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

2017-05-10 土拨鼠团队整理 新传土拨鼠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拥有许多头衔：多元文化主义教父、英国文化研究大师、新左派思想阵营旗手、社会运动倡议行动者。每一个头衔，他都当之无愧，一路走来，他始终如一。

霍尔出身于牙买加的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当地雇用的会计师，也是该公司第一位担任高级干部职位的非白种人，母亲有苏格兰白人血统，一直视英国为祖国，认为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殖民地牙买加的一切（包括人）都是次等的。就像后殖民主义学者法农描绘的“黑皮肤，白面具”那样，母亲外观上虽然更接近黑人，意识却彻彻底底是白人的。霍尔的亲姐姐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年轻时她与一位年轻医师相恋，但母亲因为这名医师是黑人而坚决阻止。姐姐为此闷闷不乐，罹患心理疾病，严重到必须接受电疗的程度，而且终身未愈。

年轻的霍尔本能地想要反抗这个家族，特别是母亲给他的重重限制。他逐渐成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亲自参与了牙买加的独立运动，对帝国主义施加给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展开逆袭。

出于母亲的殷殷期盼，也因为自己想要离开限制重重的殖民地，19岁的霍尔以优秀的成绩获得罗德奖学金，于1951年搭船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抵达英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尽管从小在殖民地接受正统英式教育，但在牛津大学，无论阶级出身或是肤色，他都与别人有极大差异。置身英国，霍尔感到既熟悉英国的一切，同时又那么格格不入，彷佛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1956年英法联军入侵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与此同时，苏联挥军镇压匈牙利民主革命。霍尔与友人由此形成了“新左派”的思想阵营，他们既不满缺乏公平正义的西方帝国主义，也不满苏联实行的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的专制统治。霍尔与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拉佛·米利班德（英国现任工党党魁埃德·米利班德的父亲）等新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合作，共同创办了《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霍尔出任总编辑。这份兼具理论思辨与行动倡议的杂志，至今对英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左派思想与行动者都有莫大的影响力。

1964年起，霍尔任教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出任该中心主任。结合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霍尔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独特研究路径，并影响了全球各地的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关注阶级、性别、种族/族群和世代的因素，通过意识形态、语言学和符号学、流行文化和媒体再现/表征的分析，为我们抽丝剥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结构条件限制，以及行动/变革的可能性。

1968年前后，霍尔和威廉斯、汤普森联名起草了厚达200多页的《五月天宣言》，对麻木不仁的资本主义现状提出猛烈批判。此宣言当时获得了70位作家、学者和社会运动倡议家的签名联署，至今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除了活跃于大学和社会运动场域，霍尔也热衷于平民教育和电视教学，更是积极入世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年轻时期开始，他就透过学术研究、公开撰文和发表宣言，直面英国社会的各项公共事件，不单提供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新左派的声音，也提供了难得且深刻的黑人群体及社会底层的观点。1979年，他婉拒许多名校邀请，转赴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社会系任教，为的是在那里他可以接触到更多英国弱势家庭子弟。同时他也为开放大学制播一系列电视教学节目，为许多英国普通民众开启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窗口。

英国的一些黑人学者最近回忆霍尔曾经不可取代的公共角色。早年出现在英国电视上的黑人，不是歌声嘹亮的娱乐表演者，就是四肢发达的运动员。而霍尔频繁出现的电视形象，给了英国黑人青年极大的启发和鼓舞。看到他如何以字正腔圆的英语、深厚的学养点评公共事件，如何以雄辩和睿智的论证折服白种上流社会精英，如何为底层民众发声……着实令许多黑人青年兴起“有为者，亦当如是”的自我期许。

同样是新左派思想与行动者的塔利格·阿里（Tariq Ali）指出，霍尔留给那些想改变世界的人的重要遗产，是思想、辩论和行动。正因如此，霍尔成为撒切尔夫人最敬畏的思想者与批判者，也是新工党在1997年得以重新执政的关键启蒙者。可惜，新工党重新执政后的实际表现背弃了对选民的承诺，令霍尔相当失望。

霍尔于2014年2月10日辞世，享年82岁。他的影响力将在身后持续发酵，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不公不义，还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就永远需要像霍尔这样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以及像他这样的真正的新左派。

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是一位让人惊奇的学者。和很多著作等身的教授相比，他的成果显得那样“单薄”：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几本几十页的小册子，霍尔单独署名的英文专著只有一本《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他的作品要么是合著，要么是编著，他发表的200多篇论文大都散落在各种刊物和文集中。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名篇，如《编码，解码》、《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解构大众笔记》、《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不知被多少文化研究文集选用，但始终没有汇总出版。凭借这些不够抢眼但非常厚重的学术成果，霍尔赢得了许多殊荣：“文化研究之父”、“文化研究的同义词”等。霍尔的独著虽少，但影响深远。我们该如何看待霍尔？霍尔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什么？霍尔的学术方法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值得细细推究。

