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共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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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皇凤，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建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内容提要：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其执政理念也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实现了政治话语体系的重大转换。运用较为先进的文本分析软件，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频和内容分析，发现“执政为民”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建设”和“发展”始终是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同时，党的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其现代性取向不断彰显，现代化程度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市场机制日益主导社会运作逻辑的过程，是一个人们行为的动力机制日益由革命理想与激情向现实的物质利益转换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后面的论述一般简称为“党”，且除非有特殊说明，文中的“党”均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稳步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执政理念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党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从政治话语变迁的视角理性审视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现代演进的基本轨迹、内在特征和一般规律，不仅能够精准把握和全面总结党有效执政的历史经验，而且能够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任何一个政党想要有效执政都离不开现代执政理念的强力支撑。作为执政党理论纲领的核心，执政理念集中体现了该党的政治智慧和理论主张，深刻影响着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认同度。执政理念的现代化既是执政党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科学合理的执政理念体系构成成熟执政党的核心标识。而一旦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得以成熟和定型，将至始至终指导执政党的全部执政实践活动。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不仅从根本上决定着具体的执政行为和治理绩效，而且大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发展路线、战略策略和具体政策。

　　深刻把握党的执政理念的核心前提和逻辑起点在于明晰“执政理念”的基本内涵。学界普遍将执政理念视为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执政目标和价值取向等的总和，具体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为什么执政，即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二是怎样执政，也就是为实现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而选择的基本方略、途径和方式。①事实上，执政理念应包含三个基本层面：一是“为谁执政”，即执政的宗旨和价值取向;二是“执政使命”，即执政的任务和责任;三是“怎样执政”，即执政的基本方式、方法和策略。作为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复杂体系，“为谁执政”是执政理念的核心，是思考执政理念问题的基点;“执政使命”是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集中体现了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势的整体把握，以及驾驭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境界;而“执政方略”则是实现执政理念的现实路径，是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基本支撑。

　　中国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遵循的是“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独特逻辑。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巩固政权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历史使命从“如何革命”转变为“如何建设和执政”。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变革浪潮，党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在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有效应对了社会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整体而言，历经60多年波澜壮阔的执政历程，党的执政理念逐步实现了从革命向“建设和发展”的现代化转型，执政理念的科学化程度也得到了巨大提升。科学的执政理念不仅标榜了党的性质，还意味着“其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做出最富有价值意义的选择，并根据自身性质、特征来确定符合本政党利益价值取向的目标，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目标，以追求最优价值”②。科学的执政理念不仅将党内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还吸引和团结了广大民众，通过民众对执政理念的稳固认同分散执政风险、实现党长期而有效的执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党的执政理念的关键作用得以逐步彰显。我国正处于急剧的历史转型时期，大变革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接踵而来，党所面临的执政风险前所未有。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执政，赢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调适和创新自身的执政理念，使之更能够反映党的执政宗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有效回应民众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

　　每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都通过相应的话语系统具体得以呈现，并向社会民众予以公开宣示。本文讨论的政治话语就是执政党用以解释、宣传其执政理念特有的一套名词概念、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③这些话语系统不仅是执政理念的物质载体，也是执政理念的外显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表征党的执政理念的话语系统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官方话语即是党的执政理念的独特话语系统，官方话语的变迁集中凸显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变迁过程。那么，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党的执政理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转型?作为执政理念具体载体的政治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发生转换的?这些话语转换存在何种内在规律?这些问题构成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由于执政理念具体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念和意图，对高层执政精英观念世界的把握虽然能从领导人的活动轨迹、新闻报道和人物传记等资料中窥探些许端倪，却很难客观测量和科学研究其具体的执政理念。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以及重大的中央全会决定(公报)提供了定量分析党执政理念转型变迁的理想窗口。因此，借助先进的文本分析软件，通过对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和重大的中央全会决定的文本进行词频和内容分析，能够相对科学客观地研究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转型。而通过系统描述党的执政理念的演进历程，深入理解党的调适性生成的内在机理则是本文核心的理论关怀。

　　二、党的执政理念的演进历程

　　作为一门科学的文献计量学，以文献为基本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④词频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分析的基础是词语，依据的核心是数理统计，词汇频率变化反映了特定的语言规律。因此，通过词汇出现的频次变化来测量词汇背后折射出来的执政理念话语变化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较高的可信度。

