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政治学的实践性：实践智慧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中的缺席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Author 谢茂松
大视野、大格局、大战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聚焦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崛起。
作者简介
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助理、资深研究员。
关于“政治学新维度”，其实也就是要讨论政治学是否需要新范式变革，我这一二十年聚焦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实践智慧”及其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中的严重缺席。当代中国政治学需要回到政治之为实践知识的原点，做类似现象学还原的工作。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政治大国，层层累积了世界史上最为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这理应成为巨大的资源与宝藏，但我们却是政治学的侏儒。现有的来自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不仅无法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而且二者处处不通。这样一个巨大落差，让我们思考、反省，需要有政治学新范式的出现，才能使新政治学真正与当代中国政治相匹配。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职分所在。
一、政治之为实践知识：治道与治术一体
首先我们要重新理解政治是什么。政治乃是一种实践知识，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其《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将世间知识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知识，像数学的一加一等于二，是确定的、规则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知识，这就不是简单的规则，而是“只存在于运用中”，“只存在于实践中”，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学习、领会的，政治与艺术、道德等都是实践知识。
毛泽东1930年在我的家乡江西寻乌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来专门批判教条主义。无独有偶，三十多年后，西方的欧克肖特也深刻批评当代政治是书本的政治，指出其外在显著特征是：“不仔细遵守书上写下的东西就会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政治家。”看来书本政治已成为当代世界之通病了。脱离政治实践而抽离出来的政治学是书本政治学，欧克肖特批评的对象是当代西方的书本政治学，而今天中国的书本政治学的一套规则更是来自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比欧克肖特当年批评的还更是转了一手。这样的书本政治学是不及物、虚假的，若以此来变相指导中国政治更是有害的，会导致中国不自觉地丧失自己原有的政治本能和政治能力。
清代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提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而是因事立教；论及器与道的关系时，认为不能离开器来言道，而是即器存道、道器合一。中国历史上的三代尤其是周代王官之学是掌握学问与执掌制度的高度合一，当时不存在脱离具体政治制度的抽象的道，道统没有办法单独从治统、从具体的政治中抽离出来。章学诚认为当时是治教合一、官师合一，也就是道统与治统合一，没有在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教。三代以后历史形势发生变化，道与器、治与教、道统与治统才不得不分离，这带来很多弊病。章学诚提出的理想状况是在合适的历史条件下，二者能再度合一。我认为现代性对于现代中国政治带来的是章学诚意义上的第二次大分离，政治学正是在此脉络下的表征。
道统与治统，道统被大家谈得多，但我想着重谈治统。治统分治道与治术，中国是道、术连在一起，道通过术来呈现。术并非低级。中国用武术这一词，日本觉得讲术就讲低了，就讲武士道，但结果呢？术不是大家误以为的阴谋权术，而是方法，不存在离开术的道，做任何事都离不开方法，讲究做事的方法才能把事办成。毛泽东就最为重视方法，经常给党员干部讲方法，而治术就是治国的方法、策略，也是政治之为实践知识的集中体现。
道、术是一体不离的，中国传统中儒家、法家、道家三家的道术之间存在必不可无的张力， 三者居于光谱中的不同位置。像毛泽东当年的评法批儒确实有对于法家的创造性运用，并非简单地否定传统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他所要激活的是传统中的哪一部分。
二、“政治”与“权力”的现象学还原：区分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
作为一种实践知识，政治与学术是不一样的事情。做学问是今天做行，明天做也行，没有时间的急迫性，也没有非要写成论文不可，写论文更多还是自家的事。但政治则是“公” 而非“私”，面对的是“群”的事。政治首先是要把事情办成，而且不仅要办成，还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面对掌握的有限信息而做出决断，不能逃避，无可拖延。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对于“善”的诠释非常深刻，他不是按通行想法将“善”理解为道德的主观态度，而是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而《大学》中的“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船山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这是船山对于“善”的深刻诠释，同时也是对于政治的深刻理解。