从种族和阶级结合的角度切入研究

评价霍尔的地位，离不开对霍尔学术思想的回顾。这里不妨勾勒出霍尔的三重身份，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走近霍尔。

其一，新左派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英国新左派从文化、美学和哲学层面上开启了一种政治介入和社会批判，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的起源语境。作为英国新左派的旗手和《新左派评论》的首任主编，霍尔积极投身于核裁军运动、反种族歧视等文化运动，他所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文化问题，将文化看成是在历史性建构的关系中统治和被统治集团之间冲突的竞技场，其文化研究也因此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

其二，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作为一种具有超学科的知识范型，文化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世界学术的版图。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奠基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自1957年开始，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霍尔等新左派知识分子和学者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素养的用途》等奠基性著作，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兴起。第二个阶段是全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1964年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成立，霍加特任首任主任，霍尔担任主任助理，中心成为了文化研究的圣地。第三个阶段是全球扩张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斯道雷、格罗斯伯格、菲斯克等受益于霍尔等人思想的学者在世界各地传递着文化研究的薪火，文化研究成为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和政治实践。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霍尔都起到了重要的开拓和领航作用。作为思想家和活动家的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他主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11年（1968—1979）造就了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他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如威利斯、赫伯迪格、麦克卢比、格罗斯伯格、莫利等。

其三，牙买加裔的黑人后代。霍尔的学术研究经常从边缘、从弱势群体、从种族和阶级结合的角度切入，这与他的黑人身份密不可分。霍尔曾被评选为英国百名伟大黑人之一，他的研究对反种族歧视运动、后殖民理论、差异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推手

霍尔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对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大众媒介、流行艺术、大众文化、英国的政党文化、种族、文化身份、视觉文化等都有过持续的关注，研究跨度非常大，难怪有人迷惑：英国是不是有很多个霍尔在做文化研究？霍尔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化研究。我们可以通过霍尔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

霍尔很早就开始关注青年亚文化。1959年，霍尔发表了《绝对的开端》一文，面对青年亚文化迅猛发展的各种现实，他反思了青年、教育和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1964年，在著作《流行艺术》（合著）里，霍尔分析了对学校正统文化、主导文化形成挑战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他发现，英国社会当时对新兴的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以及受其影响下的青年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敌意态度、文化机会主义的利用态度、全盘的接受态度。霍尔对这三种态度均不赞同，他主张对媒介文化进行细致的解读、分类，认为受到媒介和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亚文化有着复杂的动因和特点：亚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文化的产物，青年人追求风格和亚文化，是为了建立一种认同、发现真实的自我，大众文化提供的符号意义和青年自己的解读从来不完全相同。这一观点在霍尔后来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得以扩充。霍尔还把亚文化的生成与学校教育、英国的社会转型、政治运动、伦理革命联系了起来，赋予了青年亚文化鲜明的政治内涵和使命。霍尔的研究奠定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西方最有分量的亚文化研究著作多出自伯明翰学派之手。

文化是一种表意实践

文化问题是新左派知识分子不断强调的问题。在新左派的政治理论中，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霍尔也不例外。霍尔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表意实践，注重探究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借此来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扩展了文化的定义，打破了以往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将日常文化的研究合法化和政治化了，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以下意义。

其一，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了解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霍尔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质疑庸俗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化约论的观点，反对经济基础决定文化等上层建筑这样僵化的模式，强调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构建作用，主张将文化理解成一种自主的意义与实践活动领域，这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其二，可以更好地分析和暴露权力的运行及其对实践的影响。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一贯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与权力在不同语境中的接合，文化研究应该注重分析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和变迁，揭示文化中的知识、权力与统治关系，揭露其中的权力不平等现象，以指出社会问题的根源，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改变现状。正因为如此，霍尔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英国主流媒体上，发表演说、接受采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稿，关切并介入文化政治问题，出色地履行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一次访谈中，霍尔在回答 “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这个问题时，明确地表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政治或政治文化。

链接：霍尔主要著作概览

　　● 独著：

　　《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1988）

　　● 合著：

　　《流行艺术》（1964）

　　《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法律与秩序》（1978）

　　《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1997）

　　《差异：一种历史语境》（2001）

　　《现代性与差异》（2001）

　　● 主编或合编：

　　《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