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新加坡：如何理解中国政策移植的改变？| 学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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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基恩范林（Kean Fan Lim），男，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地理学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in Economic Geograph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荷尼夫（Niv Horesh），男，英国杜伦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客座教授兼研究员（Visiting Professor and Research Fellow in China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Durham University,United Kingdom)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题目：《新加坡热在中国——政策移植与改变》（The “ Singapore Fever ” in China: Policy Mobility and Mutation）
文章作者：KF Lim，N Horesh
文章来源：《The China Quarterly》
发表日期：2016.12
原文摘要：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带领下开始学习苏联模式，而新加坡模式则是在此之后的第二种学习对象。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大政方针借鉴新加坡模式并逐步落实时所经历的变化。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自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后，中国如何借鉴新加坡变革成果的过程，以及中国的这种政策借鉴是否可以跨越国家意识形态，抽象概念和主观态度差异的议题。同时，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政府团队在新加坡学术机构的学习成果和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两个政府间项目成果为特别关注点。从而得出结论，新加坡模式作为后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的主要应用模式，反映了中共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开放性与实验性，也体现了改革实践过程中的张力与阻力。
译者简介
翻译：政治学人编译局张蓉
校正：政治学人编译局宋婷
二、编译内容
在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一直是学习苏联模式的。80年代以来，新加坡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还被斥为“帝国主义走狗”，但邓小平在参观过新加坡的先进发展模式后被其震惊，江泽民时代也大力推进向新加坡学习。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1994年签署了派遣先进政策人员的条令，先从苏州开始，后扩展到天津和重庆。此外，中国官员可以到新加坡的大学进行进修。虽然新加坡的模式能不能被中国所借鉴和学习也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中引起争议，但本文所侧重的是新加坡模式中的政治部分而非经济部分。首先，根据经验分析提出概念框架。之后，比较中国和新加坡进行政策实施的历史地理条件。最后，分析新加坡模式在过去三十年落地的不同维度。
一、经验学习与政策转化的概念
政策转化指的是关于一种政治知识、行政安排、制度与观念从一种政治环境转换到另一种政治环境中的过程。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背景不同，政策在移植和转换过程中会遇到阻力，比如政策实施中的不充分的政治知识，政策内容转换的不完整以及政策转换者不考虑现实背景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政策转化失败。有研究指出跨国的政策转化并不总遵循相同的模式。因此，不同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空间中政策的落实强烈影响着政策转化的结果。
二、政策流动的地缘政治背景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仍处于苏联模式的影响之下。新加坡则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情况均存在不同。因此在李光耀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对于许多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到了80年代，由于中美建交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改变着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环境。新加坡推行实用主义，也淡化意识形态的不同，与中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种背景为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共官员访问新加坡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此之下，新加坡政府也可以在中国进行多种投资经验学习与政策转换。
三、经验学习与政策转化的现实性
1、在新加进行制度化学习的益处与限制
南洋科技大学接受中国共产党工作经验丰富并处于核心职位的官员作为学校学员，授予他们学位或者为他们开课，使得其拥有学习新加坡经验的机会。此外，新加坡政府与中国特定政府进行合作，这些政府学员来自中国各个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并在回国后发表相关经验。在国家层面上，习近平和江泽民都与李光耀进行多次公开或私人会谈，将新加坡的模式推广到中国，实行政企分开。
但专家仍对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表示怀疑。范磊认为中国与新加坡的大环境不同，同时官员赴新学习是否产生效果也需要时间检验。郑永年则认为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住房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李显龙认为中国的情况比新加坡更为复杂，政策推行与权力制衡都要受到现实层面的重重制约。城市国家与超大规模的共和国在面对全球经济与全球事务时也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况。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新权威主义”的推行和“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这对中国而言具有借鉴意义。
2、政府间项目：地缘政治能有效运用？
除了进行学术学习，还有政府间的实践项目。主要是将新加坡工业园的模式对接到中国的试点城市。
苏州工业园区（CS-SIP）是新加坡模式落地中国的第一个试点，在7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借鉴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工业模式，政府方式。苏州工业园区从创建以来一直拥有不错的经济总量。然而苏州工业园区却没有完成预期的发展目标。原因则在于苏州政府重建了苏州高新区，支持高新区的发展而不支持工业园区的发展。新加坡方通过减少控股才使工业园区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策在地方执行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加剧了复制新加坡模式的风险。
中新天津生态城(Tianjin Eco-City)是新加坡模式引入中国的另一个案例，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和更加绿色的城市化问题。然而，生态城模式在落实的过程中也遇到政府官员执行问题。这是由于官员在任期内的GDP导向使得无法推行长期政策，注重长期发展。
四、结论
新加坡与中国的政策流动性和变异性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的程度与中国不同。其次，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情况是新加坡模式所无力解决的问题。
虽然新加坡模式在中国施行的结果可能尚不明朗，但中国积极推进新加坡模式最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考量。学习新加坡模式比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模式更具可行性，鉴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并不友好的历史，日本模式也被抛弃在外。最关键的是，学习不是无方向的照搬，而是进行适合时代与国情的模式探索。
本期编辑：林 健
本期校对：莫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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