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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的“后真相”|2018新闻传播考研专题08

2017-07-09 史安斌等 新传土拨鼠


日前,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公布了2016年的世界年度热词,之前呼声甚高“脱欧”(Brexit)意外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通常认为,“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这两起极具争议性的新闻事件,是“后真相”获选年度热词的主因。据统计,该词在如上两次事件后使用量激增,由此在欧美国家流行开来,集中反应了这一年全球政治格局波谲云诡的状态。由于此概念主要应用于政治领域,故其也常以“后真相政治”话语示人,描述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现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或为攻讦抹黑对手,或为博取支持与曝光。受众在传统媒体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顺从于自身或社交媒体“小圈子”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轻率的情绪化判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借助于社交媒体海量传播的“后真相”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知情的民主”最终演变为“盲情的媒主”,导致“黑天鹅”式的事件和人物成为西方世界的“新常态”。2018新闻传播考研干货,新传土拨鼠: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研究生运营。


一、“后真相”:理念溯源与内涵透视


“后真相”原本用来形容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其最早见文于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被赋予“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定义。2016年8月,《纽约时报》刊发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的文章认为,我们之前奉若神明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正式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逐渐“虚无化”为政客操纵民众、控制舆论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他们无需像德国纳粹一般全盘伪造事实,而仅仅需要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以顺从当下民众的关切热点和情感诉求,由此挑动起人们有关特定的“情感化想象”,以进一步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由此,“情感”与“想象”便成为了新闻的核心与重点,“事实”和“真相”却逐渐“下旋”,被遮蔽、被忽略、被消解,然而,仔细想来,真相并非是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不再重要了。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又创造出“替代性真实”(alternative realities)的说法与主流媒体提供的新闻报道相抗衡,将“后真相”的概念推进一步,直接用作其执政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看,“后真相”的泛滥与社交媒体的兴盛存在着直接关联。当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欧美国家选民主要的新闻来源,脸书(Facebook)和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占据了新闻流量的80%,广告收入的90%,传统主流媒体已经被挤到了几无“立足之地”的境地,陷入了“双重困境”。首先是“生存困境”。过去15年间,报纸广告收入从约600亿美元跌至200亿美元,几乎将此前50年的收益全部抵消。更为严重的是,传统媒体也陷入了“公信力困境”。据皮尤中心的统计,在尼克松执政的1970年代,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达到了70%以上的峰值,而2016年则跌落到了32%的谷底。


有鉴于此,“后真相”这个词才获得大行其道的空间。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新闻信息逐渐碎片化,假新闻、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严肃刻板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子内的人们本来就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受众每天得到的对于世界的讯息,本来经由了一次“立场的过滤”,观点相异的理念早已消弭于无形。加之“沉默螺旋”的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益发凸显,人们为了留在“朋友圈”内,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面临要么“退群”要么“被请出”的结局。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等负面功能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撕裂,威胁到了欧美民主政体的根基。


由此,立场和情绪渐渐取代了真相和真实。即使出现了与自己立场和情绪截然相悖的证据,人们也倾向于先抵触和无视这些信息,然而可惜的是,严肃的新闻则总是立场客观,甚至还包容着批判和指责,这样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御“后真相”的防线。很多人自己并没有其他办法去核查新闻的真假,传统媒体“自我纠正”的机制已不再受到人们的信任,圈子里的“以讹传讹”,“以假乱真”成为了他们的常态行为,使他们的觉得这些实际上的“片面真实”本来就是“客观现实”,由此,社交媒体上的“圈子文化”强化、甚至极化了非黑即白的立场和情感,事实和真相退居次席,甚至完全被忽视。


造成“后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交媒体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其基本原理是收集用户的所有状态更新,包括所转发的新闻,以及点赞和评论等,这些数据会被转化为相应的分数,这个分数决定该条信息能否成为脸书网(Facebook)向其用户推送的“热门新闻”(Trending News)。当美国大选后脸书网因传播假新闻而受到舆论指责,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berg)辩称,在脸书网推送的假新闻只占其1%,但即便是这1%的假新闻如果失去了传统的“把关人”的监督,便会以病毒式的几何级数海量传播,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更有甚者,这些按照“算法”向受众推送的所谓“新闻”,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与价值判断脱颖而出,人们完全不知情,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受监管的区域,且这些系统的内部工作机制完全不透明。虽然技术精英们多次宣称这一算法机制是公平且公正的,但却一直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向大众公开,如若他们与政治或资本权力产生勾连,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受众通过平台看到的那些“新闻”也许只是政治家和资本家想让他们看到的片面消息,“观点自由市场”提倡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因有意的议程设置与框架设置而消解,异议将会化为“沉默的螺旋”消失不见,由此而来,自由、民主将荡然无存。这正是映证了英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的“利维坦”比喻:算法成为了人类请求上帝制造的“技术英雄”,方便人们在庞大的数据中恣意遨游,而同时,算法由人创造与运作,也就具有了人性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保护人类的同时,也会欺压乃至吞噬人类,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算法对待所有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那样将它关进笼子,公开透明。


