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安全、文化反冲与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
作者简介
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
译者：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
仇外民粹主义威权运动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非常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在解释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出现的这类逆全球化和逆现代化的政治思潮与运动时，本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即生存安全感与文化反冲。作者指出，发达国家存在的实际收入下降与不平等加剧现象，加上大规模移民的涌入，使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生存不安全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反冲叠加，导致仇外民粹主义威权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愈演愈烈。
一、引言：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威权主义反弹
生存是人类最底线的生活目标，它会支配人们的整个生活策略。40多年前，《静悄悄的革命》认为，把生存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会使人们对新思想更加开放，对外部族群更加宽容。它会为新的行为规范开辟道路，这些规范事关性取向以及民主制度等一切方面。不安全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会鼓励威权主义反弹（authoritarian reflex），即人们倾向于紧跟在强有力的领导人后面，群体内部高度团结，人们严格遵守群体规范，并拒绝外来者加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人民经历了和平、空前的繁荣和先进的福利制度，生存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得到保障。这种空前高水平的生存安全，导致了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以前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相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既不墨守成规，也不专断，他们倾向于强调言论自由、民主化、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对同性恋、残疾人和外国人的宽容。
不安全感则有相反的效果。在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地方，人们仅仅生活在温饱线上。一旦物资极度匮乏，仇外就是必然的现象，如当一个部落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刚好只够维持它的生存而另一个部落企图进入时，就会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不安全感刺激了排外的威权主义反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所有收益几乎只惠及占人口10%的最富裕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经历着实际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的急剧降低。与此同时，大规模移民的涌入也助长了仇外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s）的兴起，如英国脱欧运动、法国国民联盟和特朗普执政。这引发了两个问题：“（1）在高收入国家，是什么促使民众支持仇外运动？（2）为什么现在这些国家投票赞成仇外政策的人比几十年前要高得多？”本文对这两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
首先，对仇外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运动的支持是出于对文化变革的强烈反抗。年轻的后物质主义出生群（birth cohorts）从一开始就支持环保主义政党，年长、生存安全感相对较低的出生群则支持仇外威权主义政党，这是一场持久的代际价值冲突。当然，除人口的代际更替外，在过去30年中，强烈的周期效应（period effects）也一直在强化对仇外政党的支持。这种周期效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大部分人口的实际收入和工作机会得不到保障，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
其次，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只能解释个人会支持仇外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而生存安全感的下降才能够解释现在对仇外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力度为什么反而比30年前更大。
在某种程度上，后物质主义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从一开始，激进文化变革的出现就引起了年长人群和生存安全感较低阶层的反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熟悉的那些价值观正面临被侵蚀的危险。因此，伊格纳齐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描述为“静悄悄的反革命”。物质主义者对这些文化变革的反应导致了这样的仇外政党的出现，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致力于再分配政策向工人阶级倾斜的左翼政党也因此被削弱了。此外，后物质主义者提出的非经济问题掩盖了经济问题上经典的左、右之争，使人们不再关注再分配问题，而是转向关注文化，从而进一步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铺平了道路。
二、仇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兴起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促发了对倡导和平、环境保护、人权、民主化和两性平等运动的支持。首先表现在1968年前后高收入国家的政治上。二战后出生的那代人长大成人并开启了学生抗议的时代。随着人口中更年轻一代替代上一代，这种文化变迁改变了后工业社会。
《静悄悄的革命》曾预言，随着后物质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将把新的非经济问题带入政治中，并因此减少社会阶级冲突。后物质主义者集中在生存安全得到更多保障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阶层，他们倾向于社会变革。因此，尽管传统上保守主义政党的支持更多地来自生存安全更有保障的阶层，但今天生存更安全的后物质主义者倾向于支持主张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政党。
（一）文化反冲
