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摘要

本文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历史社会学这一学科存在一些常见的理解上的误区。文章旨在说明，历史社会学不只研究久远的过去，不一定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其目的不是弘扬民族文化，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分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围绕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果展开，而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进行结合从而获得更为优化的经验叙事方法则是历史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

赵鼎新，浙江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

一、问题

就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来说，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发展要比政治学快很多，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却比较窄，或者说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层、市场转型、网络关系、贫富差距、群体性事件等几个议题上，并且不少研究结果与现实相比差距较大。比如，国内不少社会学家用基尼指数来测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他们的结论也差不多，简单讲就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许多拉美国家相似，大大超过印度等国家，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不知我们的学者是否想过，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没有拉美或者印度意义上的贫民窟？为什么中国现在连讨饭的都快“失业”了，但是基尼指数比中国低得多的印度的城市中则到处可见贫民窟并且要饭的处处可见？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基尼指数也许不是测量贫富差距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记得笔者在国内刚开始推广历史社会学的时候，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国内还很少有人涉及这一领域。但是历史社会学最近在国内成了显学，这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和中国社会上的其他类似现象一样，当一样东西突然热了起来后，一哄而上的现象就在所难免。当前国内到处有人在大谈历史社会学，并且一下子就涌现出许多“历史社会学家”，但是不少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都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因此，本文想就“什么是历史社会学”这一问题展开一些讨论。本文中的不少观点笔者在《社会学评论》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有所表述，本文的后半部分与那篇文章中的内容会有所交叠，但是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想谈两件事情：什么不是历史社会学？以及什么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

二、什么不是历史社会学？

国内有不少学者不能把历史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加以清楚区分，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都是发生在久远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因为仍然可以通过采访或者抽样调查等方法来获取材料，大家一般不会把这样的研究称为历史社会学研究。这就导致不少人带着保守的情怀，钻进了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却认为自己是在做历史社会学研究。

因为不能对历史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第二个倾向，或者说有学者会误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其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也就是原始文本，因为第一手资料真实。这一观点有两个误区。第一，第一手资料并不见得就一定更真实。世界上所有的传世资料都是被高度“污染”过的。哪些材料留下，哪些材料没有留下，留下的材料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给我们的，无不深深地烙有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学者以及其他材料生产者的印记。比如古代妇女史研究，相比于其他方面的材料来说，历史给我们没留多少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妇女在古代生活中不重要，而是她们很难进入传世记录。第二，历史社会学的重心在寻求历史中规律的部分。历史社会学家当然必须对他们所用的材料以及材料的质量和背景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但是他们的研究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材料，的确不是关键。早期的历史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历史社会学家，比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斯考切波（Skocpol）、蒂利（Tilly）、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都很少用第一手材料。最近几十年来，历史社会学家，包括笔者自己，都开始用第一手材料。但这是专业化过程的表现，而不是说历史社会学就必须要用第一手材料来做研究。笔者甚至认为，过度强调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社会学发展应该来说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迫使我们缩小自己的视野导致我们变得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比如，孙砚菲教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共比较了23个古代欧亚大陆上的帝国对于国教以外宗教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而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的准确性，都需要通过大范围的比较才能得出。对于这类研究来说，强行要求用第一手材料就等于把这类研究拒绝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之外，因为对于这样的研究来说掌握第一手资料就必须懂得欧亚大陆几十种古代语言，谁有这本事？这就使我们失去了在一个更大的宏观比较视野下总结历史规律的机会。

