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化竞争下教育焦虑何解？| 圆桌论坛第0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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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五十六期——

同质化竞争下教育焦虑何解？

”

议题发布

教育历来是全国两会上最受关注的民生议题之一。今年两会，“教育焦虑”成为热词。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也指出：“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教育焦虑不仅是两会的重要议题，还是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以《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为题的演讲曾刷屏社交媒体，大致内容为接纳自我、拥有失败的勇气、为教育竞赛减速等。这样的演讲内容却引来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此类话语“真信你就输了”“这只是鸡娃间隙的情绪疏导”。看似矛盾的双方反映了当下焦灼的教育竞赛和围绕着它的庞大焦虑群体，触动的是“阶层流动”这根敏感的神经。

教育焦虑不仅存在于网络空间的热烈讨论中，更体现在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中。不论是自办奥赛班、组织孩子学习的杭州学区房“孟母群”，还是深谙鸡娃之道的“海淀妈妈”，都是教育竞赛中困惑、疲惫却难以离场的选手。家长们在网上握爪点赞、抱团取暖之后，转身又在孩子的报班抢位中开始新一轮的激战厮杀。

深入来看，无论是选择让孩子做普通人还是选择鸡娃的家长都各有其处境与动机，不能任由单一价值来进行评判。一方面同质化竞争的社会要求娃们站上同一条赛道；另一方面，赛道的起点与比赛过程是否公平又牵动着每一个家长的心。基于上述背景，本期圆桌论坛以教育中的军备竞赛为讨论焦点，探究其背后的教育焦虑与教育公平问题。

嘉宾介绍

主持人：

李 石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参与嘉宾：

沈大伟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许红梅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 

杨 刚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王嵩迪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熊易寒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观点阐述

李石

“普通人”如何面对资源的激烈竞争？

关于要不要做一个“普通人”的讨论甚嚣尘上，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平、大山高楼、凡尔赛、鸡娃、自鸡等各种争论热极一时。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讨论都走偏了方向。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做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普通人”。无论是就职于北清人的“海淀妈妈”还是小镇做题家，都同样面临教育资源的竞争问题。在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几十年后的今天，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或许已经不是问题，但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校、上名校、上重点仍然是不可能的。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优质的教育资源都是稀缺资源，资源竞争是处于任何阶层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以考试为人才选拔机制的古老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那么，甘愿做“普通人”是否是应对资源竞争的明智之举呢？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对任何阶层的人来说，这个答案都是否定的。在许多情况下，“甘于平庸”并不能使人们感觉生活更容易一些。可能恰恰相反，当你甘愿做“普通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做“普通人”也挺难的，甚至更难。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时常向人们展示“普通人”生活的各种窘迫：交不起房租被赶出家门、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扫大街的工人被克扣工资、穷人家的孩子穿着破烂在学校被欺负、街头卖艺被警察驱赶、没钱买保险看不起病……如果追问这些人为什么生活如此窘迫，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是：精神上的妥协往往带来生活的急速坠落。贫穷、意志消沉、病痛、事业失败等种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让普通人的生活举步维艰。

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主观上的妥协并不能带来最终的胜利，甚至也不能让生活更轻松一些。那么，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投入到激烈的竞争当中呢？其实，对于教育和成长来说，输赢不在于一时，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是成功和幸福的关键。常言道：“射月亮的人比射老鹰的人射地更高。”有了“射月亮”的理想，即使最终没有射到月亮，也能比目光短浅的人走得更远。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相信自己是一个旷世奇才，一定能做出名垂青史的成就。人生不断进取的动力大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某项事业本身的喜爱；二是，成就自己的决心，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人对一项事业的热爱越深，他对其进行钻研的动力就越强；而一个人对自己的期许越高、理想越远大，那么他付出的努力就会越多、承受失败的能力也会越强。

