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认知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实验政治心理学研究

编者按

国歌乃国之重器，测量国歌如何影响国家认同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文章基于政治心理学实验方法开展了探索性研究，较好地验证并补充了国歌与爱国主义情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为未来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提供了借鉴。

作者简介

王海洲，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潘雯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基本象征，国歌被认为具有激发爱国主义情绪和认知、强化国家认同的作用，本文通过设计一场政治心理学实验对此进行验证。实验以国歌音乐情绪(热认知) 为自变量、国歌推理认知(冷认知) 为中介变量、国家认同为因变量，基于问卷和心理生理测评工具测量了31 名中国大学生。相关实验数据证明：第一，国歌与其他正性音乐相比，能够显著地诱发被试的情绪反应；第二，提高国歌推理认知水平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建构。同时，实验也发现了一种“反常”现象：被试的国歌推理认知水平和国家认同水平越高，其音乐情绪的波动越趋于平静。这一发现意味着，能够保持“平常心”的冷静听众或许是更加理性和真正的爱国者。可见，如何有效地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培养国歌的“倾听者”，是塑造国家的“倾心者”的关键所在。

一、引言

201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拉开了我国强化国歌教育的序幕: 2019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2020 年教育部印发《教育系统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工作方案》。这些重要文件都对国歌的宣传教育和奏唱活动提出了若干规定和要求。但与此同时，能够为中国的国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的相关研究却极为匮乏；关于国歌与国家认同之关系的实证分析更是付之阙如。同时，当前我国国歌教育实践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如香港地区在推行国歌教育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也突显出推进我国国歌研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此外，现代社会情境中的国歌能够在民族、种族、性别和文化等极为广泛的范畴中引发各类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各种认同之战中充当威力巨大的武器。这一在其他国家屡见不鲜的情形值得引起我国的重视。如2017 年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员所发起的“国歌抗议”活动，曾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美国社会的重大政治冲突，特朗普总统直接而频繁地介入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实践显示了，国歌实乃国之重器，需要精准把握和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和相应影响。

二、研究背景与政治现象学式的问题呈现

宽泛意义上的国民教育体系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会着力打造的一项基础工程，其基本内容之一是以国家认同建构为目标的爱国主义教育。由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等提供支撑的国家主权象征，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虽然不同国家各依其国情设计出了千差万别的主权象征，但其中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因能反映出“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而“至为重要”，成为现代国家所共有的标准“三件套”。国旗和国徽作为图像符号，主要诱发的是观众的视觉体验(空间感)。与之相比，由歌词和曲谱构成的国歌是语言符号和声音符号相交织的复合载体，能够以“充满韵律的音乐和生动象征有效地构造出一个有关国家团结的情感氛围”。在生理和心理意义上，国歌调动起了人们更具连续性的听觉体验(时间感)和更为丰富的知觉体验——主要由音乐情绪和认知推理构成。如何对这些复杂的体验进行精准的测量，是正确评估国歌之国家认同功效的肯綮。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对国歌如何影响国家认同感所知甚少”。

涉及国歌的文学作品和零散讨论无以计数，虽不乏感人之作和精妙之言，但毕竟目的不在于全面深入地分析或确证国歌的作用。更具针对性和理论性的国歌研究也数量颇丰，但大多聚焦于国歌本身的“历史实然”，即“歌”在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中如何负载了“国”的意义。伏维尔和小野寺史郎关于法国国歌和中华民国国歌的系统性研究便是个中典范。基于社会文化史、政治史和音乐史等角度的探索主要采用从国歌之历史地位去证明其功效或重要性的方法，特别是国歌的“歌词”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分析对象。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低估了国歌作为一种“歌”所诱发的听觉和知觉体验，并越发将“因国之名”当作国歌研究中的一个前置定见。换而言之，国歌“理所当然”地有助于构建国家认同，成为一项无需过多置喙的认识。

