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丨第003期 “女士优先车厢”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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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三期——“女士优先车厢”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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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地铁这一交通方式的出现源于城市化进程中大流量通勤的需要，世界上最早的地铁可以追溯到始建于1863年的英国伦敦大都会地铁，迄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截至2017年6月，中国已开通地铁的城市足有33个之多。虽然地铁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对地铁拥挤不堪的现状体会尤为深刻，由于地铁拥挤而引发的诸如“咸猪手”等性骚扰事件屡见不鲜。为了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近期以来，广州、深圳相继试行了“女士优先车厢”。在三个多月以来的实践中，这一举措引发了无数的社会争论，点赞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这一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探讨。实践的有待完善不意味着理论的应当缺位，我们不禁要问：如何看待设立“女士优先车厢”的举措？设立女士优先车厢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何在？

嘉宾介绍

主持人：

陈科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参与嘉宾：

刘  敏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新兴市场研究院博士后

郭思佳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工作博士研究生

王伯承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弭  维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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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阐释

刘  敏：

“女士优先”旨在保障女性权利，提倡性别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如何看待深圳设立的“女士优先车厢”，就要看这一举措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女性乘车权利的同时，还不损害其他人乘车的公共权利。然而，据我搜集的资料来看，深圳的女士优先车厢并没有得到乘车人，特别是女性乘车人的广泛好评，多数乘客认为和以往感觉差不多，并且由于缺乏引导存在男性乘客居多，不少人反映形同虚设。这样的事实说明女士优先车厢的举措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并没有达到原有目的。

因此，设立女士优先车厢首先要看城市地铁的管理跟不跟的上，能不能在地铁拥挤时段，既保障了女性乘客的基本权利，又不妨碍到其他乘客的出行。但从之前的经验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处理好这两个方面，因为设置“女士优先车厢”作为解决拥挤产生性骚扰问题的一种手段，不仅需要一整套相应的管理与服务，还需要更高程度的社会认同，才不会变的形同虚设，否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了性骚扰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对设立女士优先车厢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至少在目前的管理与服务条件下，这么做不仅不能解决地铁拥挤问题，造成的公共资源浪费，对所有人的权利都是一种损害。

最后，谈到保护女性基本权利，提高性别平等时，我觉得应该更加关注于重要领域的权利与机会平等，比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提高女性所享有的投票权和就业权，这将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社会平等。

郭思佳：

首先，“女性专用车厢”国外早已有之，而我国是广深两地提出试点开设“女性专用车厢”。其产生主要原因则是早晚高峰期地铁线路乘车拥挤，由此产生了诸多类似性骚扰的不良现象，由此提出在地铁首尾两端设立“女性专用车厢”，女性，孕妇及小学以下的儿童可使用。这一举措在正式实施前就引起了社会的热议，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件事情的合理与否也是需要我们从正向与反向一同考虑。

正向来说，该举措反映出当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尊重与保护。在生理方面，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体力，体型上是处在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从考虑女性的身心安全的观点出发，该举措能够显示出当代主流社会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以及为女性提供更好的福利政策的努力，这也能反映出当代社会教育文化的进步与人文素质的提高。

但是在另一方面，提出“女性专用车厢”反而在某一定程度上存在标签化问题，更凸显男女“不平等”。当我们强调当今社会男女平等的时候，设立“女性专用车厢”是否一定程度上体现女性的“特权”？那么为了平衡，是否也应该去设立“男性专用车厢”？因此，设立“女性专用车厢”反而造成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也就是性别的反向歧视。另外，设立“女性专用车厢”是否考虑到了女性的需要？对比上海“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似的权力彰显，专用车厢也从空间的角度削弱了和限制了女性权力延展的可能性，从而构成了性别权力的矛盾性。最后，“女性专用车厢”并非法律层面的强制，在限定时间外，男女都可以乘坐。因此，在解决或者防患性骚扰的行为与现象的角度来看，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并非能起到杜绝或者改变的作用。这也间接的增加浪费公共资源的可能性。

总之，“女性专用车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与重视，但这不是唯一能有效或根本解决性骚扰行为的方法。

王伯承：

首先很高兴有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说人话”，之所以说是“说人话”，是因为我不认为学术论文是“说人话”，至少社会科学的论文经常让人觉得晦涩难懂，更有甚者有些所谓学术论文已经蜕化到八股文的范式。现在这种感觉则与之不同，至少是一种自由的空间和氛围——让人有一种长时间闷在水下，现在终于有机会抬头呼吸道一口新鲜空气的感觉。我理想中的状态就是，想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这样才是真的好。

那就这一主题，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就是反对设置所谓的“女士优先车厢”。原因有三。