从一开始，文化变革就引发了那些年长且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人群以及认为熟悉的家庭价值观受到侵蚀威胁的人们的文化反冲。20多年前，我描述了这一现象如何刺激了对仇外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并且呈现了一幅与今天也有密切关联的画面：“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维度已经成为西欧政治极化新的轴心和基础。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出现了环保主义政党，对这些政党的支持主要来自后物质主义选民。当我们从物质主义者转向后物质主义者时，那些有意愿投票给本国环保主义政党的人口百分比急剧上升……纯粹的后物质主义者投票给环保主义政党的概率是纯粹物质主义者的5到12倍。”
德国绿党与共和党处于一个新的政治维度的两极。共和党人没有称自己为反环境党，绿党也没有称自己为亲移民党，但它们在这些议题以及其他关键问题上提倡相反的政策。一极反映了《静悄悄的革命》所描述的那种动态，另一极则反映了鼓励或支持仇外威权政党的威权主义反弹。
如图1所示，老牌政党排列在传统中轴的左、右两边，它们形成于社会阶层冲突主导的政治分裂时代。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绿党是左翼，但它实际上处在一个新的维度上。传统上，左翼建立在工人阶级选民的基础上，强调收入再分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左翼政党主要对中产阶级选民有吸引力，对传统左翼政党的议题并不感兴趣。后物质主义者强烈支持对政治和文化进行重大变革，但这些变革将传统的左翼工人阶级选民排除在外，从而刺激了排外的威权主义政党的崛起。同样，虽然很多著名学者把后一类政党称为极端右翼或激进右翼，但事实上他们更像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种解上的混乱，因为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更多地得到从社会繁荣中获利更多的阶层的支持，这些阶层将减税和放松政府监管放在首位；民粹主义政党则主要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获得支持，其主要动机是排外和拒绝快速的文化变革。
图1中的纵轴反映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仇外威权主义价值观之间的两极分化。在这个新的政治轴心的两个极点，即对民族多样性和性别平等的开放与包容，而在相反的另一极强调的是独裁和仇外。
20世纪90年代，在五个先进工业国家，70%的纯粹物质主义者支持一种内向的平权政策，即“当工作机会不足时，雇主应优先考虑（自己的国民）而不是移民”。在纯粹的后物质主义者中，只有25%的人赞成优先考虑土生土长的国民。同样，在回答他们“是否希望和移民或外国工人成为邻居”这一问题时，物质主义者支持“不希望和外国人成为邻居”的概率是后物质主义者的6倍。
这类新的政治维度也出现在其他许多国家，包括法国、丹麦、瑞典、瑞士、荷兰、意大利和奥地利。新型政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本国制度约束下如何巧妙地增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两党制往往容易扼杀新型政党；但是，2016年，在实行两党制的美国仍然爆发了新的政治运动，引发了两大政党内部的重大变动，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因为得到年长、生存安全感不太高的选民支持，桑德斯获得民主党提名则是因为得到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的支持。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当前的仇外威权主义势力比30年前更加强大？
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反对激励了民粹主义政党的产生，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十年前即已如此。新情况是这些政党曾经是一种边缘的政治现象，但今天它们有可能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执掌政权。
我们认为，支持这些政党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与后物质主义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兴起相关的文化变革的反冲，而不是基于经济因素。支持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是普遍的焦虑、广泛的文化变革和大量涌入的外国移民正在侵蚀人们从小就已熟知的生活方式。人们通常称那些仇外政党为激进的右翼政党，但这些政党的共同议题是反对移民和文化变革。事实上，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些政党应该被称为反移民党而不是激进的右翼政党，因为反移民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其他的学者也建议称它们为传统威权民族主义政党。我更喜欢它们“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标签。本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赫伯特·基茨凯尔特的结论是，“应该怀疑地看待这样一种观点，即激进右翼纯粹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代表的是城市内部低技能和低素质工人之间新的‘社会分裂’，或者说它们的崛起可以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归因于欧洲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就业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另一位著名学者穆德也不认同将这些政党的崛起归于纯粹经济原因。
事实上，收入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在预测支持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投票情况方面毫无说服力。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结果显示，那些关心经济问题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投了希拉里的票，那些将移民当成大问题的人则投了特朗普的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人们对他的支持仍然主要建立在代际文化分歧的基础上，文化因素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因素。2017年3月，在不到30岁的美国公众中，只有20%的人对特朗普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在65岁及以上的公众中，这一比例则高达52%。年长人群支持特朗普的概率是年轻群体的2倍多。收入在预测对特朗普的支持方面的作用也非常微弱。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支持特朗普的概率仅略低于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人，支持意愿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图呈现为曲线图。