　　词频分析的基本前提是建立一定规模的语料库。具体而言，利用真实有效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和中央全会决定建立公文语料库是开展执政理念研究的首要步骤。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是党的执政意志和施政愿景的集中体现。这种政治报告往往由指定的党内高级领导人专职负责、由专门组建的写作小组经过长期而审慎的准备过程而写就，其起草过程一般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精心撰写而成，期间字斟句酌，数易甚至数十易其稿。⑤同时，起草过程还需经过党内领导的多次讨论研究和反复修改而定稿，最后一般由党的最高领袖在代表大会上正式宣读，并在会议期间经由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再做部分修改而在会后作为党的专门文件而公开发表。政治报告往往代表着党内高层领导所能够形成的政治共识，也是党的各种文件中篇幅最大、字数最多、涉及内容最为广泛、说明论证最为充分的权威文件。⑥正是基于这种最权威的代表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可被视为党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价值观念、政策方针和行动方略，其通过的报告也是其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因此，这些文本可以作为透视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现代化转型的绝佳窗口。

　　此外，由于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因而换届后新领导班子的执政意志和施政愿景集中体现在一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上。由于党从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执政实践，考察其执政理念的转型需要回溯66年的整个执政历程。因此，我们选取八大(1956)至十八大(2012)共11份党代会工作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2013)、四中全会(2014)、五中全会(2015)的3份决定或公报全文作为分析载体，试图探讨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型过程及其未来趋向。进入人民网历次党的工作报告数据库⑦，下载八大至十八大的11份党的政治报告和近3次重要全会决定或公报全文，并将WORD文档转化为TXT文本进行编码，建立“执政理念语料库”。使用ROST CM6分词软件对报告和决定文本数据进行自动分词、词频统计、过滤部分无意义词后，提取11个工作报告文本的前30个高频特征词，对语料库的高频词统计分析可以明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从“八大”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转型历程，具体高频词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高频词表

　　从表1可以看出，14次党内重要会议的报告中有效高频词累积出现420次，经过重复筛选和甄别，共有独立不重复高频词148个，平均每个高频关键词出现的会议次数为2.84次。通过观察高频语汇在历次党内重要会议中进入前30名的次数变化，能够定量揭示党的执政理念话语变迁的基本历程。我们经过对148个高频词进行历时分析后，得出共有词汇以把握党的执政理念体系中的稳定性要素，并从高频词语的发展流变角度综合把握执政理念的发展演变规律。为此，我们将这些体现执政理念的政治话语划分成稳定型、衰减型和新生型三种类型，并对这三种类型的执政话语进行具体解析。[page]

　　1、稳定型政治话语。随着时代的变化，党的执政理念会无时不刻地随之变化，但党之所能够长期稳定执政的根本在于其拥有较为稳定的基本执政理念。相对稳定的政治话语可以通过高频词在14次党内重要会议报告中出现的频次来加以测量。经过统计分析，“社会主义”和“人民”作为高频词出现的会议次数均为14次(100%)，“发展”和“社会”出现了12次(85.7%)，“政治”出现了11次(78.6%)，“建设”和“经济”出现了10次(71.4%)，“国家”、“领导”、“制度”、“体制”和“民主”5个词均出现了9次(64.3%)，“群众”、“文化”和“改革”出现了8次(57.1%)。从具体词频的变化来看(具体参见图1)，“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词语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都相对稳定，对应的两条折线都相对平稳，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坚守，以及其执政理念对“人民本位”和群众路线的强调。而“建设”、“发展”和“改革”等三个词语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变动性较大，在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在十一大和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开始急剧增加，直至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大多维持在100次以上。党的十八大后的三次重要中央全会由于性质和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报告有所差异，主题更加聚焦，因而考察频次变化时应根据主题进行词频异动观察。具体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了178次，超越了十三大报告中出现的175次;十八届五中全公报中，“发展”出现了346次，超越了十七大报告(307次)和十八大报告(301次)。