其一，中国女性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很高很高了。不说别的，就中华文化圈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大陆女性的地位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这可以从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和就业状况来讲，摆脱了传统的精神枷锁和物质依赖，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在某些方面已经基本实现和男性的平等，甚至是超出。过多的关爱，男人就要沦为“弱势群体”了，现在流行说“耙耳朵”，男人已经很不男人了，甚至是有些“伪娘”，而女性则可以堂而皇之、颇具自豪感地说——我是女汉子。我这样说，有人肯定要骂我，说我不知道“爱护女性、爱护弱者”。下面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原因。

其二，已经有很多专门针对女性的保护措施。譬如三八妇女节、校园里的女生节，公交、地铁上的老弱病残孕座位等。如果新设置女性优先车厢必然会带来诸多问题。首先是男女在空间上很难绝对的分开，如果这样做，是不是要设置专门的女性公交、女性电梯，那如果是这样，只会造成空间资源的绝对浪费；其次是实践操作，是不是男性在乘坐交通工具时都要排在女性的后面么，是不是都要给女性让座。男人承担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期待往往更多，所以寿命也更短；而且男性的耐力本身就不如女性，如果在乘坐交通工具上也被当做二等公民来对待，我觉得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说到这里肯定又有人要抨击我了，说女性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男人每个月不用来大姨妈，不用怀孕生孩子。但我就要说了，这是造物者赋予女性的自然属性，我脑袋一热，粗略算了一下，从初潮到绝经，女性的大姨妈大概就是2000天；而大数据显示男性寿命一般比女性短5-6年左右。所以说，造物者是公平的，女人来大姨妈的时间就是比男人多活的时间。那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更何况女性在生理期还有很多福利，小女孩子们可以还无隐晦地撒娇卖萌，人家来事儿（大姨妈）了么，言外之意是你们都得体谅我，有男朋友的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关爱……相关法律正在酝酿给予职业女性生理期的相应假期。

其三，性骚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更多的应该是对“咸猪手”的法律打击和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如果你秉持着“我可以骚，你就是不能扰”的态度，对不起，我不敢保证每个男生都不会有生物的原始冲动，这才是真正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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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王伯承：

主办方说我的字数多了，很多上面的内容调整到这一部分了。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好的批判者不是光光批判完了，就结束了。真正好的批判者同样是建设者。我其实是女权主义者，我非常尊重女性，我爱我的妈妈，我也爱我的女朋友，或者说我未来的妻子，我肯定地说我也是个耙耳朵，正所谓怕老婆就是爱老婆么，这是尊重女性的表现。我赞同刘敏的观点，应该在社会更宏大的层面，乃至在顶层设计的层面上，在更重要领域的权利与机会平等，比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提高女性所享有的投票权，以及女性在生产、生育等特殊时期的各种保障措施的制度设计，这将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社会平等。

我反对“女士优先”车厢，倒不是无视性骚扰这一侵犯女性权益的行为，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女士优先上的车厢，潜台词亦是男性也可以后上的车厢，而只要男女混合在同一封闭空间，就有潜在性骚扰发生，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和郭思佳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可能，我觉得在一组地铁上设置一个女性专用车厢倒是一条可行路径。好的政策是既不损害他人对资源享用的前提下，而又在最大程度上给人选择的自由——请"我可以骚、但你不能扰”的这类人去女性专用车厢好了，但愿你不会勾起同性的荷尔蒙就好，因为现在的“蕾丝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诸如怀孕、担心被骚扰的女性群体可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愿——不要发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时代新命题，如果这样，我就只能呵呵了。关于女性专用车厢，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他们是因为有“痴汉”文化，才衍生出这一产品。然而，这已然超出了本文所探讨的内容。

最后，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起初我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就愉快而盲目地答应了。这是我的缺点，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胜任；这亦是我的优点，因为我不管行不行，上了再说，总比畏缩不前好。希望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才好，这样才有探讨与争鸣的效果。

刘  敏：

观点共享后，我要为郭思佳博士和王伯承博士先点个赞。一方面，从唤起社会主流对女性权益保护的角度看，“女士优先车厢”的提出的确引起了社会对性别平等问题的重视。然而，不管是基于公共资源浪费的角度，还是性别不平等角度，我们对于“女士优先车厢”都提出了各自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将其作为解决地铁拥挤产生性骚扰问题的方法，实践上难以执行，理论上也说不通。

我想进一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谈一下现实，“女士优先车厢”从设计到执行就是公共政策的应用与实践，而公共政策直接涉及到大家的公共利益分配问题，其结果的好坏，都是由大家来买单，但就目前来看，深圳“女士优先车厢”政策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一点，从网上大量乘客的反对意见中就能证明，那么，对于网上的反对意见，我也具体查了一下相关政府部门的回应，在深圳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深圳在线”对此回应只有三条，而且日期都是在地铁启用的前几日，2017年6月26日、27日，在深圳地铁运营的微博上，对此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应。这样的事实，很让人无语，因为相比设置“女士优先停车位”，大家可以争议说这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但“女性专用车厢”面对的是普通大众群体，面对这么大的顾客群体，相关部门后续的不回应、不作为只能导致争议的继续扩大，影响的也将是整个社会。