对覆盖32个国家的欧洲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威权政党最强大的支持力量来自小业主，而不是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被测试的5个经济变量中，只有一个“就业状况”是支持仇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重要预测因素。但是，测试其他4个文化因素如反移民态度和威权价值观时，结果显示这些因素都不是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难以预测对民粹威权主义政党的具体支持状况。对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支持人群主要有以下特征：年长、受教育程度较低、男性、有宗教信仰或少数族裔，这些族群都秉持传统文化价值观。年长选民比年轻选民更有可能支持这些威权主义政党，尽管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另外，尽管女性的工作报酬往往较低，但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威权政党。
对仇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支持主要来自年龄较大、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选民。30年前，德国共和党与法国国民联盟的规模还相对较小。在2017年的全国选举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上升到13%，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2017年，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成为法国总统两大热门候选人之一。
对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出生群分析，追踪了西欧六个国家公众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分析了1970—2009年间几乎每年进行的调查，采访了数十万名受访者。图2显示了分析结果的简化模型。年轻的出生群就比年长的出生群实质上更具后物质主义倾向，而且他们至今仍然如此。出生群分析显示，近40年来，新的出生群仍然像开始时一样是后物质主义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加物质主义，很显然周期效应没有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是代际人口更替带来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大而长期的转变。但是，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强劲周期效应也得到了明显的证据支持。1970—1980年间，为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人们整体上都变得更加物质主义；但是，随着随后的经济复苏，那些早期的后物质主义者又恢复了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每一个时间点上，年轻人都比年长者（他们倾向于支持仇外政党）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化（如倾向于支持绿党）。但在任何时候，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可能使所有人群变得更加物质主义且更有可能支持仇外政党；反之，当经济状况好转时，人们会变得更少物质主义，且不明显倾向于支持仇外政党。
排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获得的选票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与年龄紧密相关，年长的选民总是比年轻的选民更有可能投票给这些政党，这反映了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明显存在的持久的代际差异模式。正常情况下，这种代际差异模式会显示对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投票逐渐减少，因为在成年人口中，年轻的、不那么仇外的出生群逐渐取代了年长的出生群。但我们发现，相反，在过去30年里，仇外政党的选票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周期效应的存在——强大到足以抵消代际人口更替的效应。是什么在推动这种强大的周期效应呢？
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实际收入下降和经济不平等加剧，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强调了这一点。这一解释得到大量证据支撑，即经济不安全会诱发仇外心理。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经济因素并不是人们投票给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主要预测因素；很多经验性的证据已经证明，给威权政党的投票动机远远超乎经济因素。即使不断上升的经济不安全并非给民粹主义威权政党投票的直接原因，但强调其重要性的学者们并没有错，经济因素在因果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解释对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支持比30年前更为强大有力的原因。
推动转向投票支持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第二个长期因素同样明显，即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数量空前之高。大量移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瑞典、丹麦、德国和荷兰等一些生存安全感最高和（直到最近）最宽容的国家现在都有强大的仇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因为它们一直是移民的最大目的地，即富裕的国家，且有对难民和移民（直到最近）相对友好的社会福利网络。事实上，北欧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尽管意大利或希腊可能是移民进入欧盟的途经地，但移民很少愿意滞留在那里。
综上所述，高收入国家的大多数人在近30年经历了实际收入下降、就业保障减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经济恶化的情况，引发了越来越明显的生存不安全感，这是在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其他地方，不安全感会引发与群体内一致性和排外心理相关的威权主义反弹。
2005年，当丹麦一家期刊登载了描绘穆罕默德的漫画而招致丹麦领事馆被烧毁、民众愤怒地要求立法禁止穆斯林被亵渎优先于言论自由时，丹麦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即使在2005—2006年漫画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也没有出现文化反冲。但在2007—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文化反冲出现了。2004年，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公然反对穆斯林的丹麦人民党只赢得7%的选票;2014年，它却赢得了27%的选票，成为丹麦第一大党。可见，文化反冲而非经济上的匮乏才是人们投票支持丹麦人民党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经济上日益不安全的状况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投票给人民党。
