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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才能做好知识传播

刘夙 刘夙的科技世界 2022-11-14
【按】从2017年起,我有好几年给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班”做过介绍科学传播经验的讲座。本文根据今年11月6日所做讲座的第一部分整理扩充。
  今天我要讲的是“科普”的经验。“科普”是“科学普及”的简称,在中国大陆是官方认可的正式称呼。有趣的是,在大陆它又常常与“科幻”(“科学幻想[文艺]”的简称)相提并论。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班”,就同时把科普创作和科幻创作当成培训内容。
  这首先就会带给人一个巨大的误解,以为科普和科幻是相同性质的东西,比如以为都是文艺。的确,科幻在本质上肯定是文艺;某些科普作品用文艺作品的标准衡量,也堪称优秀。但如果说到所有科普作品共通的本质,与其说是文艺,还不如说是“应用文”。说白了,科普实际上是一种实用性的、服务于非审美目的的创作,从这个性质来说,和书信、广告、个人简历没什么不同。审美并不是科普在根本上追求的东西。
  而且,“科普”这个说法,几十年前也已经遭到了质疑。“科学普及”免不了会给人一种普及者占据中心、高高在上、我行我素、不太考虑受众需求的感觉。质疑者建议采用“科学传播”(简称“科传”)这个说法,因为科普无非就是一种专业知识的传播,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过程,最终的传播效果如何,既取决于传播者,又取决于受众。如果不考虑受众的性质和需求,甚至以居高临下的口气教训受众,那往往很难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
  因此,如果要问做好科学传播的最大“诀窍”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要知己知彼。首先,传播者要了解自己的人格和能力,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然后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其次,传播者还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受众是什么人,了解其特点和需求,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目标受众的兴趣。简言之,知识传播就是要做到“以己之长,导众之兴”
德尔斐神庙遗址(Helen Simonsson, CC BY-SA 3.0)
  “认识你自己(ΓΝΩΘΙ ΣEΑΥΤΟΝ)!”这是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的三句箴言之一,历经两千多年,仍然充满智慧气息。下面我以我自己为例,说明一下传播者要如何认识自己。
  我认为我有以下特点:第一,自认为有全面的求知欲,也就是说,对人类创造的各个领域的知识都有或大或小的兴趣,都愿意尽可能地去了解。因此,我不会对人类的知识领域抱有任何先验的偏见,特别是不会因为自己是理科专业出身,就对文科抱有偏见(事实上,很多瞧不起文科的理工科学生,连文科包括哪些学科都不清楚,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所谓“文科”其实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两类非常不同的知识体系强行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概念。对自己不了解的人和事物滥加歧视,是人类的通病。)
  第二,喜欢室内博物学工作,也就是分类、命名和资料编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博物学”这个“学科”,国内的主流看法认为它首先不是一种科学活动,而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要人们多从情感需求出发,去感触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万物,体会其中蕴含的自然之美,从而唤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思,以至唤起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但是按我的定义,博物学就是对属于同一范畴的多样化的事物加以发现、观察、描述、命名和分类,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方式;这个定义与上述主流的“博物学”概念完全不同,而更接近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谓的“近代博物学”。
《词与物》是福柯名作,他正是在此书中分析了博物学在近代早期的变革
  这种作为现代科学有机组分的博物学,大致又可以分为室外工作和室内工作两部分。发现、观察和描述可以视为室外工作,而命名、分类和资料编纂可以视为室内工作。很多人喜欢室外工作,觉得到荒郊野岭特别带劲、特别慰藉心灵。我与他们不同,偏偏就是喜欢室内工作,特别喜欢把大量零乱的数据和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充满秩序,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精神特别集中,真的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也是我这几年会花很大力气去做植物百科网站“多识植物百科”的原因,因为这就是我发自内心喜爱的工作。
  第三,我又正好对各种事物的名字抱有强烈兴趣。我在《植物名字的故事》的后记中写过:

上初中的时候,我迷上天文学,对中国星名[比如心宿二、大陵五、轩辕十四之类]非常感兴趣,于是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简明天文学辞典》中的中国星名词条全部摘抄下来,录入电脑。上高中的时候,我一度每天都去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把里面收录的有机化合物的名字、化学式、结构图都抄录到一个本子上。甚至在我大四的时候,之所以跨专业考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能背下全中国的县级行政区划名称。

所以在编纂多识植物百科时,我花了很多精力在世界植物名称的选拟上,也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研究事物的名字。
  最后还需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我不相信中医。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不多解释。但很显然,这个个人特点,会对我的知识传播工作构成强烈制约。我看过很多做植物学知识传播工作的同行的作品,它们往往会遵循一个套路,就是在介绍完一种植物之后,免不了要说几句入药治什么。但我和他们不同,除非特别有必要,否则在自己的传播工作中绝对不会提这些东西。

忍冬,又名“金银花”(Wikimedia公版图片)

