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祝您教师节快乐！ |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价值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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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介绍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从事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研究；

       吉磊，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从事比较政治与地区政治研究。

　　目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进入蓄势待发的阶段。本文首先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现状做简要的评述，之后再分别从议题设定、价值定位和方法创新等三个力面探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路向及其可能。

一、对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现状的简要评估

　　(一)中国比较政治学取得的成绩

　　从改革开放后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比较政治学实际上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考虑到之前的研究基础极为薄弱，同时比较政治的研究操作又非常困难，所以中国的政治学者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比较政治研究机构的成立。2003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比较政治系，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比较政治”命名的大学科系；2003年12月，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成立，谭君久担任中心主任；2008年2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成立，李路曲担任院长，该研究机构在成立之初就将研究重心定位为“比较政治”；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成立，杨光斌担任所长；2009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全面重组，张小劲和景跃进分别担任系主任和副系主任，该研究机构的研究重心也是“比较政治”；2012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许振洲担任系主任；2012年5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成立，陈明明担任中心主任。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表明中国比较政治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和充实。

　　2.比较政治研究刊物的建设。2010年12月，李路曲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辑刊是国内第一份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系列辑刊，之后按照每年1-2辑的速度出版(到2015年1月，该辑刊已经出版7辑)；2013年4月，杨光斌主编的《比较政治评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每年出版2辑；2013年7月，高奇琦主编的《比较政治学前沿》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一辑；在这三本辑刊之外，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也纷纷为比较政治开设专题栏目或发表论文，这些刊物包括《政治学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等。这些辑刊和刊物为中国比较政治学者提供交流成果的重要平台。

　　3.“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2010年5月，《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举办“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1年，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举办了3次，分别在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和深圳大学举行；2012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增加至5次，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2013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举办3次，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主题为“第一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其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2014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举办3次，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主题为“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趋势和中国”，其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这些会议出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从学科性大会向具体议题转变；二是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

　　在机构、刊物和会议之外，其他的一些工作也在深入开展。例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建设和维护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研究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http://psi.ecupl.edu.cn/)，编辑《比较政治学通讯》电子刊物(每月一期)，并创设和维护比较政治研究的微信公众号(bijiaozhengzhi)，这些新的沟通平台都会定期更新国内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和新成果。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存在的问题

　　1.中国比较政治学界尚缺乏一个行业组织。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一级学科的全国性学会下面往往会再设各个二级学科的分会。这种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往往会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缺乏全国性学会，所以中国比较政治学界缺乏定期的年会活动。虽然比较政治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每年都会举办数次，然而由于缺乏相对固定的全国性年会，所以研究者对比较政治研究的认同无法得到制度性强化。此外，更为困难的是，比较政治的研究者仍然分散在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政治学理论、世界历史、外国语研究等不同的学科中。这些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在从事比较政治的研究，但是他们之间却仍然缺乏足够的整合。可以说，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碎片化的特征，而行业组织的建立则可能会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2.具有较高内涵性的原创性成果相对不足。因为比较政治是一个以方法来命名的学科，所以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政治而言非常重要。近年来，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论意识在增强。许多比较政治研究者都开始强调比较方法：杨光斌在《比较政治评论》第一辑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是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唐睿和唐世平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的文章就充分运用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质性比较分析(QCA)。然而，能够娴熟和到位地使用比较方法的成果还是相对缺乏。同时，研究方法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提出或证实理论，所以将方法和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成果则更加缺乏。李辉等人指出的“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是指向这一点。

　　3.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国内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真正经典的作品需要结合目前国际上比较方法的前沿进展，并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也只有产生类似《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这样的经典作品，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才会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影响和学科地位。虽然近年来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呈上升趋势，并且受到过国外严格的方法论训练的海归比较政治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到目前为止，就笔者目前掌握资料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在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Comparative Politics这些重要的国际比较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非常少。因此，国际学术圈亟须中国学者发出声音，以提升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议题设定：以国家治理为重心的展开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要产生经典作品，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核心研究议题。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过程中，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作为其核心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又将民主转型(包括民主化和民主巩固)作为其新的核心议题。那么，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应设定为何种领域呢？笔者认为，民主转型这一概念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如果简单地沿用这一概念模式，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近年来，国内关于国家治理出现讨论的高潮。尽管这一概念提出的背后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从其提出后受到学界关注的程度来看，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内在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国家治理设定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