总之，文化反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们会投票支持仇外政党的原因。在高收入国家，在任何时候，年轻的后物质主义选民支持仇外政党的概率都比物质主义者小得多。根据出生群效应，人们对仇外政党的支持应当随新生世代的加入而逐渐减弱。但事实是，周期效应也同时在起作用。比如，近几十年来的实际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剧，加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产生了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长期周期效应。因此，尽管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投票的近因是文化反冲，但这种高水平的支持率主要反映了许多研究者所强调的经济安全感下降、经济不平等加剧和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经济因素不能解释个人会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但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如今对民粹主义的投票支持比过去更加强有力。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美国这个经历了经济衰退的国家，人们的投票转向的力度最大——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尽管从投票者个人角度看，他们投票给特朗普主要是基于文化反冲。
（二）普遍的仇外排外情绪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论证过的一样，对两性平等和同性恋态度友好的高收入国家对移民并不宽容，这是为什么？
与其他方面的代际变迁一样，仇外心理表现出出生群效应和周期效应，对外国人态度的发展模式却与其不同。这一态度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量移民和难民的影响。这是在媒体大量报道恐怖袭击（通常是外国人发起的）时发生的，传达出外国人是危险的看法。尽管大众传媒并没有故意传播外国人的负面形象，但它们对恐怖主义的广泛报道产生了这种效果。
女性解放和同性恋者是存在的事实，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经由大规模移民的报道，外国人在社会中变得格外地显眼。从1970年到2015年，美国拉美裔人口从5%上升到20%以上。1970年瑞典几乎没有外来移民，现在却有16%的外来移民；在瑞士，外国出生人口占比已经超过28%。2013年，20%的德国人口有移民背景。大量外表明显不同的陌生人涌入往往会引发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反弹，这种反弹可能是从人类史前狩猎采集阶段进化而来的，当时的这种意识与生存息息相关。这种反弹至今仍然存在。快速的文化变革加上大规模的移民，往往使年长人群感到他们不再生活在自己成长的那个国家里，使他们有背井离乡之感，从而唤起他们对承诺停止移民的排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支持。
基于移民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周期效应并没有消除发达社会中不同出生群之间的差异，较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往往是后物质主义者）与其他人口相比，支持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许多来自较年轻出生群的人在生存安全得以保障的多种族环境下长大，对多样性带来的威胁感受比年长人群要小得多。事实上，在所有高收入国家，年轻人的仇外心理明显低于年长人群。因此，尽管经济和人身安全感的下降会激励人们越来越多地支持仇外威权主义，但与年龄相关的文化差异仍然是预测谁会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较为有力的因素。
（三）从阶级政治到价值政治的转变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选民主要支持左翼政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选民则支持经济政策上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右翼政党。左翼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福利国家规模的影响，推动了再分配和收入平等；而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左翼政党，则致力于争取更大的经济平等。
然而，随着20世纪晚期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日益崇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人们越来越重视非经济问题，再加上大量来自低收入国家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移民潮，使得许多工人阶级为了捍卫传统价值观而出现过激反应，即全面转向右倾。
传统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消失，但它们的相对显著性下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西方政党的竞选纲领中，非经济问题变得比经济问题更为突出。
此外，后物质主义问题的兴起逐渐抵消了基于阶级政治的两极分化。支持左翼政党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产阶级，而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已经转向右翼政党。因此，如图3所示，基于社会阶层的投票率在明显下降。如果75%的工人阶级投票给左翼政党，意味着只有25%的中产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那么基于阶层的投票指数就为50。这是1948年瑞典选民的基本阶层结构。到了2008年，瑞典基于阶层的投票指数已降至24；但相对来说，这还算比较高的。在法国和德国，基于社会阶层的投票指数从大约30下降到了5；在美国，降至零甚至更低。与阶级和收入相比，文化问题成为更强的政治偏好指标。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显示出的社会阶层投票指数是负数，白人工薪阶层选民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选民们已经从基于阶级阶层的两极分化转向基于价值的两极分化，曾经基于经济再分配问题的联盟就这样瓦解了。
三、实际收入下降与经济不平等加剧
在过去的40年里，许多高收入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的实际收入和生存保障一直在下降。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曾有所缓解；但自1970年以来，正如皮凯蒂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不平等现象却开始急剧恶化。举一个例子，1915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18%。20世纪30到70年代，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曾下降到了10%以下。但是，到2007年，这一比例飙升到了24%。美国的情况远非独一无二。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除了一个国家外，其他所有成员国1980年至2009年间的税前收入和转移支付方面的不平等都在显著加剧。
（一）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基础
