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基于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

作者简介

范逢春,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社会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变革的必然要求。基于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 从批判和建构的双重视域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实现形式, 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 就要实现从“拟境空间”到“真实场域”的语境转换, 从“学院话语”到“实践经验”的话题转向, 从“西方中心”到“中国立场”的意向转型, 从“个人主义”到“人民至上”的评价转变。

20世纪70年代,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将“话语”研究方向从语言学的向度转移到社会学的向度, 对“话语”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对社会秩序的重大影响进行深刻反思, 将话语与公共权力、合法性、意识形态等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奠定了后现代话语理论的基础, 开创了批判性话语研究的先河。话语理论重视揭露话语主体的政治意图、价值导向及实践目的, 力图追究话语过程的政治功能、规制作用与发展意义。21世纪以来, 话语理论纵深发展, 向各个学科渗透。在话语理论学者看来, 话语体系隐匿在话语主体的主观意识之下, 同时以默认的方式支配人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因而话语体系问题至关重要。作为一种高度语言化、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治性活动, 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与实践界的高度重视。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是社会治理知识体系的外在形式, 折射社会实践的问题与挑战, 体现社会治理主体对社会制度的企图与期望, 蕴含社会治理参与者对相关社会政策的态度与心理, 并最终成为激发社会理念创新、推动社会行动演变与促进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一旦形成, 就会以特定的价值、概念、内容和规则, 建构独特的场域, 形成自己的意义空间, 并表现出对其他社会治理话语的强大排斥性。不同特色、不同风格、不同气派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具有不同的描述和吸引力、阐释和感染力、竞争和导向力。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 “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的作用, 语言还具有实施政治行为、建构政治权力的功能”。正是由于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巨大的社会建构作用, 积极构建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对于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实践、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形塑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西方国家充分利用舆论掌控, 宣传西方社会治理的基本范式、核心价值、政策主张, 形成强大的话语攻势。而中国崛起中的经济建设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社会治理的话语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政治体系和话语语境下,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社会治理是在社会领域中实现国家治理的价值要求, 因此必须着力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从而“创新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国家治理的“元理论”和“元知识”, 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为具体的社会治理思想、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文化以及社会治理思维, 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才能获得必要的理论和知识支持, 避免成为单纯的政治口号。因此,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场域,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应当成为当下的现实任务和重要主题。

一方面, 话语乃是“社会交换的习惯性场合中的言语”, 话语体系重构必须结合特定情境。当下中国,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期叠加, 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必须置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进行。另一方面, 必须从话语系统的构成要素出发, 与话语的理论传统和知识谱系形成对接, 才能形成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关于话语系统的要素构成, 国内外学者做了诸多颇有启示的探索。克里斯蒂娜•施耐德 (Christina J.Schneider) 提出对象、议题、场合“三要素”说];梁凯音提出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及话语反馈“五要素”说];陈伟光、王燕则提出话语身份、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场合、话语时机、话语对价及话语方式的“七要素”说。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 大部分学者普遍采用语境、话题、意向和评价的“四要素”说。本文将采用“四要素”说作为理论框架, 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实现形式。

一、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语境转换:从“拟境空间”到“真实场域”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必须全面审视当代中国的时代境遇, 这样才能实现对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批判性超越。因此,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为何必须重构以及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重构。

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家, 建立了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并相应地形成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 在诸多西方政治与社会学家的努力下, 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不断完善, 并伴随着西方向世界扩张, 变成所谓的“主流”社会治理话语体系。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建构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一些西方人“毫无保留”地将西方社会治理话语精义主动奉献于中国人民, 并且持之以恒地为中国社会治理出谋划策。问题是西方的社会治理话语在西方能用, 但是换一个社会环境是不是也一定适用?在一些人眼里, 我们今天遭遇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 西方能用的, 我们就一定能用。显然, 这是一种“拟境空间”的思考。这里, 我们需要引进“场域”理论进行思考。在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看来, 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种种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 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正是因为场域的存在,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将中国社会治理问题解决方案托付于西方人的设计, 这是一种“话语缺失病”。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变革正在深入推进, “国家—社会—市场”力量正在重新建构, 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功能与逻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历史上长时段讲, 这是人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从中期的历史结构来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建构的又一次重大转型;从短期的现实来看,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一轮探索。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具有民族特殊性,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必须回到当代中国的“真实场域”, 这个“真实场域”就是当前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提供了“中国场域”

