把直男掰弯”，其实就算真发生了，也只是表面现象，很多情况不过是：直男本身一边保持异性性取向认同，一边不介意偶尔发生一下同性关系（是不是应该鼓吹这种“自由”当然可以讨论）。更不用说，有些所谓的“直男”本来就是弯的，只是之前隐瞒了真实的性取向认同，现在终于勇敢出柜了，或是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同性性取向认同，在别人引导下才意识到了而已。当然，也有直男非常清楚自己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同性关系，去骚扰这些直男的男同也很讨厌。
而且，就算性取向认同可以改变，在不遭受外界强迫的情况下，在一个人一生中真正改变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2011年的一篇文章[01]提供了一组经常被引用的数据。论文作者比较了2560名美国人在2001年和2011年的性取向认同，结果发现其中只有55人（略超过2%）改变了性取向认同，而且女性比男性略容易改变性取向认同。在男性中，2001年的1152名异性性取向认同者中只有9人变为同性或双性，只占不到千分之八（这还没有排除掉他们之前碍于压力隐瞒了自己真实性取向认同的可能性），而原来的21名同性性取向认同者中也只有2人变为异性或双性。我认为这充分说明，至少对成年男性来说，异性性取向认同和同性性取向认同都是很稳定的，根本就不应该夸大“直男被掰弯”的现象。
上面的讨论很自然就引发出下面这个问题：那么在一个人成年之前，那些影响到性取向的基因和环境因素又有哪些，各占多大比重？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把这些生命早期的因素做一个划分：首先，基因的影响属于遗传因素，它是由DNA本身的序列决定的。其次，环境因素可以细分为出生前的子宫环境及出生后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科学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人成年之前，基因、子宫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性取向的影响程度各有多大？具体机制是什么？
对于这种一果多因的问题，现代科学普遍采用有足量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来探究每个因素的权重。其中，对照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设计方法，当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仅有一个因素有差异，“其余情况皆同”时，我们也能最有把握地判断这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生育现象——孪生——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孪生分为同卵孪生和异卵孪生。同卵孪生子拥有几乎相同的基因（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异卵孪生子在基因上则有50%的差异。对于在同一家庭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在某个特征上的差异程度显然不会来自于基因和他们共享的环境（比如家庭环境），而只能来自于他们非共享的环境（比如社会环境），由此便可确定非共享环境的影响程度；而如果比较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在某个特征上的差异程度，又可以进一步算出基因和共享环境对这个特征的影响程度。这就是孪生子研究的基本原理。
目前相对比较可靠的一项有关性取向的孪生子研究，是2008年发表的针对瑞典孪生子的研究[02]。瑞典有世界上最大的孪生人口登记机构，研究者从中选取了出生于1959–1985年间（在2006年为21–47岁，均已成年）的全部43,088名孪生子，调查其性取向，最后得到了7,652人的有效样本，其中男性2,648人，女性5,004人。
他们计算的结果是：对男性来说，同性性取向的基因贡献占34–39%，共享环境的贡献占0%，非共享环境的贡献占61–66%；对女性来说，同性性取向的基因贡献占18–19%，共享环境的贡献占16–17%，非共享环境的贡献占64–66%。总之，基因的贡献不如以往认为的那么大，非共享环境的贡献才是主要因素，而共享环境（在这项研究中等于家庭环境）的贡献最低，对男同来说甚至可忽略不计。
然而，这个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调查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样本量还是小，算得的各因素贡献率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研究直接把子宫环境当成了非共享环境，对异卵孪生子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各有胎盘，由此得到的母体滋养和激素调控情况确实有差异。然而对同卵孪生子来说，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属于单绒[毛膜]同卵孪生子，拥有较为一致的子宫环境（共用一个胎盘接受母体的滋养和激素调控），也就是说对多数同卵孪生子而言，子宫环境实际上更接近于共享环境。由于计算方法问题，这种偏差会导致子宫环境的贡献度有相当一部分被算进了基因的贡献度，而使人容易低估非共享环境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仍然高估了基因的影响。