　   国家治理既可以作为理论群中的核心概念，又可以作为涵盖多项子内容的问题领域。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提出一个好概念的八个标准：熟悉、音韵、简约、一致、差异、深度、理论功效和现实功效。而“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基本符合这些要求：第一，“治理”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流行多年，因此，“国家治理”这一概念组合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熟悉的感觉，并让人感觉到这一概念有音韵的回响；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概念而言就显得比较长，而国家治理作为概念则符合简约的标准；第三，一致是指概念属性的内在一致性，而国家治理的概念属性一致地指向“治”而不是乱的状态；第四，差异则是指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差异性，而国家治理则在单元上明显地有别于全球治理或城市治理；第五，深度是指该概念所承载的特征是否丰富，而国家治理在其具体内涵上既包含国家的作用，又暗含多元与社会性的意义；第六，国家治理的理论功效在于挑战民主转型概念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其现实功效则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治理状况提供指导。简言之，按照吉尔林的这些标准来看，国家治理确实是一个好概念。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国家构建、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国家构建是建立最小意义的国家的过程，其主要包含财政自主性和暴力国家化两层内涵。国家发展可以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个方面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由秩序系统(政治和社会稳定)、赋权系统(政治和经济赋权)和创新系统(经济和社会创新)等三个部分构成，而国家治理能力则主要是一种评估，其由效用评价(治理的基本效果)、效率评价(效果与成本之比)和法治评价(效果实现的制度化程度)等三个部分构成。国家转型是从一种长期形成的治理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的过程，譬如一战前英美的国家治理是“强社会、弱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之后则逐步向“强社会、强国家”的平衡模式转型。另如，法德在二战前的国家治理特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而在二战后则逐步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型。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往往表现为治理体系的三个系统与治理能力的三种评价都普遍较强，并且相互平衡。通过这一界定，我们会发现不同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治理任务是不同的：一些处于失效边缘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家构建问题；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是国家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则更多面临国家转型问题。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不同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和功能。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可以采取如下的设计：首先，将国家治理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元理论问题。例如，对国家构建、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进行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或小样本的质性研究，并从中提炼出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一考量的目的是将国家治理作为一种宏观理论，确立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以挑战民主转型理论在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将国家治理的问题领域具体化，如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军队治理、城市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这些问题领域的研究可以与国家治理的宏观理论形成呼应和相互整合。

　　在议题范围设定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还需要考虑研究对象。尽管国家治理的概念可以包含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但是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在分析时仍然应该突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验的总结。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回应中国问题。换言之，中国比较政治学不能仅仅是对外国政治的研究。这一点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不同。美国的思维模式建立在“历史终结论”的基础上，即对于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美国人认为已经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模式，而其比较政治研究的目的则是向世界传播和推销这一模式，这一点类似于基督教的传教。因此，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外向型的。然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却需要有双重考虑：一是向内，即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二是向外，即中国的问题解决方式可能对他国有帮助。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而中国学者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身体会。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成长要建立在中国成长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可以因应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一是中国经济崛起带来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而这些命题在西方的知识框架下似乎很难回答，这就形成比较政治学上的理论创新空间。例如，究竟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崛起、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崛起中的作用等。二是中国经济崛起要求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模式进行理论总结和传播。在经济崛起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经验，譬如，如何形成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如何制度化地在体制内整合民众的意愿、如何管理超大型的城市、如何应对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如何有效地激发经济和技术创新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更有效，因为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与这些发展中国家更相似。三是中国经济崛起要求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进一步走出去，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如果不深入了解投资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未来可能的政治变迁，那么中国企业在这一国家的投资就会处于潜在的风险状态之中。换言之，中国海外企业的投资风险评估这一重要命题需要比较政治研究来完成。

　　整体来看，中国比较政治理论创新的可能路径是以国家治理为理论载体，并在一些具体问题领域上逐步展开。同时，这一研究还应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并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提出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元素的概念。譬如，政治失序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顽疾，而“权威构建”则是克服这一问题的重要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起点是农业国家和前现代生活方式，其特点往往是自发性和非制度化，所以“制度化”这一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学术界基于现代或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来讨论普遍意义的政治性人权，而“生存性人权”或“发展性人权”这些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则更具现实价值。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可以通过对中国问题和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新的概念或修正西方的主流理论。长此以往，中国比较政治学界就会有经典作品出现。

三、价值定位：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

　　基本价值的确定对于比较政治研究至关重要。当研究者在选择比较的案例时，会遇到以下问题：哪些案例可以进行比较，以及如何进行比较。这些操作性方法背后的基本问题是价值问题，即比较的基本逻辑是基于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Wiarda)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好的发问：“我们使用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和范畴究竟是普适的还是特殊的？我们的概念究竟适合所有国家、所有地区，还是受到了文化的约束？”普遍主义者会鼓励不同系统间的比较，而特殊主义者则反对这种比较。如果价值问题不能厘清，那么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就会陷于二者的极化讨论之中。