在舒茨看来，对“理所当然”提出质疑和检验是社会科学的“职责”。现象学正是一种专门用于检验的科学方法，它的某些经过调整的原则和手段也能够适用于政治学领域。根据作为方法论的现象学的基本洞见，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定见的“因国之名”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都属于国歌本质的干扰项，应该被暂时“悬搁”(终止判断) 留待验证，如此才能更为有效地对国歌进行“直观”。借用这种方法处理国歌，每个有着正常知觉系统的人都可以首先确认：国歌是一种具有特殊语词和旋律的“歌”，它以声音的形式刺激了我们个别性的听觉感觉(如音量的大小或节奏的快慢等)，并相继诱发了我们对国歌产生整体性的情绪知觉(如“激动的”或“平静的”)和认知知觉(如“喜爱”或“厌恶”)。所以，要验证“因国之名”这一定见在何种程度和方式上成立，首先必须从听众(包括歌者，下文略)个体的情绪认知和推理认知中获得相关证明。其次，我们还可以确认：国歌因其是“某国的歌”而成为特殊现象。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一种歌曲类型，国歌应该被更确切地描述为“对于某听众而言具有特定国家性的歌”。对于那些无法辨识出特定国家性的听众，如婴儿或外国人而言，国歌之“国”便有名无实。所以，国歌的国家认同构建功能也必然受到个体听众与具体国家之间的若干关系的影响，这些关系主要存在于不同时空尺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种环境之中。经过这种极简化的现象学直观，在对国歌之本质的朝向中，澄清两个与听众直接相关的基本问题具有首要性：第一，听众对“歌”有何感知，即其听觉反应表现为何种情绪状况；第二，听众对“国”有何理解，即其对国歌和国家具有怎样的认知状况。

近些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从听众角度出发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史莱特等人基于2016 年欧洲杯51 场比赛的相关数据，发现以更大激情唱国歌的球队失球较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促进集体认同的激情是后续行为的一个重要自变量。弗洛斯等人基于六个国家的相关信息指出，国歌与自杀率有着密切关系：高自杀率的国家通常国歌歌词相对消极，低自杀率的国家则相反。此项研究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验证了国歌与听众情绪之间的关联，并显示出国歌可能不只是简单地激发出令听众感到振奋的音乐情绪。在第二个问题方面，基尔波耳和博得纳曾以350 位以色列人为实验对象，发现国歌能够与其他国家象征一样唤起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而且不同的文化和年龄群体在听到共同的国歌时会产生相同的国家联想。温斯顿和威瑟斯彭则以92 位8 ～ 10 岁的英国儿童为样本，发现更年长的儿童在听国歌时能够被诱发更多关于国家的联想，从而推测国歌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作用是随年龄不断发展变化的。概而言之，国歌的相关实证研究基本上确定了国歌对听众的情绪具有明显的影响，并能够作用于听众的国家认同构建。但是，情绪作为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仅通过主观汇报的方法进行测试还远远不够，有待使用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测量工具。同时，在控制住情境因素和具有特定价值倾向的身份因素之后，听众个体性的国歌认知和国家认知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相关性，也有待进一步验证。这便是本实验设计所针对的两个主要问题。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前述国歌的实证研究多出自社会心理学家，基本采用源自泰弗尔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这些研究强调国歌诱发的情感和认知体验有助于听众形成或强化一种内群偏好，从而维持和巩固其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理论最主要的优势之一是解释群体冲突，就此而言，规模较小的、存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是其最为合适的研究对象。国歌主要旨在塑造民族国家这种超大规模的“想象的共同体”内部的统一身份，即国民群体。这一群体的社会属性非常模糊，成员们的社会身份和行为特质千差万别。要寻找他们在身份和行为方面的共同特征，就必须从国家的政治属性中寻找答案。简言之，与国家紧密相连的诸多政治概念，如主权、国籍、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等，才是国民群体的主要标识。对于个体来说，这些标识不仅存在于具有强烈政治性色彩的公法范畴中，还更为普遍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范畴中。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它作为一个术语最初被创制出来就是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家或民族的行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就此而言，个体获得国民身份的过程，就是其将国家的政治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前者便是国家认同的构建，后者则是政治社会化，即“个体获取、维持和改变政治文化的人生过程”。

