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受害人的诈骗案｜成都郑尚元案庭审记
没有受害人的诈骗案｜成都郑尚元案庭审记
肖哲
2017年5月11日下午，郑尚元涉嫌诈骗案在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尚元的辩护人为著名刑辩律师王万琼和徐昕。开庭前一天主审法官主持召开庭前会议，控辩双方就证人出庭、举证方式等问题达成共识，庭审控辩均说理，辩方两位律师配合完美，公诉人客观公正。
本案指控非常简单，郑尚元一人签订租赁土地协议，政府修路占了他租的土地。政府补偿50多万后，郑尚元认为补偿不够，在租地协议上增加、虚构两人签名，隐瞒真相，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140多万。
辩护人认为郑尚元不构成诈骗犯罪。郑尚元没有诈骗故意和诈骗行为，合伙客观存在；租地协议上添名拆迁办明知甚至一手安排；拆迁补偿以地面附着物为依据，与合伙人人数无关；拆迁办两次补偿系对郑尚元等被拆迁土地的整体补偿，且补偿仍然过低。
控辩审三方
公诉人是一位中年男检察官，庭前会议对辩护人针对庭审举证、证人出庭事项均表示同意和支持。我以往参与的庭审，公诉人对辩护人的要求都会反对，本案公诉人追求案件事实，客观公正。辩方提交两份录音作为新证据，提到录音内容：“纪委、开发区（用地单位）、检察院、经侦，把我们喊到纪委去开了个协调会”。检察官马上问郑尚元和辩护人是否知道检察院是谁去的？问郑尚元是否见到过出庭的两位检察官？想说明本案公诉人没有、也不会去开什么会，干预个案。庭审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的几个观点被辩护人有力反驳。徐昕律师两次称“尊敬的检察官”，肯定公诉人认可本案关键事实，客观公正。庭审结束，检察官的车路过法院门口，看到两位律师、助理和家属等，检察官下车与徐昕律师握手，邀请他有机会去检察院讲课。
两位法官、一名人民陪审员审理本案。审判长是一位中年男法官，很温和，对控辩双方都很尊重，询问郑尚元很客气，主持庭审很灵活自如，控场能力很强。庭前会议上除了听取郑尚元对起诉书指控的意见外，也听取了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意见。开庭时宣读了本庭审判的一些事项，说道：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干预。法官不接受当事人的请客送礼，公开公平公正审理案件，并公布了一个举报监督电话。庭审中，审判长多次询问被告人的意见，也从未打断辩护人发言，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权利。法庭也充分保障旁听权，旁听者有检察、经侦、律师、民众等。
庭前发生小插曲。两位律师各带一名助理，法官不允许助理坐在辩护席，两位辩护人争取，双方发生争议。审判长到庭后合议、请示领导。徐昕律师拿着两高三部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4条：“律师可以根据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带律师助理参加庭审。律师助理参加庭审仅能从事相关辅助工作,不得发表辩护、代理意见。”给法官看过后，审判长允许助理坐辩护席，顺利开庭。
案件事实，简单清晰
案件事实简单，公诉人简单讯问郑尚元。王万琼律师从发问涉及本案案发、事实和程序，非常细致，可见准备非常之充分。徐昕律师补充王万琼律师发问，突出重点。
本案案发系纪委、检察院查相关政府人员职务犯罪，认为郑尚元拆迁补偿案有问题，查到郑尚元。郑尚元首次笔录在检察院形成，他当庭表示在检察院一天一夜，纪委和反贪局的人对他又打又踢，还威胁说，“冤枉你就冤枉你，能怎么样”。他一天一夜多没有睡觉，后送看守所体检时血压达到190多。
郑尚元2012年从几个行政村共租地102亩，与张某、郑某三人合伙经营该块土地，修大棚、种花草树木、养鸡、养猪等，共投资六、七百万。三人本来要成立公司，后因拆迁搁置。政府没有补偿就先占地修路，郑尚元三人损失超过三百多万。拆迁办第一次补偿郑尚元50多万，三人均认为补偿不够，便信访、找拆迁办维权。按拆迁办的意思，张某、郑某在租地协议上补签字。拆迁办第二次以张某、郑某名义共补偿140多万。张某、郑某后将补偿款全部打入郑尚元账户，继续投资生产经营。
质证非常细致，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公诉人均一项一项出示，辩护人都详细质证。事实真相往往难以还原，法律真相也只能依靠现有证据来判断。证据是否有证据能力？证明什么？能否证明？全案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链？这些均是综合判断一个案件法律真相或者法律事实的依据。
租地协议质证。七份租赁土地协议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控方以此指控郑尚元虚构合伙、补签名，以此诈骗，辩方对此进行了详细质证。徐昕律师提出，关键证据租地协议恰恰证明郑尚元没有犯罪。因为拆迁办明知补签名，不存在被欺骗的可能。
