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政治哲学？ |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李石副教授
学人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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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先后于清华大学大学获理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意大利罗马LUISS大学获政治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掌握英语、意大利语与拉丁语，代表性专著为《积极自由的悖论》，在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学术成果丰富。
编者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有怎样的意义？如何开启政治哲学的专业研究？如何理解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 本期政治学人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李石副教授，李石老师结合自己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答。政治学人平台特与各位读者共享。
政治学人：我们了解到您曾经是清华大学的理学学士，为什么后来会转向哲学研究？而后又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时继续选择政治哲学呢？您怎样认识您现在所选择的这个学科和研究方向？
李石：我当时在清华虽然是理科学生，但是对人文科学非常感兴趣。参加了一个叫“露天”的电影社团，我们不仅放露天电影，还写影评、散文、诗歌，甚至还办了一份报纸。报纸印好了就在学校里免费发，每次都要印5000份左右，那时候写的文章可能比现在看的人还多。后来我又迷上写诗，还创办了清华第一家新诗社，出诗集、参加诗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青”。虽然人文方面的活动耗费了我的激情和精力，但我的化学专业课程并没有落下，我清楚地记得，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在全班30人的排名中名列第8，按当时的规定我是可以保送读化学系的直博生或硕士生。但是，我对人文学科的热爱，尤其是对哲学的热爱已经不允许我再学任何其他学科。这一点也要感谢清华，当时的保研政策是：只要排名和成绩过了保研线，那么学生可以选择学校里任何一个院系去面试，如果面试的院系决定录取的话，就可以去该院系读硕或读博。我自然选择去了哲学系，也如愿地被录取了。像我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再有就是我男朋友从物理系转入了中文系。当时，一般成绩靠前的化学系学生都会选择去经管学院这样的热门院系，或者生物、材料这样的相关院系。
2001年，我进入清华哲学系，跟随万俊人教授学伦理学专业。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神圣的殿堂，与伟大的哲学家们并肩而立。下面是清华哲学系重建10周年时我写的一首小诗，描述当时的心情（曾发表在校报《新清华》上）：
清晨
我的影子和树木们的站在一起
太阳暖暖的，慢慢升高
我穿行在枝干笔直的树木中间
阳光漫过来，将我们轻轻浮起
空中似乎有鸟在叫 一只绿色的鸟
我的影子和树木们的站在一起
太阳暖暖的，慢慢升高
纪念2001年9月15日，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天
虽然进入了哲学系，但我理工科的思维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论证分析。我认为道德哲学与物理、化学等理学科目是相通的，都是以理性推理解决问题，不同的只是：道德哲学解决的是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的理论问题，而物理化学解决的是自然层面的理论问题。当时，国内的伦理学界对政治哲学非常感兴趣，清华哲学系也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政治哲学会议，这些对于我的研究方向都有影响。而且，从伦理学（个人行为的规范）到政治哲学（社会的规范）也仅一步之遥。因此，在申请博士计划的时候已经将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申请方向。
硕士毕业之后，我有幸到意大利罗马LUISS大学进行深造。LUISS大学被称作意大利的哈佛，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私立大学。它的政治学系受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很大，我们博士计划的主任萨巴斯蒂亚诺（Maffettone Sabastiano）是罗尔斯很好的朋友，也是将罗尔斯的学说引进意大利的第一人。因此，我们大部分的博士课程都与英美分析哲学相关。
关于政治哲学这门学问，我认为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是极为重要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学说构成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而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消解了个人道德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简单来说，在古代社会，只要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好人，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好的国家。因此，不论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孟子都会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对于维护国家秩序的作用。但是，现代政治学一上来就告诉你，做不做好人是个人的选择，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所以，现代政治制度不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利和规则（法律）的尊重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宪法（作为所有规则的规则）才如此重要。在现代政治中，人们不再追求好人与好国家，而是以平等自由的公民身份组建合法国家。所以我认为，在现代政治社会中，伦理学不再可能成为显学，而政治哲学则很有可能成为显学。
具体到我的研究方向——分配正义，当代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开始认为，政治就是对于公共益品（social goods，包括权利、机会、财富、地位、荣誉，等等一切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东西）的分配。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政治就是关于公权力的学说，而公权力的一大应用就是对于各种公共益品的分配。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如何实现经济、社会领域的基本平等，保障社会成员的平等公民身份，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有待分配正义的研究做出回答。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现在那些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将财富传给其后代，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富二代。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与普通人处在不同起跑线上，拥有大量财富和资源，这些因素使得公平正义的问题更加凸显。
政治学人：您觉得政治哲学研究与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学说研究是否有不同呢？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石：这个问题时常让学生们感到困惑，我自己也曾经困惑过，后来我得出了这样的答案：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学说史研究，重点在梳理相关的思想流派，其目的是要向人们展现某一政治思想或学说发展的脉络，或者是某一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形成的脉络。而政治哲学是不同的，政治哲学立足于“问题”，例如罗尔斯写正义论是要解决分配原则的问题，当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必须借鉴前人的许多思想，但他引用前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前人思想发展的脉络，而是为了达到他的论证目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作者想做什么，只是看他所用的材料和论述的文字，就很难分辨他做的到底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思想史，但是如果我们能透过文字，发现他写作的目的是解决理论问题还是纠缠于流派史实之争，就很容易判断到底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人：政治哲学要探讨人类应当过一种怎样的公共生活，自然离不开对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价值的剖析，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家对这些政治价值进行了深刻的论证，而如今当我们去具体谈某一种价值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又往往说不清，这是不是一种永恒的困惑呢？
