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病毒该叫「X国病毒」？| 圆桌论坛第0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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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四十六期——

有没有一种病毒该叫「X国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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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发布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继而疫情席卷全国，严重影响了国内正常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秩序。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卫健委于1月3日发布《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1月12日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正式将病毒称作新型冠状病毒。随着疫情的扩大，波及的范围以及造成的感染人数与日俱增，逐步引发世界重视。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冠病毒命名为“SARS-CoV-2”，同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然而部分人士以及机构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者“武汉病毒”。3月12日，赵立坚发布推特对美提出质疑：“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Twitter上第一次使用Chinese Virus的表述。3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连发两条微博，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某些台湾政客也称新冠肺炎为“中国武汉肺炎”。有的网民认为这种表述会导致对中国的地域歧视，也有的网民认为“地域+疾病”的命名方式仅仅是为了简便，不带有种族和地域歧视的色彩。本期圆桌论坛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1.“地域+疾病”的命名方式合理吗，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2.“武汉肺炎”“中国病毒”式表述从何而起，它是否与政治挂钩？

3.“中国病毒”之类的表述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嘉宾介绍

主持人：

阙天舒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教授

参与嘉宾：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贾沛韬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研究员

李政华

吉林大学

政治学理论

博士研究生

观点阐述

李政华

“武汉病毒”不符合科学的病毒命名规则

 “中国病毒”或者“武汉病毒”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首先，当前已有医学界研究表明，病毒的来源属于大自然，其性质也并非人造病毒；其次，疫情虽然首先出现于武汉，但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中国病毒”或者“武汉病毒”也并不符合科学的病毒命名规则与方式，病毒应是依据其所属病毒种类、病毒家族及其自身病毒变种三方面进行科学命名的。因此，应当向部分人士及机构对于这种病毒命名的方式进行理性的批判，这种具有“污名化”性质的命名是不合理的。

“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的表述具有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重大嫌疑，在政治上体现出部分种族主义的特性，这是非常不理智且危险的行为。病毒是不具有国家性质的，它如恐怖分子一样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这种行为对于病毒的预防、治疗及科学研究非但没有任何益处，同时造成了对于中国人以及亚裔人的歧视，因而是一种将问题指鹿为马，进而制造矛盾的非正当行径。

“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提法所传递的信息无非是整个疫情过程中的时刻性、地域性信息，其不具备科学的价值与医学研究的深意，只能是在政治上掀动起不必要的种族主义情绪，制造不必要的矛盾。相反，如果能够将目光转向于关注“中国方案”，参考借鉴“中国经验”，携手聚焦这场世界性的“战疫”科学研究进程，团结一致共铸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联手，互通配合，相信才能更快更稳地度过这场难关。

贾沛韬

以事实清晰和价值融贯重新看待“命名政治”

我的发言基于对事实和事态的持续观察，并从更根本的设问出发。

对事件的有效讨论和恰当评判有两个必要前提：

1. 就“事实”而言：忠于事实；

2. 就“价值”而言：保持融贯。

上述前提，界定的是底线标准。当前关于疫情的所有讨论，经不起它们的检验的，都是假争议（当然，探寻假争议的成因也是有趣的）。经得起它们的检验，才是通向真问题的第一步。

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关于新冠病毒及相应病症命名的时间线，并至少基于两个视角重新看待“命名”——包括正名与污名——背后的政治学：

其一，基于事实清晰和价值融贯的要求，如何划定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并借此评判中国科学家围绕“SARS-CoV-2”命名曾有的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官方与世卫组织之间的一致，还要看到中国官方与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科学家们曾有的分歧，以及分别与一致和分歧相应的现实影响。

其二，基于事实清晰和价值融贯的要求，如何理解身份歧视的实质，并借此评判地域与地域、人与人之间的排他性仇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要看到3月16日的特朗普，还要看到3月12日的赵立坚，以及进一步追究公开宣称的歧视和暗渡陈仓的歧视之间的共通之处。

曹东勃

污名化的“降维”作用

2016年以来，我们的世界显然加速进入了一个更趋自我孤立、自我疏离、自我隔绝的时代，全球化在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合围之下一路溃退，直至新冠肺炎疫情压上最新一根稻草。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我们越发看到这样一种悖论，各国之间越是自说自话而丧失尝试相互理解的意愿，越是在危机来临之际急于“甩锅”于他人，越是掩耳盗铃地自以为可以建构一种孤岛政治、地方性政治，其结果就越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是须臾不可无视和逃避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各国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现实。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世界，个别国家却依然想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过去，寄希望于以政治上的隔离配合经济上的“脱钩”，彻底终止生产的迂回化、供应的全球化和资源配置的既有体系。

