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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叙事”:转型中国的党建与国家建设

孟天广 王烨 政治学人 2021-04-25

编者按

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成长经历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以党建国的特点。在当下中国,党的自身建设和党主导的国家建设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关系?两者是通过何种机制连接起来的?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政党录用为例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以党建促进国家建设的作用机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故推荐。

作者简介

孟天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王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西方国家中政党通常是现代国家形成后政治生活的关键行动者,而后发国家中政党建设则与国家建设深度关联。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的国家建设方案以来,政党成为近现代我国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更是国家建设的引领者。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建驱动国家建设的独特路径,并以政党录用为例来考察党建运动藉由精英选拔、政治吸纳和制度认同以推进国家建设的作用机制。结合官方数据和1993-2015年五次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兼具“供给性”和“适应性”的政党录用策略,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多次调整政党录用策略以适应社会变迁。录用策略的调整反映为不同时代社会基础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党员政治信任、政治能力和制度认同的塑造。此种政党录用策略不仅实现了提升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党建目标,还发挥着精英选拔、社会整合和认同构建等作用以驱动国家建设。

一、引言

政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以西方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比较政治学文献中,政党通常是现代国家(建制)形成后政治生活的关键行动者,扮演着政治代表、偏好表达、意见聚合的作用,是形成政治认同、组织竞选和动员大众参与的关键行动者。而在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先行者孙中山明确主张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要“以党建国”,强调执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就此,党建与国家建设无疑是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最关键历史使命。


自诞生以来的近一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引起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关注,其建国及执政经验正成为一些国家执政党争相学习的重要内容。回顾近现代历史,(执政)政党无疑引领着我国的国家建设,譬如中国共产党设计并塑造着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秩序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人大(代表制度)、政府(行政国家)和统合机构(社会团体)。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西方意义上政治代表功能,更具有推进国家建设和塑造治理体系的治理功能。


遗憾的是,以西方政党政治为蓝本的主流理论尽管十分关切政党、国家建设,但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探讨较少。萨托利、亨廷顿和什沃利克等不同时代的比较政治学者在其经典著作中注意到后发国家的国家建设受到政党政治的显著影响,但缺乏系统研究考察政党建设影响国家建设的路径和机制。这无疑限制了我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两个图景之有机关联的充分理解。本文以转型中国为案例,试图历史地考察当代中国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互动,同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录用的实证分析,以探究“党建-国家建设”的连接机制进而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种新叙事。


二、比较政治视野下的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理论对话

国家建设是一个范畴宏大的概念,在比较政治学的文献视野下,学界对State Building与Nation Building自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产生研究兴趣,进入21世纪后,对国家建设的研究更加深入且广泛。查尔斯·蒂利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中用“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概括了其关于国家建构的观点;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考察了国家与公民的相互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国家建设过程中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联;安德烈亚斯·威默认为政治整合与政治认同是国家建设这一问题的两面,政治整合即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国家制度以促进国家的政治整合,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构造,实际上这两面共同指向政治秩序与国家存续。概言之,国家建设是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能发挥作用的国家,建立法治秩序、合法政府以及其他有效的社会制度,甚至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制度等均为国家建设的有效面向。由此可见,国家建设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概念延展度极高,涉及政治整合、国家(民族)认同、制度建设、国家能力等多个维度。上文已经讨论,现代国家中,政党发挥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既有研究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联尚缺乏理论供给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复杂多样,国家认同塑造、国家机器(官僚制)及能力建设、精英选拔与政治吸纳等均为政党建设影响国家建设的重要维度。因此,这部分从理论上论述政党建设与国家认同、国家能力、精英录用(吸纳)之间的关联,以梳理政党建设推进国家建设的若干关键机制。


(一)政党、社会整合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即指超越于家族、血缘、族群及其他带有身份意义的群体界限,建立统一的文教、民族及制度认同。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存在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地区甚至阶层等身份标识。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家内部的异质性对政权建设形成了严重的障碍。在国家认同上,政党既是冲突的力量,又是整合的工具,兼具“整合”与“撕裂”双重面向。


政党的起源与利益代表相联系,作为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共同体,政党发挥着利益聚合、政治认同、组织竞选等多重功能。在西方选举式民主国家,政党建设与政治竞选、选民动员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政党以获取选票赢得选举为主要目标,政党策略性地选择动员哪些选民,如何进行动员,例如建立广泛松散的联盟或寻求相同阶层、族群等特定群体支持。因此,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党既实现了对部分具有一致性社会群体的整合,也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社会撕裂。