经过对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5个国家后，发现它们的收入比例都呈现出U型格局，但仍然存在着某种反映该国政治制度的显著跨国差异，因为经济不平等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瑞典的特点格外突出，尽管它在20世纪初的不平等程度大大高于美国，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不平等程度已经低于其他4个国家，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美国2010年收入最高的前1/10的人的收入几乎占了总收入的一半，而在瑞典却只占其中的28%。瑞典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民党人引进的先进福利国家文化似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相反，由里根和撒切尔领导的新保守主义政权削弱了工会的势力，并大幅放松国家监管，他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遗产：这些国家的保守派以近乎宗教的热情寻求削减政府开支，致使美国现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英国的程度稍轻）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英美两国最近表现出高度发达社会中强烈的仇外反应，导致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退出欧盟，这似乎不仅仅是巧合。
经济上的平等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政治权力平衡，这种平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在工业社会初期，工人阶级会受到剥削，但当他们在工会和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时，他们得以选出重新分配收入、管制金融和工业的政府，并建立福利国家。二战后收入差距在日益缩小。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已经减少到只占劳动力的小部分，其政治影响力也被削弱。里根、撒切尔时代，政府对经济的再分配和监管更加弱化；知识社会的兴起会建立一种以“赢家通吃”为特征的经济，经济收益将主要流向收入最高的阶层。
（二）经济不平等的大象曲线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发现不平等加剧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特征，这取决于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这是一条非常不平衡的轨迹，他将其描述为“大象曲线”。这条曲线显示了1988年至2008年全世界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1/10（曲线左端的大象尾巴）取得了中等程度的进步，实际收入增加了15%。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实际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长。最大的收益属于接近大家身体顶点的40%的人口（主要生活在中国、印度、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在这20年的实际收入增长了8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最低点1/10的人口（主要生活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高收入社会）从一个更高的基数开始，但他们的收入在这20年中没有任何的增长，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实际收入还在下降。这与里根—撒切尔变革期间推动放松管制、降低税收和更多地依赖市场的政客们所期望的完全相反。
近几十年来的赢家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而输家几乎全是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但迄今为止，最大的绝对收益来自大象鼻子顶端的全球最富裕的前1%的人——高收入国家的富人——他们从高收入开始，还持续地取得巨大的收益，从而急速地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
虽然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在增加。因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创造了对大量产业工人的需求，增强了工人们的集体谈判能力。而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自动化取代人类劳动以及工会组织的力量被削弱，首先被削弱的是产业工人在就业市场的集体谈判能力；作为后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会削弱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的集体谈判能力。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安全
高收入国家正进入知识社会的高级阶段——人工智能社会，这往往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人工智能社会，计算机有可能取代任何人的工作，从而有可能挤占所有的劳动机会，将经济收益直接输送到掌握最高知识产品的阶层。因此，我们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自动化带来的，建立边境墙和贸易壁垒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可能会把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在过去20年里取得重大经济增长的事实归功于某种随机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影响到高收入国家。但更有可能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与高收入国家的对比，反映出这两类国家正处于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前者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个阶段，普通人的集体谈判能力比知识经济时代强。高收入国家则正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在知识经济社会，就业机会根据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就业市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此外，随着这些国家成为人工智能社会，几乎所有人的工作都可能自动化，任由控制那些人工智能技术大公司的人摆布，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有可能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有一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加剧并不重要。只要随着整个经济的增长，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富有，我们不应该关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但并不是每个人会越来越富有。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而最低生活标准却在上升。在19世纪，有足够的食物算是生活条件很好，“每口锅里一只鸡”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后来，“每个车库一台车”的口号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如今，在高收入国家，拥有一辆汽车和足够的食物是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部分，但工人阶级的就业前景并不稳定，他们意识到上层阶级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收益，他们感到被经济增长的好处拒之门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相对地位的下降，而这种意识正在塑造他们看待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2000年，33%的美国公众称自己为“工人阶级”；到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8%。
