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国家治理道路中的嵌入
作者简介
张劲松，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重要的政治学名词镶嵌在了一起，中国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掀起了研究热潮。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推进了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中国人对“国家”的认知，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基本观念；“治理”“现代化”则是两个典型的源自西方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中国治理国家的政治站位，要解释和指导如此复杂的正步入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走什么样道路的细枝末节问题，还需要借鉴人类世界各种已有且已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近百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从未间断，各种成果纷呈，其中不乏研究中国国家治理道路问题的精彩理论和方法，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是针对中国问题而发的，正好契合了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需要，这是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嵌入中国国家治理过程的时代背景。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优秀成果，嵌入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来，具有现实意义。
一、嵌入背景：助力国家治理的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追溯
“国家治理”中指称的“国家”一般来说是指与封建时代有所区别的“现代国家”，而“治理”一词则完全是一个现当代名词。中国在2000 多年封建史中所指称的“国家”与“现代国家”有较大的区别，封建时代的国家管理经验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国家”建设指导作用有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是当下中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政治站位。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决定了不排除借鉴西方国家有益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
1. 追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家后的“大脱嵌”及再嵌入
在中国封建社会，天子统治的范围称为“天下”，诸侯统治的范围称“国”，卿大夫统治范围称“家”，而以“国家”一词统称“天下”“国”“家”。自秦统一以来，始皇帝将其统治范围称天下，变称国家。这个意义上的天下或国家，不同于有领土领空领海等范畴的现代国家，它指的是凡兵力所及的地方都可以视为中国领土。中国历朝历代武力不同，国家版图范围也就有较大区别；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也没有主权的概念，皇帝与诸侯所统治的区域都可以称国家，但不承认其他民族有同等的最高权力，即不承认存在着其他民族的国家存在。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至清代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其他国家打破，被迫与其他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此时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有与中国处于平等地位的政治单位(国家)，清政府不再以天下自称，而以“国家”自称。至此，中文“国家”才具有了现代意义。中国被西方发达国家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国家”阶段。
传统中国国家管理方式与现代国家的管理(治理)手段区别很大，在封建中国，“受到分封的诸侯与卿大夫对自己的封地有绝对的自主权，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诸侯国和采邑之间又是独立的，相互不隶属，各有各的特色。从士、大夫、公卿到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层网络，有一套严密而复杂的周礼来维系”。在这种家国体系下，政治生活的关系，多为相对的、情景化的私人伦理关系，而不是刚性的政治契约关系，“各种宗法家族的人情原则深刻地镶嵌到国家的法律政治领域，以礼入法，以礼规范法，政治亦高度伦理化、私人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礼法一体和私性政治传统，弥漫至今，经久不衰”。以礼制管理(统治) 国家是传统中国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手段，现代国家管理的最重要手段是“治理”，它与统治不同。治理源自西方，非出自本土。
“现代国家”及其“治理”均首发于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国家后，传统中国的国家管理经验，在许多方面无法指导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应然选择。“现代国家”是在16、17 世纪欧洲国家摆脱中世纪封建制度及宗教控制后首先形成，然后在全世界发展开来。现代国家由传统国家蜕变而成，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它发生在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业化发展及宗教革命使个人、法律和国家逐渐从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离出来，并宣称“上帝死了”，社会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这就是“大脱嵌”的本质。中国在西方“现代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于清末完成“大脱嵌”，清末民国期间，个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开始被认知，并进而摆脱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成为具有独立性的个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共产党人推翻了传统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既受传统中国统治方式影响，也学习了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中国社会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再嵌入”过程，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嵌入中国国家治理，推动了中国社会再嵌入国家治理过程。
2.补充：有益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必须做到的政治站位。除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外，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国家治理也有一定的作用，被广泛借鉴，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微末性补充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宏大叙事。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指导，恩格斯指出: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是常用手段，国家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中国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用阶段斗争方式来治理国家已不适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治理转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时，宏大叙事式地讲“暴力革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主要矛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要注重人民在现代国家中的主体力量。单个的人及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就选择了社会或某个乡村中的人作为对象，进而揭示中国发展的规律。如杜赞奇研究中国国家竭尽全力加深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实现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从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着手的。他通过运用“赢利型经纪人”现象来描述“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 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 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杜赞奇以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权内卷化的细节描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国家政权力量是如何渗透到乡村社会的。也有其他一些海外中国研究者运用相似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微末问题做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运用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为补充，深入到中国乡村和城市社区做“田野”或实证研究，脚踏实地研究中国问题，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经验。