　　图1 几个典型的稳定型政治话语频次的历时性演变

　　综合高频词在历次党内重要会议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变化及其在党内会议报告中出现的会议次数来看，有两类关键词是几代领导集体都一直尊崇和坚守的。从“为谁执政”层面来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执政环境如何变迁，党的的执政宗旨和价值取向都始终保持不变，即“执政为民”，典型话语为“社会主义”、“人民”和“群众”。这不仅是党“两个先锋队”政治定位所决定的，也是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具体执政实践而不断继承和强化的结果，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内核所具有的超稳定性。在局部执政时期，“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念就已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迈向全面执政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秉持和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为谁执政”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视为“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则直接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第一次明确了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宗旨;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将“以人为本”视为科学发展的核心;而习近平同志则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主张“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执政使命”层面来看，建设和发展是党的核心执政责任和执政任务，代表性高频词是“发展”、“建设”、“改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党始终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为党的执政使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著名论断，其对发展、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等方面的重视为后面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实践提供了范本和经验借鉴。江泽民继而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习近平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总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的发展战略布局逐步实现了从“单一中心论”到“两手抓”、再到“三位一体”、然后从“四位一体”最后到“五位一体”的梯度跃升。总的来说，“执政为民”的基本执政理念以及始终追求“建设和发展”的执政使命，是党的执政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基本要素，确保党始终能够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以其先进性确保其执政的合法性。

　　2、衰减型政治话语。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党的执政理念进行塑造的第一阶段。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排名前30的高频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主要以错误、改造、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斗争、力量、革命、思想等语词为代表的“革命话语”;(2)主要以工业、建设、企业、农业、五年计划、农民、任务、合作社、商业等语词为代表的“建设话语”。具体来看，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改造、工业、农业、五年计划、农民、任务、合作社、商业等话语表明，党的执政理念开始自觉聚焦到“发展”和“建设”上来，通过经济建设巩固政权成为党的执政主题。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也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借助对广大群众的高度政治动员，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基本于1956年超前完成。虽然八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建设方针和经济社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超英赶美”、“反右倾”、“左”倾错误等彻底扰乱了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战略部署。以革命、马克思、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斗争、无产阶级、主席、专政、胜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伟大、阶级、大革命、列宁、反革命、团结、反对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大行其道，主导着党的执政实践。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惯习深刻影响了1958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搞运动”、“抓革命，促生产”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式，刘少奇、阶级斗争、叛徒、运动、林彪、集团、列宁主义、反党、四人帮、走资派、党内、严重等话语系统相继成为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期间的主导性政治话语。总之，第一类词汇作为高频词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大多得到了持续，并在十二大之后逐渐走向衰减，而第二类词汇则消失在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高频词视野中，意味着从九大至十一大期间“革命话语”的强势凸显和“建设话语”的边缘化，表明党对“如何执政”和“如何发展”问题的探索整体性地陷入了困境。

　　1982年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依然高频出现了革命、错误等词汇，而它们如今早已不在高频词的视野范围内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之所以高频出现“革命”和“错误”，意在深刻反省建国以来形成的“左倾”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经过历史性的反思，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共同富裕奔小康”、“四个现代化”的执政使命，其核心执政方略是“改革开放”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即是“两手抓”方针的重要体现。“生产力”和“技术”在十三大报告中的高频出现也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决心，随后他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对党的执政理念的调整和纠偏，使得党的执政理念逐步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轨道，彻底将党的执政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也正是在邓小平时代，党才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现代转型，“革命话语”全面衰退，“建设话语”异军突起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