李石：说不清，那是因为没想透。虽然对与这些永恒的价值会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对于每一个哲学家来说，他们都是想说请楚的，而不是想把人弄糊涂。在这一点上，哲学和理学没有区别，都是以推理和论证的方式表达观点，而不是以诗歌的方式把人绕糊涂。困惑在于道理没讲透，当然不同的哲学家表达的观点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作为学生和研究者千万不能和稀泥，而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清晰的认识，即使这种认识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政治学人：我们看到您的学术论文中有很多都是以提问做标题，就像在向读者直面展示您的思考。你觉得初学者应该如何培养政治哲学的思维？
李石：对于“我应该如何思考”的思考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向来认为所谓学习方法的借鉴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的文章通常以“问题”为切入点，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吸引了我，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子里，甚至让我寝食难眠。为了解除困惑我会去读相关的文献，但最终的思路则往往来自于灵光一现，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顿悟”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会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政治学人：政治哲学研究过程中离不开文献的积累，那在政治哲学的积累学习中，如何选取文献呢？您一般会推荐些什么样的书给您的学生？
李石：我认为有一些基础性的书是必须读的，例如金理卡的《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这本书翻译地也很不错），还有伯林、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沃尔泽等人的经典著作，因为这些书开启了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的讨论议题都包括在其中。在做具体研究的时候，还是以问题为切入点，查阅所要讨论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而不是漫无目的地读书。现在网络都非常方便，在文献的获取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政治学人：您觉得政治哲学研究除了要经常阅读经典文献，还要具备哪些意识？（比如语言、体验生活、反思现实等）
李石：理性，做哲学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讲道理。政治哲学不需要过多的文采，伟大哲学家的著作大多很枯燥，其魅力在于理性的力量而不在于绚丽的辞藻。在进行哲学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把讲清楚、合逻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为了主题的宏大、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等等不相干的考虑而浪费笔墨，把读者绕道云里雾里，以显示自己的深刻。这一点与许多文科生的写作方式是相悖的。
政治学人：价值之间也是会“打架”的，比如我们常讲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间就不可能是没有冲突的，比如绝对平等就可能导致不公正。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价值之间的这种冲突呢？
李石：我一直尽力在梳理这些问题，最近要发表的一篇文章就专门讨论了自由与平等两个价值的冲突和矛盾（打个小广告哈），现在正在写的一篇文章是讨论正义与平等这两个价值的关系。我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价值之间确实存在矛盾，甚至是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做出选择，也才会留下遗憾。个人的不同选择构成不同的人生，社会的不同选择构成不同的政治制度。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政治学人：您觉得政治哲学研究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研究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李石：政治哲学研究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有下述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政治哲学的教与学是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途径，政治哲学应构成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公民不应该是愚民也不应该是愤青，而应该是一些能够理性思考、拥有自由但却自觉地遵守公共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人们。只有这样的公民才能构建作为“公民自治团体”的国家（参见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否则，我们得到的不是专制愚民的国家，就是愤青民粹的国家。第二，政治哲学对于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公共规则和相应的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然而，只有在充分的思辨和论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切实可行的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在这里，我并不想提《联邦党人文集》，因为这可能有崇洋媚外的嫌疑，但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的理智水平并不比任何民族差，只要我们运用理性思考，开放言论辩论，就一定能构建出适宜中国国情、体现公平正义、得到公民承认的制度和规则。第三，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分配正义对于实现“共享发展”的发展目标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饼”越做越大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确立“分饼”的规则的时候了。如果不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和建构，那么分配的事情完全交给市场，其结果必然是“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样的社会不仅在经济层面上贫富不均、资源不均、机会不均，而且会出现“歧视”、‘仇富’、“阶级固化”“不平等的代价传递”等等社会问题，最终动摇政治制度的根基。因此，解决好医疗、教育、住房、工作、地位、荣誉，等等各领域的分配问题，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政治学人：当前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哲学相对偏冷，政治学研究生中能够潜心研究政治哲学的也并不多，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您对未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有哪些期待？
李石：政治哲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是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因此，对于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政治学学生来说会有较大难度。下述现象并不令人惊讶：哲学系的学生热衷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并且得心应手；而政治学系的学生则更喜欢应用定量分析、访谈等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做研究。其实，我自己也是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政治学系，甚至被同事嘲笑是政治学系“一个孤独的灵魂”。然而，我认为我这个“灵魂”并不是多余的，任何学科都需要“灵魂”，这个灵魂的作用就是“反思”。“反思”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动物不论经历了什么都不可能反观自身，思考“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然而，人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可能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是透过现象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同理，在政治世界中，在我们把政治现象清楚地、量化地研究透彻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揭示出现象后面的本质和意义，而这就是政治哲学要做的工作。当然，这样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人来做，就像我们不可能天天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一样。大千世界可以问的问题很多，可以研究的东西也很多，就让那些真正被政治哲学的魅力所吸引的人们来做这样的工作吧。
本期编辑：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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