第二，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定量化补充了中国传统思维中最熟练的定性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定性方法占据重要地位，抑或说中国人较为擅长定性分析方法，能宏观准确地把握事物性质。这种方法也有其不足，易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甚至不愿花时间了解细节。与之相反，西方理论和方法论非常重视定量研究。海外中国研究的许多学者就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常常让擅长定性分析的中国人“脑洞”大开。比如，美国学者冯珠娣教授著《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作者就城市日常生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以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为例，评论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最基层民众的“食”与“色”，让人们反思我们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及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同样，美国学者杨美惠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中，也运用了大量田野调研的数据材料，解读中国的“关系学”，从而得出一个宏大的结论：“在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了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而主宰和统率了整个社会秩序。”海外中国研究的定量化方法给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手段，有效地弥补了中国人的研究过于重视定性的不足，使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第三，海外中国研究者研究选取的“犄角旮旯性”补充了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过度“高屋建瓴”。中国人在学习上，尤其是政治学习上，倾向于“高屋建瓴”。海外中国研究，往往“不让小壤”，一些被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丢弃的“犄角旮旯”问题被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拾起，如日本学者佐藤仁史通过研究江苏吴江地区的民俗，要“阐明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共同性”，尤其是基层社会的“互助性”；另一日本学者森正夫则选择了研究江南三角洲市镇，得出的结论是“江南三角洲之所以从明清时期直到近代，乃至今天都能保持这种先进性，正是由于市镇及市镇网络的存在”。即便是海外中国研究大家费正清研究中国大历史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在叙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也会选择“犄角旮旯性”的问题，从小处着眼，得出大历史的大结论。费正清写中国大历史，却“集中笔墨于中外关系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这种方法填补了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过于空泛的“国家治理”概念，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切实发生的事件，让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独特的见解，并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海外学者所做的“犄角旮旯性”问题的研究对国家治理理论与方法的补充作用不可小觑。
二、嵌入前提：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国家治理道路的契合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之所以也能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补充，是因为这些理论与方法正好契合了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市场、公众之间的共治关系。
1.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同当代中国政府现代化的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重点是指政府走向现代化。
中国政府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获得的理论支持首先源自传统中国政治统治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大多被认为是封建思想而被“革命”掉了。有些理论与方法是延续了传统文明的政府仍然要延续使用的，国家治理手段和方法无法避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应全盘抛弃传统文化。当然，甄别传统文化的精髓，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会莫衷一是，陷入无尽的争论中。所以一些睿智的行政领导人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常为“统治”)方法往往以“实用”为原则。
当代中国，直接指导政府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马克思主义源于100多年前的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不可能事事都有预见并给予明确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必然。中国人习惯于大的理论创新源自“上面”，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源自基层最“下面”的国家治理活动太复杂，底层创新十分必要。但创新是要承担风险的，不是所有的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都愿意承担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创新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就显露出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了。例如，海外中国研究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费正清研究中国史基于“中国人更注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具有强烈的意识，通过历史来观察中国人就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他们”。他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位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魏斐德研究“中华帝国的衰落”，他自称有别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方法，侧重于社会的内在发展，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外因对内因的影响，得出结论：“中国确实对欧洲的挑战做出了应对，但其对这一外界刺激的反应，极大地改变了已经开始独立演变的社会内部力量。随着过去的权贵让位于新兴的阶层，相互适应变成相互冲突，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土崩瓦解。”中国人从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了很大亮点，现代化源于西方，经历了高度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的西方人，在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政府现代化的过程中，认识到经历了君主制和传统文化的消散，中国经受住了传统文化崩溃，并试图建立一个源于欧洲、名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文化，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体的革命斗争则没有间断过，政府行政建设更处于不断变革中，政府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兴力量的兴起，不断推动中国政府现代化建设。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政府变迁理论，正好契合了中国政府现代化改革实践。对于政府改革及政府治理手段和方法，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
2.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契合
传统中国的国家管理手段称为“统治”，现代国家才有“治理”。治理侧重于政府管理对象的参与，更体现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性，恰恰是传统中国所缺乏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平等”“对话”“互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传统国家统治中缺少的。当“国家治理”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处理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基本理念时，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采用何种方式方法问题，中国学者直接采取了借鉴的方式，有时直接“拿来”。