西方国家依靠其建立的“自由市场、最小政府、私有产权”等话语霸权左右全球各国的政治导向、经济政策与社会改革, 妄图实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西方社会治理话语对于中国特殊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实践而言, 恐怕只能起到“隔靴瘙痒”的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具有自身特性, 这种特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这一场域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主导、发展的;这一场域是世界语境与民族语境的交叉;这一场域是空间性与空间性相对确定的矛盾空间。当前, 全球化浪潮涌动, 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泯灭国家的主体意识, 反而激发了国家的主体意识。全球视野和主体意识并不是矛盾的, 而是有机统一的。各国由于主体意识的凸显, 都开始警惕潜藏在全球化话语表面下的普遍主义话语, 都在追问“谁的全球化, 何种全球化”, 从而剔除了对全球化的“玫瑰色想象”。场域是一个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 其对话语体系的构建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 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进行重构时, 不能是单纯的“世界语境”思考, 必须正确理解中国场域的特性。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不是悬浮在空气中的, 它无时无刻不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特定场域中生长。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提供了“时代背景”

在后工业化背景下,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反思现代性中, 后现代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不断成长, 这种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充斥着去中心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市场万能主义等多元观点。确实, 中国无法绕开现代性, 甚至可能也会遭遇“后现代”的冲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重复西方的现代性。现阶段的中国, 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供给不足、民生改善压力巨大、社会矛盾多种多样、社会公平体现不够, 这些问题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一方面, 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活传统话语来解决, 因为今天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前现代”的超越;另一方面, 中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现代性”的问题, 因为“后现代”已经与中国发展有了交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与“拿来”的过程, 而是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融合基础上的理论诉求与观念构建。必须把社会治理置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来考察, 这样才能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提供基本参照。很显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时代背景”。

(三)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提供了“意义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调整与明确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这显然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一个调整。在当代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改革的总目标, 是治理变革的宏大叙事, 展示了国家治理的构想。作为一个国家理想图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形象、发展道路与治理能力的缩影。“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中国需要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理性制度体系或治理模式, 建构当代中国具有独特蕴含而又向外发散的政治话语体系。在这个政治话语下, 社会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走向。在社会治理活动中, 根本不存在“超然物外”的行为反映。在巴赫金看来, 话语体系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 它应被视为一种世界观。话语体系能保证在同一意识形态下的人们实现最大限度的互相理解。任何一个社会治理的价值宣示、政策设计与行动安排, 都是在整体政治环境的影响和观照中产生的。从系统学的角度分析,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场域”, 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提供了“意义空间”。

“话语转换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与传承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主题”, 但是新“话语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并受实践方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和实践, 使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有了融通中外社会治理理论的“真实场域”。在今天, 必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中实现社会治理的范式转型和话语转换。

二、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话题转向:从“学院话语”到“实践经验”

话题即话语主体所要言说的客观事物或表达对象, 它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因素。要实现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重构, 必须实现话题转向。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社会治理话题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从某个角度来讲, 政治过程就是语言实践。雷考夫 (George Lakoff) 指出:“政治就是语言, 同时语言就是政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 社会治理的话题也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国家在长期的政治过程中, 形成自己的社会治理话语主题。这些社会治理话语主题, 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矛盾, 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塑造的是西方的政治架构。不同阶段、不同制度、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话语主题应该有所差异, 不同的社会治理话语主题都是当地社会实践的现实体现。某一国家的“实践经验”, 通过各种理论抽象、学术交流, 到了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学院话语”, 并非“当地社会实践”的体现。社会治理活动和人类的交往活动一样, 都是一种话语的游戏, “不同人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解读, 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规律, 只存在合情景性”。

中国政治学界与社会学界在相当程度上“学术失语”, 以至于相关领域言必称西方。当前中国学界热衷的问题、概念、规则、标准等大多是西方的, 中国本土的命题、范畴、表述等则被无意遗忘与有意抛弃。因此, 进行中国情境的社会治理话题革命, 聚焦具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治理话题很有必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治理话题, 主要体现为中国社会治理道路问题、本质问题与方向问题。必须通过对社会治理的“中国实践”进行总结、描述、表达、阐释, 才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一)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要突出“实践品格”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话语体系的根本旨趣在于实践,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根本旨趣也在于阐释社会治理状况、解答社会治理问题、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相应的, 中国社会治理话题选择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作为在揭示、阐释和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过程中形成、发展并得到充分展示的话语体系, 其话题应该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强烈的中国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先后实现了革命、建设、改革等三大主题的演变, 根据话语体系的形成背景、焦点问题、核心观念和基底情愫, 中国化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也经历从“革命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到“改革话语体系”的转换。从1956年到1976年, 社会治理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话题, 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话题转向失败最终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大幕, “经济建设”成为中心话题, 我国的社会管理开始走向正轨;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社会管理”话语的认识, 提出“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新方向, 开创了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审视, 只要社会治理的中心话题与实践情况相脱离, 就会对社会建设造成伤害;只要社会治理的中心话题与实践情况“无缝对接”, 就会推动社会建设。“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社会治理话语危机乃是思想与实践脱离的直接表现, “实践性”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第一品质。