政治乃是非把事情办成不可，但这不是说可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涉及到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政治不能不讲道德，但政治又不能只讲道德。换句话说，如果世间全都是道德的存在，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政治；同样，如果完全没有道德，政治也同样不存在。政治与道德之间一定有张力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模糊空间，这也是政治之为实践知识、政治被称为政治艺术之原因所在。
对于政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更深一层讨论，我认为是要区隔“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王船山诠释的“善”，应该理解为政治之善，即“政治道德”，而非简单的“个人道德”。个人道德可以独善其身，完全可以不计其功；政治道德关涉的是“群”，不能不从结果来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倒是与此相近。
由于当代中国政治学严重缺乏政治实践智慧，故未能将“政治道德”纳入视野，这正暴露了其不成熟性。作为不同于个人道德的“政治道德”，对于一线政府官员来说，是每天要面对的，是“日用而不知”的常态，绝非极端状态、例外状态。可惜正因为是官员“不知”的状态，没有被中国政治学界将其自觉提升到“知”的状态，没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的一部分，所以也就变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提出“政治道德”这一概念，是希望能以此来更深刻、更具有穿透性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
对于政治道德的理解又涉及对于政治权力的理解。追随西方政治学的经验预设，我们的政治学也仅仅着眼于对权力的制约，而不关注对于权力的中性理解，更不敢讲权力所具有的积极面。《易传》说“圣人之大宝曰位”，政治在中国传统中是伟大的，相应地，较之于西方对于权力的负面评价，中国传统更多是充分肯定权力的积极面。今天我们对于权力要有两面性的看法，要从对权力消极、负面的理解更多地转向积极、正面的新认识。相对于制约权力，如何利用好权力更考验“政治成熟”与“政治能力”。
理解了政治道德，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政者个人的道德与能力不是两件事，而是在最高层面，即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上的合一。同样，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也应该合为一件事。
在政治第一线的官员，尤其是政治家，固然不能因权柄在手而自大，但同样，政治学者是否也不能因所谓学统而狂妄自大呢？政治学界需要有对政治尤其是对实际政治的敬畏，要意识到实际政治就像海面下的冰山一样深不可测，意识到政治实践智慧之不易，而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更属不易。故而对于权力的全面、深刻的理解，一定是要同时联系权力的积极、消极两面来看。如果没有权力的积极面，也就没有政治的伟大。即就底线而言，也不会有真正的政治的存在。如果妖魔化权力，只谈对权力的制约，那政治交给纯粹的规则就天下大吉了。
理解了政治之为实践知识以及政治道德、政治权力，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是治道与治术的统一。
三、政治行为传统是细节化知识：经学政治学、史学政治学与政治智慧之养成
欲更精微地理解政治道德、政治权力，真正进入我们自己的政治传统，把握其中治道与治术的统一，理解政治行为传统是细节化知识就是紧要的。政治是实践知识。欧克肖特强调政治实践知识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行为传统的知识，因而他说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首先不是因为关心过去是合适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关心具体的细节”。他在解释政治行为传统时，指出眼前表面呈现的东西其实扎根于过去，“我们一意识到现在，就意识到了过去和未来”。
欧克肖特强调政治行为传统涉及的是“细微的东西”，它不可能回避细节化知识，只知要点的话，就是什么也不知，就是不懂政治。要学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在生活的全部错综复杂中具体地、一以贯之地生活的样式”。中国政治传统对于政治家的培养，除了历练（像毛泽东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学问方面主要是靠史学与经学来养成政治智慧，二者都非常讲究细节与细读。中国史学传统最发达的是政治史，目的是要传授政治智慧。史书重视纪传体，就是要让后世读史者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摆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会怎么来做行为选择。古今一体，我们就能理解毛泽东为何专门让许世友读某一历史人物的史传。毛泽东之读史不同于学者之读史，乃是政治家读史，而他让部下读史，则是一种政治教育。
