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毛泽东研究六十年 : 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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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尽管毛泽东及其思想、实践的“场域”深刻地根植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海外也非常兴盛。毛泽东研究在海外真正作为一门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应当追溯到1951年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史华慈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学术概念,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从理论谱系而言,是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①至此,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一种专业的学术研究,其所具有的基本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本文拟从海外毛泽东研究中所惯用的基本方法论入手,通过对方法论的回顾与反思,勾勒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面貌与理论特质,并且寄希望在此基础上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与“异域特色”

海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基于特定理论立场、视域限定以及学科方法,使其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理论阐释呈现出与国内研究不同的鲜明色彩。其中,研究中所使用理论方法的差异,构成了形塑海外毛泽东研究“异域特色”的重要因素所在,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研究立场的差异造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视域与面貌等重要理论维度的不同。

纵观海外毛泽东研究现有的相关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论透视,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存在的。海外学者基于学术研究,将毛泽东视为一种客观研究对象的理论态度,可以相对摆脱无论是政治因素抑或是情感的纠葛对研究造成的影响,进而有助于保证研究在相对客观真实的意义上彰显毛泽东的整体性思想肖像。正如海外毛泽东研究专家沃马克(Womack)所说的那样,来自海外研究者的“局外人视角”可以提供一种从内部不可能观察到的有关毛泽东与中国的现实东西。②当然,我们这里说海外相关研究缺乏国内的政治立场之限定,并非意味着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可以达到“去政治化”的客观中立状态。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乃至今天,相关研究仍然具有显性或隐性的意识形态色彩。③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因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缺乏国内毛泽东研究所具备的理论立场与政治立场,使其无须本着为历史负责、为民族负责、为毛泽东负责,这种脱离历史原则与政治原则指导形成的所谓“自由学术”氛围,直接催生了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部分非历史性与虚无化的不良倾向。以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一书为例,该书在海外所谓“自由学术”氛围中创作而成,但实质上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个人主观情感好恶生成的。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与定论上都具有重大缺陷。张著在毛泽东研究中的非历史性原则,在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那里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此作出了集中的批判,此次批判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论战。④

另一方面,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直接催生了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勾勒的不同理论图景。国内毛泽东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谱系出发审视毛泽东及其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整体历史境况所决定的。即研究毛泽东思想如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保持一脉相承,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关系;同时国内毛泽东研究深深烙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印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生产方式矛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来分析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国内毛泽东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框架之内进行。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是由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学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具体而言,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形式的研究。

尽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方法有助于从整体上保证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方向,但因为毛泽东本人性格因素的影响以及其思想的多元面相与丰富性内涵(尼克·奈特曾用“棱镜”来比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富性,即毛泽东思想犹如一面棱镜,一旦棱镜发生转动,其所折射出的光景也是不一的⑤),使得单纯依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方式,往往不能勾勒出一幅关于毛泽东的精细化思想肖像。这就引出了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微观化与精细化发展趋向,海外毛泽东研究在种类繁多的方法论资源指导下,通过对毛泽东文本与实践的深度耕犁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肖像较为细致、微观化勾勒。诸如,以白鲁恂(Lucian Pye)等为代表的美国著名的心理历史分析学派,就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理论解读之中,开启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另类范式。⑥当然,必须要强调的就是,心理分析的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研究范式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其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宏大叙述逻辑需要微观研究的补充,而以心理历史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必须在前提上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否则很容易滑入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理论误区。

二、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及其当代转型

纵观海外毛泽东研究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与理论景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方法论的使用与更新之间存在着显性关联。以研究中所赖以支撑的方法论资源为切入点,可谓是把握海外毛泽东研究基本理论生态景观的便捷方式。一般而言,可以从方法论上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60年历史大致划分为“3个20年”:第一个20年主要聚焦于文献研究法,第二个20年侧重于比较研究法,第三个20年开始实现研究方法当代系列转型。当然,上述三阶段的划分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因为各个阶段之间并非是相互替代的排他性关系,后一个阶段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与替代,只不过是每个阶段有所侧重。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研究阶段中,在一种研究范式居于主导性地位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其他研究范式。比如,第二阶段在比较研究法较为盛行的同时,文献研究法也仍然存在,哈佛费正清中心耗费巨大精力组织编辑、翻译了英文版《毛泽东集》便是显著例子。所以,上述三阶段的划分是在相对意义上展开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本文研究需要而使用的一种策略性考虑。

