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黄璇 张建伟 马华灵 | 政治学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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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张建伟，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
马华灵，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与语言的勾连就紧密难分。无论古希腊先贤对语言得以构筑城邦政治生活的界定，还是20 世纪中叶的语言分析学转向，又或是20 世纪后半叶至今规范政治哲学对语言分析学转向的反动，都说明语言的政治性和政治的语言性之间的深刻镶嵌。
任剑涛 | 政治学与语言的缠绕
稍微具有一点政治学常识的人，只要一谈论政治，都会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学知识积累稍多一些，且对东西方政治生活方式差异有些了解的人会反驳说，亚里士多德这话只是针对城邦公民而言的，并不包括外邦人和奴隶。因此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针对所有人而言的。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这句名言后面紧接着就讲了另一段同等重要的话。他说，“很显然，和蜜蜂以及所有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就超出了城邦范围来看待人的政治天性了。这种政治天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主要是因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人会使用语言来表达利弊和公正与不公正。超出城邦范围，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政治天性的界定，就将政治与语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人是群居动物，这是城邦意义上人的政治天性的体现。人必须借助语言表达趋利避害、判断处境公正与否的意志，这是群居生活能够调适的前提条件。只有借助语言，人们在群居中才能维护个体自身和所在群体的生存，并抵御外敌的侵害——因为群体成员之间只有在语言中才能促成共同体认知；只有借助语言，人们也才能在群居中表达自己是不是受到公正待遇的政治意愿，并以公正为基础建构高度稳定的政治体——因为只有正义感及其成员间的共识才具有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强大力量。政治生活借助语言方才可能。进而言之，政治学借助语言方能诉说政治生活并规划政治未来。这种紧密关系，为语言的政治性与政治的语言性紧密镶嵌提供了深厚理由。
在政治生活中，运用的常常是习惯性语言。但这种语言具有一种无须理论分析而让成员间清楚明白的指令性。在专制政治权威那里，一切语言都带有对自身威严的维护以及对成员发挥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政治中的语言尽管仍然带有某种权威导向，但权威不再成为掌控权力一方的发号施令，而是成为掌握权力与保留权利双方较为平等妥协的结果。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即便是带有明显强迫性的语言政策，尤其是推行国家统一语言的政策，也会因受到少数族群的挑战，而做出相宜的调整。
政治学中的语言，运用的常常是人工语言。这里所谓的人工语言，不是在人机关系角度讲的，而是在约定性意义上讲的。这类约定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20 世纪中叶之前的、以表达政治真理、张扬政治学家特殊才干为目的的语言模式；一类是20 世纪中叶以后，在哲学领域发生语言学转向时的、以擅长语言分析而致力揭露语言上的混乱的模式。前一类是人所熟知的政治学语言模式，后一类是20 世纪后半叶以降的政治学主流语言模式。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后一类语言模式于20 世纪中叶强有力挑战前一类语言模式的时候，也有不少政治学家表示难以认同，拒绝放弃表达真理与张扬政治学家特殊才干的语言模式。到了20 世纪后半期，似乎后一类语言模式具有所向披靡的力道，但规范政治哲学的复兴，又让前一类语言模式卷土重来。由此可见，政治学与语言的缠绕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很难清理出政治学圈外人士一目了然的清晰线索。
在20 世纪50 年代，西方国家的一帮政治哲学大腕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批受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深刻影响的政治学家，拒绝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进路，也拒斥传统的政治学表述方式。他们声称，蔚为大观的主流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基本观点，其实得不到印证——政治哲学家并不见得能够制定和推翻政治原则，不见得他们做出的断定就能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也并不见得就有资格对立法方案、改革政制、管理国家提出有益的意见。这几个断定对传统的政治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来说，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因为他们将这几类工作视为自己的天职。