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量后发国家也选择了西方式民主模式,纷纷建立选举式民主,而新近研究发现,后发国家以部分(阶层、族群、地域)为中心的政党动员实际上妨碍了政治包容,而以代表部分之政党为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竞争也容易引起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甚至于内战。在西方历史实践中,国家建立之后才出现多元政党,政党政治在统一认同及政体下运行。在此,政党纵使具有社会分裂的面向但也并未对社会秩序产生太大危害。而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在国家建设不完善的条件下,过度(政党)动员与意识形态竞争使得政治不稳定成为可能。


在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方面,一党制下的执政党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尤其当体制党致力于建设作为“整体的政党”时有助于政治整合与共同体认同塑造。比较地看,一党制可能是国家面对军人政府、民主崩溃或无政府状态时的最后解决手段,特定条件下,一党制下的执政党通过超越特定群体利益来实现共同体认同塑造,追求建设“整体的政党”而非“部分的政党”以代表全社会利益,因而政党建设可以借助各类“党组织细胞”穿透各种社会区隔,在完成去家族化(族群、地域)的同时实现国民身份及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积累国民对一国政体的认同,有效推进国家认同的形成。总之,在群体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政党在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同时发挥着政治整合和社会分裂效应,而特定的政党制度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作为“整体的政党”建设切实地塑造着国家认同。


(二)政党与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付诸行动变成现实的能力,是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迈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分为专制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王绍光将国家能力细分为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实际上,国家建设与国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统一,国家建设本身即具有强化国家能力的作用,而国家能力的强弱又构成国家建设的重要维度。建设强而有力的国家旨在促进经济繁荣与实现社会稳定,而政党建设(能力)被认为在后发国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


在西方国家,不同政党代表了其背后不同的群体利益,从而为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限定了具体偏好,也为政党通过代议制、组阁和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国家能力提供了渠道。因此,西方国家中政党与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等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党与经济繁荣、财富分配的关系基本等同于国家与经济繁荣、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大部分后发国家,政党是形成共识、组织资源、推动发展的主要力量。那些领导民族独立、建立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后发国家政党,譬如印度国大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及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等,均在其国家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政党所具有的中心化、稳定化、一致化、组织复杂等“官僚制”特征在规范党与政府关系的同时,其持续性、稳定性使得政策具有长期性,进而为公众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并减少掠夺性政策,进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宏观因果分析传统中,政党对政治秩序及其制度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政党及其吸纳方式对政治秩序的制度化有重要影响。在欧美民主化进程中,大众动员之前业已建立的制度化与组织化的保守党是维持民主稳定的基础性力量。在拉美,政党则是劳工政治纳入政治议程的重要方式,这一历史关节点决定着拉美国家的政治秩序具有动员式和非制度化特征。不少学者基于政党组织、结构及其动员策略来论述政党对国家制度化、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政党之间的有序合作与竞争是维系不同派别分歧的纽带,政党组织化成为选举介入的重要渠道,政党通过施行决策权威并表达多元利益以推动政体合法性建设。


(三)政党、政治吸纳与精英选拔

建立制度化、去人格化、功绩制的职业化官僚组织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维度,而这离不开国家对精英的选拔以及对精英的有效激励。政党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甄选和培养政治人才”是其所具有的重要功能,通过政党进行政治精英的选拔及问责是民主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道尔顿和瓦滕伯格提出了政党发挥作用的三个面向:选举中的政党、组织中的政党以及政府中的政党。其中,组织中的政党的作用就体现在党员录用以表达和整合各种社会利益、选拔和激励政治精英两个方面。


作为整体性的政党更为重视通过在不同地区、群体和部门录用党员以实现对“全民利益”的充分表达,同时也更有激励建立精英吸纳机制来实现对经济及社会精英的有效统合。解决好基于广义的执政者(党)与绝大多数人之间的权力控制问题和基于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分享问题是后发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政党进行政治精英的吸纳及选拔是政体有效运行的关键机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执政党对公共职位及政治任命的有效控制,以及兼具政治和绩效标准的考核激励,有效地吸纳着具有政治抱负的社会精英,并激励政治精英的政治遵从。政党通过选拔吸纳政治精英,在扩大政党基础、实现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准备了人才。