国家认同也因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成为一种有别于社会认同的特殊现象。当然，社会认同所关切的社会文化或历史文化，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治生活。有些学者还将这些文化类型极有创见地用于国家认同的研究之中。如布迪厄使用了“习性”的概念，认为它是存在于阶层、阶级、民主和国家等各种大规模的共同体中的共同观念、理念和价值，构成了一套“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习性为国家认同提供了结构性的行为原则，国家认同则为习性提供了塑造的渠道和空间。哈布瓦赫用“集体记忆”来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群体的记忆问题，因为这一概念强调群体成员共享某些思维和行为特征，所以很容易将其推演到国家认同研究中。阿斯曼就据此阐发了文化记忆在形塑身份认同和民族一致性方面的作用。此外，霍尔在“表征”理论中强调国家认同中的各种符号系统的重要性，对于理解国家实体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及内容，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些研究虽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一些政治生活情境，但并没有对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特殊结构、制度和价值给与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关注。描述政治文化之维持和变更的政治社会化视角，较之体现出了更大的竞争优势。

实际上，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在其创设之初便关切“认同”问题，迄今依然。也有一些学者使用该理论对国歌展开了一些相关研究。如塞鲁洛发现国歌的政治社会化是主权国家培育和强化国民对其在认知与情感上产生高度认同的必备方式，而且政治社会精英会在不同时期利用国歌音乐符号的代码设计来强化政治认同。肯尼迪和圭里尼曾对中学校园合唱团成员演唱国歌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国歌的政治社会化状况不尽如人意，过于偏重小学阶段。当然，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地测量国歌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变量关系。实际上，对于国家认同这一因变量来说，政治社会化是最主要的中介变量，而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触及的各种形塑和培养政治文化的渠道(如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和方式(如政治动员、国民教育和公共舆论等)，以及政治文化的种种具体内容等，构成了一组非常复杂的自变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国歌属于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本身能够通过若干渠道、以各种方式对个体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在变量描述上可被简称为“国歌认同”。基于这一理解，我们首先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变量关系，如图1 所示:

在三种变量中，作为中介变量的政治社会化和作为因变量的国家认同在政治学理论上都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在此，我们需要对自变量国歌认同进行更为细致的辨识。国歌认同是听众根据其听觉和知觉对国歌的体验。在心理学意义上，这种认同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比较热烈迅速的情绪反应，二是比较冷静沉着的信息加工。这两者常作为“情感”和“理智”被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分别被冠之以“非理性”和“理性”的标签。这种对立无疑给解释诸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国家认同状态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但是，“所有政治概念都充满着情感，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这就是一些心理学家所指的‘热认知’。”根据这种观点，在对国歌这样的政治象征的体验和认识中，情绪(热认知)和理解(冷认知)之间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理论框架有助于更为客观和整体性地观察和分析听众的国歌认同状况。

具体来说，形成差异水平的国歌认同主要体现为个体的热认知和冷认知这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个体在接受国歌的听觉信息后，先迅速地形成某种情绪反应，紧接着会调动更多的推理知觉对这种情绪进行体会和理解，并将之加工为一系列判断。个体在其热认知和冷认知中，都能够基于国歌与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象征性关系产生联想，不断将对国歌的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当然，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推理认知还受到了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已经接收到的相关信息的影响。因此，符合实际状况的国歌认同—国家认同的影响过程，应当如图2 所示:

基于已有的研究，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和冷热认知理论所推导和细化的分析框架，我们形成三个基本假设。首先，国歌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歌曲存在于众多重要和正式的政治社会化场域中，可能比同类型的正性音乐更能激发起听众的音乐情绪。由此形成假设1：国歌与类似的正性音乐相比，具有更显著的情绪唤起度。其次，听众在听国歌时的情绪波动程度，可能与其对国歌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有关。一些关于奏唱国歌的报告和研究显示，那些在国歌声中情绪高昂的听众，对国歌本身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也得到了增强。由此形成假设2：听众的国歌音乐情绪越激动，其国歌推理认知水平越高。第三，国歌作为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内容，其认同状况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得到了各种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肯定。由此形成假设3：听众的国歌推理认知水平越高，其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四、实验变量与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听众的国歌音乐情绪和推理认知是两个重要的自变量。但正如我们在解释图2 时所指出，无论是在实践生活中，还是在具体的实验情境中，作为听众的个体通常并非首次接触国歌，而是已经生成了一些关于国歌的理解。也就是说，个体听众的冷认知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由热认知带来的即时性影响；二是由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积累的若干相关经验和记忆带来的影响。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和方式独立地识别出这两种影响。相对来说，后一种影响的识别较为容易。由于后一种影响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社会化状况，按照图1 的解释，它属于中介变量。综上所述，在我们的实验设计中，国家认同自然是因变量；但自变量主要操作为国歌音乐情绪——它在以往国歌的实证研究中没有被独立测量过，国歌推理认知作为反映国歌政治社会化状况的变量，充当中介变量。由此，可以构建如图3 所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一）因变量

