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我们会承受伤害人心的代价
2021年的秋冬季疫情，已经暴发了近一个月，目前除了大连的局势还处在发展阶段之外，其他地方的疫情在严厉的防疫管控之下基本都进入了收尾阶段。
这本来是有关部门公开宣扬的“动态清零”策略的重大成就，却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的粗暴作风而蒙上了阴影。这几天，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在激烈讨论江西上饶的“撬门打狗”事件。11月12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上饶市信州区某小区因为出现了确诊病例，小区所有人被统一转移到酒店隔离，小区内部则开展了全面消杀工作。在此期间，有防疫人员在警方的见证之下，未经允许就撬开了一位业主的房门，就在家中把她的宠物狗打死（或打晕），装袋带走，做了“无害化处理”，整个打狗场面几乎都被她家的监控拍了下来。她在心痛之余，无法理解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消息曝光后，替狗主人发声的那位微博用户不仅在微博上遭到人身攻击，其私人信息也被泄露。有人匿名给她打了威胁电话，很明显具有当地政府背景。13日，小区所在街道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了一份未盖公章的情况通报，承认事情属实，但仅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离相应岗位，并责令向当事人诚恳道歉”，据说已取得狗主人“谅解”。（对此，很多网友都指出：“她敢不谅解吗？”）事实上，在事先有意部署的全面扑杀宠物的行动后，这位狗主人并不是这个小区里唯一失去宠物的苦主；至少还有两家，也失去了自己的“毛孩子”。
在此之前，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在网上也一度成为争论话题。一次是哈尔滨一名确诊患者在隔离时，委托社区人员进她家照顾猫，结果猫因为核酸检测出阳性，就被带走安乐死了。之后，成都一名密接者在隔离时，家里的猫在没做检测的情况下也直接被捉走处理掉了。哈尔滨、成都、上饶的三件事，严重程度居然呈现出精确的等差数列递增关系——宠物主人从确诊者，到密接者，再到封控小区的普通住户；宠物从检出阳性后带走安乐死，到不检测就捉走处理，再到不检测就直接在家打死；住户的房门从正常进入，到撬门而入。我总忍不住想，照这个发展速度，下一次会是防疫人员破窗而入，用枪当着时空伴随者的面把宠物突突掉吗？
对于这些事情，很多网友已经冒着删帖的风险各抒己见，有些讨论颇有深度。但就我所见，有一个重要的讨论方向似乎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为什么宠物主会像爱亲人一样爱宠物？这种感情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那一句“狗不是人”可以否定的吗？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何在？
宠物问题在中国并不是新鲜话题。我在十几年前就已关注，并参与了相关讨论。当时有很多人从所谓“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宠物也有它们自己的权利，应该享受相应的福利，为此呼吁尽快制定动物福利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
与这些人不同，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都始终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我也支持制定动物福利法，但坚持认为它的法理基础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因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就是谁有资格替动物主张它们的权利。动物自己是不会说人话的，不可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权利；于是你能听到、看到并理解的所有“动物福利”的主张，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类所代言。那么，凭什么说你代言的福利就一定是动物想要的福利？如果两个代言人提出的福利彼此冲突怎么办，听谁的？
从经验主义出发，我认为动物权利是否存在，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有意义的事情是，所有的“动物权利”，都可以还原为人权。比如一只狗被无故打死，你可以说它死得很痛苦，这是事实。但与其说这是侵犯了“狗权”，不如说是侵犯了人权，导致看到或知道这件事的人受到了严重心灵创伤，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我看来，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讨论宠物问题，并不必然会与动物福利的主张作对。恰恰相反，它可以让动物福利问题得到更深入的阐发。比如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宠物主会像爱亲人一样爱宠物？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人类心理学问题。已故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M. Wegner）在他的遗著（与库尔特·格雷［Kurt Gray］合写）《人心的本质》（The Mind Club）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在我看来相当有说服力的回答。
《人心的本质》一书已由湛庐引进，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出版