三、转型中国的党建与国家建设

回顾现代中国一百多年国家建设的历史,早在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时期,即明确主张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是以党建国,由具有先进性的现代政党领导国家建设进程。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上说过:“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在这个层面上,早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一问题上具有相似性,都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在苏共帮助下基本遵循了列宁主义政党“以党建国”的思路。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体两面,居于执政地位的先进政党发起国家建设议程,统合社会力量推进现代国家机器和国家能力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国家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现了与很多后发国家不同的特征。在现代国家机器和官僚制建设上,韩国、印度等后发国家都大规模吸纳了殖民地时期或旧政权中掌握治理技能的专业官僚,而新中国的现代国家公务人员大多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培养的“红色干部”,甚至大量政府职能部门直接来源于党的机构或人民军队。由此,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生俱来具有鲜明的政党底色,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运行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机器的构造及运行。


然而,既有研究鲜有对此议题的深入分析。为此,我们梳理出六个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联机制,即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六个机制来推进着中国的国家建设:一是形成一套兼具有现代官僚制特征和浓厚列宁主义政党底色的现代国家机器,譬如人民政府、司法和监察体系,并不断吸收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周期性地推进机构改革和治理技术的优化;二是依托执政党组织体系和党政体系实现中央集权以塑造完整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克服地方主义或分裂风险;三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塑造“中华民族”国家认同以超越“五族共和”传统国族观,而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存在的文化基础,从而塑造着国民对一国民族身份、制度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归属感;四是政治精英的录用和选拔,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机制有效地为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提供了精英输送和培养,尤其党政干部体系的频繁交流与互相嵌入使得执政党和国家机器在信息交换、技能拓展和精英控制上具有动能性;五是政治吸纳和整合,中国共产党频繁地推动党建运动以根据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适应性地吸纳或整合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尤其是在新制度体系下形成的新兴阶层,譬如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和私营企业主等,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体性的政党”;六是通过建立强政党以强化国家能力,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更通过政党纪律促使庞大的党组织渗透到村庄、社区、单位等最基本社会单位,这为国家基础设施性能力的提升、国家规划能力、兴建大型基础实施能力提供了组织基础。


在上述六个机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周期性的党建运动和适应性的党建策略有力地推动着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避免了大量后发国家照搬西方政党政治经验而遭受的治理失败风险,为建立具有共同认同且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制度及组织基础。我们通过一些实证研究检验了上述作用机制,下文聚焦政党录用、政治吸纳开展了定量分析。



四、转型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录用:先进性与代表性的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录用:精英选拔与政治吸纳

作为政党组织的有机部分,党员构成及其群体特征与整个党的生命息息相关。受列宁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将近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尤为强调政治录用的基础性作用,并善于在不同历史阶段调适政党录用的标准和偏好以发挥政治吸纳与精英选拔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个政党的存续与发展均需要吸纳和输送精英,代表政党社会基础的利益。政党录用是中国共产党吸收“先进分子”以选拔精英、吸纳社会各群体以塑造政治代表性的核心制度。通过政党录用,中国共产党可以实现对社会各界精英的有效吸纳和统合,提升党员群体的“先进性”,挑选和培养潜在政治精英;同时,政党录用还是扩大中国共产党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关键途径,通过在社会各群体中录用党员以切实提升全党的政治代表性并获得来自社会各群体的广泛政治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党组织的建设。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已超过九千万,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6%,这些党员分布于全国各群体、各地区和各行业,依托457.2万个嵌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私营企业等的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社会统合和政治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新增入党人数超过4000万,图1呈现了2000年以来党组织的成长趋势,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体规模呈明显增长趋势,十八大之前党员录用规模快速扩张,十八之后党员录用口径收紧更为重视党员质量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全社会普遍存在“入党热”,2000年以来申请入党人员体量持续增长,尤其是十八大入党口径收紧后入党热情再次高涨。这充分凸显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录用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供给性政党录用。政党录用的审查标准、筛选偏好和特殊的统合考虑通常由党中央制定并层层向下“传达”以贯彻落实,政党录用的名额计划及分配方案也通常由上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入党政策向下级党组织“下达”至基层党组织,再由基层党组织动员和吸引社会人士申请入党,并在上级党组织指导下发展党员。现有研究认为,这种“供给驱动型”政党录用制度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吸纳和精英选拔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掌握录用政策调整的主动性,可以通过对入党标准、程序和控制权的调整来扩大执政基础和提升党组织能力,一方面实现中国共产党“先锋队政党”所要求的精英吸纳和选拔功能,另一方面推进党组织在全国各社会群体中的广泛覆盖并发挥“政治代表”作用。通过政党录用的这两个逻辑,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全社会各群体中塑造政治信任及认同,还能够选拔具有政治能力和兴趣的社会精英参与公共治理,实现对社会精英的有效统合以保障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传统工农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快速下降,且工农阶层也随着所有制改革和单位制解体而不断细分乃至碎片化。另一方面,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生社会阶层,譬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出现并不断扩大。这造就了人们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的频繁流动,迫切需要政党录用制度的调适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是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时期“适应性吸纳”私营企业主、非公就业人群等新社会阶层入党的重要调适,十九大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吸纳“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的要求。政党录用策略的上述调适既保障了精英选拔对党员群体具有“先进性”要求的政治底色,也凸显了政治吸纳对全党发挥广泛“代表性”作用的政治属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中吸收“先进分子”提升党员质量、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群体的包容性和代表性。若干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吸纳使其嵌入体系,使得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群体获得政治身份上的认同,以提高其政治信任,受到激励的同时规范自身行为,有效缓解了社会结构快速变化带来的“社会整合”和“认同塑造”挑战,促使这些新生社会力量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供给型”政党录用使得党组织在吸纳过程中限定了政治录用的空间、方式和内容。