王嵩迪

客观认识教育的不可承受之重

正如之前《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演讲刷屏社交媒体，有关教育的话题总能引发热议，牵动公众敏感的神经。这不仅是因为教育之重要，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也因教育问题之复杂，有太多困惑与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不缺乏声音针砭时弊，指出教育中出现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等教育异化问题，我们更需要声音拨开重重迷雾，卸下教育不可承受之重，还教育以本真。

从内部看教育是有关人的活动，承担着育人的功能；从外部看教育又是有关社会的活动，承担着选拔与筛选的功能，对社会分层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旦公众对于教育的外部功能给予过高的期待，不仅会忽视与偏离教育的内在功能，更赋予了教育不可承受之重。教育的外部功能与社会分层联系紧密，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正因如此，身处不同阶层的人们往往对教育抱持不同观点，予以不同期待，争论愈发激烈，诉求愈发多元。正如对《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的争论，如果说演讲中的教育观代表了更多上层家庭对于自由教育的呼唤，希望解放孩子天性、自由发展，那么对立面上可能更多站着的是中产父母，他们何尝看不到教育军备竞赛中孩子的痛苦，却也惶恐在竞赛中失守致使阶层滑落。而底层还在“知识改变命运”与“读书无用论”之间苦苦挣扎，寒门是否难出贵子，对他们而言教育的希望之光总是那么明亮又那么渺茫。

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机会、过程以及结果获得上的巨大差距，引发对教育公平的质疑，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教育有其不可承受之重，教育问题不可脱离社会问题来讨论。譬如，教育不平等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分化的日益加深，教育推动流动功能的减弱亦受到了社会迈入阶层结构“定型化”阶段的影响。而由于教育与外部互动的复杂性，教育政策也往往产生非预期结果，如就近入学政策、自主招生政策等等。客观认识教育的不可承受之重，我们才能在纷繁嘈杂的声音中厘清教育发展的方向，让教育逐渐回归“初心”。

沈大伟

为什么会产生过度教育竞争？

“让孩子成为普通人”的呼吁表达了对“鸡娃”的反对以及对过度教育竞争、素质教育被异化为“加分项”的抗拒。关于过度教育竞争产生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二，一是目前通过考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事业发展仍然是最具确定性的路径，由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就会在选拔评价体系中的各个方面产生过度竞争；二是中产阶层的焦虑，他们确实需要依靠现有的考试选拔路径让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他们又需要通过素质教育体现阶层标识，从而形成了以素质教育为选拔标准的竞赛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下过度竞争。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和进一步思考。一是过度竞争和社会阶层的关系。过度教育竞争大致有两种，一是以衡水模式为代表的应试型过度竞争，二是以豪华简历为代表的素质型过度竞争，其实质都反映了阶层为巩固其地位并向上跃升的努力。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当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阶层标识时，中产阶层就会分化，其中的精英衍生出新的阶层标识，以此巩固其阶层地位，并构成向上跃升的新支点。因此，如果现有的竞争赛道不变，中产阶层固然更有退路，但每个阶层的向上流动都同样艰辛，过度竞争与阶层地位无关。

第二，我们确实只有一条赛道吗？如果我们只有一条以高考为核心的最具确定性的道路，那么教育同质化和素质的异化是必然的。但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会有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目前它们看似不健全、成功率低，但未来可期。另一方面，在教育体系中，我们也应该有所改变，例如职业教育的发展，但这既需要教育体制本身的改革，也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这才是扭转教育同质化和过度竞争的根本出路。

第三，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让孩子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并把这些潜能培养出来。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潜能和天赋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条件相对优越的家庭能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去发现潜能、培养潜能，并将潜能转化为事业。如果更多的孩子能够根据对自己潜能和天赋的认识来选择事业方向，而不是直接投入教育竞争，那么素质教育也就不会演变为选拔标准，这才应该是素质教育的初心。