第一,文献研究法——包括对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与解读,这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初始形态,这种研究方式奠定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走向与理论规范。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献与文本始终是居于基础性地位,“史论结合”、“论出有据”乃中国古代以来一以遵循的研究路数,西方相关研究也不外如是。而我们之所以将文献研究法单列出来并将其视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范式,主要是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海外毛泽东研究学科演化的基本历程与海外毛泽东研究者最初的“学科出身”,共同决定了文献研究法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初始形式。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领域,经历了系列分化与整合的历史过程。最初,海外毛泽东研究是作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以海外毛泽东研究最主要代表——美国毛泽东研究为例,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也仅仅是隶属于美国区域研究(亚洲研究或东亚研究)的组成部分。只是随着美国“丢失中国”(Lost of China)以后,以及共产主义阵营所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之下,中国研究才开始从亚洲研究中心(从地域与文化传统上看)、俄罗斯研究中心(从意识形态上看)中独立出来。这一点从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窥见一斑,中国研究在哈佛学术研究体系中从最初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托管,到东亚研究中心,最后才演变为今天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随着中国研究的独立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中国研究在“冷战”时代的核心主题便是关于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研究。也就是说,毛泽东研究在“冷战”历史背景下构成了中国研究的代名词。因此,为应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威胁”,必须要研究毛泽东,而研究毛泽东须臾不能离开对毛泽东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并且,早期海外毛泽东研究者的学科出身也决定了文献研究法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初路径依赖。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从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队伍中分化出来的,而“中国研究”研究的前身就是“汉学”(Sinology)——重视对经典著作的收集、版本考证是其始终坚持的学术传统,这一点在转向毛泽东研究之后仍然得到了坚持与发展。

另一方面,重视对毛泽东文本的收集、整理与编辑,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一直坚守的鲜明特色。由于异域环境的限制,使得海外毛泽东研究无论是在接触毛泽东文献还是在对解读文献上(作为海外毛泽东研究重镇的哈佛费正清中心,在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便是缺乏能够熟练掌握中文并解读中文文献的学者,这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起步阶段所面临的一般状况)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对毛泽东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翻译,构成了海外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所必须要首修的“内功”。⑦1952年由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历史》一书,构成了海外毛泽东文献研究法的历史起点。⑧这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汇编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赖以进行的主要文献依靠。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出版在当时仍然是以“俄罗斯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的名义展开的,因为在当时费正清研究中心尚未成立(1955年以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研究项目的形式成立)。而随着后来费正清中心的成立以及相应经费支持的保障,关于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翻译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尤其是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度过“经济危机”、迎来马诺德(Roderick MacFarquhar)担任主任之后,开启了英语世界毛泽东著作最为浩大的收集、整理与翻译工程——10卷本的《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21-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21-1949),工程主要由海外毛泽东研究著名专家施拉姆教授负责。该套从书已出版了8卷。⑨而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展开大规模关于毛泽东著作的收集、整理之前,日本学者竹内实已经完成了对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文集的收集、整理与校对工作,其成果就是,共计20卷的关于毛泽东文献的“汇校本”《毛泽东集》与《毛泽东集(补卷)》。值得注意的是,费正清中心主持的《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从书在形式与内容上基本借鉴了竹内实版《毛泽东集》的编辑方式与具体内容。

第二,比较研究法——将毛泽东置于不同的比较体系之中进行解读,构成了后毛泽东时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范式。尽管海外毛泽东研究最初20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毛泽东文本的收集、整理与解读之上,这种文献研究法看似具有客观中立性,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冷战”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限制,使得前20年的相关研究很难从根基上摆脱政治因素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主要研究机构服务于政府政策制定的政治咨询功能密不可分。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冷战”氛围的相对消解,海外毛泽东研究学术性不断凸显,而这在方法论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参考系的引入与比较研究法的盛行。比较研究方法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盛行,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纵向比较法,二是横向比较法。