目前国内推崇历史社会学背后的第三个倾向就是误认为历史社会学是一门能弘扬中华民族文明和历史的学问。必须首先说明，建立民族自信心是一件好事。相比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人对西方可以说是顶礼膜拜。有位笔者认识的美国教授曾说，80年代他还年轻，是一个在复旦大学进修的研究生。有一次，他跑去上海的人民广场。结果就发生了一件让当时的他感觉十分良好的事情，他到了人民广场不久，广场上就有人喊道：“来来来，你是美国人，你给我们出出主意，你们美国人肯定知道中国应该怎么发展。”于是就有人给他递上一条长凳，他往凳子上一站，看着人山人海的听众，感觉大好，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现在并不缺乏民族自信，但是历史社会学和国故以及建立民族自信一点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一门学问，虽然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第四，历史社会学也不简单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大家知道，社会学的分支有好几十种，很难数清，比如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社会学，应有尽有。每一个分支可以说都研究某一类特殊的社会现象。于是，一般人会认为历史社会学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一门用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历史现象的学问。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国内，即使是在美国也是如此。你如果去问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甚至是历史社会学家，他们绝大多数也会以为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他们都是有误的。对于这一点，笔者需要做一些说明。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生，问他是靠什么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上学的。你能得到相当多的答案，但是我们却能从这些答案中总结出两个叙事类型。其一是“我”能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因为“我”父母在“我”的教育方面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投资，其二是“我”能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使得“我”在进入某一阶段后开始认真读书，因此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以上的两类叙事中，第一类就是所谓的结构／机制叙事（即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后果），第二类则是时间序列叙事（即对某一事件做出大事表并且找出对某一特殊社会后果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到数个关键转折点）。如果说结构／机制叙事是社会学的基础，时间序列叙事则构成了历史学的逻辑基础。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很熟悉，并且知道党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取得政权。对此，我们也能见到两种叙事方式。第一种就是结构／机制叙事。其核心逻辑可以抽象地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当时中国的一些特殊社会结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说都是社会学分析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也许都记得，它告诉了我们，20世纪20年代末的军阀混战这个特殊的结构如何给了共产党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党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叙事方式，那就是一个由大事记贯穿起来的叙事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四一二”政变、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五次围剿、长征、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三大战役，等等。在党史的叙事中，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通常都被认为是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性转折点。

党史也好，世界史也好，个人的成长也好，甚至马路上小贩吵架也好，人类对任何一个案例的叙事和分析都不得不基于两个最为基本的逻辑：结构／机制逻辑和时间序列逻辑。结构逻辑在学科专业化之后成了社会学的核心逻辑基础，而时间逻辑则在学科专业化之后发展成了历史学的核心逻辑。也可以这么说：历史学就是一个以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为基础的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种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学科。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特定案例来说，结构叙事和时间序列叙事所表述的其实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比如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能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上学既可能有家庭、学区等结构性的原因，也同时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一问题，其背后当然有许多结构性原因，但是如果日本人在占领东北之后不再咄咄逼人，如果“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都没有发生，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所以转折点事件也的确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常人的逻辑下，这两类叙事并不冲突。但是在学科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这两类叙事就分家了，形成了相互交往很少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许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在于在哲学、方法论和经验层面探讨时间序列叙事和结构叙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追求这两个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换一句话说，即使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同样可以采取历史社会学视角。

三、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

当前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尚处于比较发散的初级阶段，与之相随的是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有高度的多元性。但是在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nation state）。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韦伯对基督新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的分析，其实都是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近代历史社会学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布罗代尔的三卷本巨著，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主义国家的起源》，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曼的多卷巨著《社会权力的起源》，以及霍尔的《权力和自由》，其实也都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在进行。笔者的《儒法国家：一个中国历史的新理论》虽然从西周和春秋战国开始讲起，但是它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笔者从西周和春秋战国开始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形态，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各种证据和有力的分析来表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和制度在西周已经有雏形了，到战国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差不多定型成了所谓的“儒法国家”。之后中国虽然有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最终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儒法国家”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一个发达的官僚体制、君主和文官的紧密联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认同、对外族的巨大同化压力，以及在商人地位低下这一事实下产生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些特征给了中国一个很强的韧劲，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中国完全没有可能朝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下面笔者再举另外一些例子，这些研究似乎与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关系不大，但是实际上联系却十分紧密。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各主要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走出的三条不同道路（即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及走上这些道路的原因。伟大的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虽然研究的是农民革命，但是其核心问题却是现代化给传统农业国家带来的三大灾害性后果：文化危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请过来做演讲的米格代尔（Joel Migdal）他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很著名。米格代尔为什么对弱国家感兴趣？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构和传统认同感建构方面与西方国家和传统文明国家地区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这就使得这些地区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有很大的滞后，而这一滞后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国家力量微弱，完全无法领导各自的国家朝着成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会成为历史社会学在实质上的唯一问题意识？原因其实很简单：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几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现实。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任何重大的社会现实，包括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人均寿命的大幅度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严在多个面向上的提高、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民主化、妇女地位的上升等均可以说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所面临的另一类现实，或者说是一些负面的和对人类生存具有严重挑战性的现实，比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危机、族群清洗、世界大战、全权国家、毒品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恐怖主义等，也都可以说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后果。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最不可逆或者说最具有后果性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成了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经验议题和哲学问题。凡是试图对这两个相关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后果做出分析的学者实际上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问题。

四、美国的“第三代”历史社会学研究

近年来有美国学者提出“第三代历史社会学”这一概念，笔者个人认为这是美国历史社会学走向了误区的表现。在方法论上推崇所谓的第三代历史社会学的学者其实是在走弯路，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政治正确议题导向、视角前定、不懂权力、不懂机制。