1、补签名的租地协议和先前提交的租地协议，都保管在郑尚元拆迁档案中，拆迁办审查了几个月之后给予了第二次补偿。
2、拆迁办进行补偿时，必须对被征地拆迁土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3、拆迁案卷很少，七份协议都存在于一个档案中，手写签名非常明显，很容易看出来。
4、郑尚元等三人因第一次补偿太少，上访维权、协商，拆迁办对郑尚元的情况更是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下，假设拆迁办不知道协议增加名字，第二次补偿也要补三个人，为何第二次补偿只补给两个人？说明拆迁办明知协议添名，也根本没有陷入错误认识，郑尚元不可能诈骗。公诉人也认可拆迁办的人知道租地协议添名的事实。
辩方三证人出庭，均说明郑尚元等三人有合伙事实，张某参与实际经营管理。公诉人认可三人合伙，只询问了第一名证人，其他两名没有询问。法官均询问了三位证人，确认了郑尚元等三人合伙，被拆迁土地上有大量附着物。
辩方提交新证据，郑尚元等三人合伙协议、张某签名的出货单、银行抵押贷款清单，证明三人确有合伙，且张某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提交2份录音证据，证明本案有纪委主导，且拆迁办认为自己根本不没有别骗，也没想到郑尚元会因拆迁补偿涉嫌犯罪。
释法说理，无罪辩护
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1、本案是一起内外勾结，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140余万的案件。公诉人审查本案的过程中也发现问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将线索移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2、本案整个拆迁按照双流县2009年拆迁补偿办法的规定，政府按照地面附着物进行补偿，第一次补偿54万余元，按该文件已经补偿到位，郑尚元也签了协议。3、在补偿标准过低的情况下，郑尚元找政府相关人员，指示下面双方伪造，或指示郑尚元在租地协议上添名，以此为由进行第二次拆迁补偿。合伙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外部。郑尚元内外勾结，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构成诈骗犯罪。
徐昕律师先发表辩护意见，认为郑尚元无罪的理由非常充分，重点突破，推倒公诉人的起诉逻辑。
1、政府及拆迁办都明知甚至安排两个合伙人“添名”，以此进行第二次补偿；二次补偿仅以张某、郑某名义进行，系因拆迁办明知以郑尚元名义已补偿一次，“添名”只是变通做法，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表》由拆迁办全权安排办理，郑尚元等人毫无选择权。
2、合伙真实存在，公诉人也予以认可。只要三人确实合伙，真实的合伙人在协议上增名并不犯法，更不犯罪。且增加履行协议义务的人，对协议另一方来说有益无弊。郑尚元没有虚构、隐瞒。
3、“虚构合伙人人数，骗取了拆迁款”的起诉逻辑完全错误。从法律和事实层面来看，郑尚元等所获补偿完全是弥补地上附着物的损失，不以人数为依据，拆迁办既没有陷入错误认识，更没有多支付拆迁补偿款。
4、本案并无受害人，且拆迁办对郑尚元等人的补偿仍然过低。郑尚元等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人。
徐昕律师推导拆迁办安排另外两合伙人在《投资受损情况》上签字，其中有一点很有意思。两合伙人的签字按印在右上角，但依据常理分析，签字按印一般都会在右下角或下面，只有都签满了，才会找其它地方签字按印。所以本案中才会在右上角出现另两位合伙人的签字按印，显然是拆迁办让他俩签的。另结合其它证人证言也证实该点。刑辩律师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就是要细心。签字按印虽是小问题，却能反映拆迁办是否明知，能否被骗并陷入错误认识。这也正是本案罪与非罪的核心之一。
王万琼律师先回应公诉人关于郑尚元“内外勾结”的公诉意见，后从犯罪构成的角度重点辩护，并指出本案程序的重大问题，与徐昕律师的辩护紧密衔接，相互补充。
1、控方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郑尚元与谁共同贪污、相互勾结。公诉人的意见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违反检察官法律监督职责和保障人权责任。
2、郑尚元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强拆进行在先，郑尚元没有选择空间，只能配合先接受54万补偿，争取拆迁补偿是郑尚元等人的权利。郑尚元配合政府，是化解矛盾、识大体的表现，不是诈骗。