所谓纵向比较法就是以历史性线索为依托,通过对纵向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将毛泽东与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当然,这种历史性的纵向比较法在国外学者那里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及其坐标之中比较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但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的研究却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势,一方面海外有学者通过将毛泽东的理论、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比,在二者呈现出的差异性特征指导下,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异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的就是史华慈创造的“毛主义”概念。⑩另一方面,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还存在部分学者同样通过将毛泽东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比,但却得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在本质上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正统”(11),甚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最为显著的传承与发展。(12)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将毛泽东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之中加以定位,将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超越时间界限的“隔空对话”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谱系出发定位毛泽东的思想坐标,因而使用这一方法的海外学者一般都认为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诸如,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绝大部分篇幅是将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对比,甚至对后者的描述大大超越了对毛泽东的阐释,不免有一种喧宾夺主的读感。(13)而所谓横向比较法就是超脱了历史性线索的局限,将毛泽东与其他思想家进行跨越时空界限的对比性研究。这一研究方法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西方思潮的对比性研究之中,而其基本结论便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近现代西方理论的影响,诸如民粹主义思潮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这些思潮在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旅途中仅仅是短短的驿站,但却对毛泽东后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第三,对以往主流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自我革新与全新方法论资源的引进与介入,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在方法论上实现当代转型的最新形式。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上述两个20年中流行的研究方法,尽管具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在依赖、利用毛泽东的文本进行解读时具有共同的路径。无论是文献研究法还是对比研究法,都建立在对毛泽东文本的占有与解读之上,认为只要全面占有毛泽东的文本并从文本出发便可全面揭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只不过第一阶段因为研究的初始性可能对文本的占有与整理更为侧重。然而,上述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遭到了海外毛泽东研究内部的反思与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奈特和哈里所开启的对施拉姆与沃马克为代表的海外毛泽东研究传统方法论——“有机解读法”的理论批判,即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五次论战”。奈特和哈里运用解释学基本范式,认为客观全面占有文本并不能全面反映作者的理论意图,因为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读者与作者双方“视域融合”的问题,因此,必须要考虑到读者的理论前见等先在因素在解释过程中的影响。也就是说,面对同一文本在不同阅读方式与方法论的指引下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论景观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理论图景。因而,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一直流行的传统“直接阅读”方法必须受到质疑与批判。面对毛泽东的文本必须引入“症候阅读”方法,深入到文本背后存在的深层逻辑构架之中。这一新研究方法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打破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的对毛泽东文本的神性崇拜态度,也消解了传统研究寄希望能够绝对真实而全面重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企图。这种文本神性崇拜虽然在客观上使海外毛泽东研究呈现出较强的学术性,但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是将研究固化在对文本的单纯解读之上,而造成了研究视野的局限与新方法论资源介入的障碍性。伴随海外毛泽东研究“第五次论战”所形成的方法论效应,海外毛泽东研究第三个20年所呈现的显著特点便是方法论的当代转型,其主要表现在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带来的视域拓展与范式更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转型从总体上而言,主要体现在研究视域从“一元中心”向“多元中心”转移。具体而言: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白杰明(Geremie Randall Barme)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开始实现研究视角从毛泽东人物研究转向文化政治学研究,即毛泽东对其时代以及当代文化政治的影响。主要代表作就是他于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阴影:伟大领袖身后的个人崇拜》,该书主要研究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领袖的崇拜问题。(14)与此研究思路与视角相似的还有,美国东田纳西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蒙丽莎·斯威夫特以“毛主席像章”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生及其大众消费。(15)第二,从对毛泽东的研究转向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即将毛泽东置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具体坐标之中加以解读。这里,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引进,即突破传统研究过分集中于对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以及上层政治人物与政治活动的“自上而下”视角,转向对社会底层民众尤其是草根阶级的研究,以“自下而上”视角通过对毛泽东时代底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维度)的分析来透视毛泽东及其实践的具体历史影响。这一新研究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以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毕克伟(Paul G.Pickowicz)与周杰荣(Jeremy Brown)为代表的新革命史研究课题。例如,裴宜理关于“日常生活毛主义”的判断以及毛泽东“无形之手”对当代中国的影响(16),周杰荣与其导师毕克伟对于建国初期社会政治经济运行困境的分析(17),以及毛泽东时代城乡对立关系的社会史解读(18),都深刻彰显了当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这一方法论转型。(19)