欧美国家秉承了古希腊城邦的多中心政权权力的政治传统，他们十分重视社会自治。注重社会自治与分权思维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在看待问题时，往往会重点关注中国底层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所以，像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就把眼光盯着乡村社会的乡绅自治，他认为“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的‘自我管理’的局面”。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主要由乡绅自治，“绅士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社会中的富豪”。他认为绅士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着平衡的作用：“封建王权强盛之时，绅士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但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绅士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及自身的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现代中国的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社会组织(都为自治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中国统治的传统注重自上而下的“统治”，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关注底层社会，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于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成果，恰好契合了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需要，成为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协调关系、互动合作的重要参考。
3.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同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契合
受苏联经济理论的影响，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照搬了“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模式，搞起了计划经济。当中国在1992 年确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之后，共产党人对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缺少经验。此时，海外中国研究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论述正好契合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为什么在1400 年至1980 年期间衰颓低迷的中国，却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重振声威？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后战乱纷起、经济残破的欧洲，却成为近代经济的诞生之地？这是今天的经济史研究所面临的两个首要问题。”海外中国研究者王国斌、罗森塔尔研究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是：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是促成“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中国那样一个庞大而又稳定的帝国，是其上千年繁荣和强盛的根源。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处处可以看到，政府为了维持这个帝国的长治久安，想方设法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一个大的统一的中国，它的政府需要与经济保持密切关系，它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存在于国家( 政府) 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
4.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同当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契合
汉名将霍去病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话激励了历代中国人。潜藏在这句话里的中国哲理是中华民族尚“国先家后”，正是这种伦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以国家为“大”，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即便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的“人民”也是一个集体名词，个人的作用往往退居其次。西方人的政治传统与中国有较大的区别，有时其政治伦理与我们甚至是反向的，比如西方国家更重视分权，更重视社会与个人的自治。两种不同政治伦理，产生于不同的政治土壤，各有优劣，各得其所。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现代化浪潮下，四处奔波，求生创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如何充分发挥个体的力量，如何保护个体的权益，成为中国人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们把眼光放在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上，吸取其精华。
研究的主题上至治国的贤人，有的海外中国研究得出一个与西方选举政治不同的观点：贤能政治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辨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如果领导人表现良好，人们就会支持他。”海外中国研究的中肯分析，得到了中国人的肯定。
研究的主题下至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的海外中国研究者有着非常睿智的认知。他们认识到，中国工人和农民虽然被誉为国家的主人，但中国国家与其“主人”的关系，也不同于欧美国家，“到了改革时期，部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重结果轻过程’的不成文契约——政府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政府也提倡社区与个人的自治，但这种国家(政府)与个人关系以及个人权益的保护，基于个人对国家的认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于民众认同其是中国文明和文明国家的代表与化身，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国民众的眼中的政府合法性会与众不同”。
三、中国道路：海外中国研究理论和方法嵌入中国国家治理路径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学术界进一步解读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当中国国家治理步入现代化轨道时，可以借鉴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嵌入改革实践中去。
1.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嵌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就连从事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认同现代化模式绝非一种，事实上是多种多样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已见证了全新现代性的出现，它们从西方吸取经验，但获得成功最终靠的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以之作为基础进行建设并对其进行转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政府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作为中国政治体制中重要环节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能照搬西方体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中国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齐头并进，大多数中国人讲不明白这两者关系，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却对此做了深入的剖析。
共产党人坚持的德治，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此，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我们有着较大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识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政府统治虽然也重视法律，但更重视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治天下，即常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政府官僚来源主要依靠科举，而科举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其中不含专业的法学著作。而通过科举入仕的文人充任地方长官后，大多需要“升堂”判案执法，“法官”不懂“法”是常规，其统治主要依赖的是儒家的“礼”。这就是封建中国的“德治”。