污名化是一条快捷、恶毒而危险的应对策略，倾向于把复杂的技术问题“降维”成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站队，从而陷入“身份与暴力”的困境。对于中国来说，一是需要科学家本着科学理性精神，以事实做出有力回应，正如《求是》杂志撰文所指，“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二是需要在外交领域做好解疑释惑、增信释疑的基本工作，既要会讲中国故事，也要能讲清中国道理。三是需要配合疫情防控和全球援助布局，在关涉中国名誉尊严利益的问题上，直接而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挑战，坚决顶住和抵制污名化中国的一切不实之词，为疫情过后重启创痕累累的全球化进程并占据有利位置做好铺垫。

学术争鸣

一、科学与政治边界的划定

李政华

对于“中国病毒”或者“武汉病毒”这种命名方式，如何界定科学与政治的边界？ 

其实我的观点首先要强调的，是一种形式化的讨论原则。基于此，我首先要做的回应是，无论我们如何划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边界，都要注意始终保持融贯。不应一边要求他人以科学为纲，另一边自己却诉诸政治考量。

其次，并不是捍卫政客利益或者捍卫国家形象才算是诉诸政治。石正丽、高福等科学家的抗争文章，本身就是一半诉诸科学、一半诉诸政治的（而对他们的反驳其实也是如此）。当他们说SARS-CoV-2这一命名会对疫情爆发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时，这就是在努力捍卫国民利益和确保政治绩效。这一半内容更接近于一种政治考量，而不是一种科学考量。

再次，新冠疫情爆发首先是一项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一意义上，围绕新冠病毒和新冠病症展开的一切讨论，可能都无法逃脱“公共性”。

贾沛韬

曹东勃

我对于贾老师前提部分的讨论基本是认同的。但是否应把3月12日赵发言人的言论与污名化行为至少是效果对等起来？我觉得这两件事还是不同性质的事情，赵的言论似乎止于要求做出解释，而非直白的污名化或扣帽子。实际上力度上和性质上是不同的，只是效果上被放大了。

确实，赵并未直指新冠病毒为“美国病毒”。而且，我们甚至无法在赵的发言与特朗普的发言之间做出因果推断。

不过回到我的观点处，我借赵与特朗普两例，为的是尝试在“事实清晰和价值融贯”的基础上解释“地域与地域、人与人之间的排他性仇视”。当赵要求美国公开透明、同时背后又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撑时，他的言论似乎有某种针对不同问责对象的不融贯。

我的那一整段话，其实还要强调的是“公开宣称的歧视和暗渡陈仓的歧视之间的共通之处”。而污名与歧视的实质，是所有人、在范围各异的共同体中都该反思的人性共同之恶。想想我们最初如何对待武汉人，后来如何对待湖北人，再后来如何对待海外归侨——统统是隔离和隔绝。我们固然没有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或者“海外病毒”，但在一切排他性仇视中，我们其实把他们、把彼此都看成了病毒的潜在载体。譬如北京海淀区疾控中心的“六防”界定，要求人们在预防新冠肺炎时要做到“防老板”“防同事”“防朋友”“防亲戚”“防家人”“防邻居”，极好地反映了我们与疫情战斗过程中的“原子化”处境。在这样的处境中，在“防同事”“防朋友”“防家人”这样的话语中，敌人究竟是疾病还是病人，已经模糊难辨了。

贾沛韬

曹东勃

对于“武汉肺炎”这个说法，普通民众从无感到敏感，确实存在一个过程，大抵是抗疫第一阶段局限于中国战场的时候，是无感状态。但是当世界全部以此指责的时候，就觉得有异样的味道了。不过我相信在国内的最初阶段，国内民众的使用是下意识的，并不把这个当作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倾向于作为一种“约定俗成”。大家用“武汉肺炎”搜索自己的朋友圈，1月到2月上中旬左右世卫组织正式命名出来之前，肯定多少都有使用这个称呼的痕迹。我就看到不少朋友的状态感慨、或分享文章的标题，都使用过。我想这也反过来提示我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围绕命名的背后拉锯，学术与政治的纠缠究竟是怎样，我们看到的还不够多，也很难揣测。但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国内都已经出现民众的无意识称呼。就是中文语境中的“新冠肺炎”的命名，虽然比世卫组织早，但也耽搁了一些时间。

二、疫情中的公共性

阙天舒

关于这次疫情，民众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疫情防控的叙述和行动，这种公共性在疫情防控和日常政治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深挖的运行机制和可能影响?

