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科发展的中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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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介绍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以下就我的教学经历和研究中的感受，谈谈比较政治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几点认识。

        首先，比较政治作为二级学科纳入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对充实和完善政治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高校就恢复了政治学专业学科以来，政治学学科建设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开始政治学学科设置只有政治学理论和中外制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被挤压在中外政治制度一个二级学科，与政治学理论学科相比并不受重视。而在外国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也大多限于国别研究。这种学科设置受当年实际认识水平和政治考虑所限，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和平崛起的形势需要。
        2009年，在云南大学承办的全国政治学博士生导师研讨会上，受几个主要兄弟院系的委托，我在会上做了尽快调整政治学学科分类以适应形势需要的发言。我们认为，政治学现有学科划分已经落后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也落后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提升的新形势，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在会上提议，应该把中外政治制度这个专业拆分成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两个专业，该提议在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经过三年的努力，2012年制定的学科目录应该已经对二级学科进行了调整，但不知道为何原因一直还没有公布。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代人对于学科建设终于有了自己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适应学科发展需要的。
        其次，加强比较政治研究能够深化政治学作为一门显学的理论和经验性基础。从教学角度看，无论是政治学研究还是中国政治研究，缺少比较政治层面的研究做参照，就会觉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回国之后，我做了十多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提出了解释中国渐进改革实践的一套理论方法和分析体系。那时就觉得，如果你的理论和观点没有比较研究的检验，就不能在更高的理论层次，更大的研究范畴中具有说服力。凭什么你的解释就是对的，就具有普遍解释力？所以后来我也做过一些中苏改革的比较，参照了比较政治研究中有关民主化国家经验教训的一些成果，感觉在理论解释和经验验证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比较政治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中一个重要的领域。现在我们有了比较政治这样一个二级学科，成立了比较政治这样一个系，再配置一些老师从事专门的教学研究，从教育部的学科序列里面配置相关的资源，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去发展。就拿北大来说，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当然是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在国际上都有很大声誉。但要把比较政治真正做起来，发展好，还是需要加强学科和人才的整合，制定好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一是要抓好区域政治的研究，对于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的运行方式我们都应该深入了解，不仅是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进行概要式的梳理，更要从政治行为、决策过程和结构约束的具体层面深入探讨。一般而言，区域政治研究注重国别政治上的差异性，比较政治研究关注普遍性理论的提炼，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政治学界包括比较政治领域，大家都愿意宏观叙事，讲大理论，讲普适性，但缺乏对个案研究的深入和细致的知识积累。第二要强调理论和方法论的训练和研究。理论方法很重要，专业学生不仅要了解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有哪些概念、理论和范式，还要真正理解各个流派的理论渊源和方法论上的特点，这样才能扩大视野，增强研究的客观性。这几年我在给政治学二年级的学生开政治科学的理论方法课程，就是要通过初级的理论方法论的训练，给学生打下必要的学科基础，虽然难了一点，但还是很有必要的。政治学也好，比较政治也好，理论方法就是学科的基础。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何谈学科和专业。学生要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的训练，至少要求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不能是想当然的。否则我们的所谓研究只能是对政治的街谈巷议。没有专业门槛，就没有学术含量。
        再次，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要有中国的视野。这里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如何借鉴和吸收美国的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不可否认，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还是提出了一些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议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解释的。国内学者对于美国比较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一些功课，而且也在用，但大多是拿来就用，很少有我们自己提出的东西。今后我们应该不只是借鉴，还应该基于中国经验推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记得2000年两岸学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举办过一次中国海外学者政治学论坛，参会者都是美国知名高校毕业的政治学学者。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中国总是错的。这个问题至今还在困扰着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也有从国外回来的。刚才潘维谈到，从西方学到了很多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为什么我们回来以后都不用？当然还是有人用的，拿这些理论、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前景总是不乐观，而且还很悲观。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有了这么大的发展，还是有一些人不断地推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政治崩溃论。这可能与我们的概念范式和理论视角有关。这些学者用学到的理论提出问题，用现成的分析框架分析问题，很容易自然就得出中国崩溃论了。但是中国实际上没有崩溃，所以让人很困惑。理论与现实经验存在差异怎么办？当然我们不应该责备现实，不能说是经验错了，而是应该考虑是不是理论错了，应该引起我们对理论范式的重新审视。当然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也是有分歧的，并不都赞成崩溃论，甚至有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在反省他们的理论局限。
        这就存在着一个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应该属于社会科学哲学层面的认识论范畴，既在跨文化比较中如何通过客观观察和科学检验来构建可靠的社会知识的一种学术研究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如何站在本土人文关怀的立场上研究本土的实际问题，提出符合本土现实的经验性见解。西方的一些理论，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知识概括是没有错的，但它在用于跨文化的研究中，难免具有局限性，需要再检验。1996年我学成回国之前，邹谠教授对我讲过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那么多的政治事件，经历了数次重大政治变革，面对这么多的事实和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总结，应该为世界政治学的理论库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见解。邹谠先生的话是很中肯的。
