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一周热点-第2期
政治学人“一周观点摘编”选取新近政治学类论文，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每周发布一期。传播优质学术、展现学科动态、凸显学人观点，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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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安丨“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作者信息：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IEPR）副所长
文章出处：《社会》，2018年02期
核心内容： 本文聚焦于中国地区层面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合作关系及其决定条件，运用和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这种双重竞争机制的驱动以及相互嵌入避免了政府行为的各种潜在的和负面的威胁。“官场＋市场”分析框架由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理论延伸而来，超越了传统地方分权理论聚焦于地方政府的视角，深入考察了政府内部官场竞争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官员的个体特征，建立了从政府层级、官场竞争、官员激励到市场竞争和中国经济的双向映射关系，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和必要的信息反馈。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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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萌 | 中国模式与创新绩效：科技”大跃进“的多重成因
作者信息：田方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人才外流、移民政策、配额制度、天才研究
原文出处：《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06期
核心内容： 从默顿提出的命题开始，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政体才能够促进科技发展，而中国近年的创新表现似乎成了一个例外。政府主导是中国模式下创新体制的重要特征，国家汲取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可以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本文从要素投入、制度安排和特殊禀赋等角度初步解释了中国的科技“大跃进”现象，指出国内的发展环境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投入要素，基于普遍主义的竞争机制和学术自由也使创新体系富有效能。中国的社会规范和政策实践与默顿强调的科学原则相一致，说明保障开放和竞争的公民自由，而不是西方民主，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此外，规模经济、后发优势和公众支持也为中国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和宽松的经济社会条件。但中国主要以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科技发展，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不重视基础科学，助长了学术腐败，对此，本文提出从学术意义上分配科研资源、坚持对外密切合作、贯彻普遍主义的原则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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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朔严丨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作者信息：李朔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原文出处：《社会》，2018年01期
核心内容：通过对Ｚ省Ｈ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转型时期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整合资源、创造更宽松的制度环境提供良好的条件。而单独的政府部门一方面在机制上不能对体制外人士进行吸纳，更多只能靠组织层面的支持助力NGO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NGO也能通过与政府部门维持良好关系而获得资源支持，但这种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支持难以跨越条块分割的鸿沟。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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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 | 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作者信息：顾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高级客座研究员
原文出处：《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06期
核心内容：论文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的相互嵌入性的视角，来探讨创新体系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创新政策和创新型国家的多样性，重新考察在创新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三种治理方式在人类活动的协调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极少单独行之，而是呈现出相互嵌入性。三者嵌入的方式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治理绩效。经济创新的主体是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由企业家行动所推动。创新活动的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治理来协调，而创新型企业中的创新过程则由社群治理力主导。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累积性、集体性，因此，集聚化和网络化对于创新经济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创新网络中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形成了创新体系。政府通过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创新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创新政策有三种理想类型，即新制度自由主义、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和协作型协调主义。行政、市场、社群机制能否在互补嵌入性中相得益彰，是创新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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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丨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作者信息：周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区域发展与区域治理、廉政建设与公民参与等领域
原文出处：《行政论坛》，2018年01期
核心内容：跨域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多与频繁发生，地方政府无论是基于传统公共行政分工取向的分割治理，还是基于新公共管理市场取向的竞争治理，其共同缺陷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这不但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要求，而且增加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成本、降低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同时也是引发跨域公共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行政区行政、地方利益之争以及地方官员理念的碎片化都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导致跨域治理中地方主义、各自为战、分割管理、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性治理为解决政府碎片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封闭性”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竞争性”治理过程中造成严重碎片化问题的战略回应。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的解决，要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指导、以合作为导向，从价值理念、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地方政府间跨域整体性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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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军 韩志青丨从测量到治理：构建公共价值创造的整合分析模型
作者信息：王学军，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韩志青，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06期
核心内容：公共价值管理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公共行政新范式，创造公共价值被视为新范式下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近几年，学者们主要从范式变迁的角度阐述了公共价值管理的主要观点和范式意义，但微观上如何测量公共价值，并回应公共价值治理和创造的挑战尚缺系统研究，公共价值测量、管理、治理和创造的关系也并不清楚。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在公共价值测量的哲学基础上，本文从过程和内容两个维度综述了公共价值测量与治理研究的前沿理论，依此提出公共价值创造的整合分析模型。本文认为，公共价值创造是一个渐进式的公共价值增值过程，包含了公共价值的识别、管理以及确认等三个阶段，从而形成了公共价值创造的闭合回路。公共价值测量贯穿于公共价值治理的全过程，公共价值事前测量为公共价值识别累积信息基础，事中测量确保公共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事后测量为公共价值的确认与治理提供改进着力点。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公共价值领域的未来重点研究问题，包括开发设计公共价值测量量表、分析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影响因素与结果、公共价值冲突的形成机理和解决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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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经纶 王燊成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张力：基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分析
作者信息：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劳动政策研究
王燊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救助、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研究
原文出处：《行政论坛》，2018年01期
核心内容：在新公共管理的推动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创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的发展及当中存在公平性不够、有效性不足、保障性缺乏等问题展也提出社会服务的管理问题。本文从社会服务管理的视角出发，借助社会服务管理研究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理论，分析研究G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购买过程及其相应的服务管理过程，发现G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服务管理呈现一种强管理主义与弱专业主义相混合的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的混合状态下，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为了减少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采取提高专业社工在服务管理各环节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增强服务管理人员对社工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服务对象在社会服务评估的角色、兼顾服务评估的量化指标以及人文关怀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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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