许红梅

“教育焦虑”的成因与缓解

资源的稀缺性不仅是经济学的理论起点，也是地球上所有竞争产生的根源。“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天下间的父母大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中处于相对优势的位置。社会阶层客观存在，处于社会顶层的父母希望子女能固守金字塔尖，精英阶层的父母期待孩子能以此为基础向上突破，工薪阶层的父母寄望孩子能挣脱平庸，困难家庭则无不想摆脱困境、改变命运。无论将鲜亮的教育经历视为璀璨人生的标配、实现成功人生的敲门砖，还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砝码甚至救命稻草，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决定了它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在具备相应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将学习成绩和特长爱好“两手抓”的家长占据了多数。正因为他们是多数，相当部分的人并不认同刘瑜的观点，才掀起了有关教育军备赛是否合理、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实施何种教育的激烈讨论。

教育焦虑和教育军备赛无法缓解吗？当然不是。既然竞争产生于资源稀缺与旺盛的优质教育需求，那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应当能部分缓解焦虑，以下两方面为基本工作。

第一，从政府层面加大投入，扩大对教育资源总供给。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示，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0178.12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0046.55亿元，首次超过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25%，占GDP比例为4.04%。我国的教育投入确实在不断增加，但是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全球教育开支占GDP比重均值为4.487%。我国2019年4.04%的数据，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世界排名第110位，还有相当大的持续增加空间。

第二，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突出教育公平原则。优质公立幼儿园、重点中小学、 “双一流”大学建设等是“效率优先”原则在教育领域的落实与结果，是我国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年代优先培养优秀人才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也是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集中优势资源培养高精尖人才的战略。但是，既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既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中，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家家户户最亟待解决的生活需要，公平公正地分配教育资源，应该成为摆在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教育部门面前的重点工作。当有一天，优质教育资源远远多于今天，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基本均衡，高校层面的重点大学与职业院校各有千秋、不再分成界限分明的三六九等时，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自然就会显著缓解。当然，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还需要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环境更趋公平。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家长们只能“风物宜长放眼量”，各尽其力，像学会处理普遍的社会焦虑一样，放下部分教育焦虑，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杨刚

中小学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中小学教育即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但义务教育却呈现出不公平发展的态势，其中学校间的不均衡发展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学校被划分成重点和普通两大类，学校的类别决定着教育资源配置的多少。在不同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差别巨大的环境下，择校便成为家长持续关注的焦点，其背后蕴含的是对良好教育资源的追逐。中小学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所导致的教育竞争俨然成为社会竞争的重要场域，教育竞争直接体现为家庭经济能力、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竞争。高价学区房、教育产业化等已经表现出义务教育资本化的趋势，而义务教育资本化又会促成“内卷化”，加剧教育竞争的同时导致普遍的社会焦虑。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育资源分配中，财政资金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统筹。在地方（县域）财政能力有限的状况下，城市优先、重点优先等逻辑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优势资源往往集中于城市学校和重点学校，效率逻辑优先于公平逻辑，将农村、普通学校降为“次要”。城市学校和重点学校由于获取资源的优势，持续不断地吸引大量优秀学子、师资力量，形成资源集聚效应；反之，农村学校和普通学校则愈加落后。近年来，中小学校的校舍、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得到明显的改善，但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等能够真正凸显教育质量的“软件”却没有与之同步提升，“乡村弱”与“城镇挤”形成鲜明的反差。即使要求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长期资源不均衡的分配所导致的差距在短期内也很难弥补，城乡居民所面临的教育资源不公平仍然会长期持续。再次，“孔雀东南飞”的掣肘，升学考试、特长生招生等层层“掐尖”以及师资队伍通过考试“遴选”等方式向“上”流动等机制也导致了内部资源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削弱了自身能力。各种不公平的因素重重叠加，俨然形成了马太效应，教育不公平愈加突显。

择校或许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学生跳出怪圈的最佳方式，但经济能力、社会资本不足的普通家庭择校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也失去自由选择优质教育的“资格”而被迫接受普通的学校。资源不足的普通学校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学生的发展能力（潜力），“寒门再难出贵子”在教育资源极度分配不均的状况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当前素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要求“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若是没有考虑到中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缺乏，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将会无形中再一次将他们推向更加不公平和边缘的位置，家庭支付能力以及学校资源不可能让他们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只会将他们隔离于素质教育之外，甚至会促进阶层的固化。