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过去认为，即使对高收入者征收非常高的税，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大幅改变现状。这不再是事实。不平等现象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到2007年，前1%的富裕人口的家庭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24%。2011年，前1%的富裕家庭控制了美国40%的财富。2014年，华尔街发放的奖金约相当于那些只拿联邦最低标准工资的全职美国人总收入的2倍。2015年，25名对冲基金经理的薪酬超过了美国所有幼儿园教师的工资。20世纪初以来，现代化带来的预期寿命的提高似乎是自然规律。但2000年以后，美国中年非拉美裔白人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下降。这一下降集中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主要归因于吸毒、酗酒和自杀。这是令人严重不安的迹象。在知识经济社会，经济增长不再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预期寿命。
四、威权民粹主义的消减
有赖于新的政治动员文化反冲解释了支持仇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理由，而经济不平等能够回答近30年来仇外政党日益变得强大的原因。事实上，发达工业国家存在的实际收入下降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正在造就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经济上的不平等反映的是精英和大众之间政治力量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现代化造成的。早期的工业化带来了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低工资、长工作时间和对工会的压制。但最终，认知动员实现了精英和大众政治技能的平衡，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城市化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工人们被集中在工厂劳动，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同时，大众文化的普及使他们接触到了国家政治，工人得以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行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会赢得了组织权，使工人能够集体谈判并赢得了选举权，左翼政党得以动员工人。这些新动员起来的选民最终选出了实行累进税制、社会保险和广泛福利等再分配政策的政府，导致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不平等现象得以缓解。
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强调再分配政策的左翼势力强大的政党存在的时候。在当前条件下，富人能够凭借增加财富集中度的方式来影响与制定政府政策。2012年，美国公众发现亿万富翁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税率低于他的秘书。在2016年，尽管人们一再要求亿万富翁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公布自己的所得税申报表，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使人们普遍留下一个印象，即特朗普没有缴纳自己应缴的税额。加伦斯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忠实地服务于该国最富裕的10%的公民的偏好，“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似乎对政府采取或不采取某项政策基本上没有影响”。
随着政客和公司纷纷削减医疗、收入保障和退休养老金，美国公众曾经的保护网正在瓦解。在美国，金融机构会雇佣2到3名说客去游说每一位国会议员，主要是为了劝阻他们对银行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因此，国会总是勉为其难地对银行进行监管，即使在金融部门监管不力、导致了一场使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和住房的经济大衰退之后。这表明金融机构在国会议员身上的投资正在得到回报。
斯蒂格利茨对此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极富有的少数人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正利用这些影响力制定政策，有系统地增加财富的集中度，破坏经济增长，减少对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海克和皮尔逊也认为，美国的“赢家通吃”政治是建立在大企业和保守主义政治家之间的联盟基础上的，他们将富人的税收从1970年的75%削减到2004年的35%以下，并大幅放松了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这确实是导致贫富不均最直接的原因。随着工会组织被削弱、全球化和经济的“赢家通吃”趋势，美国政治家采取片面的只有利于少数精英的政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50年前，资本家和保守主义政治家可能和今天一样贪婪和聪明，但他们受到强大的工会和左翼政党联盟的限制，这些政党能够牵制富人的力量，并制定再分配政策。工人阶级政党的衰落和“赢家通吃”社会的崛起破坏了这种政治结盟，事实上，所有高度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都在加剧。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已经引起强烈的政治不满。正如我今后要继续研究的那样，随着这些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成熟阶段——人工智能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因此，人工智能时代呼唤新的政治动员与新的政治联盟。
责任编辑：潘铁水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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