第三代历史社会学家一般会对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议题和视角更感兴趣。他们批判老一辈的历史社会学家采取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他们鼓吹以边缘（而非中心），以生物（而非人类），乃至以地球外（而非地球）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似乎他们知道植物、动物和“地球外”是怎么“看”问题的）。这些研究新议题和新视角除了炒作之外，其内容却既贫乏又偏颇。笔者并不是说在“第三代历史社会学”这一帽子下的研究都没有意义，而是说，在这一视角下，大量研究者都不会从社会行动者手中有着多大的资源和权力，以及这些行动者的行动又借助什么样的机制和受到什么样的机制的局限等视角出发来研究历史。以下举一个例子。

传统的研究美帝国和英帝国的学者往往会强调美国和英国国内的政治，或者一些最为主要的殖民地的政治（比如印度政治）对美国或者英帝国政治的影响，但是现在却有学者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小国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和英帝国政治，似乎就是想强调这些地方的政治产生了某种蝴蝶效应，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和英国的本土政治。这位学者还提出了如下观点：美国警察在20世纪初迈入了军事化（指的是组织模式、管理和训练方式以及对待社会抗争所采取的手段）是因为一位美国驻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军官退伍后进入了伯克利警察局，并且把军队的一套带入了美国警察系统。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难道没有想过：当时的美国只有伯克利警察局聘用退伍军人吗？警察在20世纪的军事化发展不但发生在伯克利和美国，而且发生在整个世界。难道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一个驻扎在菲律宾的军官退役所致吗？讲难听点，这类“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观点就是投机取巧，而讲得好听点就是研究者对于社会行动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和性质完全没有考量。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些在美、英帝国统治地区中的人口构成、经济和地缘政治中都处于非常次要位置的殖民地对于美国和英国的本土政治到底会有多大影响？一些处于帝国边缘的行动者的手中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和资源？这些问题完全不在这些研究者的考量范围。

五、历史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方法论问题

（一）  单因还是多因，以及因子之间的关系

这个议题的核心就是历史发展是由单个因子还是多个因子来决定的。19世纪的不少社会学家都认为历史的背后有一种最为重要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竞争（斯宾塞），可以是经济和物质生产（马克思），也可以是政治和战争等因素。这里不是说强调单因子历史观的学者会完全忽视其他因子的作用，但是这些学者一般会认为其他因子都具有从属性。比如，对于一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对于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阶级性的强弱在历史上是一个变量，可强也可弱。并且，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有着很大的自主性的时候，统治者在面对危机时甚至会牺牲某些处于精英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而做出重大的变革。但是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学者自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很难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力量、将国家精英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来分析问题。比如，多年前有两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军人物[一位名叫普兰查斯（Nicos Polantzas），一位名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有一场著名的辩论。辩论的核心就是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自主性。普兰查斯当时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被反复引用的句子“in the final instance”，意思就是国家虽然有很大的自主性，但它最终还是为某一特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如果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你是个韦伯主义者（Weberian），那么你就会认为此类辩论意义不大，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由多因子决定的。

韦伯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伯的不少工作都是在和马克思进行对话。韦伯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多个因素推动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力量。在这个基础上，曼又加了军事力量。比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宗教教义反映的是某种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并且他会相信，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走向消亡。但是对于一个韦伯主义者来说，宗教既麻醉了平民百姓，也建构了国家精英和宗教精英之间的关系并形塑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宗教的教义虽然反映了其起源时代的某种社会结构（不见得仅仅是经济结构），但是围绕着某一宗教所形成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教义和制度性特征（比如基督教的零和扩张特征），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就能随便做出变化的。简单讲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与形成时代的基督教在不少方面仍然保留着很大相近性，并且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比如佛教）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最后，宗教也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亡，因为高度丰富的物质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条件：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死亡之后生命意义的追求。

但是同样是多因论学者，他们对不同因子的重要性的理解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我们看韦伯的著作，我们会觉得在他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宗教）力量总是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去看蒂利的作品我们会发觉他强调了经济、军事和政治（国家）这二个力量的作用，而基本不谈意识形态（宗教）力量的作用。如果我们看曼的著作我们会看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军事力量在他的分析中都有重要性，并且它们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给定的时空中会有较为稳定的形态，但是这些形态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如果读者仔细读笔者的著作你们可能会发觉笔者的分析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给定的时空中会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随着时代改变的可改变性。但是笔者的分析同时也强调了形塑历史进程最为重要的力量是意识形态（软实力）和政治（硬实力）这两个力量的组合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最近著作的书名是《儒法国家》。