观点交锋

一、教育最本质的功能是什么？

李石

有关嵩迪提到的教育功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对于个人来讲，让一个人健康成长，最终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让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可能这就是教育的功能。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很多文章都讲到说教育的功能是分层，例如古代科举制的目的也是分层，选出能够进入统治阶层的一些人，我们现在这种不同阶段的考试实际上就是一个筛选人才的过程。

李老师说的很对。教育有不同的功能，对于个体来说，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来讲是倾向于素质教育或是全人教育的观点，认为教育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生命的价值。对于国家来讲，例如教育扶贫，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教育帮助一个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说帮一个家庭摆脱贫困的命运，这样来讲其实不同的群体对于教育有不同的诉求，我认为需要平衡这两种不同的角度。现在我们更多是从一种功利的视角来看待教育，认为教育就是帮助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有关研究也证明学历越高换取的劳动报酬也会越高。这样的情况促使更多的家庭寄希望于追求更高的学历，也就是说教育的本质发生了异化。所以我希望社会上对于教育的看法能够客观一些，更多回归教育的本质，避免这种异化的出现。

王嵩迪

许红梅

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会化。从个人来讲，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通过教育能够适应社会，甚至是改变世界，归根结底是希望孩子能够成为社会中的人。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国家也期待能够通过教育实现儿童的社会化，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实现教育社会化功能很重要的一项是公民教育。例如小学道德与法制课本中对于孩子的引导：一是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很有价值，二是学会和自己身边的人相处发现别人的优点等等。

李石

王嵩迪

在教育学尤其是教育社会学中，经常将教育的本质视为人的社会化。例如要求学生要举手发言，领取资料的时候要排队并保持安静，其实这都是对学生进行社会化的过程。刚刚李老师讲的公民教育也有相应的例子，例如周一的升旗仪式。这也是公民观念潜在的、隐性的课程，通过这些隐性的课程帮助学生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二、优质教育资源是否仍然稀缺？

李石

许红梅博士的观点中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但其实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在网络时代优质的教育似乎也在变得不那么稀缺。我发现现在无论什么课，只要你想学，都可以廉价地购得很多资源。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教育资源正在变的丰富，正在脱离稀缺的状态。但什么东西是稀缺的？即使教育资源不是稀缺的，但是在整个社会当中较优的位置是稀缺的。所以假如一个孩子从来没有上过学，但在网上上各种各样的网课，已经具备了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但他找不到和清华大学毕业生同等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凭，也就是说文凭是稀缺的。总结来讲，教育资源可能不稀缺，但是社会当中较好的位置，较好的工作的还是稀缺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文凭等一系列类似的程序来进行区分，哪些人应该获得什么，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分配的问题。

我认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家长之间本身存在的有差异。虽然现在通过发达的网络技术可以更便捷地获取一些优质教育资源，但这只是对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而言，这类人群的孩子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这样的教育资源。但是对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来说，则不尽如此，二者的鸿沟可能还会再继续拉大。另外，关于文凭认定的问题，李老师所讲的例子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真正能够通过网上课程的学习，最终达到清北学生水平的，可能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

许红梅

三、教育焦虑是被市场制造出来的吗？

李石

我认为教育焦虑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系统当中人的短视性，也就是在意每一次的考试、竞赛，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用一类比赛来打比方，教育显然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而且这种马拉松是一直跑到没有人跑了，你还在跑，这才是真正的学到老活到老，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所以没有必要计较每一次考试，把眼光放得长远，想着自己心中伟大的目标，就不会感到焦虑。另一方面教育的市场化也在加剧这种焦虑。

这样讨论教育焦虑实质上是从个人层面来讲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农村比较少有教育焦虑。因为很多农村是空心化的状态，孩子跟随祖父一辈生活，受到的管束自然比较少，千里之外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有心无力，教育焦虑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可能就较小。