韦格纳指出，人类心理其实很容易把一些物体（无论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的）拟人化，视之为具有心智（mind）之物，并因此对它产生强烈的道德情感。实际上，我们心目中的“人”，常常指的是“有心智之物”，而不是“有人形之物”；即使是真正的人类个体，如果你视之为没有心智的生物（如蛆或蟑螂）或机器，那么他在你看来也不是人。
不仅如此，心理学实验还表明，人类是从两个维度来感受某物的心智的。一个维度是这个物体呈现出来的感受性（experience）——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物体能对外界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那就会让人觉得它拥有某种内心体会或感受。它做出的反应越复杂、越拟人，人们就越会觉得它有感受性。感受性对应的是道德权利。一个物体展现的感受性越强，人们越会觉得它应该拥有更多的道德权利。
另一个维度是这个物体呈现出来的能动性（agency）——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物体能够主动做出一些改变其他事物的行为，那就会让人觉得它拥有某种意图。它的行动能力越强，人们就越会觉得它有能动性。能动性对应的是道德义务。一个物体展现的能动性越强，人们越会觉得它应该拥有更多的道德义务。
人类感知心智的感受性－能动性二维模型。可以看到，代表宠物的狗，与代表婴儿的奶嘴，都位于高感受性、低能动性的左上角。（引自《人心的本质》原书）
韦格纳用这个二维心智框架，解释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现象。比如，为什么信神的人会特别敬畏神，但不会怜悯神？因为在他们看来，神有无穷大的能动性，但神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凡人所能理解的感受性，所以神没有道德权利，不需要人怜悯，但神却有十足的道德义务，要为人间所有的事负责，也因此令人畏惧。
再如，为什么我们可以对机器人呼来喝去，而不怎么怜悯它们？因为它们那种机械冰冷的外表让人觉得缺乏感受性，但它们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却让人觉得负有义务。
而宠物，不出所料地与人类婴儿处在二维心智的相似位置上——这就是高感受性、低能动性。宠物与婴儿一样，让我们觉得它们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会快乐，会痛苦，所以拥有很大的道德权利；但它们又让我们觉得缺乏能动性，即使不小心干了坏事，也无须负责。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对它们产生怜爱之心，甚至甘愿为它们投入巨大的情感。这些完全是最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心智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布好线”，由遗传决定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心智倾向。这些先天本能，是很难通过后天的“矫正”改变的。有人喜欢养宠物，把情感寄托在宠物身上，甚至爱宠物胜过爱人，这些都源于最根本的先天本能，不是强改就能改掉的。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情感并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损失，为什么就不能尽量尊重他们呢？套用现在的防疫政策最爱用的一个句式，为什么就不能“非必要不去伤害宠物主”呢？
微博上有人说，今天可以因为人更重要而杀宠物，明天就可以因为多数人更重要而杀少数人。从形式上看，这当然是滑坡谬误。但是这样的滑坡谬误背后确实有可以理解的心理机制，就是虐待或杀害宠物给人带来的精神伤害，往往不亚于虐待或杀害人类带来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狗不是人”的理中客逻辑，根本无法安慰受到严重精神伤害的人。
几年前我就发现一件讽刺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在乎情感，连说服别人都不能只是“晓之以理”，还得“动之以情”，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衡量，中国人对真实的人性其实无知得可怕。我们的男性普遍不知道、不尊重女性的想法，特别容易把女性的客气当成献殷勤。我们的家长也普遍不知道、不尊重孩子的想法，“这都是为了你好”成为肆无忌惮伤害子女的万用法宝。我们普遍做不到对精神病人的尊重，以致到今天，“你有病吧？”“该吃药了！”还是很多人不假思索就会脱口而出的骂人话。至于性倾向上的少数派，那就更是普遍嘲笑和歧视的对象。
这种几乎没有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无知，还不幸结合了经由北方某大国二手传入的欧陆理性主义。很多人不仅相信人的心智是白板，甚至还自信满满地以为连成年人的思想都可以随意扭转、随意改造。在他们看来，很多心理创伤都不是创伤，而是矫情；甚至还有观察者网的某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评的文人，大言不惭地说抑郁症是美国制造的传染病。
我没有他们这么乐观。我只觉得，如果不从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心理学出发，尊重人的先天心理，尊重每个人的心智自由，那么这种对他人心灵的粗暴践踏，不管打着多么正义的理由，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埋下可怕的地雷，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爆掉。总有一天，我们会承受恣意伤害人心的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