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在美国心理战中的角色扮演以及传播|纪念施拉姆逝世三十周年系列推文3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是传播学领域的创始人,没有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莱温、霍夫兰、维纳和香农这些先驱者，传播学不能取得它现在的地位，但正是因为施拉姆，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传播学才能够凭借其自身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施拉姆在衣阿华、伊利诺伊和斯坦福创立了传播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培养新的传播学博士，并联合起新的跨学科领域。传播研究的这一体制化使得探讨人类传播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月里，施拉姆对于传播学的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是施拉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本公众号将推出5篇系列文章来回顾施拉姆先生的传播学贡献，本文是第3篇.节选自《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4年03期，作者：柯泽，现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长安学者及百人计划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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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学科形成的心理战争背景
冷战期间，美国一些重要心理战机构发生了变化，葛兰德在《美国冷战期间大众传播研究的起源》一书中给出的资料显示，战时重要的心理战机构——战争信息办公室于1945年9月15日被解散，但其功能和人员被转移到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国际信息临时服务处(Interim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IIIS)中；被转移到国际信息临时服务处的机构还包括尼尔森·洛克菲勒负责的美洲事务协调处。国际信息临时服务处归属于国务院司法部，由伯顿(William Benton)领导。1946年早些时候，国际信息临时服务处又被整改成国际信息与文化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OIC)，1948年这个机构改名为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下设国际信息办公室和教育交流办公室两个机构，这些机构均归属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
关于美国心理战争与传播学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辛普森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条基本结论：
美国政府的心理战争项目促进了大众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强烈影响到学术领袖的选择以及学科范式的选择。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对于谁能够说、谁不能够说、谁能够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政府的心理战争项目成为此间传播研究最为强大的推动力量。心理战机构向大众传播研究投入了巨额研究经费，这些心理战项目将大众传播研究推向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轨道。
美国的传播研究并非中立客观的研究，它与现存体制力量密切关联，它是一种被强制的科学。但是，由于许多心理战争的鼓吹者和传播研究者相信心理战争是一种相对廉价，更加灵活，相对常规军事战争来说不是那么残酷，甚至可能是减缓和避免战争的战争手段，他们乐于美国政府使用这类心理战争策略，以促进美国政府及美国学术界所信奉的人道主义以及民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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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传播学研究与心理战争的关系
施拉姆涉足传播研究始于二战期间，他在事实与数据办公室(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 OFF)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的那段日子。1941年12月15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第八天，施拉姆写信给时任事实与数据办公室负责人的马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施拉姆在信中表达了他以及衣阿华大学的其他同事们希望在这个机构中服务的意愿，他提出这场战争比原先任何战争看起来都更像是传播战争，他认为只有通过传播才有可能保持士气和团结，才能阻止谣言。施拉姆还提议将衣阿华大学的资源，诸如写作小组、教育电台、新闻系、艺术及心理系等机构和人员组合到政府宣传战争的组织中。马克利什对施拉姆的这些建议印象深刻，1941年12月底，施拉姆向学校告假来到华盛顿特区，开始在事实与数据办公室服务，并很快被提名为经过重组的战争信息办公室教育处主任。
1942年1月31日，施拉姆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19页的备忘录中，施拉姆系统提出了建构一个全国性宣传网络的设想，这个全国性的宣传网络以大学教育广播系统为中心，同时整合大学内的印刷媒体、教科书以及校报等资源，借助于院系组织以及学生群体的力量，既传播信息，又监控公共舆论，同时建议将这一宣传系统延伸至战后。就像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施拉姆认为当时美国处于一种失控之中，需要采取某些新的特殊手段重整秩序。他意识到要控制大众社会中的公共舆论，首先就要控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人士当中的舆论和意见。施拉姆详细阐述了这样一种以教育广播系统为中心的全国性宣传网络对于美国政府宣传战的价值和意义。