　　其实，比较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争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古典主义时期(古希腊至19世纪末)、制度主义时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三足鼎立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在古典主义时期，由于人们的比较是相对模糊和宽泛的，所以研究者往往采用普遍主义的逻辑。在进入制度主义阶段后，普遍性内涵和特殊性内涵都在增加。例如，学者们对议会制和总统制进行界定时，这些类型首先是特殊性的，即议会制和总统制是不同的政体类型，同时也是普遍性的，即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的国家在最高权力的使用和分配上往往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到行为主义时期后，普遍性更多地体现出来。之前学者们会首先进行民主政体与极权政体的区分(这种区分是特殊主义的)，而当学者们统一性地使用政治系统的概念时，特殊主义的区分便不再有效。结构和功能也都是普遍意义的概念。当然，行为主义的问题在于其核心概念和理论范式都是在西方成熟的政治模式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当这些概念普遍性地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时，则会出现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的“概念拉伸”(concept stretching)的问题，即就像一件瘦身的衣服穿在一个胖子身上，整件衣服都处在拉扯和张力之下。对行为主义的回应产生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而这三大流派则是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平衡。理性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经济人假设和交易成本分析，其更偏重普遍主义。文化主义的出发点则是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叙事，其更偏重特殊主义。而结构主义则处于二者之间，其既强调结构条件的普遍性，又强调历史事件的特殊性。

　　因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后发研究，所以中国要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即中国不应该长时间地停留在二者的极化争论之中。二者关系的极化会浪费学术界积蓄的能量，也会引致不必要的麻烦。普遍主义的极化既可能会导致西方中心主义，即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代表整个世界，也可能会导致自我中心主义，即认为本国的发展模式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特殊主义的极化则会导致自我封闭主义和开放性的丧失。如果人们极端地坚持特殊主义，那么就会强调每个案例都是独特的，那么研究者就会用“二者之间不具可比性”来拒绝任何可能有意义的比较。这两种极化认识的相撞会导致知识界的分裂。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理解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可能会陷于这种无益的争论之中。譬如，普遍主义者规划一个体现普遍性的研究设计，那么特殊主义者可能会说，对方的研究假设从一开始就错了，研究对象之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或不可通约性。这种极化的批评只会加速研究者间的分歧，而无益于达成学界间的共识。目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处于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比较政治学界要进一步积蓄能量，并达成基本的共识，而极化的争论只会进一步造成分裂，并加剧能量的无益损耗。

　　要促成学界共识的达成，萨托利的“抽象阶梯”与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的“最小—最大定义”可能提供一些启发。萨托利提出的抽象阶梯有三层内涵：第一层是低级范畴，即轮廓性的概念化，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国别分析；第二层是中级范畴，即一般性的概念化，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在相对同质的背景内进行地区内的比较；第三层则是高级范畴，即普遍性的概念化，其适用范围主要在异质背景下进行跨地区比较。在提出这个抽象阶梯后，萨托利认为，发展比较政治学的关键：一是沿着具有中间范畴的中等抽象水平来发展这一学科；二是沿着抽象阶梯既向上又向下，同时要把同与异、相对较高的解释力和相对准确的描述性内容统一起来。吉尔林等人的“最小—最大定义”(min-max definitions)主张分两个阶段来完整界定概念：首先，通过识别一个概念的本质要素来确定其最小定义；然后，再通过识别最大集合的相关属性来界定其理想类型定义(最大定义)。最小定义仅需要辨别出该概念最为本质的要素，而理想类型定义试图包括最大集合的属性。

　　无论是萨托利的“抽象阶梯”，还是吉尔林等人的“最小—最大定义”，其目的都是希望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萨托利认为比较政治学的希望是在中等抽象水平上发展中层理论，而吉尔林等人则力图在代表普遍性的最小定义和代表特殊性的最大定义之间找到中间地带。笔者认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基本价值应该是普遍性共识与情境性适用的结合。普遍性共识的关键是中国比较政治学者要从最小定义上界定一些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是人们开展比较政治研究和讨论的基础。情境性运用是指当人们将这些核心概念运用在其他案例时，要充分分析考虑其特殊的适用情境和背景要素。萨托利所言的“沿着抽象阶梯既向上又向下”实际上就是普遍性共识与情境性适用的结合。

四、方法创新：一个系统工程

　　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既包含方法论本身的内容，也包含文献学以及指数化等内涵。具体而言，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创新应该在如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比较方法的创新