　　3、新生型政治话语。新生的政治话语是在近几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产生的、使用年限不长且至今仍然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贯彻的执政理念话语。新生的执政理念话语包括服务、体系、机制、生态、和平、保障、和谐、安全、全面、科学、创新、政府、依法、监督、资本、公共、协商、投资、监管、法律、法治、司法、执法、行政、机关、立法、宪法、法规、律师、程序、公开、行为、队伍、公正、环境、协调、小康、治理、建成、合作、全球、对外开放、城乡、地区、共享、贫困等46个词汇。另外，“创新”一词十五大前几乎没有出现，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只出现了4次，而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则分别出现了32次和57次。“社会保障”、“生态”、“协调”这三个词汇，都是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之时开始出现较大幅度地递增。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除了变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外，重点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两大执政理念。“和谐社会”建设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而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发展、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和谐、服务、安全、和平、保障、生态、体系、机制、全面、科学、创新等话语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高频出现即是“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外显结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执政理念，也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围绕基本执政理念和核心执政使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超越，主要围绕“什么是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从执政使命和执政方略两个层面继续创新党的执政理念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问题所做出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提炼概括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明确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深刻阐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落实这些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彰显了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战略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迄今为止党对“发展”内涵所做出的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论概括，反映出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必将大幅度增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引领和驾驭能力，极大提升党在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综合来看，全面性、科学性和整合性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特征。从执政使命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1月29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两个一百年”是“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即在党的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源于对“三步走战略”的全面深化，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执政方略看，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视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路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超越了“四位一体”建设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和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而在实现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十三五”时期，为适应和把握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具体来看，治理、制度、监管、政府、依法、监督、资本、公共、协商、投资等词语隐约揭示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凸显的执政主张，即“全面深化改革”。转型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与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既往改革举措的“升级版”，标示着中国迈入以改革为旗帜的新时代。此次大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制度”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依托。政府、依法、监督、法律、法治、司法、执法、行政、机关、立法、宪法、法规、律师、程序、公开、行为、队伍、公正等新生语汇全部属于法治话语，十八届四中全会标识着党的“全面依法治国”执政理念的全面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持续推进，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战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下，“全面依法治国”传递和践行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党、依法治政、依法治军”的重要理念。在党的建设领域，江泽民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曾将“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视为党建核心，习近平则将“从严治党”深化到“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注重党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八项规定、“四风”整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民主生活会、“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高压反腐、多轮巡视等重大党建举措既彰显了党中央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心，也集中昭示着“从严治党”涵盖面之广和力度之大。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既需要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也需要化解发展面临的矛盾、风险和挑战，而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在于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等执政理念的继承和全面超越。“创新”一词高频出现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再到“创新引领发展”，“创新”理念被放到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协调”发展理念的代表性新生词汇为“协调”、“城乡”和“地区”，重点是城乡和地区的协调发展，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兼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绿色”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环境”和“生态”，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深刻地继承了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思想;“开放”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对外开放”、“全球”和“合作”，“开放”发展理念顺应了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既需要与各国合作应对发展问题和各种挑战，也需要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共享”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共享”和“贫困”，共享发展强调全体人民的获得感以及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除了教育均衡、就业优先等民生工程的实施和社会政策托底外，实现共享发展需要依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设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五大发展理念”顺应了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既是党的执政理念历史转型和现代演进的逻辑延伸和自然结晶，也是引领时代进步和开拓发展新境界的根本指针和战略路径。

　　政治回应性是执政精英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公共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及时满足人们新需求与新期望的能力。回应性政治发展是以政治稳定为目的，以“社会需求—国家供给”为过程，国家对社会需求保持了较高的敏感性，并通过不断的调适、学习、回应来满足社会需求，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进而推动政治发展的一种制度变迁和政治转型模式。⑧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频和内容分析，我们发现“执政为民”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建设”和“发展”始终是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同时，党的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其现代性取向不断彰显，现代化程度稳步提升。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回应性，通过执政理念的调适增强治理制度的回应性，并在增强政治回应性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治体制的调适性，是中国实现健康和安全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超大规模社会在急剧的革命性变迁过程中保持活力并能维系稳定的重要经验。

　　三、基本结论

　　改革开以来，党所处的内外执政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党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调适执政理念，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不断增强党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性与回应性。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其真谛在于其不断将自身塑造成为具有高度调适性的执政党，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⑨党的执政理念体系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奇迹。但转型中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党的执政事业能否更加安全而健康仍然取决于其执政理念能否迎合时代潮流进行适应性调整。通过对14份党内重要会议政治报告文本的定量研究，我们发现党的执政理念变迁的基本特征是：(1)“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亘古不变的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2)“建设”和“发展”始终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具有一脉相承性和内在关联性;(3)党的执政方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执政理念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实现话语系统的转换和更新。新中国成立至八大为第一阶段，革命话语逐渐褪去，执政理念逐步确立;八大至十二大为第二阶段，以革命话语为载体的革命型执政理念重新主导执政实践;十二大至今为第三阶段，革命话语逐步边缘化，建设和发展话语步入主流，党的执政理念步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正轨，指引中国的经济社会向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从稳定的政治话语，还是新生的政治话语分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秉持的执政理念均具有很强的内源性、继承性和超越性。“五大发展理念”立基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顺延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轨迹内生而成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同时承担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履行领导和执政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党的这种独特地位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要靠党来指引，发展的蓝图要靠党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来描绘，经济社会转型深化中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需要党来统合协调。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和水平，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伟大工程为杠杆，撬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持续推进，切实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当前我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议题。

本期编辑：吉先生

本文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