施拉姆看重大学体制以及大学专家学者在宣传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观点不仅与拉扎斯菲尔德以及卡茨等人提出的意见领袖以及“二级传播理论”不谋而合，而且施拉姆先行了一步。据查菲介绍，施拉姆有关联合美国大学资源为战争目标服务的建议得到采用[3]133。但葛兰德认为：“很难确认施拉姆的这项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在大学单位中组建军事化的机构并进行符号宣传式的训练大概很难被广泛接受，它的象征意味使人们想起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主义。”但是无论如何，1947年当施拉姆返回衣阿华大学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教育广播这项工作，他的许多关于教育广播的构想在战后也通过美国之音等媒体得到了实施。
战争信息办公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创作各种文艺作品以提升士兵士气，巩固全国团结，达到为战争服务的目的。从传播角度而言，这是一个通过操纵符号以创造神话，使人们能够团结在战争旗号下的一项心理攻势和宣传工程。在此期间，施拉姆负责为罗斯福总统撰写“炉边讲话”，并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
1943年秋天，施拉姆返回衣阿华大学，他很快被任命为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在他五年任期中，他将传统的新闻学专业改造成为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课程，并从事公众舆论、研究方法及宣传分析等诸多主题研究的传播学专业，他还在全世界开设了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课程。1947年，当施拉姆向校方提出更多的年度预算以使传播学专业获得更快发展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他开始向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应他原先在衣阿华大学的同事兼好友——伊利诺伊大学校长斯托达德的邀请，施拉姆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并被任命为传播研究所主任。施拉姆自1947年来到伊利诺伊大学至70年代，最能体现其角色的是他以一个传播学研究者和组织者的身份更深地介入到了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发动的心理战与宣传战之中。
辛普森在《强制的科学》一书中说，施拉姆50年代以来许多关于传播方面的研究至今并不为外人所知，因为这些研究与中央情报局以及军事部门掌管的心理战项目密不可分，此间施拉姆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这些领域：
韩战期间美国空军所主导的美国心理战术研究，这些研究由政府资助，以学术面貌和其他通俗方式完成，形成多种语言版本，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被军方收回；
为美国信息局(USIA)完成的多项研究，其中包括一项对该机构运作的评估研究；
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所做的有关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自由广播电台(Radio Liberation)的分析与咨询研究，自由欧洲电台表面上是私营电台，实际上由中央情报局指导；
有关国防安全方面的宣传心理战以及秘密行动操作特别项目研究；
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中出任职务；
美国信息局和美国之音资助的一些研究，研究成果包括《传播的过程与效果》(1954年)，《宣传理论论文四种》(1955年)以及《人类传播科学》(1963年)等；
海军研究所(Office of Nation Research)资助的大量研究项目；
为美国国际发展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所做的有关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传媒发展的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施拉姆在美国心理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自上世纪40年代起美国情报部门和军事单位就开始资助位于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研究，葛兰德在《美国冷战期间大众传播研究的起源》一书中就列举了与之相关的大量事实。
1947年11月15日，施拉姆亲自草拟了一份题为《传播与洲际战争》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计划着眼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洲际战争，研究人们应对此类战争的心理准备以及各类宣传技巧。施拉姆认为，人类思想之战已经在洲际规模上开始显现，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内人们如何思想决定了是否会发生这一战争。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劝服，而不是命令，当战争到来的时候，大众传媒指导并武装人们的思想必不可少。为此，施拉姆寻求25.5万美元的研究预算。目前，还难以确定施拉姆是否从情报部门或军方获得过这笔预算，但就这一研究计划而言，它与宣传和心理战的关联毋庸置疑。可以确认的是，1952年6月，施拉姆接受了一笔来自国务院的资助，这笔6.5万美元的资助用来研究美国之音等境外媒体在国外的宣传效果。