因变量“国家认同”的内涵极为丰富和宽泛，对其进行测量的文献也极多。本文采用问卷法进行测量，基于实验对象是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我们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并在预调查后根据反馈进行了优化。首先，在理论和实践中，中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中国民众在认识上很难清晰界分开国家和(中华)民族。我们在国家认同的一级指标方面，区分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国家政治的认同”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等三个维度。其次，在二级指标方面，我们借鉴了一系列以测量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的相关研究。同时考虑到研究概念在更大范畴内的可比较性和连续性，二级指标的设计也参考了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部分问卷(《2012 年全国公民价值观状况调查问卷》)中的问题。

（二）中介变量

我们对中介变量“国歌推理认知”的测量也采用了问卷法。问卷主要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构成。客观题主要测量被试的国歌基本知识水平，内容包括国歌的词曲作者、歌词、历史和法律知识。这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中国教育体系在国歌教育方面的具体效果。主观题主要评估被试的国歌认同状况，二级指标包括被试对国歌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地位作用和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理解。

（三）自变量

自变量“国歌音乐情绪”主要呈现为两个维度，即喜怒哀乐等不同的倾向和情绪波动的强弱。实验使用了两种测量方式，一是由被试对这两个维度进行主观性的自评，二是通过生理多导仪对被试的情绪波动程度进行测量，以获取客观数据。在被试主观状态的测量中，实验使用的是SAM 自评量表。该量表是一个非文字的自我情绪评价工具，如图4 所示，第一排和第二排分别对应着情绪的愉悦度和唤起度。在此，愉悦度反映的是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状态，唤起度反映的是生理活动和心理警觉的水平差异。

对被试的客观测量集中于波动程度，没有识别具体的情绪类型。实验通过仪器和相应系统测量被试的心率和心电状况，记录其QRS 波群平均间隔等数据。QRS波群能够反映左、右两心室在去极过程中电位和时间的变化，其平均间隔代表着被试音乐情绪的唤起和变化程度，其中R-R 间距越大，说明心动越缓。我们以静息为基准，分别计算不同音乐对被试QRS 波群平均间隔的影响，其变化率计算式为:

（四）实验材料

在音乐的选择和编排上，我们除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之外，借鉴基尔波耳和博得纳在国歌实验中使用同类音乐作为对照组的做法，选择了在中国被广泛演奏和传唱的《歌唱祖国》和《国际歌》，两者作为歌颂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歌曲，具有与国歌相似的象征意义，并且同样作为大调音乐，能够激发相近的听觉体验。三首歌曲按不同次序排成6 组曲库，在每组之前都加上一段钢琴曲《梦幻曲》，用来引导被试进入静息状态。值得强调的是，被试在实验前的初始QRS波群R-R 间距均值(0.809) 低于收听《梦幻曲》后的均值(0.813)，说明该曲能够起到静息作用。本实验根据四首音乐的时长确定心电记录始末的时间节点，每首时长控制在1分钟以内。被试使用骰子随机抽取曲库，以消除不同音乐先后播放顺序对实验引入的影响；同时严格控制时间，以消除因实验时长引起的生理疲惫对实验引入的影响。曲目的基本情况参见下表:

（五）施测程序

本实验在南京大学校内发布招募实验被试信息，随机筛选出31 名被试。其中女性18 人，男性13 人；本科生19 人，研究生12 人；人文社科类专业16 人，理工类专业15 人；总数基本达到一般心理学实验的大样本量要求。在实验之前，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由主试介绍实验程序。实验正式开始后，被试首先在平板电脑中填写《国歌政治社会化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收集人口学信息的题目以及测试国歌推理认知状况和国家认同状况的题目。继而，被试掷骰子抽取曲库后，在主试帮助下佩戴心电胶贴，连接仪器，并在佩戴耳机和眼罩后平躺。在被试静息40 秒之后，主试播放曲库，在每首音乐播放结束后，被试都填写SAM自评量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主试通过生命科学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LabChart 7.3.3 实时监测被试心电波形状态。在实验结束之后，主试引导被试离开实验室。