最后，我想回应一下关于“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看法，我认同郭博士谈及的权力彰显及其对性别权力延展的限制，我也强烈认同王博士提出的对“咸猪手”的法律打击，而且我认为“我有我的穿衣权利，我也有我不被骚扰的权力”，这里提到的“骚”和“扰”两者都有个基本程度，超过法律限制的话，就既不能骚也不能扰了。

郭思佳：

直面主题，在对待“女士优先车厢”问题上，我与刘敏博士以及王伯承博士一样，都是持否定态度。

刘博士主要以公共资源合理使用以及效果层面出发。她提到，在现实运作中，优先车厢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也没有实现原有的目的，因此，该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人的权利，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此外，刘博士还提出解决性骚扰这个现实问题需要一整套的管理与服务，而且也强调了重要的领域对女性基本权利的保护。

再简单总结一下王博士的观点，首先，王博士提出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已经超过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其次，不论是在法律层或者其他，中国已经践行了形式多样的女性保护措施了。但“女性专用车厢”这一举措并不能有效的保护女性的权利，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造成了性别的反向歧视。最后，王博士认为产生性骚扰的原因很多，在解决性骚扰的问题上，国家应该增强法律层面打击，以及提高女性的自我防范意识。

我同意刘博士的观点，即“女性公共车厢”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能合理运用公共资源，也并未有效实现最初的目的。另外，我也持认同王博士的大部分论点，但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商榷。例如我国赞同社会应一直致力提高女性地位与维护女性权利，加强对性骚扰的惩戒并且让女性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但是，说到社会期望，我认为当代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并不见得比男性低，例如女性既要能赚钱养家，又要照顾老公孩子，做个好儿媳；既要上得了厅堂，又要下的了厨房；既要做的了女强人，回到家中又要当得了小女人，因此当代女性的压力并不一定比男性小。除此之外，男女寿命长短不同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例如有可能是因为男性熬夜时间更长，男性更倾向挑战一些危险活动等等，个人觉得这与女性的生理特征并不存在联系。所以，我们看待社会问题可能需要从社会本身的结构、社会观念等角度多层次来分析，过分强调生理性征来分析性别问题，总有给人歧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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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点评

弭  维：

看完了三位博士的发言，生动且精彩。政治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行动的学问，所以深入现实生活，以知识和学理对现实问题予以回应，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合情的讨论，以形成一定限度内的共识和公共规则，也是民主和文明社会的要义所在。

我的评论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关于讨论问题的视角，其次是关于观点本身。个人认为，对于公共政策进行考量，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政策的道德正当性，这是一种道德考虑；第二是有效性，这是一种效果和成本考虑。那么在女士车厢这个问题上，大概就可以变成两个问题，从道德层面而言，应该不应该设立女士车厢；第二，从效果和成本角度考虑，应该不应该设立女性车厢。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观点，这个就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分歧也正像三位博士所展现的那样，你是否认为女性是弱势群体，你是否认同女性应该得到特殊保护都会影响你的看法。从世界各国实践而言，建立女性车厢的国家大体是那些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或者尤为看重女性权益保护的国家。我们自身的考虑则主要还是出于对于女性的特殊保护，即避免性骚扰问题。道德考量和成本考量的重点是不同的，在其他社会条件无法迅速变革的情况下，比如个别男性素质，那么采取一种affirmative 行动去保护女性免于性骚扰是否是正当，以及这种行为是否是对男性的歧视就很重要了。而第二种视角下，则要考虑这种行为的成本和效果，比如是否浪费了公共资源，是否达到了相应的目的，这样做是便利了公共交通还是使其更加混乱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位博士的讨论正是从这些方面展开的，具体观点我不想做太多评论。但是我还是认为，不同层次的问题应该放在不同层面上讨论，尤其是有效性层面的考虑并不能直接作为抹杀道德正当的理由，毕竟有效性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更多。我们有不少好的政策，其出发点非常好，但是由于低下的管理水平使得其存在各种弊端，那么这个时候，是应该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它呢，还是直接就以这种做法是错的从而去否定它呢？

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是一个极端的女性主义者，而是一个平权者，即男性女性都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只是生物性和社会性要素的不同，使得二者需要得到保护的领域不同，比如女性需要避免被欺凌，男性需要更多关爱缓解压力。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对人的保护依然太少，而不是对某一个群体的保护过多。两性关系的平衡需要更进一步的拓展思考，而不是陷入敌对性的视角中继续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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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发言