  忍冬是著名中药材,但如果让我写有关忍冬的通俗文章,我对此会一字不提。
  说过了我的几个特点,我再说几个缺点。首先,我厌恶不感兴趣的机械重复工作,到了一做就浑身难受的程度。所以我做不了讲解工作,因为讲解工作要求你每次、甚至每天都必须重复相同的内容,一想到要把同一套东西反复讲那么多遍,我就头皮发麻。还有讲课,虽然并非不感兴趣,但也要重复,这总让我不自在;包括现在给大家做的这场报告,每年开讲之前,必须竭力塞进一些新东西,做到每一次都与上一次讲得不太一样,我心里才会感觉舒服一点。
  其次,我情感不够充沛,对博物学圈子里大量的情感类文字不感兴趣,也对很多做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动不动就提到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无动于衷。我始终觉得情感是很私人的东西,我不喜欢听别人对我讲他们的情感,与此对等,我自己虽然有很多情感,但基本也不会讲给别人听。我更喜欢在理性的方面与人交流——说得直白一点:请多跟我讨论知识,请展示出你是个爱知、爱智之人。
  再次,用大五人格衡量,我是地地道道的内向人格,特别是不擅长与小朋友沟通。有的同行面对一群唧唧喳喳的小朋友,能迅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调动起他们的兴趣,我是很佩服的,因为我完全没有这种天赋,而且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相当痛苦的工作。在中国绝大多数动物园、植物园、自然博物馆、科技馆之类场所,科普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带小朋友活动,我们辰山植物园也不例外。我要感谢辰山的各级领导,对我比较赏识,给我在科普部门安排了一个通俗读物写作和翻译以及百科网站建设的专岗,否则以我这种性格,恐怕在哪家植物园都只能是个业绩很差的员工。
  我对自己的剖析就到这里,下面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当今中国受众的几个特点。
  公允地说,我下面所说的“特点”,并非都是中国大陆的特色,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大同小异。比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从20世纪初的“读文时代”,进入20世纪10年代的“读图时代”,再进入最近几年的“视频时代”。科学传播的一般受众,也从当初只能看文字,发展到文字不配图片就不看,再发展到非视频不看,这是客观事实,在价值观上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因此,在今天这个视频时代做科学传播工作,如果还坚持以文字为主,当然不是不行,但会面临比较明显的劣势。而视频时代肯定也不会长久,将来一定会进入到所谓“元宇宙时代”,每一次变化,都对科学传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这一变化相应的,就是当今受众大都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接受传播、了解知识,所了解的自然也基本都是碎片化的知识。这对文字的写作形式会产生较大影响。一本适合碎片化阅读的书,需要把内容分为清晰的章节,每一节的字数要有明确限制(比如不得超过两千字),而且最好自成一篇首尾完整的小文章。如果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翻开都能读起,而非必须按顺序从头读到尾,那它就更适合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了。
我翻译的《醉酒的植物学家》,就是一本可以翻到任何一页开始读的“轻阅读”作品
  中国受众的第三个特点是,对科学(而非博物学)普遍不感兴趣。以生物学为例,很多人感兴趣的主要是这种花叫什么,那种鸟叫什么,知道个名字,了解点有趣的冷知识,最好还能知道它们有什么用,能不能吃。这都属于博物学内容,而不是前沿的生命科学内容。所以你去看新浪微博的“科普类”大V,前十名里面一半都是给人展示花鸟虫鱼的博物学类型(当然顺便也会卖点货)。但你如果要去传播一些更接近当代生命科学研究核心的内容,困难就比较大。
  第四个特点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就是受众喜欢各种八卦消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公众对杨振宁的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杨振宁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极为出色的贡献,说他是“尚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可能都不算过誉。但一般受众并不了解这些,也没兴趣了解。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杨振宁和翁帆的老少恋,并且非常热衷用自己的价值观对此指指点点,其次则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私人恩怨。还有一部分人出于某种意识形态,喜欢把杨振宁和邓稼先搞成对立关系,扬邓而贬杨。这些也都是不能不正视的事实。
  另外,近年来各种“阴谋论”在网络上颇为兴盛,什么外国疫苗让人断子绝孙啦,转基因是生物武器啦,美国登月是造假啦,古埃及、古希腊历史也都是假的啦,都特别常见。对于相关的知识传播领域来说,这些都是妨碍到正确知识传播的明显的不利因素。
“美国登月造假说”实际上起源于美国本土。这张“阿波罗15号”宇航员戴维·斯科特在月面上与美国国旗的合影,就是被阴谋论者攻击最多的照片之一(NASA公版图片)
  既然我们现在谈的是科学传播,我还想重点指出中国受众的一个关键特点:大部分人并不是无神论者
  长期以来,西方有一种针对中国文化的成见,就是中国人不信神,没有信仰,所以道德水平较低。这种声音在今天仍然很有市场,有不少中国人自己也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作为对这种成见的反击,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一方面承认中国人大多数是无神论者,但另一方面认为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优势,就是自古以来信仰的不是神,而是人,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愚公移山,反映的都是对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的信仰,而不是对一个臆想出来的神的敬畏和盲从。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民间对于一些神灵鬼怪的敬拜,虽然算是一种迷信,但其中仍然反映了重视功利和实效的精神。对于敬拜之后不起作用的神灵,中国人也是会斥责、抛弃它们的。