五、结果与分析

（一）国歌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情况

被试填写《国歌政治社会化调查问卷》的平均时间为13 分17 秒，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57，信度良好，样本符合正态分布，这排除了存在特定价值观产生影响的情况。问卷中设置了17 道与国歌知识相关的题目，每题计1 分，满分17 分。被试最高得分为14 分，最低得分为7 分，均分10.4 分，正确率61%。这表明样本群体对国歌的了解程度不高。在这17 道题目中，有9 道题与国歌基本信息相关，被试最高得分为满分，最低得分为4 分，均分6 分，正确率71%，说明样本群体在此类信息的掌握方面表现良好。另外8 道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相关，被试最高得分6 分，最低得分2 分，均分4 分，正确率49%。这意味着近两年来，国歌法作为国歌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内容，其宣传教育工作还有待加强。

同时，问卷调查了被试听唱国歌的场合，主要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参与的校园活动仪式，如升旗仪式和集会等，以及通过影视媒介观看的各类国家活动，如大型体育赛事和国家重要会议等。正如图5 数据所示，国歌与各类政治仪式结合得较为紧密，堪称仪式中的“力量之声”。这意味着，要提高国歌政治社会化水平，必须高度重视重要仪式和体育活动，尤其是探索国歌宣传教育和它们的有效结合之道。

（二）国歌推理认知与国家认同情况

我们将问卷中关于国歌推理认知和国家认同部分的指标标记为李克特五级量表，赋值 -2到2，数字越大表示认同度越高。由表2 可见，国歌推理认知状况所反映的国歌认同度最高为2，最低为 -2，平均值为0.24。这说明样本群体在国歌认同方面差距较大，且总体偏低。在国家认同方面，三个二级指标的最高和最低值分别为2 和 -2，这意味着样本群体在三种认同的水平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但是从均值来看，样本群体高度认同自身的国民身份(0.84)，而对国家政治的认知持一定的负面理解(-0.26)，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水平也较低(0.26)。这三类数值加总后得到国家认同一级指标的均值为0.42。这意味着，样本群体总体上的国家认同处于中等水平。

（三）国歌认知推理和国家认同的相关性

通过表3 可以看出，国歌推理认知与平均国家认同有较强的相关性(r = 0.46，p ＜ 0.05)。假设3 由此得证，即听众的国歌推理认知水平越高，其国家认同水平越高。同时，国歌认知推理水平和民族国家认同度之间也呈显著的相关性，这或许与国歌本身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民族国家象征有关。此外，基于民族国家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之间具有显著较高的相关性，我们认为，提升听众的国歌认知推理水平，对于提高听众的国家认同政治社会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根据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国家政治的认同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三个二级指标与平均国家认同的相关情况，本文还对二级指标分配了权重值: 定义每项指标的权重等于该指标与平均国家认同指标的相关系数除以三个指标与平均国家认同指标相关系数之和，分别赋权重0.381、0.332 和0.287，加权后加总生成“加权国家认同”指标。

（四）国歌音乐情绪

或许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歌唱祖国》《国际歌》均为大调音乐，具有正性特质，无论是它们相对于静息状态，还是它们之间，都没有在愉悦度的激发上体现出显著的效价差异性。在唤起度方面，这三首音乐均实现了相对于静息状态的情绪唤起(p ＜ 0.001)，但国歌相对于其他两首音乐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参见表4。

但是，通过仪器对被试情绪唤起度的测量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数据，显示被试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情绪波动。根据表5 中的数据可见，被试听国歌时的心率与听《歌唱祖国》时的心率相比有着显著差别( p = 0.008 ＜ 0.01) ，与听《国际歌》时的心率相比也显示出了边缘显著( 0.05 ＜ p = 0.077 ＜ 0.1)。也就是说，至少从客观角度来看，假设1 成立，即国歌与类似的正性音乐相比，具有更显著的情绪唤起度。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发现被试在听国歌时与其静息状态时的心率相差不大( 0.05 ＜ p = 0.095 ＜ 0.1，边缘显著)，即听众在听国歌时，更接近静息状态，情绪波动较小。我们将在后文结合其他数据作进一步解释。