倒也是，政治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揭示类似科学真理那样的能力。所谓先验的综合政治原则不过是政治哲学家的说教而已。借助他们尊崇的非经验主义推理，完全无法证明高尚美德的正确性。反而让人们远离实际的政治生活，陷入虚无缥缈的状态，满足于抽象谈论实体、国家、个人、社会、公众意志和公共利益。当他们强调这些抽象原则时，就阻止了人们对他们提出的说明理由和进行解释的要求。“不言而喻”“毋庸置疑”成为他们应对政治讨论的通常借口。对原则的一再强调，就变成原则自身的同义反复。不过恰恰这些所谓的原则、原理，是需要证明的东西。一旦人们习惯于将政治原则或原理视为天经地义无须证明的东西，就一定会将人们引入歧途。比如在公有制政治处境中争论私有制价值，就得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前者拒绝任何争议地认定了私有制的掠夺性。反之亦然。因此，一切政治原则或原理都不应免除进一步证明的要求，对语言不加批判的使用显然是引起误解和混乱的重要原因——先验的综合的语言并不优于经验的分析的语言。于是，政治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揭露和阐明语言上的混乱，目的在于将一切政治原则都放到质问的平台上，那些完全表达私人意欲的东西不能再冒充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东西。这是对旨在宣示真理的传统政治哲学的宣战。志在进行政治原则的语言分析的政治学家，就是要颠覆志在建构不易规则的规范政治哲学家的知识殿堂。但问题在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们致力辨认政治语言混乱的时候，总是基于一种好坏判断的基点，才能出发去讨论某一政治原则究竟是不是值得确信。假如只是重视可辩护性与说服力，很可能就无法达成政治的原则共识。一旦将政治哲学仅仅视为语言分析，就可能陷入另一种混乱之中——政治讨论变成了全无标准且无好坏的剧烈政治裂变。
分析政治哲学家前门送走了抽象规范，规范政治哲学家后门就开怀拥抱了这些规则。超越特定时空限制的政治抽象原则，对政治学来说并不是多余的负担，而是必须担负的理论责任。因为在激烈反对政治哲学就是语言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看来，起码有两个理由可以自我辩护，一是所有政治行动都受较好的或较坏的思想所支配，二是政治哲学并不是占有真理而是寻求真理。这等于将前者的两个宣告作废：既然政治行动免除不了思想支配，那么诸神之争的政治价值宣示就必不可免；既然政治哲学是寻求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那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批判之旅，不会陷入不受批判的政治思想原则之绝对主义泥淖。由此可以理解，20 世纪70 年代西方政治思想界何以会迎来一个规范政治哲学的复兴之潮。
做一个有点错位的类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使用语言来表达善恶、公正与不公正，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指出了语言的直接表达功能，二是暗示了语言相关表达背后的预设条件。前一方面正是分析的政治哲学所要进行的语言澄清工作，后一方面则是规范的政治哲学所要完成的价值宣导任务。这些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这个人类的栖居之所。承认两者的内在相倚性，对分析政治哲学家与规范政治哲学家都不存在什么害羞之处。
黄璇 | 语言与政治正义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交流与沟通的工具，曾被视为撼动父权的象征。17 世纪的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爵士借用《圣经·旧约》中的《创世记》来论证世间权力皆由父权派生的观点，指出“上帝小心地按着不同的家族分配不同的言语，来保存父的权力”。同样是17 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援引了同一部《圣经》来批判父权与君权神授。他认为，《圣经》只是叙述了人类如何逐渐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和家族，并没有任何关于父权合法的暗示；反而直白地指出，人类在散居各地之前，有着一样的口音和言语，并因此能自由协商、共同筹备建造一座通天的巴别塔，以免分散在全地上。正是一样的语言，使得人们能够“以自由人的身份，替自己建造城，而不是以奴隶之身份为他们的君长和主人建造”。据此，洛克断定，在巴别塔建立起来之前，说着同一种语言、能够自由协商的人类，并不受制于来自亚当继承人的父权君主制政府，因此并不存在受人尊重的父权。当时人类结合为共同体的形式更像是一种共和政府。
这里蕴含着洛克思想的更深一层含义：在形成政治共同体之前，人们凭借语言进行沟通与交往，以自由平等的身份相互订立社会契约，能够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一社会契约的存在先于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契约，并在政治共同体未能保障其成员基本权利而解散后得以继续存在且发挥作用，以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稳定运作。据此，语言有助于捍卫人们保有基本权利的退守之地，也即捍卫了最初的政治正义。
当然，批判君权神授的洛克，并不是要颠覆上帝的地位，他批判的只是上帝赋予亚当及其继承者以统治权这样的观点。而建造巴别塔的意义显然比洛克的思想更加激进。在共同语言的作用下，人类得以齐心协力，通过建造巴别塔来向上帝宣示自己的诉求、展示自己的能力。上帝担心，这些说着“一样的言语”的“一样的人民”将来为所欲为、无法阻挡，于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结果，巴别塔的建造停了，人民也因此散居各地，语言不通。假若把上帝看作是世间万物的终极父权代表，巴别塔的建造便呈现了语言把人们联合在一起、自由协商、共同反抗父权意志的强大功能。语言为成就一场以正义为名的革命，提供了条件。
可见，语言协助人类在共同生活中达成某种共识，展现了语言固有的公共性。当这一公共性旨在实现政治正义，意味着对话成为人们处理共同事务、解决共同问题的重要方式。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强调，人类社会的起源本来就是基于一种对话式而非独白式的表达。人们通过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以形成相互认同，结合为共同体。旨在实现政治正义的对话，必定促使人们在思考与判断时不断地接近理性。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是中国古代儒家的《论语》，都是力求通过对话来推进知识、解答疑难、追寻智慧、接近真理的文本典范。尤其是《柏拉图对话录》中以持续循环的相互诘问来获得真知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呈现出一种超越情景对话的辩证思维与逻辑推理过程，被认为是带领人类走出蒙昧的洞穴、在阳光下实现启蒙的重要写照。