　　首先，比较方法创新的基础是对西方比较方法的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目前来看，国内学术界对国外比较方法前沿的引介还远远不够。例如，作为西方比较方法经典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才刚刚被翻译成中文。而且，无论是量化研究方法还是质性研究方法，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使用都远远不够，所以，在比较方法的运用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次，研究方法创新的关键是要运用国外方法论的系统知识将中国传统的方法论内涵以科学的面貌展示出来。西方比较方法的一些新进展与中国传统的方法论也有因应之处。譬如，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等人提出的双层理论认为，导致结果的原因有两层结构：一是基础层(Basic Level，导致结果的核心原因)，二是辅助层(Secondary Level，导致结果的次要原因)，并指出这两层结构的因素之间存在本体性、替代性和因果性等三种关系(这一点意指基础层和辅助层的相互转化)。这一新进展与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化的分析有诸多契合之处。再如，以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尤为强调时机(timing)的作用。而中国的实践传统一直强调时机的意义，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旧五代史·晋书·安重荣传》)。另如，结构与行动者是目前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流行分析范式，然而，中国传统的“三才”框架——“天时、地利、人和”实际上比“结构—行动者”框架更为科学。“三才”框架把“结构”具体化为“时间类因素”(天时)和“地理类因素”(地利)，因而其可以更有效地整合比较历史分析对时间要素强调的那些新进展。总之，如何将中国传统的方法内涵与西方方法论的新进展结合起来，并为比较方法贡献中国智慧，这是中国比较政治学者要重点考虑的方法创新问题。

　　(二)比较政治的文献学基础

　　比较政治与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有本质的区别。政治哲学的创新依赖于思辨，即思想者头脑中的实验，而比较政治则高度依赖于实证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同时，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又涉及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其对实证知识的资料要求非常高。因此，文献学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美国二战后的比较政治研究在一开始时也是以基本文献和事实为基础展开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资助比较政治研究，最初就是希望获得世界各国的基本信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实际上与比较政治的研究特点非常契合。中国人在哲学上强调知行合一，反对纯粹的知识论，而在实践中则非常强调具体知识。中国的知识传统与德国有明显的区别。德国是产生政治哲学的国度，而德国的思想家(如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或终结者。相比而言，中国的知识传统跟法国和美国更像一些。法国的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先行者，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对其比较政治研究的兴起也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比较政治文献的建设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外文文献的全面获取。国外本身有很多数据库，而且许多数据库和文献都是开放的或俱乐部式的。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获取这些外文文献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多，这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汲取其中的资源。二是跨国实地调研的展开。比较政治的许多经典研究都来自实地调研，或者是以实地调研的材料作为有效支撑。中国社会科学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设立数额较高的单列项目来资助跨国的实地调研。三是本土的数据库建设。语言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比较研究者的基本要求是首先需要英文好，这样可以获得足够的外文文献，但同时，我们也很难要求比较研究者一定要会多国语言。因为研究者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语言上，那么其方法和理论的训练就可能会相对不足，因此，这里需要有一大批受过初级或中级专业训练的翻译队伍定期将国外的一些前沿文献翻译成中文。目前，国内一些国家的国别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材料较为陈旧，这远不能满足比较政治研究知识更新的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动的《列国志》国别国际问题研究资讯平台和《皮书系列》便是非常好的探索。

　　(三)比较政治研究的指数化

　　指数研究有如下三个优点：(1)指数可以提高数据收集的质量。上文已经提到跨国数据的收集，但是数据库的建设最好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否则收集的数据就是资料的堆砌。如果在某一领域中可以规划和创制一个指数，并围绕这一指数定期地收集相应数据，那么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数据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和影响。(2)指数可以推动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定量化发展。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量化水平相对不高，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数据库的使用不够熟练；二是中国自身的长时段数据相对缺乏。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数据较多，但是在政治领域的数据却非常少。因此，将政治领域的一些内容形成指数，则有助于相应数据的开发和定期采集。也只有形成规范和科学的数据，才可以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行量化的比较。(3)指数可以将理论与现实有效地结合起来，并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数研究可以将中国学者的理论思考与现实观照有效地整合起来。对理论思考的表达主要通过学术论文，然而学术论文的影响范围主要在知识界。在将理论的意义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中，指数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提出反映中国价值和观念的理论，同时这些理论要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其最佳的方式是将理论指数化。譬如，如果希望中国学者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能成为中国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容，那么就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指数化，然后用这一指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评估，并发布年度指数。再如，中国学术界所强调的生存性人权和发展性人权等概念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指数化和年度评估。

 五、结语

　　当我们提到比较政治研究时，人们自然想到对外国政治制度的学习。这只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比较政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将自己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加以总结，并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后一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研究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将“自由民主”变成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理想坐标”。通过带有科学特征的模型设计、量化研究和指数排名等方式，“自由民主”对世界各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强化。与美国相比，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与中国日益崛起的国际影响力也不相符合。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内涵性发展势在必行。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应该搁置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可以考虑将核心议题设定为国家治理等相关内容。在国际比较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既需要关注中国问题的解决，又需要考察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并应该在文献学、指数化以及研究方法整体创新的基础上，为国际比较政治学界贡献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典作品。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6年第4期，第16-21页。

本期编辑：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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