（五）国歌音乐情绪与国歌政治社会化的中介效应模型

由于国歌等三首正性音乐对静息状态均实现了主观性的情绪唤起，且不存在显著差异，故我们未将该指标纳入中介效应检验，而是以被试客观的心率变化为音乐情绪指标，与国歌推理认知指标、平均和加权国家认同指标按因果步骤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逐步作线性回归计算，获得国歌认知和国家认同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partial mediation，系数c、a、b 和c'均显著，c' ＜ c)，如图6 所示:

模型显示，被试听国歌时的音乐情绪每提升1 个单位，其国歌推理认知减少0.15 个单位( a = - 0. 15)。因此，假设2 不成立，听众的国歌音乐情绪越激动，其国歌推理认知水平反而下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根据热认知和冷认知相继的理论，将国歌音乐情绪和国歌推理认知分别作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根据模型，国歌推理认知对国歌音乐情绪与平均国家认同(加权国家认同) 的中介效果量为ab /c' = 0. 32( 0. 27) ，部分中介效应得证。但正如我们在图2 中所示，在现实状况中，大学生被试在其人生过程中已经有较多的国歌政治社会化的经历，这是被试国歌音乐情绪的重要前置情境之一。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作为衡量国歌政治社会化水平的国歌推理认知状况，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国歌音乐情绪的自变量。就此也可以将两者的关系表述为:听众的国歌政治社会化水平越高，则在听国歌的过程中，其情绪越发平静。

在国歌推理认知和国歌认同之间，则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国家认同和加权国家认同的回归系数为0.43 和0.32，即对国歌的推理认知水平越高，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越高。这就是说，这些大学生被试的国歌政治社会化，能够有32% ～ 43% 的程度作用于其国家认同的建构，假设3 得到再次确证。最后，经由国歌推理认知这一中介变量，作为自变量的国歌音乐情绪与作为因变量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国歌音乐情绪每提高1 个单位，平均国家认同减少0.2 个单位( c1' = - 0.20) ，加权国家认同减少0.18 个单位( c2' = 0.18) 。也就是说，情绪平静的倾听者，更可能是理性的爱国者。

六、结论及其反思

国歌以其能够有效地培养和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在以构建国家认同为目标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着一项关键性的内容。但是，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它本身集合了作为热认知的情感和作为冷认知的价值判断。辨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明确它们在政治社会化中的具体效用，仍是国歌研究中有待探索的未知之地。我们由此对31 名大学生被试进行实验测量，控制住诸如社会身份、仪式或仪式化活动、公共空间和建筑等情境变量，遴选出与国歌相似的正性音乐为对照组，以尽可能精准地测量国歌对听众的直接影响。

本实验肯定了两项“常识”: 第一，国歌的确能够显著地诱发听众产生有别于其他正性音乐的情绪反应；第二，听众的国歌推理认知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 国歌推理认知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越高的听众，其音乐情绪的波动越趋于平静。这意味着，爱国者们对国歌是“爱得深沉”，而非“爱得热烈”。由此可推论，真正的爱国主义从情绪(感性)到认知(理性)都表现出了一种“平心静气”的状态。于是，那些表现出“狂热”情绪的行动者，或许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负面指标。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显示出，至少在我国学校教育阶段的国歌政治社会化方面，国歌知识的普及和强化势在必行，大学生被试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和理解都不尽如人意。同时，国歌相关仪式作为国歌政治社会化的主流方式，形式比较单一、效果欠佳。基于实验数据可知，国歌政治社会化向国家认同转化的效率较高。因此，国歌的确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重要抓手，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尤其需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相关举措，以应对前述各项不足。

限于诸多条件约束，我们在研究设计上还存在一些可以完善和提高之处。例如进一步增加样本总数，以获得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和更加准确的数据；改进问卷设计，更为准确和充分地考虑国家和样本的特殊性；增加脑电(EEG) 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认知测量方法，以更为精准地把握被试的认知状况；基于现实情境中国歌很少单独发挥作用，可以在实验中增加一些重要的自变量，如听众的不同身份和国歌奏唱的各种情境等。

总之，本实验或许较为简单粗糙，但由于相关实证研究还极为缺乏，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吁请更多学者对包括国歌在内的诸多政治象征以及相关的政治仪式展开更加深入的、多元化的实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现代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题域的理解，也有助于为切实推进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和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王智睿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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