欧克肖特说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这是极有洞见的，在中国较之于西方会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今天从大众文化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热播的宫廷历史剧在显示高度的政治斗争智慧，这就是政治行为传统的通俗化。例如，《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是君的层次，《琅琊榜》《军师联盟》则是讲谋士层面的故事。中华民族实在是政治民族，而我们的政治学居然是这样地远离我们自己的政治行为传统。所以问题不是中国没有政治学，或者政治学滞后，而是中国政治学确实和出自西方经验的政治学不一样。
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强调经学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的面向。经学同样重细读，如读《周易》、解《周易》也是要把自己摆放进具体的卦、爻中，考虑如何做既正且中的行为选择。王阳明被贬谪贵州龙场，筑玩易窝，读《周易》而始悟道。此道非玄虚之道，乃是在政治实践中才能领悟的究竟之道。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程颐、苏轼、张居正等政治家、儒者都有专门解《周易》之著作，他们对于政治、对于政治实践智慧最精微的理解全在解《易》之中。这正是中国传统著述的特点，政治家、儒者的一套政治学、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在其经解或者史论之中，而不是单独的政治学著作之中。注意到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读史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他的读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写《矛盾论》《实践论》时，曾专门让八路军办事处给他找王船山的《周易内传》。
2011年，基于经、史之学以政治为主轴的这一特点及其在中国学问中的核心位置，我曾提出“经学政治学”“史学政治学”之说。基于中国文明的特点，中国传统的政治学乃是以经、史之学作为支撑的政治学，而不那么注重单独的纯粹的政治学，政治学在其政治实践之中。相反，今天中国政府官员的政治智慧的养成与目前的政治完全没有关系，若照此下去，连起码的政治本能都将丧失。究其根本，就是目前建立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基础上的政治学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了无关系。
中国传统中的政治学乃是在其政治实践之中，这一特点是根本性的。今天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政治学那一套硬性的架构、概念，而一定要理解政治行为传统。政治行为传统是更为鲜活、更富质感的，应该成为重新激活我们文明的思想资源。政治作为实践知识，讲的是默契，是政治规矩，今天中国党政干部的政治行为传统不正应该是我们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吗？
我们不必把政治学捧得太高，但要对政治有敬畏：对于政治这一深水，我们的政治学者作为初学者可能还没有怎么学会游泳；对于政治这一大海，要在大海上驾驭航船，我们的政治学者的经验更是远远不足。中国政治学应该早日克服书本政治学，当然，其他如书本经济学、书本法学，亦当如是观。
四、如水流一般的“活着的传统”：政治的累积性与中国政治的新、老传统
怎么打破书本政治学呢？要靠对于政治新、老传统的自觉整理。章学诚强调政治传统的累积性，他认为周公创制乃是“集千古之大成”。周公、孔子二人的位置分别是：周公“集治统之成”，孔子“明立教之极”，二人各自在政、教的传统上集大成。我用“伟大政治传统” 这一说法来讲中国政治。为何要用“伟大”一词呢？学术强调客观、中立，忌讳用诸如“伟大” 这样的词，况且一般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多认为是“专制”。之所以冒险地用“伟大”这一词， 不是简单地为中国政治正名，而是要更为积极地强调中国政治传统之高明、精微。
讲到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作为学术语言而非政治语言使用“伟大”一词， 似乎就更是忌讳。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中国的整体国力已位居世界第二， 政治在其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政治学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解释力。
今年是建国70周年，再过两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章学诚说周公是古代政教之集大成，这是讲政治传统的累积性。建党就快10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也非常注重这样的累积性。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政治传统，这是老的传统，但却是活着的传统，历久而弥新；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新传统，与前者亦有深层次的历史连续性。
面对中国政治的新、老传统，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要建构一套有效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要对中国政治传统固有的概念、原理下大功夫，重新加以有效激活，目的是建立与今天的内在关联性。我自己的做法是在研究王船山经学、史论的专著《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中以“志、量、识”来讲心性之学，并将其贯穿于对政治实践的叙述中。“志、量、识”不仅与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没有距离，而且可以直接拿过来上手就用。因为船山对政治行为传统及其细节性讲得深刻、透彻、精微，所以这些概念甚至比现有的还好用。
