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如何在上海变身为《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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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第一次大规模向海外特别是西方广大读者真实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的书籍，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莫属。《西行漫记》在上海翻译出版后，不仅让上海和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方向。

西行找“红星”

斯诺赠宋庆龄的题签照

1928年，埃德加•斯诺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来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他的足迹遍及中国主要城市以及日本、朝鲜等地。之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结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与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党员有所接触。

1936年6月，斯诺带着当时自己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在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帮助下，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

斯诺之后，厄尔•利夫等记者也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和朱德

斯诺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深入红军战士和边区老百姓中，对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民情风俗、工农业生产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红军和农民在一起

4个多月后，他的采访记录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几个笔记本。10月底回到北平后，斯诺就发表了许多真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通讯报道。此外，斯诺还在国统区向青年描述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形象。

意外的收获

不久，斯诺将采访记录整理成集，取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直译《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短短时间内多次重印，一时轰动了世界。

斯诺与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们合影（左起第三人为斯诺）

红一军团第二师安排斯诺活动的日程表

由于严密的新闻管控，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如何扩大宣传，让普通民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了解知晓自己主张，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关注的重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结识了斯诺。胡愈之的家离斯诺住处不远，经常前去看望斯诺。有一天，斯诺拿着一本书对胡愈之说，这是他刚得到的从英国寄来的一本著作的样本。而这正是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伦敦第一次出版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版本

读了此书，胡愈之敏锐地意识到，这会是一部让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了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了解长征后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边区生活的优秀书籍，特别由于它出自一个外国记者之手，更具说服力。真是意外的收获！他找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刘少文，了解斯诺的情况以及翻译出版此书的可行性。刘少文刚从延安归来，很清楚书中许多重要内容都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准确可靠，完全可以翻译出版。

让人们看到了

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胡愈之决心组织力量翻译出版此书。为加快工作进度，他与上海一些报刊编辑和进步学者等10多人组成翻译小组，分头翻译。书稿很快就翻译完成，但是“各自为战”式的翻译使得译稿内容不连贯、风格不统一。胡愈之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再花了10多个日夜进行修改。书稿校完，取一个怎样的书名呢？如果沿用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其中的“红星”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党”和“红军”。大家讨论后决定以“西行漫记”为书名（因当时党中央在大西北，“西”也可以暗喻延安、共产党），并以“复社”名义出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1938年复社初版《西行漫记》

斯诺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他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翻译问题解决了，但要出版就需要有资金。由于战争期间，上海工商业经营惨淡，极难找到赞助资金，大家商量后决心发动群众。在大体估算出版定价为每本1元后，便开始征求预订，读者先交1元订款后即可拿到1张代金券，待新书出版后凭券领书。没多久就征得了1000多本的订金，解决了资金问题。且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等全部工序。

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所写的序言

《西行漫记》于1938年3月正式面世，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3次重印，销量近万册。它让上海乃至全国人民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当时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后来，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而像他这样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因为他们都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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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党史信息报》

编辑 / 赵菲

制作 / 张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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