我的暂时性结论是，既然通过胎盘发生的母体激素作用很可能对性取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那么在孪生子研究中，就有必要区分单绒同卵孪生子和双绒同卵孪生子，做到更严格的对照。当然这对样本量的要求就更苛刻了，只能等待今后国外的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我强调“国外”，你懂的）。在此之前，就瑞典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基因对男同的贡献率仍然不可能有34–39%那么高（对女同就更低），而在非共享环境中则不能过分低估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就是共享的家庭环境，是不是真的对男同贡献为零，也很可争议。
接下来再说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1993年，美国NIH的海默（D. Hamer）初步发现X染色体长臂末端的Xq28区域可能含有和男同性恋有关的基因，后来他又发现了8号染色体上的着丝粒周围区域也有“嫌疑”。2015年，由芝加哥大学的桑德斯主持的全基因组研究获得了强烈证据表明Xq28和8号染色体着丝粒周围区域确实有男同性恋相关基因[03]。两年之后，他们不但在8号染色体这个区域中进一步找到了一个和神经元发育有关的基因，还在13和14号染色体上也各确定了一个男同性恋相关基因，前者也和神经元发育有关，后者则通过影响内分泌而影响神经系统发育[04]。
有证据表明，在胚胎发育前期，胎儿对睾酮这种激素比较敏感。睾酮水平低可以导致针对男性的性取向，对男性来说就可能发展为同性恋；反之，睾酮水平高可以导致针对女性的性取向，对女性来说则可能发展为同性恋。这种激素水平差异还能反映在其他一些生理结构上（比如食指和无名指长度比），形成一定的相关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哥哥越多的男性，越可能成为同性恋（女性不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母亲会对男性胎儿分泌的男性大脑发育相关物质产生免疫记忆，形成对付这些物质的抗体，从而导致后怀的男性胎儿遭到抗体攻击，影响大脑的男性化，而成为同性恋。201 7年，Y染色体制造的一种叫NLGN4Y的蛋白质被认为就是这种引发母亲免疫反应的物质[05]。不过，这个理论的论证虽然看上去热热闹闹，但这种"哥哥越多越容易成为男同"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本身还有疑问。
相比这些基因或出生前激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出生后环境与性取向关系的研究的可靠性要低得多，我也不想再列举这些研究，以免授人以柄（倒是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不妨一提：有一项丹麦的研究发现住在城市的少儿比住在农村的少儿更可能成为同性恋）。可能也正是因为证据强度问题，学界有不少人认为性取向很可能在一个人很幼小的时候就确定了，甚至在生下来的时候就确定了。然而，这只能说明出生后环境因素的影响还不充分，不能表明它们真的不重要。我们还需要更多研究、更多证据。
最后的总结：到目前为止，对于成年前性取向的产生原因，结论还很不确定，特别是在出生后环境的影响不能低估的情况下，相关的研究却很不可靠，给了各种主张存在的充足空间。只能说，科学到目前为止对此还无能为力。当然，可能比较确定的一点是，将来真正发现的影响性取向的出生后环境因素很可能不是现在嚷嚷最响的那些（比如监护人性倾向如何、是不是从小被色情文学吸引之类），而可能是意想不到的一些因素（比如居住在哪里、父母是否离婚、是否生在很少见到父亲的“丧偶式教育”家庭）。真相，也许藏在灯火阑珊处。
参考文献
[01] Mock, S. E.& Eibach, R. P. (2012).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over a 10-year period in adulthood. Archivesof Sexual Behavior, 41(3): 641–648. DOI: 10.1007/s10508-011-9761-1.
[02] Långström, N. et al. (2010).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effects on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 A population study of twins in Swede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9(1): 75-80.DOI: 10. 1007/s10508-008-9386-1.
[03] Sanders, A.R. et al. (2015). Genome-wide scan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linkage for male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45 (7): 1379-1388. DOI: 10. 101 7/S0033291714002451.
[04] Sanders, A.R. et al. (2017).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7 : 16950. DOI: 10.1 038/s41598-017-15736-4.
[05] Bogaert, A.F. et al. (2017). Male homosexuality and maternal immune responsity to theY-linked protein NLGN4Y. 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705895. DOI: 10.1073/pnas.170589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