3、合伙协议真实存在，郑尚元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4、拆迁补偿是个仪价的过程，全国有很多征地拆迁纠纷案，都是协商谈判而来。如果补偿真的存在问题，政府有自己的救济途径。但本案中，政府不认为多补偿了郑尚元，也没有受害，反而是最大赢家。
5、本案程序存在严重问题。公安先讯问郑尚元后受案登记，王律师申请法院调取第一次讯问郑尚元的同步录音录像；本案案件来源有问题，并不是所谓的受害人政府受害报案才立案。而是纪委、反贪局查官员职务犯罪，查到郑尚元。郑尚元没有诈骗行为，没有主观故意，不构成犯罪。拆迁补偿款不是诈骗的结果，是协商的结果。公诉人坚持指控，不仅是否定郑尚元的个人行为，更是否定了当前激烈的土地纷争中被广泛采用的协商模式。
第二轮公诉人答辩：
1、本案是一起内外勾结骗取征地补偿款的案件，受害人是国家。
2、检察官履行了法律监督职责，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追诉。拆迁办在地面附着物已经拆迁的情况下，如何核实的地面附着物？
3、认可拆迁办的有关人员明知协议添名，但郑尚元手段的非法性，反映目的非法性。添名违法，改变基本事实，以此获取更多拆迁补偿款就是诈骗。
王万琼律师反驳：国家非常宽泛，且没有受害，实质政府是最大赢家。2009年的赔偿标准至今快10年，明显偏低，如果以此标准补偿，对被拆迁人明显不公平。拆迁谈判是个可议价的过程，实践中，包括本案的第一次补偿也不是以2009年的标准为依据，拆迁款的多少是双方谈判而来。至于内外勾结，更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徐昕律师对公诉人的反驳，可以说是一堂法学课。
1、国家不是本案的受害人。诈骗罪要求行为人虚构事实，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国家的认识是什么？如何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
2、手段非法，结果犯罪不能成立。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由私法调整。所谓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外部，一般是关于债务承担的相关规定，是履行义务时，合伙内部如何分担的约定。争取拆迁补偿是权利，是合伙企业整体的权利，也是合伙三人每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债务承担，不是履行义务，不存在合伙内部不对抗外部的问题。合伙人之间如果推举了负责人，可以负责人的名义对外经营。没有推举负责人，任何一个合伙人都可以对外进行经营活动，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本案三人没有明确推举合伙人，郑尚元主要负责，张某也对外进行相关经营活动。则拆迁补偿可以任何一个合伙人的名义进行，法律并不禁止。
3、现场虽然拆了，但有照片、《投资受损情况表》、出庭证人的证言、拆迁办的《拆迁补偿表》，这些证据均能证明被占用土地上存在大量附着物，且修路还要继续占用的土地上仍然有大量附着物。本案需要鉴定的是拆迁补偿的地上附着物的价值和损失，并不是被占用土地的面积。
王万琼律师是徐昕律师的博士生，是陈满案的申诉代理人和再审辩护人，实践经验丰富，能敏锐指出控方问题所在，并有力回击，逻辑清晰，辩护深入浅出，人民陪审员、旁听民众均能听懂她的辩护。徐昕律师娓娓道来，结合案件事实、证据，细致分析法理、逻辑，辩护像是一堂法学课。两位律师配合默契，辩论精彩。
张颖律师旁听了整个庭审，她认为：通过庭审，很明显能判断本案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是一个无罪案件，公诉人认可辩护人的核心观点也恰好证实本案难以成立。郑尚元没有最后陈述，我想起他法庭辩论最后说的话：“我租地是事实，合伙是事实，投资是事实，政府拆迁是事实，我没有犯罪。”
此案之前，师父徐昕在四川做了两个案件，陶红勇案和李梅案，陶红勇羁押5年，二审开庭后不久即取保出来，至今未判，四川高院也许犹豫在罪与非罪之间，所以迟迟未判。李梅案是侦查阶段有效辩护的典型案例。李梅因涉嫌伪证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师父徐昕和曾维昶律师介入，顺利会见，采取进攻式辩护，一个多月后，李梅即被取保候审，最后公安撤案。此案开庭后，师父说：“今年的无罪案件，就指望四川了。”四川法治环境尚好，本案庭审也有所体现。期待本案审理，正如审判长开庭时所言：公开公平公正审理案件；独立审判，不受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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