对比十七年前的非典，那基本是Web1.0向Web2.0过渡的一个阶段，没有微信、只有短信，没有自媒体、只有纸媒+互联网（主要是BBS论坛），这样的传播模式和媒介生态，决定了信息获取的渠道是相对单一的，对权威信息的扰动、补充、修正都是几乎没有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十七年前很多人甚至没有感到对人身权利、自由的限制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横向的、即时的、及时的比较，信息互不相通，也便不觉得难，不觉得苦。这次不一样，媒介生态太多元了，每个人都是一个记录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城日记，记录的方式也极其简单，无论你的文笔如何，朋友圈发发状态、图片，你就能记录下你的2020，你也能看到他人的2020，你们之间还会产生共鸣，还会使各种情绪得到放大。未来的媒介生态还会继续进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十七年前，那是互联网时代的小国寡民阶段。政府未来的一切危机应对，都要在全民直播、全民监督中透明地完成，公权力必须很好约束自身，类似开公务车到红会仓库提取口罩这类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刺激民众的神经。各级政府部门做好准备了吗？

曹东勃

贾沛韬

民众（“民众”其实并非铁板一块，我倾向于称之为不同社会角色）自发的参与，以及相应形成的自发公共性，确实是此次疫情叙述和防控行动中令人感到有希望、有活力的积极现象。

总的来说，自发行动中的希望多于自发叙述中的希望。舆论场中常见的是价值观的冲突与撕裂，最后导致的结果多是观点相近的人抱团取暖，落入或强化了一种Cass Sunstein《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式的后果。这里为数不多的希望可能在于：1. 观察者能够在不同主体彼此攻讦、相互甩锅的叙事中打捞出一些他们各自不肯透露或竭力隐藏的真相。2. 在某些明显突破“共同的底线”的事情上，舆论（public opinion，“舆论”一词是蕴含着“公共性”的）还是能够表现出难得的团结，这也是通向反思与问责的希望所在。不过，我对于“全民直播”（类似于一种public gaze的概念）并不特别乐观，因为宣传机器是最擅长操作“后真相”的。

自发行动中的希望显而易见，但这种希望在疫情之后能否仍有其空间，我也并不乐观。在此我想直接引用一位朋友的总结：“只要稍微有点社会视角，就会知道除了医务人员显而易见的牺牲之外，在隔离时期使社会免于完全失控的未必是居家隔离的人们，而是三年前被「低端人口」这个词指代的快递员、清洁工这些让倾覆中的社会勉强运行的骨干”。在这一意义上，疫情下的公众参与、自发团结及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能否延续到“战后”年月，这是未来公共生活能否持续葆有活力的关键。

是的，城市停摆期间，也让人真切感受到那些平时被人们忽视的力量。

曹东勃

三、污名化与话语霸权

阙天舒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强调污名化的命名，其背后代表着怎样的话语霸权和政治考量? 比如从制度上否定对手的防疫措施和运行体制，制定强化隔离对手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阙老师在概念界定上捕捉到一个极为关键的要点：污名化意味着“从制度上否定对手的防疫措施和运行体制”。污名和仇视首先针对的是制度和体制，其次才延续到国家与国民。无论持何种评价性立场，这个事实界定都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前提。

贾沛韬

曹东勃

把一次疫情升级到国家间政治纠纷和相互指责的地步，起始时间点大约正好在中国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基本稳定和国际防控形势开始恶化、政府干预失败的交汇点。美国等国把视线转向命名之争，既是对中国基于阶段性的防控成就而主张的制度优势的否定，也是对其自身防控不力引起民众不满的一种转移。

关于政治考量方面，学界有这样的观点，即，“污名”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美国大选在即，这种污名化的命名方式，既是想要转移公众视角，也是想要鼓动选民情绪，试图以此塑造社会团结。更深一步讲，向国内民主党施压，证明其执政的合理性。另外，民族主义情绪也连结着他对于制造团结的考量。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目前是被多数理性主义者所诟病的。

李政华

四、污名化与形象塑造

李政华

当前特朗普及美国政客出于国内疫情形势以及某些政治因素的考量，宣称不再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提法，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此次“舆论之战”对于中国产生的污名化影响以及负面化形象的塑造问题。