(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群体性特征:先进性与代表性的结合

党组织社会基础的扩大客观上对党的建设的要求也随之增强,社会转型期国家建设也迫切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及领导作用。党员是党组织的肌体细胞,党的先进性首先需要依靠党员群体的先进性来体现,因此党员队伍建设也是党的建设的基础设施性工程。正如上文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共产党不断调适其录用政策以提升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扩大政治吸纳覆盖面的同时保持政党录用体系的吸纳弹性。这部分将基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党内统计公报和五次全国代表性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员群体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进而考察党员群体在政治信任、政治认同及政治能力上的特征,以深入理解转型期政党录用制度的调适逻辑及政治效果。本文使用的5次全国性代表数据为1993年“中国流动与社会变迁调查”、2002、2008和2012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国大陆)数据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这五次调查跨越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通过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采集了丰富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党员群体的社会基础、政治态度及行为的一手资料。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公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员的总体规模呈快速扩张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录用政策大致经历了四次调整,党员群体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改革开放伊始,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着重强调吸纳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等入党,以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进入90年代,党的录用政策进一步调整为重点吸纳优秀青年群体入党,尤其是针对青年大学生形成了针对性政党录用政策,这为党组织引领青年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所有制改革的深入,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与自由择业者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形成并发展壮大,该群体为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引起世纪之交党的录用政策的第三次调整,将非公有制从业者、私营企业主等群体吸纳到录用对象,这一录用政策调整促使党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以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2013年以来,党的录用政策再次调整并提出以“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体方针,有效地回应了党组织规模膨胀所带来的诸如质量参差不齐、集体行动困境、对弱势群体代表性不足、先进性作用弱化等问题。十八大以来,党的录用政策在强调控制党员规模、提高党员质量的同时,尤为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与流动人口中发展党员以提升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阶层的“政治底色”。根据图1,该录用政策一方面引发“入党热”,入党申请人数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导致党员发展速度有所减缓,入党增长率降至1%以下。


概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而调适其政党录用政策,“供给性”地调节着党员群体的社会阶层、年龄构成以保障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党员录用政策的调整带来党员群体社会经济构成的巨大变化。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与党内统计公报(参见图2),从人口学属性来看,女性党员占比稳步提升,自改革开放之初大概占全体党员的13.4%上升到2018年占比27.2%;少数民族党员占比也从5.5%左右稳定提升至7%左右;青年党员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优先录用青年大学生的政策调整使得青年党员比例稳定在25%左右;党员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持续攀升,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比例从1985年不足6%增长至接近50%。


根据图3,从职业构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党员群体中传统工农阶层占比下降较为明显,从1985年超过60%下降至2018年的35%;党政机关干部占比在改革开放之初略有上升,自1997年之后下降至8%左右且长期稳定在这一比例;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等新阶层占比在2000年之后快速增长,2018年已经超过26%。党员群体社会基础的上述变化是社会结构转型与党员录用政策调适的共同结果,在保障党员群体先进性的同时也提升了党组织对社会各群体的包容性。