1950年至1953年期间，施拉姆领导的传播研究所与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力资源研究所(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HRRI)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个研究所位于阿拿巴马州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Maxwell Air Force Base)的空军大学(Air University)。人力资源研究所创办于1949年6月，由50名研究成员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军官，其主要使命是为空军研究相关的社会科学。1949年至1951年，许多美国大学都从这个研究所获得过资助，这些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以及密歇根大学等。
1951年2月，人力资源研究所决定为施拉姆提供一个永久职位被他谢绝，但施拉姆为该所做了好几项心理战培训项目。1951年3月，施拉姆应人力资源研究所负责人的要求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题为《伊利诺伊大学规划阶段的心理战与情报战研究》。这项研究包括奥斯古德关于传播信息中“隐含内容”的测量研究、国外传播系统分析、苏联宣传技巧分析、原子战争中的信息审查、政策以及传播实验室建设等。这项大规模综合性研究的预算为16.7万美元，尚不清楚这笔预算是否获得人力资源研究所的批准，但是1952年春天，施拉姆和奥斯古德确实从人力资源研究所拿到了三份研究合同，总金额为14.799 1万美元。
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局势的日益紧张，美国军方也加快了心理战研究的步伐。1950年12月7日，施拉姆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助理秘书(Secretary of State)的爱德华·W·巴雷特(Edward W. Barrett), 表示自愿为国务院提供研究服务。巴雷特是前《新闻周刊》编辑部主任，同时也是战争信息办公室海外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施拉姆在信中建议为政府提供“新闻情报服务”，包括研究苏联等国家的阅读、收听、收视习惯；媒介宣传效果等等。他认为这类研究对美国非常重要。施拉姆还建议美国应该加强对西欧的一些友好国家以及阿拉伯地区国家和 47 33001 47 15535 0 0 3096 0 0:00:10 0:00:05 0:00:05 3102亚国家的宣传攻势。具体建议包括：
强化这些国家中的情报收集工作，研究和分析这些国家的传播和舆论模式，派驻到某些国家的大使最好是传播以及宣传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
向欧洲和其他相关地区派驻由两到三人组成的调查组，研究分析与传播及宣传相关的问题，为期三个月左右。
将某些奖学金项目，包括富布莱特这样的资助项目提供给美国国内的一些专家，资助这些专家去国外研究所在国的传播及公共舆论模式，这些学者和专家组在他国从事学术交流和研究，这种方式更容易摆脱“间谍”的色彩。
施拉姆建议的具体研究项目包括：这些国家中不同群体的阅读、收听以及休闲的时间习惯；不同群体的人到底信任哪些媒体；不同群体的兴趣爱好如何，哪类信息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不同群体如何形成他们的思想，哪些思想相对牢固，在哪些领域他们更易于开放；不同群体焦虑、紧张以及需求模式。
施拉姆认为在弄清相关问题之后，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有针对性地传播有关信息，以获得所需要的传播效果。显然，施拉姆的这类研究已经深入到传播心理研究的深层领域。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军方和政府以及情报部门就开始研究资助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工作。1947年到1955年，施拉姆负责该所期间接受了大量来自军方、政府部门以及情报部门的研究资助。葛兰德还透露，施拉姆离开该所后，仅1960年至196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出资19.3万美元等继续资助该所的研究工作，此间该所负责人为奥斯古德。
施拉姆接受军方的资助至少还包括两次到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同样是美国心理战争的一部分。
1950年11月25日，施拉姆应人力资源研究所的邀请，跟随一个小组赴朝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这次访问的使命是秘密调查美国空军在战场中的表现，包括研究军队中的士气，美国和北韩实施心理战的效果，为此他讯问北韩战俘，提出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最佳的宣传建议。他利用此次访问获得的材料与另一位心理学家以及心理战专家编写出版了《一座红色军队占领的城市：共产主义者对汉城的占领》(The reds take a city: communist occupation of soul)。这是一部针对美国国内读者进行宣传的访谈性作品，包括医生的逃亡、律师的逃亡、教师遭遇、记者遭遇、官员遭遇等章节。之所以挑选这类从业人员作为故事主角，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命运更能在美国社会引起共鸣。正是这次访问确定了施拉姆作为心理战专家的地位，自此之后，来自军方和政府的大量研究经费被吸引到了传播研究所中。
施拉姆不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这样的军方单位进行合作研究，他还积极寻求与更多的政府机构进行合作，以促进心理战和宣传技巧的发展。1951年11月，施拉姆应美国军方另外一个机构战略研究办公室(Operation Research Office)之邀，第二次赴朝鲜战场访问，这次为期两周多的短期访问显然也与心理战密切相关，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使命至今仍然未能清晰展现出来。
1955年, 施拉姆应斯坦福大学传播与新闻系C·R·布什之邀前往斯坦福大学创办了另外一个传播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t Stanford University)，并成为该所首任主任，直到1973年他从这一职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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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传播学研究贡献的再评价