二、“后真相”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脉络


从历史和哲学的宏观视角来看,“后真相”某种意义上也是符合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演进趋势。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文本、表征和符号是封闭的,只能有唯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具有无限多样的解释的可能性。“后真相”这一概念也是如此。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事实真相是至高无上的。正如“能指”与“所指”间牢固的指涉关系一般,事实是新闻的基础,新闻又是事实的表征,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拥有着转述事实、阐释意义的绝对权威,这也是西方“客观新闻学”理念的精髓所在。


然而,“后真相”这一当下舆论生态却体现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或许是严肃的深挖或探究,或许是故意的扭曲与篡改,总之其本身不再是新闻的唯一组成部分,逐渐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新闻与事实的指涉关系则被完全消解。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拥有阐释意义的权威,而把对真相的解释权让渡给了个体,其情感、立场不再受大众媒介所左右。


总而言之,在现代主义哲学引领的大众传播时代,“客观新闻学”奉总体化、同一性、体系化、权威性为圭臬。而在以“社交媒体”为中心,以“后现代主义”思维为指导的“互动新闻学”时代,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媒介传播的主要特征,“后真相”正是“后现代主义”引领下的“互动新闻学”的具体反映,也集中反映了社交媒体给西方新闻理论所带来的变化。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权威阐述者,一直以其犀利精辟的观点与预言闻名于世。按照他所提出的“拟像”(simulacrum)理论来分析,社交媒体时代泛滥的“后真相”与视觉媒体营造的“超真实”是十分相似的。真正的客观真实已然消解于无形,“情感”、“立场”和“观点”成为了大家的真实,是为“超真实”,这个真实好像比原初的客观真实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其本身就是由受众基于自身的情绪、立场、观点和偏见想象而成的,相比于经常发表与其观点相左的诸多严肃媒体,社交媒体时代的受众往往更加偏爱于这类“超真实”的“后真相”。


三、“后真相”的具体表现和影响


在信息大爆炸的全媒体时代,博取“眼球效应”成为各类媒体平台争夺受众的不二法门,它们愈来愈娴熟地去迎合大众心理吸引点阅、引导舆论、以求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对事实的核对、对客观的追求、对理性的崇尚等传统媒体一直引以为傲的“社会把关人”角色,早已在“注意力经济”的强大作用面前消弭为无形。在政治选举中,人们更加喜欢擅长利用推特进行“咆哮执政”的特朗普,而非奉行“政治正确”的希拉里,作为“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代表,特朗普常常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便对特定话题发表言论,而是“貌似笃定”的“断言”,其原因仅仅是“感觉是这样”。,奥巴马的出生地不是美国;奥巴马和希拉里创建了伊斯兰国家,等等。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基于的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不负责任的臆断,而这种臆断又从何而来呢?细细看来,这每句话都是在民众中挑动一种情绪,强化一种偏见:比如奥巴马出生地不是美国,暗指他是个“黑人”,是个“外来者”;奥巴马和希拉里创建了伊斯兰国家,则是暗指他们二人是“伊斯兰”的同伙,乃至是本·拉登、ISIS等恐怖组织的同伙。虽然很多传统媒体在充分调查后对这些言论进行了辟谣,但这时这种做法已经不重要了,偏见、观点和情绪已经被激发和强化。在当下国内外各种矛盾突出的世代,人们在乎的其实并不是严肃的事实,而是在寻求一种情绪上的爆发、情感的共鸣。对于受众而言,当他们看到这些带有激烈观念或情感的言论时,内心若有共鸣那定是深信不疑,不会理会这些观点或情感实际上是相矛盾的,更不管论证推理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推敲。这些单纯而强烈情感的力量当然比现象背后复杂多维的社会现实更富有传播的魔力。是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日前,《华盛顿邮报》通过对美国两位总统竞选者在竞选期间的314则言论、政见进行了事实检验。结果发现特朗普的92%的言论都是虚张声势和失实,希拉里则是49%的言论失实。在这场竞选中,重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感觉。再比如在脱欧公投中,脱欧派表示,欧盟成员的身份每周要花费英国3.5亿英镑,留欧派越是攻击脱欧派夸大事实,这个巨额花费的印象就越会留在公众视野中,偏见、观点、立场和各种负面情绪就愈发被传播和强化。严格来看,最初每一起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情感诉求中形成了舆论共同体,然后当我们事后置身事外思考时,会突然发现我们当初所置身其中的环境是如此地荒诞,当初越是确信不疑,这种荒诞感就越是强烈。