        另外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时代和环境对学科的影响。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于二战后的美国，自然受那个时代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前两年有一位欧洲的学者在总结评述比较政治学科时说，该学科是在美国的学术围墙里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大多是美国学者，再加上一些美国训练出来的外籍学者。直白地说，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美国具有学术霸权地位。美国政治科学包括比较政治的兴起都是在二战之后，许多新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都是在那个时期提出来的。那时候美国正处于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时期，其意识形态及价值的输出和对抗都多少会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比较政治的发展中尤为明显。比如说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公民文化理论和民主化转型理论等都多少有这方面的痕迹。当然，美国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方面的，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提出“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道德优越感”的价值偏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在2004年以来的几篇研究论文中婉转地提到过。最近我也注意到一些美国学者也开始提到冷战时期对美国社会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大规模有指导性的资助计划，以及如福山所说，美国学者希望其研究能够影响美国国家政策的努力。美国的主流学者当然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有利于美国的价值转播，并对本国的霸权扩展有利。当然这也很自然，中国目前何尝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话语权远比不上美国。但是这种潜意识中的价值优先当然会影响到学术理论的客观性。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中心论者占主导地位。社会中心论者认为，社会具有自主偏好并掌握着丰富的政治和经济的资源，而国家则是消极的，是严重受社会约束并接受社会利益团体支配的工具。这跟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有相似的地方，但美国学界不用阶级分析理论，而是用多元主义理论。社会中心论和多元主义是美国特色的，与美国的文化历史和学术传统有关。如今这一美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流派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学科都在“围剿”“国家”。如社会学，一提就是“公民社会”重建；经济学一提就是国家干预产生超额“交易成本”；我们政治学一提也是“民主宪政、权力制衡”，其核心都是要限制“国家”。我觉得这其中有着研究取向的问题，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理论的取舍，而理论又是决定了提出什么样的议题和观察的对象。美国社会科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是社会中心主义一统天下，到七、八十年代才有了“国家回归”的学派的兴起，认为国家很重要，把国家这个概念重新找了回来，但一直不是主流。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好多研究都是以社会为中心，都是怎么限制国家啊，建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呀，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与国家和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不当使用。总之，政府做什么都可能是错的，至少要先怀疑。我是觉得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确实很重要，但是这种过度的社会中心主义研究取向（也包括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至少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说它是片面的，就是因为它忽视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基本事实。我们的研究受美国比较政治学早期政治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束缚，总是把视野放在国家制度的价值评价方面而不能自拔，而忽视了国家治理能力这个带有结构性的问题的重新思考。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更高的范式，可以把中国的经验和西方的概念都涵盖进来的一个理论范式。
        最近几年我在关注发展中国家政治失序的问题，试图提出一个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正在研究构建这一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我认为国家治理概念可以尽量剔除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来研究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政治问题。国家治理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事实，它不一定就是国家主义的，但是也肯定不是社会中心主义，而是在更高的层面把国家和社会都包容进来的概念，用这个概念来研究转型社会在国家层面上的治理问题。它可以把价值体系、决策权威体系、行政执行体系、政府社会互动机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要素放在一个结构里进行考察和分析。我觉得这个范式有可能对中国的经验进行很好的解释。同时，如果用这个范式能解释中国的话，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范式做比较政治的研究去看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治理问题。这就摆脱了美国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政体范式的局限，更好地来解释西方学者提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问题和多元现代化的问题。
        刚才有学者谈到建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的话题，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比较政治的研究与西方的相关研究分割开来。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外政治制度学科拆开成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两个学科呢？其中一个动机就是要能够和西方学术界对话，在相同的学科层面对话，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提供我们的研究成果并与西方学者交流。目前在比较政治领域我们还没有话语权，知识积累也不够，但是我们有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丰富经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型社会，我们的经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有些比较政治学中的基本概念，我们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对它的诠释、对它的重新解释，以及经验检验，都可以从本国的案例进行研究。但不是要搞个中国式的比较政治，那就偏了，还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那就不对了。就目前来讲，比较政治领域西方的话语权那么强大，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没有参与嘛，没有做贡献嘛，那肯定你就没有话语权。据说一位哈佛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说过，中国的问题使他们也感到困惑，希望中国学者不应该只做西方理论的“消费者”，也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这一忠告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我们建立比较政治学科，目前最缺少的是合格的人才，我们需要的人才，既要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有全面了解，同时还要能够掌握必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事经验层面的研究。高校建立比较政治学科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合格研究人员。另外我们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学术批评机制，各种研究成果都应该经受学术批评的检验。当然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是建立在学术规范标准上的学术争论，而不是主义和价值的争辩。没有在学术批评中对知识不断的筛选和积累过程，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研究成果，也就不会得到西方同行们的认可和尊重。我自己就说这些感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原文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

本期编辑：云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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