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雷振 | 政治社会学中的混合研究方法：兴起及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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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臧雷振，日本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特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摘要
混合研究方法正在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首先通过考察该方法兴起的历史背景，指出其传承了早期学者“三角互证”和“多元分析路径”的研究思想。随后分析了当前对混合研究方法广义和狭义界定的内涵，并通过对各种混合研究方法的分类指出其在研究中的价值，如降低研究方法偏差（method bias）的负面影响、优化研究框架和研究设计等。最后也指出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困境。全文初步评述呈现了混合研究方法在政治社会学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为政治社会学进一步发展提供方法论工具。
一、导论
政治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本质上即为社会中不同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相互支配关系所构成的。这也形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连结，进而使得两个学科中相互交叉的议题形成“政治社会学”这一全新衍生的子课题。虽然早期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不过是“政治学”的同义词，但随着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特意从学科细分的视角为政治社会学正名后，政治社会学这一学科交叉领域逐渐显示出非凡的研究价值，并涌现出诸多优秀研究。
然而，作为一新兴交叉学科，一直以来政治社会学在建立符合自身研究对象、研究规律、研究目标的方法论体系上有着诸多困难，这些困难背后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相应研究方法探寻中的迷思。多名学者1996年在《当代社会学》杂志主办的“处于十字路口的政治社会学”专栏中撰文指出，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方法的应用层次和水平也多有不同，但由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来源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合之处，所以其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对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既有来自政治学的历史分析、制度分析、行为主义分析方法，也有来自社会学的田野方法、民族志方法、实验方法等。
伴随近年来对方法论研究兴趣的高涨，政治社会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现象分析”，转向对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析，并涌现了大量相关著作，如一系列阐述学科中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实验方法等方法的专著。但与此同时，政治社会学研究应用的不同研究方法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既有关于研究方法适用性和适应性的追问，也有关于政治社会学本学科方法论哲学基础的反思；既有关于研究方法对学科价值影响的反思，也有关于研究方法效能的比较。这类批评和反思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测所遇到的困难总是难以避免的，方法指导研究实践，当研究实践价值不彰时，首遭诘难的往往是方法论的批评，特别是在采用单一或不严谨的方法论时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大量借鉴，导致引入的新方法层出不穷，虽然这样带来新的方法论视角，但也使得该领域缺乏被普遍接受的主导性方法。
由于政治社会学本身就是融合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固有特征，以及当前其研究方法表现的现实，本文尝试结合近年来混合研究方法兴起的背景，通过介绍并分析混合研究方法的概念、特征、应用经验以及不足之处，从而尝试为政治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视角，为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拓展和学科知识深化提供方法论支持。
二、混合研究方法的产生、界定与分类
自政治学发生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关于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区别上。对此话题的讨论也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定量研究指具体的研究工具，包括统计分析、数理模型；定性研究则包括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个案分析等。但是随着政治学研究跨学科的趋势，学科领域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在政治学研究中，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逐步显示出对研究对象进行事实解释、因果探索、发展预测等方面的较高价值。这为混合研究方法在政治社会学中应用的兴起提供了某种启迪。
（一）混合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背景
自从20世纪末以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论争开始，加之单一使用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所带来的研究困境，凸显出政治社会学研究中两大主要研究路径融合，或采用新的替代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这些源自早期哲学论争的精神，当前仍然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视角中，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对“好的知识”的认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视角，主要体现在以数据采集和模型建构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以案例剖析、历史比较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以及融合定量和定性的混合研究方法。如在政治学行为主义兴起的初期，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和费斯克（Donald W. Fiske）曾介绍的“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的概念，涉及了研究实践中“多元分析路径”（multiple operationalism），即在验证过程（validation process）中采用不止一种方法，以确保解释偏差是由研究对象的潜在因素或研究对象的特征，而非由使用单一研究方法（定性或定量的）所导致。随后，丹金（Norman M. Denzin）等学者还进一步将三角互证法分类为：数据三角互证法（例如，在一项研究中采用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研究者三角互证法（不同研究者对方法的运用）；理论三角互证法（采用多种角度和理论以解释研究结果）；方法论三角互证法（采用多种方法以解决研究问题）。