(二)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要凸显“问题意识”

“亨廷顿悖论”指出,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却滋生着“不稳定”。国家治理在追求“现代性”进程中, 一定会存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倡导和坚持的原则,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使命就是力求把握并解答时代提出的社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治理话题只有在与社会问题的互动中, 才能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才能得到社会公众认同, 也才能更好促进社会进步。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治理的中心话题也应该紧扣社会实践, 突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不但要提供破解“中国社会问题”的做法, 而且要提供破解“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不仅要说清楚“中国社会问题”的客观实在性, 还要说清楚“中国社会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如果不在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真正着力, 而只在“概念打造”上殚精竭虑, 其结果必然是使中国社会治理话语越来越苍白无力。不能正视民生领域的矛盾问题, 强硬地营销社会治理概念, 不仅不可能真正塑造社会共识, 反而有可能损耗国家的信任资源, 最终无助于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建。

(三)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要切入“民生主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要紧紧围绕民生主题, 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 用创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话语, 讲清楚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逻辑与社会治理走向, 讲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合理性, 讲清楚中国社会治理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社会治理, 应重点回应民众需求和期待, 应持续、公平、协调地改善民生, 直面增强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新问题。这需要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在关注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上, 把“民生主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力点。“民生主题”蕴含以“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新方向, 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最佳话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社会治理,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学术界狭义的“良治 (Good Governance) ”所蕴含的“去中心化”, 更不是没有国家制度的社区多元共治化的过程。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话题转向, 必须立足社会治理的“中国实践”, 全面梳理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 深入研究阐释我国社会基本状况与运行规律, 针对社会治理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总结新探索与新经验, 提出新思路与新理论, 形成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三、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意向转型:从“西方中心”到“中国立场”

法国哲学家利科 (Paul Ricoeur) 指出, “话语是事件和意义的结合”。社会治理话语作为政治话语, 必然具有政治权力服务的“意义”, 也就是说, 社会治理话语天然带有意识形态的特质。福柯更是鲜明地指出:“现代知识的建构过程表现了特定社会制度中掌握特权的阶层的特殊需要。”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既是一个知识体系, 也是一个价值意义体系;既具有学术属性, 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既具有表达功能, 也具有制度规范功能。因此,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和政治道路之间存在深层关联。我们必须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目标进行反思, 讨论其意向转型。

“西方中心主义”存在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种族学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分野。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受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影响而形成的, 与另外两种“西方中心主义”有复杂的内在关联。“西方中心主义”社会治理话语逻辑, 是从先验预设的观点出发, 将西方社会建构为文明和先进的地理单元, 将其他区域建构为野蛮和落后的地理单元, 实质就是阐释西方社会治理价值、制度、过程、方式的合理性。总的来说, 西方中心主义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就是传播西方的社会治理理念, 宣扬西方的社会主导价值, 进而影响非西方国家社会治理道路的选择。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在很多时候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抛弃原有的理论预设, 以客观态度看待中国社会, 但是往往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进行反西方中心的, 客观上助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必须在吸收西方社会治理思想的基础上, 基于“中国经验”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政策主张、社会治理方案, 推动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换。

(一)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要处理好普遍价值和独特价值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 当代社会治理话语体系能否真正重构, 关键是处理普遍价值和独特价值的关系。在既往理论批判中, 一些人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 往往或是把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正义、公正等代表着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遍价值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 然后基于“狭隘民族文化观”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这种做法最终无法实现话语体系重构。普遍价值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那种“普世价值”, 作为西方文化折射, 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和政治阴谋。所谓普遍价值, 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社会理想, 是集合各民族智慧并通过对话形成的文化理念。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 必须遵守这些普遍价值。同时,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场域中发轫, 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建构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重点在于揭示中国社会治理的独特性。综合而言, 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应该是普遍价值与独特价值的统一体。

(二)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要把握好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的统一

“全球化要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其在不同层面的———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的活动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 不能割裂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 以单一的、孤立的视角去理解社会治理问题, 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耦合”。作为治理实践的主观表达,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构建也应当遵循“三者统一”的原则, 即坚持“地方知识、国家意志和全球治理”的逻辑统一, 坚持“地方视界、中国视角、国际视野”的三者统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不但能够解释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 而且要能够解释世界的社会治理发展;不但能够讲清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的特殊性, 而且要讲清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的世界性。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构建当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制, 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构建确实在于破解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 实现从“被‘全球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转型, 但目的不是为了取而代之。