由于官方数据的维度有限,我们进一步利用1993-2015年间的五次调查数据来深入考察党员群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及群体特征。表1比较了1993年和2015年党员的单位及职业构成。可以发现,党员群体中农民、集体企业、党政机关占比在二十多年间显著下降,而来自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户等非公有制从业者占比同期有大幅上升。此外,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群体等其他群体的党员比重也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党员比例在同期保持在30%左右,这反驳了既有研究对国企改革后党员身份“回报”下降的判断。总体上,调查数据的发现与官方数据一致,呈现了改革开放时期党员录用对“先进性”和“代表性”两种逻辑的耦合。


我们进一步比较了党员群体和非党员群体的社会经济构成,发现二者在性别构成、城乡、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阶层认知上均有显著差别。在性别特征上,男性党员占据主导地位;在城乡问题上,党员更多地拥有城市户口;党员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等显著高于非党员群体。简言之,相较于非党员,党员群体结构体现出男性占比更大、城市居民数量更多、受教育水平更高、阶层的自我认知程度更高等特征。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员录用政策的调整下,女性党员占比缓慢提升,党员教育水平得到提升,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党员得到发展,工农业从业者占比下降,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党员录用上具有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动态调适录用制度的“适应性”。



五、中国共产党政党录用的政治效果:政治信任、能力与认同

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全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有赖于党员群体的政治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保障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两个逻辑形成了“适应性”政党录用策略,该策略一方面促使党组织从社会各群体中选拔精英分子建设“先锋队政党”,另一方面提升党组织对全社会各群体的政治吸纳和政治代表。上述两种逻辑塑造着“供给驱动”的“适应性”政党录用制度发挥政治吸纳和精英选拔的作用,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各群体中塑造政治信任及制度认同,既能够选拔具有政治能力和兴趣的社会精英参与公共治理,又能够实现对社会精英的有效统合以推进国家建设。


为了考察政党录用制度的政治效果,我们采集了不同政党录用政策下的全国代表性数据以开展跨时段比较。正如前文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政党录用政策在回应经济与社会转型时做出了诸多政策调适,而这些政策调适不仅影响了党组织的录用标准及偏好,更影响着党员的入党动机。市场化的经济转型引起人们的入党动机出现了一定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入党的实用性特征有所增强。对于职业选择为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们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他们职业发展的必要选择;而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身份并非职业发展关键条件,但成为社会参与重要渠道。在这一变化基础上,党员身份成为影响人们政治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党员身份已经不具有改革前的独特地位,但共产党员长期以来被视作宽泛意义上的政治精英,他们在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多方面具有区别于普通公众的显著特征。在这部分中,我们基于1993-2015年五次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党员群体的政治信任、政治能力和制度认同。


(一)党员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是体现政府的合法性的指标之一。通过政治信任程度展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也反映了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因而公众的政治信任程度对整个政治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涉及对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分析、对中国政治信任特征的分析和对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分析。总体上,中国的政治信任展现出信任程度普遍较高,公众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差序性信任格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治机构的信任高于对政治人的信任等特征。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6%,其政治信任程度对政治稳定无疑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节主要聚焦于党员群体与非党员群体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及其差异,通过对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院、军队、警察以及公务员等具体政治机构和政治群体的信任程度进行衡量。


图4展现了党员群体与非党员群体对各政治机构信任程度的整体情况。总体来看,除个别年份公务员的信任度较低外,公众对于各个政治机构的信任占比基本在70%以上,对于各个机构党员群体的信任程度普遍高于非党员群体。单从趋势进行分析,无论是党员群体还是非党员群体,对于各个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均呈现复杂的波动变化,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事件的发生相呼应。2008年汶川地震、奥运会等事件极大增加了民族团结度与认同感,政治机构的作为与相关宣传鼓舞了人心,提高了信任度。以汶川地震为例,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民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支持与信任程度显著提高,信任程度提升显现出“央弱地强”的差序性特征,但这种政治信任提升若无制度化的转化会随着时间变化回落。这证实了全国性的社会事件对于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2012年拉开了高压反腐的大幕,也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简言之,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存在复杂变化的,这种变化与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即便如此,党员群体的信任程度是高于非党员群体的,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如此。


表2呈现了我们对5次调查数据中政治机构信任度进行混合回归分析的结果。结果发现,党员身份显著影响对各个机构的信任程度,党员群体的政治信任程度显著高于非党员群体。党员相对于非党员群体的高信任代表了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回归结果也显示出家庭收入对各政治机构信任程度的积极影响,即家庭收入高的群体对各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高;其次相较于农村户籍人口,拥有城市户籍的公众对于各机构的政治信任程度较低。党员群体、高收入阶层的高信任构成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二)党员的政治能力与政治认同