所以，从早期的中庸平衡认知路径，到20世纪中后期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相互争论，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三角互证法提出，均为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混合研究萌芽奠定了早期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
（二）混合研究方法的萌芽与界定
登斯库姆（Martyn Denscombe）指出：“混合方法研究这几年飞速发展，众多学者为其摇旗呐喊”。在过去的十年中，“混合方法”作为一个公认的名词与独特的形式，已然引领了一次研究方法新浪潮的勃兴，当前其正被看作是除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外的第三种主流研究路径或研究范式（paradigm）。
尽管混合研究方法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无论是在单纯狭义的角度，还是在广义且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层面而言，对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基于混合研究方法的历史传统和研究实践特征，我们认为混合研究方法从广义上来讲，是研究者或研究团队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元素（例如：定性和定量的观点、数据收集、分析、推断技巧的运用）结合起来，以达成对研究问题兼备广度和深度的理解，以及保证研究方法的协作性；从研究形式上看，混合方法的研究应当包括在单一研究中对各种方法的混合运用。所以，运用混合方法的研究项目应当包括项目之中研究方法的混合以及不同相关研究之间的方法混合。混合研究法的实践目的则是意在完全尊重不同研究方法观点中所蕴含的智慧，同时也在寻求一个解决政治社会学诸多重要问题的中间道路。
（三）混合研究方法的类型
混合方法广受欢迎，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献类型为研究性论文（Article）的英语文献中，混合研究方法应用论文从2006年60篇的发表量，上升到2014年450篇的发表量。
根据前文对混合研究方法的界定，可知其被看作是定量和定性等不同种类研究方法的重叠部分（图1）。在图1的“均衡状态”中，混合方法研究者倾向于采纳定性分析和定量数据的认知途径来显著增强对研究问题的洞察力，或至少可以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在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的混合方法研究中，多是采取案例定性阐释在先、数据辅助验证在后的模式；而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混合研究方法设计中，更为强调数据采集分析的主导地位，而辅之以定性方法的进一步解读。
混合研究方法按照不同实践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表明其在研究应用过程中的多元性，其实践特征也符合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特征，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交叉融合议题的开展提供新的学术工具。
图1 混合研究方法类型
三、混合研究方法的价值
虽然不同学者列出了混合研究方法应用中的不同优点，但至少以下两点得到了学者的共识：一是混合研究方法能够避免传统定量因果机制探索过程中的变量选取遗漏、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界限模糊等内生性问题，改善了传统单一方法分析中理论生成、概念提炼等问题，简而言之，降低了研究方法偏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混合研究方法为研究提供更加清晰的研究设计，促进了学者在研究起点阶段对研究过程更加明晰的思考，简而言之，即提升和完善了研究工作的起点设计。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解读。
（一）降低研究方法偏差（method bias）的负面影响
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使用偏差普遍存在，潜在的方法偏差也受到了一定关注。研究方法偏差首先表现在单一地使用研究方法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点在数据分析层面尤为显著，甚至有学者称，当回顾过去三十年量化研究的主流期刊，就会发现统计模式的单一性：几乎所有的分析都运用了线性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而博德纳（Todd E. Bodner）回顾了心理学六个领域的文献，也发现大多数研究（76%）只涉及到一种测量方法，且33%的研究把自我报告式（self-report）问卷调查作为唯一的测量方法。其次，在数据采集层面，采用单一的替代性方法较为明显。如在沃斯兹尼斯基（Amy B. Woszczynski）和惠特曼（Michael E. Whitman）对信息管理领域1996—2000年间最佳研究的评述中，发现428篇期刊文章中的27%将自我报告式调查作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予以说明。这种依赖性和单一性导致数据收集千篇一律，缺乏多样性，其虽然使得研究工作容易具有预见性，但是对多元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却缺乏足够的特征捕获。最后，研究方法偏差还会带来错误预测变量与标准变异，错误预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强度，有效性取决于可信性的掩护等。特别是定量分析和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类方法偏差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一方面招致学者对自身研究方法的不自信，另一方面也割裂了学者和社会的链接纽带，削弱政治社会学研究成果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政治社会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方法论的薄弱和不成熟让研究者目前尚未对方法偏差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不但导致政治社会学无法迅速成长做强做大，亦在学科地位中日渐式微。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知名学者迭出，有影响力理论不断提出之后，到21世纪后，在其他学科不断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围剿下，政治社会学难以出现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理论，而混合研究方法所倡导的“多重研究”检验，将弥补仅采用单一方法的不足，为政治社会学的知识探索积累和学科发展重新振兴带来新的可能。