(三)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要解决好理论逻辑与经验逻辑的衔接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需要“主观设计”, 好的“主观设计”不仅具有高度的解释力, 还具有强大的引导力。这种“主观设计”需要遵守理论逻辑, 即我们要思考以何种概念、范畴、理论来描述、阐释和揭示社会治理实践, 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从根本上来讲不是“术语革命”那么简单。“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在此意义上,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应该来自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 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经验逻辑”。成功的“中国经验”可以为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丰富的素材。从目前来看, 推进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必须从方法论上正确把握“理论逻辑”与“经验逻辑”辩证统一的“衔接点”。既不能把西方学术界相关社会治理理论和术语无批判性地照搬, 并将“中国经验”仅仅作为对其的一种注释, 又不能脱离“中国经验”单纯进行所谓的“术语革命”。

话语和话语体系从本质上来讲不是完全中立的, 它始终内在地反映了话语主体的意向。长期以来, 话语体系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成西方的“话语霸权”。在破解“西方中心义”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对从西方理论界引入的社会科学术语加以科学的批判, 增加新的规定性, 甚至形成新的内涵, 最终用来融入具有“中国立场”的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这样既能有效地消解“西方中心主义”, 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性。

四、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评价转变：从“个人主义“到”人民至上”

社会治理话语评价是指评价主体针对社会治理状况, 给予价值区分和价值判断, 并且促使这种价值区分和价值判断在社会上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如何实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评价转变是话语体系重构的重要一环。

西方的社会治理理论以人性假设作为理论的出发点, 力图从“差异的个人”中寻求“统一的人性”, 并据此设计社会运行的制度安排。综观西方的人性假设理论,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教条始终无法泯灭, 这种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构建起来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造成人的普遍异化, 从而严重背离了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西方式社会治理起始于个人的先验预设, 滞留于个人的道德解放, 最终导致个人的异化, 在此意义上, 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可以贴上“个人主义”标签。

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场域中,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必须超越这种“个人主义”的话语评价方式, 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评价。秉承“人民至上”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 既能克服西方学术界从工具理性层面界定人的理论弊端, 又能突破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狭隘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 从而实现对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超越。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才可能做到“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和“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 从而彻底实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

(一) 将“人民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评价的基本准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大命题, 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宗旨的高度凝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明确了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崭新发展, 是理论价值维度、实践价值维度与方法论价值维度的高度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 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社会治理, 必须将“人民性”作为基本准则, 引导社会治理制度绩效的彰显。在我国, 人民群众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也是社会治理的目的。基于“人民性”, 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性”作为基本准则构建话语体系, 要求话语表达必须面向生活、面向人民, 要求话语内容要始终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 并因人民利益和群众需求的变化而变换主题。

(二) 将“公共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评价的核心追求

在国外理论界,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和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对“公共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解读。在通常意义上, “公共性”意味着在某一场域, 多元主体基于民主、平等、公正、自由、开放等现代性精神, 在公共理性主导下, 经由法治的正当途径, 参与公共活动, 追求公共利益, 其最核心的诉求是价值目标和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社会治理, “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既是社会治理的总要求, 也是公共性“价值目标”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 我国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型, “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社会治理话语体系转换应当根植于社会结构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这也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话语评价指明了发展方向。在话语评价中, 要秉持“法治、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 要坚持“多元、互动、开放、协同、参与”的治理途径, 要抱持“发展、稳定、包容、和谐、幸福”的建设目标, 从而完成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

(三) 将“党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评价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重要论断对于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的社会治理, 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有诸多差异, 但最本质区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即使是强调全球视野的当代中国, 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建设也需要遵守一个基本规定性, 即社会治理的“党性”要求。这种“党性”要求, 不是政党的狭隘利益要求, 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普遍品质所在。“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社会治理话语评价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 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 深刻诠释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评价坚持党性原则的实质内容。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维护了“党性”, 也就是维护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五、结语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话语表达方式, 这种话语表达能够融合国情、社情、民情, 能够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抵御西方“话语霸权”, 对于社会治理价值目标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 是“将一个社会中历史的、现存的和未来的社会秩序在观念系统中统合为一个整体, 即将‘存在’解释为合理’并延伸为‘必然’”。在学术意义上, 这是一个发端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学理建构过程;在实践层面, 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构筑普遍价值和社会共识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我们应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进行整体性回溯、整体性反思, 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的整体性发展。

责任编辑：张谕鸽    

文章来源：《行政论坛》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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