郭思佳：

弭老师的总结清晰明了，十分受教。确实，我们考虑该问题主要从两个层面出发，其一是道德层面，其二则是有效性层面。从道德层面上出发，“性别差异”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无论是大众群体还是学术界，都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个人而言，作为女性，我也不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不过我认为考虑“性别”问题时，我们需要结合生物性和社会性不同的要素，因为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不同因素的存在性。因此，从这个层面出发，我仍然认为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从第二层面出发，该政策的有效性确实有待考量。现实操作中，该政策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否带来积极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因为，我认为一个政策的好与坏，单单有一个正确或者积极的出发点并不足够。因为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所以政策是否有效也是衡量该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

王伯承：

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繁华的大都市，致力于改善女性的公共服务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不同意郭思佳的某些观点，我们就是要强调生理性征来分析问题，这个是基础的基础 。譬如，针对城市公共场所男厕闲置、女厕排队的现象，很多城市已经着手减少男厕蹲位、增加女厕的蹲位。其依据就是囿于生理特质的不同导致厕所中的平均停留时间，我在陪女朋友逛商场的时候，观察过男女进出卫生间时间间隔，男性为一般为40秒左右，女性为90秒左右，即女性的如厕时间为男性的2.3倍，但现实中，女厕的蹲位是少于男厕(含小便槽)的。所以，使女厕和男厕蹲位的比例为2：1，甚至是3：1，这个就是基于女性生理特征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且是合理、有效的，其结果获得了广大女同胞的赞赏，男同胞也自然地给予理解。

固然“女士优先车厢”提议的初衷是好的，我不否认；但用上海话讲，这个政策的制定者肯定是——脑子瓦塌了。这种没有试点，没有经过周密论证以及听证的政策出台，本身就是在制造矛盾。性骚扰是封闭空间中的一种病态社会行为，如果我可以将之称之为男人为难女人；那么我上面也提到了女人也会为难女人，地铁上不时上演的女生之间的摩擦，甚至互殴也不鲜见了。最后一句话：将普遍意义上的公共资源短缺的问题，硬是和性骚扰强行划等号，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

刘  敏：

“政治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行动的学问”，无论是“女士优先”、还是“男士优先”，都应该在各自需要的领域得到保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感谢弭老师的点评，收获良多！同时，也很高兴认识同为嘉宾的思佳和王伯承！

最后一回合了，我必须感谢下我们的学人圆桌论坛，感谢政治学人公众号搭建的这个交流平台，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有了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唤醒了我们对生活中的政治的思考，也让我们在新时期，主动建立新的思维模式，让思维也“引进来走出去”，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加入进来，让政治真正能回归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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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评论

陈科霖：

首先要感谢政治学人公众号，很有幸作为嘉宾参加了上一期圆桌论坛，但是作为主持人今天这还是头一次。此番之所以抛出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是有点缘由的，之前曾受南方都市报之邀撰写了一篇时评《淡化边界 让“女性优先车厢”运行更顺畅》（文末阅读原文），在那篇时评写完之后，我也收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看法，深感这个公共议题有再次讨论的必要。在本期议题发布后，刘敏、思佳和伯承三位博士为我们贡献了他们各自的知识和见解，特别是弭维老师所做的深入评论，更是在学理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此还是要非常感谢三位博士和弭维老师共同贡献的智慧。政治学人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并非“公知”，对公共议题保持兴奋感并贡献专业见解，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所在。

就女士优先车厢的问题，我想在此谈一些大家没有谈到的问题：第一，“女士优先车厢”承载了哪些功能？性骚扰是很容易被关注到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思维发散一点，女士优先车厢可否成为个别弱势女性更容易“找到座位”的一个空间？设想一个辛苦了一天刚下班的女工人，可能极其需要一个座位加以休息，而走进“女士优先车厢”，意味着她有更充分的机会寻求到座位，这是否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福利改进？紧接着，第二，我们应当反思，学人群体有没有过于“象牙塔”了？很有意思的是，这次参与讨论的嘉宾分别身处北京、上海、香港三个大城市。我在撰写南都时评之时，灵感恰巧也来自于在深圳地铁乘坐的体验。对于这样四个大城市而言，由于限行政策的出台，地铁正在成为一种“准强制”的交通方式，更多的女性白领选择在特大城市乘坐地铁上下班，知识分子群体习惯性地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带入分析的前提，或许会与白领群体有更多的思想共鸣，但是地铁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乘坐的群体可能更多地会是来自于相较于“知识分子”群体更为“底层”的一批。而无论在传媒领域甚至公共知识领域，底层群体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群体的“真实感受”。毕竟作为政策受众的群体之一，他们亦有权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对于一个在为生活而打拼的女性群体而言，究竟是“优先空间”更重要，还是抵制“反向歧视”更重要？我想，作为政治学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的观点被底层民众评议为“吃饱了撑的”，可能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了，什么才应当是“回归生活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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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于孟圆     审校：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