儒家以“礼”为中心的“德治”具体是如何保证政权的运转呢? 台湾学者黄仁宇赴美学习，运用西方人视角分析了万历十五年间封建中国在皇帝多年不上朝期间政府是如何运转的，其结论是封建中国统治的主要手段是礼制。他认为：“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和谐。”德治传统一直渗透进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干部的选拔更是重视干部的“道德”，贤能政治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政府治理道路以选举民主为核心，中国人并不否认选择民主的重要性，但中国坚持把选举民主与中国的德治组合，最终中国人选择的领导干部并不比西方国家的差，相对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重视德治的选贤制度。
当代中国把法治作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与全世界做法相同的法治之路在中国已经开启。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之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体。中国人借鉴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其前提是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国人的政府治理不定于一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运用于行政体制改革，海外中国的研究也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来嵌入中国实践中。
2.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嵌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海外中国研究者孔诰烽认为，“中国模式”建立在国家主动干预下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这种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更进步和更高级的替代形式，“‘中国模式’被称赞为能够更有效地处理经济危机，并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及经济基础，中国所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也是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往往不同于中国国内学者，中国人习惯于宏大叙事，从总体上定性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这种总体思维观的确非常有效且实用，能让人们确信共产党的长远目标一定能实现。多个五年计划的完美落实，的确也给了中国人走自己的经济道路的自信心。
但对如何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走市场经济道路，大多数人心里不踏实。此时，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往往能给中国人一个全新的视角。如王国斌、罗森塔尔的研究表明：“中国在长期的和平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直到1750 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大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那么不干预经济的原因及结果如何呢？最终又是如何使经济体制步入现代化道路呢？
韦伯、杜赞奇等人的研究回答了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管理的对象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他们运用了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公共财政理论。封建社会中，中国官吏从政府获得薪酬，但实际上得到政府薪俸的只有一小部分担任管辖工作的官员。实际上，“薪俸往往只是他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官吏既无法赖其薪俸生活，也无法靠薪俸支付其义务内的行政开销”。政府财政无力承担起官吏的薪俸，更遑论用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放任态度。政府最大的“公共”支出，除了国防，就是赈灾。官吏收入的不足，则靠向中央(下级官吏则向州省政府)上缴一定的租税额，而他们自己则从实际征收中截留一部分来支付财政经费，也有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收入。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官吏除了保国家(天下)稳定不出乱子之外，无所作为，尤其是对经济发展无所作为。杜赞奇延续了这个思路，进一步分析了清王朝早期康乾盛世时，仍然沿用这种政府统治方式，但自鸦片战争后政府需要大量赔款，清王朝不得不向农民征收更多的税赋，清王朝的政权开始向下移，赢利型经纪人出现，乡村社会内卷化，王朝灭亡成为必然。
那么共产党人的公共财政问题是如何操作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30 年，共产党人基本上没有使用公共财政理论来治理国家，主要采取城乡二元分治，乡村支持城市，资源(财政收入)向城市及大工业基地流动，且基本上是单向流动，此时财政的公共性体现不出来。改革开放后的30 年，共产党人引入了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理念，城乡开始综合治理，政府开始用公共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海外中国研究者观察中国政府干预(中国学者称宏观调控)，研究极为精辟，他们认为，“北京政府针对2008 年财政危机的刺激方案，是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无论如何都无法企及的。中国的财政政策既包括中央层面的拨款，也包括各省的具体财政目标，因此许多细节上的问题是交给各省灵活处理的”。他们还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不仅提供一半以上的财政刺激经费，还亲自制定和监督许多有助于缓解财政危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这种政府推动下的市场经济。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开阔视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非常有益，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确也嵌入和引入了海外中国研究相关的成果。
3. 海外中国研究理论与方法嵌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
规范社会权力运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是双向的，既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指导，也离不开社会组织及公众的互动与支持。
马克斯·韦伯对封建社会的中国政府在乡村社会的无为而治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村落划分为100 ～ 500 人的若干居住区，除了这些管理人之外，还有村落的‘缙绅’——氏族的长老和读书人等名义上领有酬劳者——参与庙宇的管理。行政当局并不认可社团或社团代理的合法性，只承认这些缙绅是村落的代表者。而缙绅则以‘庙宇’的名义行事，至于‘庙宇’则通过他们为村落缔结契约。”这就是海外中国研究者一而再地重点研究的“乡绅自治”，海外中国研究者对其熟悉的西方自治传统极为推崇，因此分析中国乡村自治时，最为得心应手。正因如此，中国人在研究乡村自治时，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就具有了较大的启发意义。在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不断借鉴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将其理论和方法嵌入到中国乡村治理中。
海外中国研究还注意到未来的数十年内，中国将继续表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属性，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将仍然处于发展中，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会那么顺利。马丁·雅克认为，“现代性与农村的相对落后相互融合、相互作用，这种二元的状态将引发众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相当一部分地区实际上仍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现代化不可能也不能够忽视的事实”。中国的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体制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让中国人不迷信于中国即将完成现代化的“自信”。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道路仍很长。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嵌入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有助于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的认知保持客观。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将影响全世界，也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这是不会改变的。海外中国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非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可比。”
责任编辑：王智睿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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