疫情发展到全球层面后，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发出了对这一波全球化危机的忧虑。鉴于这次病毒蔓延之迅速，短期内疫苗很难研发出来，那么疫情防控期间在人员、货物乃至资金流动方面的各种限制就将持续下去，甚至使既有的国家间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断裂。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令人兴奋的是，这二十年确实抓住了很多机会，得到空前发展。令人感伤的是，2018年开始的贸易冲突到今年的这场疫情，都在不断敲响这一轮全球化的丧钟，也在不断提示我们中国人，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到期”了，要“展期”难度很大，相应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了。在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全球化退潮的最后时刻，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载入史册，决定了在未来的全球化新纪元（如果还有的话）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被人们所定位和接受。所以对于污名化，如果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那么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正名、去澄清，否则背着这口大锅，即便疫情终结后，进入新的阶段，日子也不好过，腰杆也挺不直的。

曹东勃

阙天舒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络民粹主义挟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思潮产生了较大的国际政治影响，这与我们国家提出的命运共同体背道而驰。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研判和应对境外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和舆论攻击，积极构建中国国际形象?

对于污名化这个事情，我们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的。第一，这毕竟首先应该是一个科学过程，应该由科学家来讨论和提出主要的意见。第二，这场战疫还远远没有结束，未来的演变轨迹很值得忧虑，我们因此也还远远未到把重要的精力放在口水战的时候。所以第一位的要务是把疫情防控的成果和向好态势巩固住，直到最后胜利。第三，无论是否发生污名化事件，其实都不能否认，我们在疫情应对初期，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确实存在很多短板，这些短板都要去补。

曹东勃

贾沛韬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关于科学性问题的担忧。1月3日，发生了一件就国际舆情而论对我们的国家形象极为不利的事。我不是指李文亮训诫，也不是指武汉迟至这一天才终于开始启动新冠肺炎（当时还叫“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我是在说卫健委当天下发的一份文件。此文件不予公开，标题是“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不过，借由黑龙江省卫健委的一份相关通知能够一窥端倪。（点击原文可以阅读通知）

由文件内容可以看出，“各类承担病原学检测或科研任务的机构所产生的信息”都被界定为“特殊公共资源”，而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对外发布的论文和成果都必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既关乎“公共性”的被垄断，又关乎科学性的不可实现了。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民族主义思潮过去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学界或政界产生影响，而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是我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上的重大理论贡献，它建立在包容差异的文化内涵基础之上。在意识形态渗透方面，相信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界人士都已抱有相当程度上的警觉，以及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有了深刻的认知，相对于舆论攻击来说，可以交给合理恰当的“商谈”与通行的科学解释。

李政华

主持人总结

阙天舒：

就外界的污名化或各种反华、仇华言辞而言，其内核都一样：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对外抹黑中国，对内推卸责任。

首先，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有其政治目的。美国政府和媒体热衷于拿病毒的“起源”问题做文章，将新冠肺炎与中国强行捆绑，已然突破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其政治考量是营造出中国在向全世界播撒病毒的假象，企图利用煽动矛盾与对立，掀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华、排华情绪，妖魔化中国在国际中的形象。

其次，体现出西方国家价值取向双标化，落入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陷阱，而不是做出一些积极行动去改变偏见和疫情。随着疫情在境外的蔓延与扩散，我国疫情初期暴露出的如信息瞒报、重视不足、医疗物资紧缺等问题，在西方各国也如数降临。即使是鼓吹“民主”与“人权”的西欧各国，也相继作出封城、限制出行等决定。为了掩盖自身问题、维护本国形象，境外媒体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价值取向的双重标准，政治正确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是更深层次的因素。

再次，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外界对中国的污名化是把疫情当作政治工具，不断制造舆论压力。特朗普和部分政客屡屡针对中国抗疫措施及政策，配合其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不断制造舆论热点，占据国际舆论格局。在美国国内，疫情已演变成党派政治斗争，特朗普政府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对外抹黑中国，对内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在欧美，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已经发生异化，对程序和形式的关注超越了对实体和内容的关注。在中国，我们更强调一种生命权，这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生命政治。

最后，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某种“政治团结”的方式回应外界的污名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应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推动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另一方面应积极向相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彰显大国作为，大力发展“口罩外交”“民间外交”“疫情外交”。同时，积极推荐国内有关实验室、科研机构成为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参比实验室，推动中国科研单位及人员深入参加相关国际科研合作，带头为全球疫情防治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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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负 责 人：苏瑞鑫

编     辑：戴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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