在对话中实现理性协商、达成理性共识，意味着语言在促进公共理性形成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共理性反映的并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一致性，而是平等地对待各种歧见与差异。换言之，语言的公共性所促成的公共理性虽然重视柏拉图式的理性启蒙，但并不是要走向柏拉图的哲人王政治。借由语言的公共性实现政治正义目标的公共理性平台，呈现的是斯多葛式的人类共同分享理性、因而平等地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的环境。并不只有智者才能使用语言来表达理性，即便是少一点智慧的，甚至是智者眼中的愚蠢的人也有运用语言来展现理性、接近理性的能力与权利。语言使对话成为可能，进而使人们得以自由平等地在公共场合与公共平台针对特定问题进行公开争论、意见交流与思想交锋。这为人们从膜拜单一的理性权威转变为实现正义的公共理性创造了契机。此时，人们借助语言形成的不是一种排斥性极强的共识，而是罗尔斯（John Bordly Rawls）正义语境中极具包容性的重叠共识。
语言的公共性特质固然重要，但能够真正界定其正义导向的，在于语言得以表达个性、得以捍卫个体的权利。查尔斯·泰勒虽然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促进了社会的形成，但也不忘强调这是人类寻求自我本真性（authenticity）的途径。人们恰恰是通过“我”与他人之间的公开对话与交流，形成了对于自我独特性的认识，由此探寻本真性。人们借由语言形成的对自己所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认同，与对自我独特性认同之间达成了某种内在一致。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珍视个体价值但又不推崇唯我独尊，便是一种可贵的正义。捍卫这种正义，意味着要捍卫人们平等对话与交流的空间，实质上就是在捍卫个体独特性与个体权利。
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意见，除了能够展现不同于他人的个性，更有助于塑造成熟的道德人格。这也是约翰·密尔（JohnStuart Mill）重视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根本原因。根据密尔的逻辑，人们借助语言表达不同观点之所以重要，并不是说这些言语具有极大的正确性，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真理，而是无论这些观点多么接近或者偏离所谓的真理，都是塑造成熟的现代道德人格的重要因素，这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语言得以导向政治正义，并不在于它集中了某种智慧、体现了某种正确性，或代表了某种真理，而在于它得以被人们普遍地掌握和运用，从而帮助人们进行思考、判断，使人们免于对所谓权威意志的依附与盲从，使人们免于对选择权利的主动放弃。这便是语言之于人类的真正价值所在。
张建伟 | 语言与国家建构漫谈
政治学者威廉·迈尔斯（William F. S. Miles）曾言，语言本身就是政治的。然而对于中国的政治学者而言，这句话还显得比较陌生。总体而言，语言本身还是语言学的自留地，中国的政治学者对其少有问津。中国政治学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事实是，几乎没人否认语言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又很少有人去尝试系统化地研究。当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中国政治学者也应该勇敢出征，去语言学的地盘上征战一番，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看到中文世界中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笔者曾经为自己发现的学术空白而欣喜。然而，随着外文文献收集的增加，笔者的士气却在不断下降，因为这哪里是空白地啊，分明早已是花团锦簇的林子了。除了收集到的40 多部研究专著，尤其让笔者震惊不已的是，国外居然早就有了专门性的学术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JLP）。在承认这种学术落差的前提下，中国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或许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精深化，还应该在于对研究领域的细化和精准化。语言政治学就是亟待中国政治学者开拓的新领域，所以笔者很高兴看到《语言战略研究》出版，因为该杂志的出版，不仅为语言政治学等相关新领域的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
台，而且还可以激发与开拓年轻学者的学术探索热情与想象空间。
语言政治学本身有许多有趣的研究主题，比如语言与身份政治、语言与族群冲突、语言与权力关系等，当然研究最多的还是语言政策——集中探讨不同国家语言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等诸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此仅就语言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谈一点认识。语言建构常常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通过推行统一的语言，可以塑造政治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与民族情感。与此同时，不同的语言又常常被作为区分不同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身份标识，甚至成为同一共同体内不同族群间冲突的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几乎都不会忽视语言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下文主要围绕近代法国、当代尼日利亚两个案例，来聊聊语言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最后再谈谈中国。