（二）促进研究设计框架优化
优秀的研究框架设计是任何优秀学术探索的起点，不但关系到研究的后续成效和预期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研究过程的顺利执行与否。在传统的单一方法研究设计中，由于局限于单一研究方法选取研究素材或分析数据，或设定研究假设等现象，这就潜在地排斥了不同研究方法框架下的其他的有效研究素材，忽略其他研究素材的内在价值，进而影响到最终结果分析。如科特（Joseph A. Cote）和巴克利（M. Ronald Buckley）对70篇已经发表成果数据的元分析测试发现，对不同构念的测量中，方法变异所占比重22%-44%。有学者通过对已有研究结果评估表明，方法使用因素对研究模型结果的贡献达到了18%-32%。这也形成和方法使用偏差相对应的变量或案例的选择性偏差，对潜在可能性研究证据的忽略，使得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系统性偏差不但难以觉察，还会形成误导性的决策判断依据。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非线性复杂性等特征，需要相应复杂的研究设计，混合研究方法要求从研究对象确定，研究素材采集，分析过程工具和分析结果诠释均需要考虑不同方法论工具的应用及检验，为初步了解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现实奠定方法论基础。
四、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困境
当然，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促使研究者探索如何协同性地利用各种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现象研究中的细微差异。混合研究方法借助折衷主义（eclecticism）和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的理念，巧妙整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设计，从而将每种方法的优势最大化、劣势最小化，进而提升研究结果的置信度水平。
尽管这使得传统单一研究方法的缺陷之处得以完善，但这并不是说混合研究方法在应用中就是完美的，其自身在应用中仍然存在若干困境。如其具体实践需要庞大的研究团队，单一研究者难以有效执行研究设计，需要研究者本身掌握多种的方法论工具，具有充足的研究资源和研究时间等。基于这类困境，也导致目前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中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范例，以及不同研究方法难以有效统一。
首先，依然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混合方法研究成功范例为初学者提供参考；对研究人员使用混合研究技术来优化或发展定性或是定量手段尚缺乏足够指导，特别是“混合研究方法是贯彻在研究的整个过程”，其作用不仅仅是对结果进行相互测试，但目前的研究中还较少看到能够在研究设计、理论对话、研究假设和数据分析验证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衔接的混合研究方法应用成果，更多的是在数据分析中辅以案例分析或田野访谈的佐证，或案例分析中，辅以数据模型的进一步界定。由于同时有效融合两种研究方法往往需要极为复杂的研究设计，需要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时间去落实研究设计，如在收集数据过程中，既需要设计定量数据收集的问卷，又需要定性数据采集的开放问题设计，而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功利性和短期性造成混合研究方法的切实落实存在困难。
其次，如何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的有效统一也是学者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定量数据分析与定性数据分析的融合不可忽视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如果仅仅是为了“混合方法”而“混合方法”的话，并不会收到良好的研究预期，如格林（Jennifer C. Greene）、卡拉切利（Valerie J. Caracelli）及格拉汉姆（Wendy F. Graham）等人在对57篇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文献进行评述时，发现其中有44%的文章并未统一定量研究数据和定性研究数据。事实上，只有5篇文章在分析时统一了定量研究数据和定性研究数据。新近，布里曼（Alan Bryman）在对1994-2003年间的232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定量研究结果与定性研究结果统一性的缺失，而仅有18%的论文真正做到了二者的统一。即使在应用混合研究方法较为广泛的教育学领域中，研究者妮格拉斯（Katrin Niglas）发现：“在分析过程中，很少有人真正做到了定性研究数据与定量研究数据的实质统一”。同样的意见其他学者也观察到。很明显，只有真正统一融合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优势，才能在未来混合研究方法显现吸引力和优势。所以，无论是目前的研究实践还是已有的研究评估，都表明在此方面的深化还具有广阔深远的空间。但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是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方法均能有效的掌握，这一点从实践来看依然困难重重，未来学者经历更好更全面的方法论训练后也许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综上所述，混合研究方法的发展应用，既要客观认识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也要避免“方法论万能主义”或“完美主义”的诟病，特别是由于社会研究的复杂性和研究对象的动态变迁性，使得研究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误差和偏差。只有注意到这点，才能在学术实践中不断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在不断完善已有研究方法不足的情况下，促进学科发展进步。
总之，本文通过回顾混合研究方法的诞生背景、内涵界定、分类标准及其价值和应用困境，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呈现了混合研究方法在政治社会学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实现了对学科研究方法探索过程中的抛砖引玉。
本期编辑：王子谦
文章来源：臧雷振 著《政治学研究方法—议题前沿与发展前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请以专著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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