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超过他很不容易。最初笔者在他的理论中找出些毛病，但是都是些对他的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影响的问题（比如曼过度强调了国家渗透力硬件，而忽视了国家渗透力软件的作用）。在一本伟大的著作里面找一些误区和缺点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形成明显的超越。就笔者本人来说，直到多年后才在曼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与曼理论有明显不同的历史变迁理论体系，它与曼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1）把竞争（而不是曼所强调的社会权力的各种功能）引入了历史变迁理论的核心；（2）把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方法和韦伯的理想型方法结合了起来，使韦伯的理想型方法不再局限于社会解读，并且同时救活了被广泛认为已经是死去了的笛卡尔方法；（3）从理想状态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宗教）理论和军事力量出发来演绎每一个理想状态社会力量背后所蕴藏着的各种结构性机制，并且得出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性质及其组合方式是形塑历史形态最为重要的因素；（4）强调各种因子的重要性以及组合方式还受到 “道家循环时间”的调节，即对于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这一步，笔者才敢说自己也许超越了曼。当然也许根本就没有超越，而是走向了某一误区。这也是有可能的。

像蒂利和曼这样的学者的知识面和学术能力都是很难超越的。笔者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与他们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笔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有自己的特色，那是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笔者越来越有意识地在发掘着自己眼睛的特色：我极不自信，但是它给了我一双高度反思的眼睛。我经常憎恨自己，但这种不自信给了我一双冷峻的眼睛。我对自己的秉性恨而无奈，但是它给了我对于人类生存条件的理解和一双高度同情的眼睛。我经历过困苦和动荡的年代，并且16岁就从上海到宁夏“上山下乡”近八年之久，但这给了我一双社会阅历丰富、具有中国人智慧的眼睛。我眼睛的有些特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来的一批没有经过重大磨难的西方学者——即使有蒂利和曼的聪慧，很难获得的。

青年时，笔者学了大量的能让自己通过各种 “客观”方式获得可靠证据的手段，并且希望这些手段能帮助自己来展示，或者至少是部分地展示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但是，随着智慧和阅历的增加，笔者越来越清楚，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始终只是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而大量的材料和各种高超的方法既能帮助我们来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也会像迎面扑来的沙尘暴蒙住我们的眼睛。这并不是说笔者对真实不再有追求。相反，这里是说只有反复拷问自己眼睛的弱点和挖掘它的优点、看问题的出发点以及背后的无意识成分、自己的习惯性忽略，以及自己的希望和关怀背后隐藏着的平庸，我们才能够更敏锐地把握现实。对于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他青年时期做学问靠的应该是“理”，而学有所成之后要有进一步飞跃靠的就必须是“心”。笔者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断进步的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拷问和反思自己眼睛的特色和弱点。不断训练改造自己的眼睛，磨锐自己的眼睛，严酷地对待自己的眼睛，以及不断加深理解自己眼睛的特点，包括弱点。

（二）结构叙事还是时间叙事，以及时间的结构

与历史发展的单个因子决定还是多个因子决定这一议题相关的就是结构叙事和时间序列叙事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单因子决定论者，你就必然会发掘该因子背后的结构和机制逻辑，并且着迷于从这些逻辑出发，通过演绎来总结历史规律和分析历史形态。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多因子决定论者，认为每个因子都包含着不同的结构和机制逻辑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人们的行动，因此这些结构／机制性逻辑在理论上来讲就会产生无数种组合，给了历史几乎是无限的多样性。这时候你就会轻视逻辑演绎，重视经验归纳。你甚至会认为每一个因果规律都是特殊的因果规律，而每一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如果一个学者持有这样的观念的话，该学者就会避免结构／机制叙事，而侧重时间序列叙事。

更一般地讲，历史学家按时间序列叙事讲故事，社会学家追寻着结构／机制叙事找规律，而历史社会学的真谛就在于对这两种叙事进行整合。问题是怎么整合？就笔者来说，关键在于理解时间的结构。在这里不会对这一议题进行全面展开因为笔者在《社会学评论》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里会对历史社会科学中几种常见的对结构和时间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及其每一个方式的得失做一个简略的总结。

