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君专栏】辩冤白谤

在O.J.辛普森一案中慷概陈词的德肖维茨

撰文  孙渝 律师

题述四个字，是明朝御史吕坤所言，他将其奉为“第一天理”，个中语境，未及考证，我猜想他不是说给律师听的，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律师职业。有趣的是，当我们穿越时空，将此话放在当今刑辩律师身上，竟无半点附会之虞，可见所谓“精神遗产”，有时候纯属机缘巧合，只要能够对号入座，便可以古为今用。

广义而言，辩冤白谤之于检察官或法官，也不失为“第一天理”。盖任一案件的起诉或有罪判决，必先挤掉水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辩冤白谤，更通俗地说，就是去伪存真，让“诉”和“判” 都无懈可击。

然而，就本分来说，能够与辩冤白谤天然契合的族群，只有刑辩律师。辩冤与白谤，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职责，也是他们殚精竭虑的目标，更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渴望，这种职责、目标和渴望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至于在常人看来，他们的言行会显得偏激和执拗。

在《最好的辩护》一书中，作者德肖维茨这样写道：

“辩护人对当事人负有神圣的职责。他知道，在履行这一职责时，这个世界上除了当事人以外，对其他人一概六亲不认。尽一切努力拯救当事人——不惜一切风险和代价，哪怕这些代价由其他人甚至他自己承担——这是他无可争议的最高职责。他千万不能考虑可能给他人带来的警示、痛苦、折磨和毁灭。如果有必要，他会将自己的爱国义务与辩护人义务分离开来，然后抛到九霄云外，完全将后果置之度外。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他可以让自己的国家陷于困乱，哪怕自己的命运面临不幸。”

呵呵，“不惜一切风险和代价”，又或，为了当事人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无论是在职业伦理层面，还是在法律及规则层面，都不意味着可以豁免一切责任，也不意味着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关于这一点，德氏自己也另有说词：“律师不能披露当事人过去的罪行，但如果当事人告诉他将要实施新的犯罪，律师可以报警。”可见“当事人的利益至上”，理当如此，却并非没有例外。

如此看来，所谓“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首先应当是刑辩律师所持的价值观，其次也应当是刑辩律师行为的秉承，惟其极限，却受制于法度与行规。这种法度与行规，貌似与职业伦理相悖，其实是对职业伦理的一种强制矫正，久而久之，必也成为职业伦理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价值观，循名责实，无非是将辩冤白谤视为己任，并因此有使命感、正义感，理直气壮地为“坏人”辩护，尤其在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辩护中，不会屈从于旁人的点拨，将“天理”束之高阁而惧于发声。

有人会说，并非每一个案子都有冤可辩，有谤可白，如此，你的“天理”将何以寄放？你的价值观又何以依托？对于这样的抬杠，我们不妨抱以会心的一笑，盖价值观的价值，乃在于它没有“实用价值”时，仍彰显出一种“价值取向”，一如有人倡导“为来世积德”，试问有人见过“来世”么？如果没有“来世”，则积德何用？由此不难看出，一种价值观，未必都以实用主义为本源，刑辩律师区别于其他族群，乃在于这四个字如灵魂附体，他们注定为此而生，也可能为此而死，尽管有时候，辩冤白谤仅仅表现为程序正义的一部分，但如果缺失了这样一种姿态，实体正义便会大打折扣。

如果就此说，辩冤白谤仅仅是一种情怀，又或一句口号，那又大错特错了。任何一种价值观，必先浸透于骨髓，而后见诸于言行。霍姆斯说：灵魂的欲望就是命运的先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想要的就是他能得到的。刑辩律师怀揣辩冤白谤的梦想，必也能成就这种梦想，贯通二者的桥梁，是职业精神和专业技能。就职业精神言，刑辩律师应该是锱铢必较的质疑者，是“站在另一边”的思考者，是探索真相的挖掘者，是冤假错案的终结者，这既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宿命，非如此，不足以成为辩护人；就专业技能言，刑辩律师应当精通刑典，谙熟程序，擅长甄别是非，区分罪错，懂论辩之道，善破解之工，在看似庄严缜密的诉词里，找出个中疵瑕，引以为缪，非如此，不足以运送正义。

在过往三十多年里，我参与过至少数百起刑案的辩护，深感这叫做“辩冤白谤”的东西，既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又是一种做事的方法，它总能让自己在貌似无懈可击的指控中，得享“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我每告诫自己，即使面对钢筋水泥一般的控方证据，也要找到其中的漏洞，挖掘出有价值的素材。心里这样想了，做事便极为苛严，像看情书一样阅读卷宗，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据为一篇辩词的发端，进而引申出信誓旦旦的说法。前些年我为涉嫌诈骗罪的重庆某律师辩护，面对控方精心准备的证据材料，初看觉得不无道理，复看觉得似有偏差，再看则疑窦渐生，目光最终锁定在两个细节上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赴京“找关系”的行为；二是被害人安排“赃款”用途的信件，遂据此事实及书证，攻击所谓的“虚构”和“非法占有目的”，历经两年多的博弈，终致被告人获得无罪判决。

我三十余年的刑辩经历与感悟，是很少表为经验的，近些年有效辩护率明显提升，经我辩护而无罪获释的有公务员、医生、律师、商人和普通市民，罪涉故意杀人、贪污、受贿、诈骗等，成功辩护的原因，我自己也在总结和思考。敢辩与善辩，固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如何穷尽可能，顺势而为，又如何忠人之事，视彼犹亲，更皆割舍口舌之快，为当事人谋求实惠，凡此种种，其实大有学问，远非堂皇其辞，鼓噪法庭那么轻松。

本质上讲，所谓刑辩，是行“说服”之辩，雄辩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对手，而是让法官信服。一个讨人喜欢的律师可以通过目光接触或者一个微笑，取得比一个具有摩擦性格的律师更伟大的成就（约翰•菲利普语）。进而言之，能够在枯燥、生冷的卷宗材料中，归纳出一个可资宽宥的故事，让法官感觉到它、理解它、接受它，这就是辩护。忽略了这个道理，所谓的“辩冤白谤”，终不过是辩护人自画自说的表演，徒劳而已。

本文首发于《重庆律师》201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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