写研究王船山这本书时，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书中涉及的船山讨论到的所有抽象概念以及诸种政治行为，自己一定要建立起实感，在经验里呈现。中国学问的第一要义就是“为己之学”，是要解决自己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果对概念以及政治行为没有建立起实感与经验，就绝对不写。因为政治一定是实践经验，如果对所研究的政治没有实践经验，那就离得很远。
不止是实感，更一步而言，还要在经验中还原船山所讨论的政治行为传统中的细节。作为政治研究的历史研究一定要关心细节，具体讨论一时一事的政治、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政治行为传统是最为鲜活的。所谓传统之为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传统。统是统序，传是流传、传承，所以传统就像水流一样，无法分清水流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之水。在“活着的传统” 的意义上，同时在政治行为传统的意义上，我们着实有怎么去整理我们自己的伟大政治传统的问题。过去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王船山的经学、史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之所以选择船山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思想集宋、明以来治道与治术之大成。我希望通过梳理船山对于政治实践的思考来整理中国伟大政治传统。
在经验上激活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原有概念，建立起古今一体的连续性的同时，还需要将这些概念上升到政治学原理的高度，真正面对西方政治学的挑战。在这点上过往社会学家费孝通做得相对成功，如其提出的关系、面子等概念为西方所理解。
在研究中国伟大政治传统之外，我另一块的兴趣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整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的新传统。七年前我开始专门研究组织部、纪委等党的核心部门的运作及其背后的理念、张力。组织部、纪委是西方政制所没有的，但恰恰是中国政制的要害所在，分别关涉对官员的选拔和监督，也恰恰最根植于中国自己深厚的历史文明传统，继承与转化了历史上的吏部、监察御史制。
组织部、纪委这些是真东西，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真问题、要害问题，是中国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我们不应该以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来图解、曲解我们自己，而是要从我们的历史文明深处来找自己的真实问题，从而深刻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以对于政治的深刻理解、以政治的成熟度作为标准，说得尖刻一点，中国的大学教授十有八九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但有学者却总爱在这些方面说话。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跟一线的官员相比，可能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学者自身要反省的一个问题。
当代中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机构改革，而在西方却鲜见这样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很少人会对此做学术上的发问。这是因为中国历来是士大夫官僚制度，今天也是一脉相承下来。在这一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上，还有一个更为超越性的安排，就是政治秩序。传统的天、君、臣、民是一个循环的秩序。君以民为本，但民也要受天的制约，否则民就可能停留于纯粹功利主义，所以在民之上，一定还有更具超越性的“天”即天命、天理的存在。从政治秩序的意义上来讨论今天的中国政制，我有三点个人看法：
一是中国政治的正当性是“天命正当性”与“历史正当性”，与西方的“民意正当性”不一样。民意如流水，随时变化，没有结果。而天命正当性与历史正当性完全是要看结果，这也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船山对于善的诠释是“处焉而宜”。那么，是谁来承担结果呢？是政治家来承担。由于中、西方在天命正当性与民意正当性上的分野，连带着对于政治家重要性的理解也不一样。中国人较之西方人远为重视政治以及政治家的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党员干部修养的重视，西方对于党员、官员的要求只是法律的底线要求而已。
二是制度在中国传统中具有可变化性，从而保持了高度弹性与适用性。所谓“礼，时为大”，
《周易》讲与时偕行、随时变易，与西方的制度神话、宪政神话不同，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包括宪法也是甚为紧要的。
三是西方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中国则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大国政治不仅追求大，还要同时追求“可长可久之道”。大与久合在一起，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这是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道”之所在，也正是我们的新政治学所要追求的目标之所在。
五、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建立中国政治学：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政治文化建构