三、海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反思的学术意义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译介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吸收,从根本上不外是为深化拓展国内毛泽东研究、拓展研究的理论视野、为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提供某种形式的理论借鉴或路径支持。因此,本文关于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所具有的中国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外毛泽东研究60年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的方法论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显著特征,是促成海外相关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为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基本的路径借鉴——方法论的反思与更新。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主要依赖如下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文本全面而充实的占有,二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其实,从广义上而言,关于文本的收集、占有以及对待文本的解读方式,其本身就是作为研究方法而存在的。从狭义层面而言,研究方法是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范式与理论结构,它是相对应于客观文本而存在的,并且是需要被作用到文本之中去的研究方法。尽管毛泽东的文本在理论解读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之中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为如前所言,在不同研究范式指导下,面对同一文本可能会达至截然不同的理论解读。在目前关于毛泽东原始文本、材料已经大部分公开的背景下,尤其是随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出版发行,单纯依赖文本收集、考证的传统研究空间已然不如以往。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需要在新的研究方法的指引下提高对文本深度耕犁的力度,以期在新方法指导下能够解读出新的理论意蕴。因此,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构成了今后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理论趋势。对毛泽东文献、档案下够功夫,仅仅依靠学术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科学方法的支撑之下方能取得崭新的研究图景。

第二,恰当地引进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方法,增进与海外学者的学术沟通与交流,构成了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尤为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毛泽东研究因为在对毛泽东文本占有、语言使用以及对于毛泽东、毛泽东时代深刻经历等因素上的得天独厚之优势,使得国内相关研究所具有的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令海外学者所羡慕的。这种优势在“冷战”时代相对封闭与信息沟通不畅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明显。海外毛泽东研究面对少之又少的文献资源以及对中国政治生态的陌生,使得推进毛泽东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就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必然。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海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不断涌向中国,收集、整理毛泽东的文献。而一旦新的研究方法与新材料结合,海外毛泽东研究便迎来了崭新的腾飞期。具体体现在第2、3个20年大量关于毛泽东著述的出版以及研究深度与广度的不断深化、拓展。增进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与海外学者的碰撞,应当说对于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不无裨益。以海外研究领域流行的社会史研究范式为例,国内毛泽东研究过分倚重从宏大历史背景出发,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上层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往往忽略了具体政策在底层社会执行与开展的真实历史境况,而这一点通过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可以弥补。也就是说,以社会史研究方法为指导,将毛泽东置于当时具体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加以把握,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置于普通民众的切实感性生活之中加以理解,较之于单纯宏大历史叙事逻辑无疑更有助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化。

第三,批判地吸收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并汲取海外相关研究在方法使用上的经验教训,对保障国内毛泽东研究在正确方向下推进具有积极意义。科学的研究态度应当是在充分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在正确的轨道上推进传统研究。我们提出引进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并非意味着以全盘照抄的“拿来主义”对待,而是在批判性分析之上选取合理性方法并以恰当的方式加以运用。其中,在批判基础之上汲取海外相关研究在方法使用上的经验教训,应当构成引入海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的前提。以心理分析范式为例,尽管从毛泽东的微观心理世界出发来理解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较之于传统宏大历史叙事无疑更加细腻与微观,但心理分析范式必须要在特定维度、特定界限下加以使用,否则就会存在过度还原主义与化约主义的错误,即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归因于早年的心理经历,将毛泽东晚年政治实践化约为早年单纯心理行为。实事求是而言,心理分析方法甚至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也是饱受争议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以政治学与经济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与心理分析范式便格格不入。(20)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之中应当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基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尤其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矛盾的运演,便可充分地阐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有力回击各种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并且,也正是基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矛盾的历史特殊性,才能清楚说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比之中所凸显的特殊色彩。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人物、事件的理论精神,也应当构成对于毛泽东及其实践评价的基本准则。因此,在对毛泽东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准则,坚持辩证全面地分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坚持具体地探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方能勾画出毛泽东的整体性思想肖像。

总体而言,对海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发展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对异域毛泽东研究基本状况的一次整理,也是从方法论角度对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推动。批判地借鉴、吸收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相关方法并结合实际地恰当应用,构成了当前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个着力点。但相关引进与运用工作不能陷入对海外方法的无意识崇拜之中,方法仅仅是一种研究工具与中介,国内毛泽东研究者要积极主动地掌握海外相关研究范式,而不能为方法所累,更不能不加区别地照搬,从而导致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扩张式解读。如何批判地吸收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丰富的方法论资源并为我所用,仍然是有待学界同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原载：《毛泽东思想》2017年第3期

本期编辑：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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