第一，只有结构没有时间的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在比较政治学中也比较常见。采取横向比较研究的学者一般会找几个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历史阶段的案例进行比较，其目的是寻找造成案例之间某些差异或相似的结构性原因。他们的问题可以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英国走向了民主、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发生了革命？”“为什么在十八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对于采取这类研究方法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除了那些能用于解释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外，不同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响，相对来说都只是一些非关键性的差别。在西方历史社会学中，这类叙事产生了众多名著，但是因为这类研究不能在方法论层面上解决以下两个问题而饱受诟病：其一，社会科学的案例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作者不愿看到却不能控制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案例之间某些差异的结构因素和机制不见得就是造成那些差异的真正原因。其二，此类研究注重结构因素，忽略行动者的策略和误判，以及重大转折点性事件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所研究案例之间产生的差异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很难被对个案有深度了解的历史学家所接受。

第二，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叙事。这类学者们的目的往往是想指出某些历史上的文化和制度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指出时间过程中不变的一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制度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这一问题因此在西方广受关注，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学者就是裴宜理和白鲁恂。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的政治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从逻辑和方法上来说，文化论面临着三个问题。其一，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有着内容丰富多样的文化剧目，但是行动者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很少能穷尽所有的文化剧目。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某些行动者采用了这些文化剧目，而不是另外一些文化剧目？其二，古代和今天肯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之处中，哪些来自文化传承？哪些是因为人类处理此类事务的方法手段本来就不多？或者说，与古代的相似并不是来自文化传承，而是别有原因。其三，如果某种文化行为的确来自传承，那么这一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文化不是基因。一旦失去了制度载体，任何一种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都会衰退甚至消亡。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何等强势？然而当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科举制和宗族制度被废除和瓦解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就会大大削弱。

第三，循环时间下的叙事。循环史观是在犹太教兴起之前每个文明都产生过的一种古老时间观。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古代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呈现着循环性。在西方历史上，循环时间叙事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西方人一旦处于悲观，循环时间叙事就会回潮。比较典型的有尼采的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做类比的文明兴衰论。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比如，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控制力会随着一个国家承平日久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特钦等从伟大的伊斯兰教学者、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观点出发，提出前现代帝国势力消长受到两个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一个国家精英的凝聚力会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增强，凝聚力大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然而承平日久又会导致该国家精英凝聚力的降低和国家力量的衰败，并被一个凝聚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所取代，如此以往则形成周期。二是人口和政治周期，即人口增长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争，战争导致人口下降带来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又带来了人口增长。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以及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理论也有一定的循环史观的意味。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旦去掉进步史观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循环理论。在各种叙事中，循环时间叙事问题比较小。可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历史循环原因都很单一机械，认为各种历史“循环”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固定的原因。其实，历史发展既不构成固定的原因造就的机械性循环发展，也不构成没有变化的重复性循环。

第四，进步（终极）时间下的叙事。进步时间叙事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史观。比如，奥古斯丁在圣经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论，认为历史会经过相应于上帝创世纪的六个发展阶段，而后终结于被上帝救赎的第七阶段。启蒙运动前后，欧洲的思想家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不但认为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有能力通过理性来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宗教在启蒙时代经常会被等同于“落后”，但是圣经史观却在启蒙时代以世俗进步史观的形式得到了光大。各种世俗进步史观中，比较著名的有科学主义进步史观、自由主义进步史观、黑格尔进步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史观、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等。进步史观同时还继承了圣经史观中的阶段论，比如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康德把历史分为野蛮、迷信和理性时期；孔德把人类的理性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阶段；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

进步时间叙事往往会有较大的危害。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它给了强者在蹂躏和欺负弱者时的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2）它是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他群体不尊重行为的源头。（3）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会对时间有一个明确的或隐蔽的道德假设，即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美好的未来。他们的研究目的则是为了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然而，这类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的误解。（4）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发的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的话，那苏联的肃反和红色高棉大屠杀则是庸俗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进步史观虽然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历史学界不再流行，但是它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并且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五，多元时间观指导下的叙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开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多种议题的研究。多元史观逐渐在西方变成主流。多元史观内部门派林立，但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多元史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持多元史观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往往会强调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元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多元史观引导了历史学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多元时间叙事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虽然历史没有什么终极目标，但并不是没有规律可言。

六、总结

历史社会学在当前中国成了显学，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件幸事。但是任何事物在发展初期都必然会产生鱼龙混杂的局面，本文因此想做出一些澄清。本文指出，我们在发展历史社会学的时候必须牢牢把握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最为根本的本质：它不是一门专门研究长远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学问，不是一门必须依靠第一手资料才能做研究的学问，不是一门能给我们保守的内心提供一个安身之处的学问。此外，历史社会学也不单单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一个旨在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之间获得一个较好的平衡的、特殊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体系。最后，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历史社会学的议题很多，但是其核心问题却集中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及其后果这一根本点上，而其他问题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从属性。

责任编辑：赵思方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期

相关阅读：经典与前沿|历史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