理解了政治作为实践知识的面向之后，接下来的急迫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现在的政治学理论没有办法有效解释我们自己的政治实践，是因为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的特殊经验。欧克肖特批评某个叫“代议制政府”的东西是一种适合任何社会的政治形式之说，认为代议制等种种制度离开它们的语境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代议制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推而广之，西方的制度离开其历史脉络而抽象地推广到中国也是要大大地打一个问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当中讨论政治制度设计、政治学建构，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基于中国的历史文明以及自身的政治实践来建立中国政治学，我认为有两部分重要内容要讨论：第一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第二是中国政治文化建构与政治家养成的问题。一个是硬性的制度问题，一个是软性的人本身的问题，二者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治法”与“治人”，政治的构成离不开软硬这两方面。建立中国政治学，不止是学科内部的问题，而且还关涉着我们今后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现在的这一代领导人还有红色记忆，未来三五十年的接班人则不然，如何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党的领导建立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同与自信，将会成为具有紧迫性的问题。
政治文化更是深层次地关涉着接班人的培养。政治文化的形成需要时日，而官员个人的政治伦理、政治能力的养成有赖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的浸润。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一套士大夫官僚政治制度，政治除了要有外在的制度安排，同时还要有内在的德性，即士大夫精神， 内外是统一的。今天同样如此，要真正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文化，党员干部的修身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同时，依然要对学科自我封闭的“封建化”加以警惕。套用海德格尔当年对于美学的严厉批评，政治学本身要意识到自身的限度，要有学科的自我节制，要充分意识到我们目前的政治学对于政治的理解还停留于浅层次，纯粹的政治学有其先天的限制。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建立中国政治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于政治学的自我节制，在二者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从而对于政治场域保持一种相对清明的认识状态。
有必要对中西政治学家与政治家的区别加以说明。西方近代像霍布斯、洛克这样的政治学家不在少数，但在中国传统中，不参与实际政治的纯粹政治学家相对比较少，更不是主流， 一般多出现在王朝崩溃尤其是易代之际。中国传统政治家与政治学家多是合一的，其政治学观点体现在其奏议以及经解、史论之中，完全不像现代分离出了政治学家与政治家。
为什么毛泽东当年在高校中废掉了政治学这门学科？毛泽东认为照搬自西方的政治学的东西反而会把我们自己搞乱了，这是政治家才有的敏锐，不是一般的纯粹政治学者所能深刻理解的。1977年恢复高考，高校学科正常化，政治学得到重建，但重建不应该是简单的翻烙饼。毛泽东当年废除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做法自然可议，但却不能轻忽他当年废除政治学时的问题意识，不然又得一次次重来，这里最需要黑格尔意义上的正–反–合。
六、结语
政治作为实践知识，是对于当下复杂政治形势的回应，包括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党政干部讲话经常是一上来就分析国内与国际形势、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这不是套话，而是深得政治之要义，反而是书本政治学教出来的政治学者把这一要义忘记了。对于政治学者来说，要有自我约束，“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政治学者要知道自己对于政治的了解不深、不透。如何能进入政治实践的第一线并在实践中深刻理解政治，就成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西方有旋转门，而中国没有，但中国有西方没有的挂职制度以及非常完备的各级、各部门的党校。所以一方面是学者到政府部门、国企等挂职，另一方面是一些政治经验丰富又好学深思的官员可以到高校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短期教课，尤其是充分利用在党校培训的时间。党校学习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一年。这期间可以搭建学者、学生与官员的交流平台，教学相长，也同时刺激官员与学者的深度思考，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打破自欺欺人的书本政治学。
责任编辑：陈鑫
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19春季刊专题（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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