  总之,不管怎么解读,“中国人大多数是不信宗教的无神论者”似乎成了国内外的共识。2014年美国盖洛普公司的宗教信仰调查就表明,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中国人多达61%,在世界上居于无神论者比例最大的国家之列。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社会科学家杨凤岗就指出,“宗教”是一个歧义很多的概念。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宗教的理解过于狭义,把它当成“建制宗教”的同义词。所谓建制宗教,就是有明确的经典、严格管理的教团和成熟的仪典的宗教,在中国主要有五个,即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完全遵守这些建制宗教的规矩的人,在中国相对来说确实是少数,但除去这些教徒的其他人就都是不信宗教的无神论者吗?
  人类学家在研究过全世界各种形态的人类社会之后,对于宗教做了重新定义。按照杨凤岗的理论,任何人类文化都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面对人终有一死而归于虚无的残酷现实,如何找到一种永生的方式,并为这辈子当一个讲道德的好人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另一个问题则要现实得多:如何在这辈子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任何人类文化都多少有一套解决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方案。其中,以寻求道德、追求永生为目的,对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超自然事物(神)的崇拜,就是宗教,它是负责解决第一个问题的。而以当下的功利主义目标为目的,对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超自然事物的崇拜,则是巫术,它是负责解决第二个问题的。需要说明的是,巫术(magic)在人类学家看来是完全中性的概念,并没有批判它的负面意味。
  这样一来,中国的宗教徒和有神论者,要远比自称的多得多。毕竟有很多人虽然不看经书、不登记教籍、不怎么参加仪典,但仍然把自己对永生的渴望和道德的基础奠定在超自然事物之上。至于相信巫术的人,那就更多了。一个人只要曾经多次拜佛、上香、请道士做法、算命、看风水、去教堂,或是相信天堂和地狱、相信轮回、相信因果报应,就很难说是个无神论者。不仅如此,这类宗教和巫术,在今天还有更时髦的一些形式,比如星座、血型等等,甚至只要你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转锦鲤求好运,那你也就不是无神论者了。
转锦鲤是新浪微博最常见的现代巫术活动之一
  按照这样的定义,杨凤岗在普度大学的团队在2010年也对中国人的信仰做了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只有23%的人可称为宗教人士,但同时至多只有15%的人是无神论者,剩下62%都是不同程度的民间信仰者。所谓“中国是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在人类学家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缺乏全球性文化视角的“迷思”或都市传说。
  事实上,中国人最大的宗教信仰是祖先崇拜。中国祖先崇拜的基本“教义”是:祖先(主要是父系祖先)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可以通过血脉代代传承下来,只要祖先有了连绵不断的男性后代,他们就实现了永生,而处在这条父系传代链环上的每位男性,也随之实现了永生。围绕这样的基本教义,也有相应的“经典”(家谱)、“教团”(家族)和“仪典”(各种拜祭仪典以及与祖坟相关的风水仪典)。如果说中国人对于拜了之后不灵验的杂牌神灵可以嬉笑怒骂的话,祖先作为他们更为信仰的神灵,通常是绝对不敢不敬的。祖先崇拜不仅是儒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整个传统中国社会奠定了组织结构的基础,是几乎一切道德的来源。
  但是,祖先崇拜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宗教信仰。放眼全世界,在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很多地方,也有不同形式的祖先崇拜;比起这些人群来,中国的祖先崇拜在根本上也并没有“先进”到哪里去,从古至今,也都造成了很多悲剧,对女性的压迫尤甚。因此,在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看来,正如西方的一神论并不值得大吹特吹一样,中国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没有多少优越性值得炫耀。
非洲南部岛国马达加斯加的祖先崇拜仪典(Hery Zo Rakotondramanana, CC BY-SA 2.0)
  所以事情的真相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无神论国家;即使经过了20世纪现代思潮的熏陶,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也仍然不是无神论者(成为真正的无神论者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非常考验“修行”的事情)。认为中国人比较“世俗”、中国文化比较优越的宣传,缺乏人类学上的正当性。全世界所有的人群都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永生、道德基础和现世幸福这些根本问题罢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自称“无神论”、实际上是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者的人,在思维方式上经常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比如相信各种可以归结为人类学家所称的“相似律”和“接触律”的巫术思维。在中国,真正掌握现代科技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的人并不多,而这个事实很容易被“中国是最大的无神论国家”这种迷思所遮蔽。
  关于中国受众的特点,其实还可以分析更多,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最后我要强调的是,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从我个人的视角所见,谨供参考,希望能够对有志于科学传播工作的朋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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