四、如何应对“后真相”的挑战


如何应对“后真相”这一新兴舆论生态的挑战,我们应首先秉持“真相为王”的基本原则,“一切围绕真相,一切为了真相,一切依靠真相”——真相本身便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受众也是理性判断的群体。在信息和观点的“自由市场”中,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和公众在“后真相”泛滥的情势面前无所作为,坐等真相浮出水面。为此,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同时入手,以应对这一新兴的舆论生态。


【1】话题攸关方的主动发声

“后真相”的相关舆论都是有着具体的所指,当这一舆论出现之后,话题所涉及的利益攸关方需要及时发声,以澄清这些言论中的不实与谬误,政府、企业、组织、专家学者等权威信源应该主动运用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采取与相关媒介形态、所用受众群体相符的语态,有针对性地对“后真相”进行澄清。在此过程中,应当避免采用极端化、情感化的回应方式,以免造成“后真相”的二次传播,应当摆事实、讲道理,用有说服力的证据和分析来说服公众。

 

【2】强化传统媒体的引导力和事实核查新闻的介入

尽管在“后真相”时代,传统主流媒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皮尤中心的调查表明,经历了去年大选的“洗礼”,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公众相信,传统主流媒体在揭露包括总统在内的公众人物所犯下的错误上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交媒体主导舆论的“后真相”时代,特朗普团队用“另类事实”与传统媒体的“事实核查”报道一争高下。即便如此,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公众认为,传统主流媒体应当继续履行“纠偏”“改错”的职能。无独有偶,受到特朗普猛烈抨击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CNN等媒体的订户数、收视率和网站流量均呈现了不降反升的趋势。换言之,“后真相”的泛滥反而使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传统主流媒体应当发挥其引领作用,对相关言论进行核查,如若正确予以肯定和进一步传播,谬误则予以否定并澄清事实。第三方主体可以是传统媒体,也可以是各社交媒体用户,特别要注重发挥后者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对冲”“自净”功能。

 

【3】社交媒体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2016年底,一再坚称自己是“技术公司”而非媒体的脸书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始招聘“新闻总监”,向应对“后真相”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大选期间因对“假新闻”泛滥态度暧昧的脸书和谷歌等新媒体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通过改进算法设计和加强人工监测等手段强化了新闻真实性的核查和高品质新闻的推送,同时也给了传统主流媒体注入了内容生产的动力。在特朗普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手打击假新闻、重塑新闻伦理和强化传播规范将会成为2017年美国乃至于全球新闻业的新主题。在即将到来的法国和德国大选中,脸书和谷歌等新媒体机构采取对“假新闻”进行标注、不再推送的做法,德国已经在酝酿新的法规,允许社交媒体平台在三日内删除被认证为“假新闻”的资讯。

 

【4】加强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2016年对美国社交媒体受众结构的调查发现,中老年人和大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成为“低头族”的比例大大增长。相对而言,后真相在这部分人群中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大。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强化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帮助他们认清“后真相”的实质和危害性,具体而言要帮助受众认识以下几点:1.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后真相”往往只放大一面,营造的是“拟态现实”;2、当你认为别人的言论很有道理,说不定只是因为你知识储存太少,不要妄下判断;3、当无法判断事情真伪的时候,就当个故事来看,不要基于此发表结论;4、当你在转发“炫耀”这些“后真相”的时候,会招致别人的嘲笑甚至谴责,虽然碍于情面,他们不会在朋友圈里挑明;5、水军无处不在,千万不要让自己裹挟其中,成为乌合之众。



本文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耀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刊于《新互联网时代》2016年第5期

,本期编辑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研究生新传土拨鼠团队的凯乐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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