一般而言,党员的精英化程度要高于普通群众,前者在党政机关及公务员队伍中占比更大。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中,党员需要发挥带头先锋作用,党员群体对于政府、制度的认同以及政治能力对于发展社会经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政治能力与政治认同在问卷调查中通过李克特量表来测量,我们利用混合回归分析考察了党员身份对政治能力和政治认同的影响。


表3展示了党员群体政治能力的回归结果。相较于非党员群体,党员群体对自身的能力具有更高的认知。此处的政治能力主要聚焦于政治事务认知与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观认知。其中,党员的在政治参与能力的自我认知上显著高于非党员群体,认为自身对于政治事务有一定的了解,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认同程度反映了对现有政治制度的认可和支持程度。在政治认同层面,1993年、2002年、2008年三年主要通过“尽管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还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一问题进行测量,而在2011年与2015年则通过对4个相关问题的因子分析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党员群体的制度认同显著高于非党员群体,党员群体更加倾向于认为我国制度最适合我国国情,更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长期以来,党员群体的政治能力认知与对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是高于非党员群体的。事实上,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党员群体的政治参与程度高于非党员群体,通过更高的政治参与来表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因此可以推断,党员群体的政治能力认知或者说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程度总体上高于非党员群体。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共产党被视为解码“中国治理之谜”的关键主体,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围绕党的建设在中国治理中的角色开展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将政党带回来的呼声。西方主流政党政治理论解释了现代国家形成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关键行动者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政治功能,然而,政党在后发国家还扮演着现代国家“建设者”的角色,发挥推进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整合、国家认同塑造和国家能力建设等作用。本文试图超越西方主流政党理论,在理论上阐明后发国家中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回应比较政治学经典学者萨托利、亨廷顿等对政党建设影响国家建设的理论关切。


中国近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是“以党建国”的历程,早期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扮演着国家建设引领者的角色,譬如中国共产党设计并塑造着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秩序和政治制度,更是通过党的建设驱动着国家能力、政治吸纳和社会统合系统的演变。本文聚焦当代中国的党建与国家建设,以呈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两个图景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国家建设进程的理解,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种新叙事,另一方面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周期性地开展党建运动的政治逻辑。本文利用实证研究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录用制度的调适以推进国家建设的作用。作为一项系统性制度变革,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复归,进而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面对上述变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兼具“供给性”和“适应性”的政党录用策略,该策略“自上而下”地优化着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成为改革期发挥精英选拔、政治吸纳乃至制度认同构建的重要途径。


实证分析发现,改革期我国党员规模持续扩张,党员群体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也有所提升。一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比例快速上升,私营企业主、外企和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就业人群等新社会阶层占比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女性党员、少数民族党员占比稳步提升,传统工农业从业者占比有所下降,而新生工农业群体占比有所拓展。尤为重要的是,1993-2015年的五次重复性截面数据显示,党员群体在总体上对各类政治机构有更高的信任程度,而且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与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党员群体的高政治信任、高政治能力和高政治认同并未随市场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有所削弱,而且在2008年之后成为塑造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的关键群体。这意味着“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化会削弱党员身份的价值的判断过于简化,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政党录用制度的调适,有效地吸纳和统合了社会各群体,维持着党员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信仰和制度认同,更筛选出政治能力较高的社会精英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兼具“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双重政治属性推进了党组织的能力建设,譬如从社会中吸收和筛选精英分子提升党组织的行动能力。党员群体作为嵌入社会机体的“组织细胞”,在全社会发挥着政治吸纳和利益代表功能,一方面代表社会各群体向党组织反馈多元化社会利益,另一方面扎根社会机体,动员社会大众有序参与公共治理,进而提升基础设施性国家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兼具“供给性”和“适应性”的政党录用策略,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多次调整政党录用策略以适应社会变迁。政党录用策略的调整集中反映为不同时代党员群体社会基础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党员政治信任、政治能力和制度认同的塑造。党组织在提升其代表性、包容性的同时,也不断加强纯洁性与先进性建设,这保障了党员群体始终保持高水平的政治信任、高政治能力和高制度认同,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精英选拔、社会整合乃至构建制度认同以推进国家建设的重要机制。


责任编辑:杨明  一审:王智睿  二审:申程仁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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