15 世纪到18 世纪，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是两方面的突破：首先是硬件方面的建设，如更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更统一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机构；其次是软件方面的建设，核心是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建构的民族意识，也就是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出现，往往不是自发的演进与拓展的结果，而常常是“权力意志”作用的结果，法国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其实，早在路易六世统治时期，其所统治的区域，就远远超过法兰西岛，包括更大的地域范围，同时包含着多元的语言和种族，而法语最初不过是起源于法兰西岛的方言而已，被称为“巴黎法语”。那么，最初作为方言的“巴黎法语”最后又是如何变成“法国的法语”的呢？从政治上看，当然离不开官方的积极推动。我们来看看历任国王在此方面的作为：卡佩王朝国王的菲利普四世要求在法国北部地区使用法语来颁布王室敕令；1539 年，弗朗西斯一世下令颁布维勒科雷敕令，将法语的使用推广到所有的官方活动；1629 年，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制定《米肖法典》，规定在洗礼、婚姻、葬礼等活动登记时必须使用法语。最终，法语成为法兰西认同的核心，也成为法兰西民族的客观特征。
与近代早期的西欧各国相比，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国家建构进程则要迟得多。很多非洲国家都是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之上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原有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一大批独立国家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这当中就包括很多非洲国家。当代非洲国家在国家建构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能要远远大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因为这些非洲国家除继承了宗主国任意划定的国家疆域之外，缺乏有效的文化资源作为国家整合的基础。这些非洲国家很多都是由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部落族群构成，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对于非洲的政治精英来讲，他们面临着更为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民”运动，西方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因此西方的产物本身就意味着殖民和压迫，这当中就包括殖民者的语言，比如英语和法语；但另一方面，这些获得独立的后殖民国家却又不得不采取宗主国的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比如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就采用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就采取法语作为其官方语言。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因还在于上文中说到的那些困境。以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大约有1.7 亿。然而尼日利亚却拥有250 多个族群，本土语言的总数更是超过了500 多种。在如此多的语言中，政府选择任何一种作为官方语言都会引起族群之间的冲突。因此，在缺乏任何有效的文化资源作为民族整合的基础的情况下，政府当局除了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外别无选择。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其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非洲国家在国家建构方面的种种困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既不同于近代欧洲，同时也不同于当代非洲。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较早的文字统一（秦始皇的“书同文”）对早熟的国家体制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地区的精英尽管操着互相难以理解的方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书面进行文字沟通。然而与文字统一相比，中国的语言则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不仅汉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作为主体语言的汉语之内也存在着官话、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等七大方言，甚至就连内部具有较强一致性的官话也存在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四大片区的划分。
笔者曾去过国内不同的地方，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从小就操着一口“京片子”的笔者来说，跟官话区的人交流时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对吴方言、粤方言等语言则完全听不懂，甚至连一个字都听不懂。从地理位置来讲，四川距笔者老家的位置要远于上海到笔者老家的位置，但笔者却可以听懂四川话而完全听不懂上海话。后来笔者才了解到，原来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与北京话所属的华北官话同属官话区。这使笔者意识到，可能古代人早已认识到语言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了，因为官话作为古代的普通话，肯定不是一个自发的传播过程，因为它并不符合地理上传播的远近关系，语言传播背后的政治动力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最后，希望更多的政治学者关注和探索语言政治学，毕竟它是那么重要，同时又是那么有趣。
马华灵 | 语言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语言