施拉姆在《作为行为科学的人类传播学：杰克·海尔盖德和他的委员会》一文中，追溯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他们是哈罗德·拉斯韦尔、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库特·卢因、罗伯特·默顿以及卡尔·霍夫兰等。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个人回忆》一书中，施拉姆又将这份名单追溯到更早时期的一些学者，他们是库利、帕克、爱德华·萨比尔(Edward Sapir)等。施拉姆不无深情地感叹说：“人类传播史上那些最辉煌的篇章，那些最具影响的洞见、判断和创造至今仍然深埋在时间和空间的雾霭中，关于他们我们知道得非常少。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产生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学者们在本世纪领导了一场有关传播学研究的意义深远的革命。”
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是施拉姆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1987年12月27日，当他与妻子在家中观看电视的时候，他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几个星期后当朋友们前来帮助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个人电脑中发现了这部没有完成的手稿，包括六章内容，计划中的最后一章没有完成，也没有来得及做注释。应施拉姆妻子和女儿的邀请，查菲(Steven H.Chaffe)和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整理和完成了这部书稿，他们补充了两章新内容，即第七章“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和第八章“美国大学中传播学研究的体制化”。施拉姆永远不会想到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中大声疾呼，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因和霍夫兰四位传播学教父盖棺定论，而他的朋友却在他的遗作中将他添加到传播学研究教父的位置，当然，就施拉姆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而言，他确实当之无愧。
1987年12月27日施拉姆去逝时，美国《纽约时报》仅在讣公栏中发布了一个简短的消息，列举了他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拉姆曾经就职的一些大学，如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却对这位死者给予了深切的哀悼，对施拉姆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在这些大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施拉姆是美国传播学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施拉姆的传记作者查菲(Steven Chaffe)认为，施拉姆是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塔尖式人物，1933年至1973年美国传播学研究被称为“施拉姆的时代”；坦卡德(James Tankard)也认为施拉姆对于传播研究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辛普森则认为施拉姆是1948年至1970年间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中心人物。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两大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其二是与社会心理学的密切结合。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毫无疑问地也属于这一传统。
推动美国传播学发展的真正力量是现实的发展和需要。美国传播学研究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现实之中，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包括：为民主制度运行提供舆论和意见研究，为对外战争提供宣传和情报研究，为公司和媒体利润提供市场研究等，它们共同指向功效、效率这一实用目标。这一研究目标的定位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这使得美国传播学研究脱离了欧洲传播研究思辨性的哲学传统。施拉姆一生中所从事的所谓传播学研究，大部分都与战争以及冷战期间的宣传、情报、政策乃至战略相关，从根本上说他的这些研究是服务于美国现实利益的，这些研究烙上了深深的实用主义印记。
另一方面，由于施拉姆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以美国政府和军方所发起的大规模心理战争为背景并为之服务，他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施拉姆流传于世的传播学著作不是太多，仅包括《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大众传播的责任》、《大众媒体与国家发展》、《儿童生活中的电视》等，但是，由于他深深地介入到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所发起的心理战中，他的许多研究工作具有深厚的美国政府部门、军事部门、情报部门背景，至今人们还很难窥见施拉姆的一生经历以及研究工作的全貌；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因为美国保密条款的限制，至今仍然锁在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秘密档案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施拉姆的许多传播学研究成果是美国对内对外心理战争的直接产物，虽然施拉姆获得的是美国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却以明显的心理学角度参与到美国传播学创建工作中，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