2009 年11 月6 日，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 报道：6 岁白人女孩夏罗娜· 高尔（Sharona Gower），边吃巧克力慕斯，边跟友人追逐嬉戏。她的脸上不慎粘上了巧克力。于是，一个11 岁黑人女孩善意提醒道：“你的脸上有巧克力！”孰料，6 岁女童天真地回答道：“你的脸上也有巧克力啊！”黑人女孩义愤填膺，于是报告了学校老师。老师把夏罗娜训斥了一顿，而且把这个事件定性为种族主义事件。而夏罗娜却一头雾水，不明所以。对此，夏罗娜的父亲尼克·高尔（Nick Gower）愤愤不平：“一个6 岁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然而却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政治正确绝对走火入魔了！”最终，学校自知小题大做，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什么脱口而出的童言却被解读为别有用心的种族歧视呢？其原因是理解降格为误解。理解意味着，信息发出者编码了信息，而信息接收者按照信息发出者的方式解码了信息，从而实现了信息还原。而误解意味着，信息发出者编码了信息，但是信息接收者没有按照信息发出者的方式解码信息，从而产生了信息误差。
理解与误解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信息发出者的编码过程与信息接收者的解码过程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视域。所谓视域，就是构成我之所以为我、你之所以为你的各种背景性要素。例如，我们的性别、种族、肤色、语言、文化、教育、家庭、性取向、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编码过程就是信息发出者借助自身的各种背景性视域，把所要传递的信息通过加密的方式注入各种信息符号。而解码过程就是信息接收者借助自身的各种背景性视域，把被信息发出者加密了的信息符号还原为所要传递的信息。信息接收者和信息发出者的背景性视域的重合度越高，信息接收者解码信息发出者所传递之信息的准确度就越高，这样，理解就越是可能。反之误解就越是可能。易言之，视域的重合度和理解的可能性成正比，而视域的重合度和误解的可能性成反比。
基于此，本文把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互相重合的视域称为交集视域，而把双方互不重合的视域称为空集视域。因此，交集视域越多，理解的可能性越大，误解的可能性越小；反之，空集视域越多，理解的可能性越小，误解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空集视域使理解难以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使理解变得可能呢？其中一个补救措施就是同理心，亦即通过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从而增加交集视域的程度，并最终使理解成为可能。我不是女人，但是，如果我想象自己是女人，并从女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会怎么说，怎么做？我不是孩子，但是，如果我想象自己是孩子，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那么，我会怎么说，怎么做？通过想象进入对方的视域，我得以从对方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对方。
在这个案例中，白人女孩夏罗娜是信息发出者，她所发出的信息符号是“你的脸上也有巧克力啊！”而她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黑人女孩的脸上有巧克力。从白人女孩的视角来看，她并不知道黑色是黑人女孩与生俱来的肤色，亦即黑色皮肤是白人女孩与黑人女孩之间的空集视域。因此，当她在编码她的信息时，她并没有把肤色的视域纳入信息符号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她误以为黑人女孩的黑色，不是因为其肤色，而是因为巧克力。于是，她善意提醒黑人女孩脸上也粘上了巧克力。
但是，从信息接收者黑人女孩的视角来看，黑色皮肤是黑人身份的象征，是黑人自我认同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调侃肤色，嘲弄的是人格尊严与身份象征。当她在解码白人女孩的信息符号之时，她把白人女孩所没有编码的肤色视域纳入了解码过程，于是，理解变成了误解。她知道黑色不是因为巧克力，而是因为其肤色。这样，白人女孩语言中的善意就转化为黑人女孩视域中的恶意。她误以为白人女孩在嘲笑她的肤色。于是，她报告了老师。
而黑人女孩报告老师后，信息传递开始了新一轮的编码和解码。黑人女孩把肤色的视域纳入了新一轮的编码过程，而老师也把肤色的视域纳入了新一轮的解码过程。这样，肤色就是黑人女孩和老师之间的交集视域。所以，老师和黑人女孩都误以为白人女孩在嘲笑黑人女孩的肤色。于是，老师把脱口而出的童言定性为别有用心的种族歧视。
而在白人女孩的父亲尼克看来，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童言无忌。尼克与其女儿在年龄上存在着空集视域。但是，尼克尝试进入其女儿的视角，站在女孩的立场上来思考女孩的语言。于是，他跟他女儿产生了交集视域。正是从孩子的立场出发，他尝试剥离黑人女孩和老师在解码时所强加的种族符号，从而把其女儿的信息符号还原为没有种族符号的信息，因此，他理解她的女儿并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而这个事件也跟种族主义无关。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政治正确走火入魔了。
而学校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不是理解，而是误解。他们错误地解码了白人女孩没有纳入的种族符号，从而使童言无忌演变为种族主义事件。最终，他们尝试着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删除了种族符号，从而还原了白人女孩真实传递的信息，即白人女孩善意提醒黑人女孩脸上有巧克力。
因此，要理解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还原语言背后的视域，否则理解就会变成误解。如果说同样话的人不是孩子，而是成人，那么这样的事件就可能是种族主义事件。因为成人明确知晓什么是种族主义。然而，如果说同样话的人是一个从没见过黑人的外国成人，那么，这就未必是种族主义事件了。跟夏罗娜事件相反的是电影《相助》（The Help）中的片段。黑人女佣艾波琳所抚养的白人小孩反复问她为什么是黑人，而她一笑而过道：“因为我咖啡喝多了。”她知道，这是童真，不是嘲笑。
正是如此，防止政治正确走火入魔的恰当方式是，还原政治语言背后的视域，从而恰当地理解政治语言。
本期编辑：周韵雅 本期审校：莫志敏
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