杨刚

李石

是的，所以我认为教育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造成的。之所以农村的教育焦虑情况比较少，是因为村民的购买力比较低，不是教育产品推销的对象，而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比较强，容易成为被推销的对象，也容易成为被制造焦虑的对象。在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弱势的地区，焦虑情况比较少，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反而容易出现这种焦虑，我认为是商业化带来的。

我比较认同李老师的观点。因为教育本身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但是现在往往有许多家长、教师不了解这样的规律，认为在起跑线上晚了一步，后面就可能一直跟不上，从而有一种内疚负罪心理。但学习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有太多外在的压力对于孩子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

王嵩迪

四、通过制度能够缓解教育焦虑吗？

李石

我认为在中考之下，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实际上是按需分配，具体的政策体现为就近入学原则。当然，就近入学原则如果要保证公平，还要公平分配或者说均匀分配教育资源。比如说，如果所有中小学的师资、硬件软件都是类似的，这个时候就近入学才有意义。而中考、高考是以应得原则来分配的，谁能够取得较高的分数，谁就能够获得较优的资源。但单纯以应试结果来分配教育资源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又设置了贫困专项。从贫困专项的实施情况来看，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但要注意学生个人的匿名处理。

但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贫困专项是以户籍来划定，而没有划定学校等。部分农村户籍的学生从小就在城市的重点学校读书，应试能力较强，分数也会比较高，他们更容易获取专项资源和名额，而真正贫困地区的学子可能就被排除在外，这就可能偏离了贫困专项计划的初衷。目前贫困专项实质上还是一种“掐尖”的模式，没有真正体现教育公平。

杨刚

王嵩迪

是的，专项计划的政策一般会明确要求高中阶段成绩排名在前5%。因为高等教育本身是筛选、竞争性质的，是需要将优秀学生筛选出来的制度，所以不可能让所有贫困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到大学学习。但是这5%的学生，可能只是农村户籍，但整个教育过程却是在城市或是县城中较好的学校完成的。实际上贫困专项真正能够录取到的家庭贫困、接受到教育质量不高的学生是少之又少的。

其实之前李老师从价值和制度两条思路来应对现实问题，我非常同意这一种分析方式。一方面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例如通过再分配等手段。但这总归存在一定的限度，制度也总是有其缺憾性。公平本身的界定有其社会基础，但谁来掌握教育资源，教育服务于谁都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核心问题，这时就需要贫困专项等措施来扭转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状态。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很难从制度角度解决问题时，就需要每个个体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用人的观念的转变扭转这一局面。尤其是从家长这一端来讲，需要更加长远的眼光和取向来解决问题。

沈大伟

学人点评

熊易寒

圆桌论坛的讨论非常热烈，有很多精彩的观点。教育之所以引发焦虑，背后实际上是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问题。如果教育与社会流动无关，只是一个知识学习、创新与扩散的过程，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焦虑，因为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引发焦虑的原因在于，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密切，有一部分人能够通过教育获得更大的红利，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相应地，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地位受损。从个体的意义上讲，这种焦虑是非常理性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和平等所要承受的代价。在一个等级社会里，大多数人是不用焦虑的，因为各安其位，个人奋斗带来的红利很小；在一个平等化的社会里，譬如北欧，人们也不用焦虑，因为福利国家的高税率、高福利限制了教育的回报；只有在一个没有等级身份、权利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人们才能通过个人奋斗来追求地位优势，即“结果意义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会通过个人竞争来不断自我强化。

合乎理性，但不一定合乎价值。我想要强调，社会流动只是教育的功能之一，而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如果努力学习只是为了成为“人上人”，那么这种教育肯定是畸形的。教育实际上兼具普惠价值与选拔功能。从普惠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一个人都不能少”，让每一个人孩子都有接受教育乃至优质教育的机会；从选拔的角度看，教育应该有一定的竞争，让天赋各异的孩子找到适合的发展轨道。我们现在的价值观还比较单一，对孩子的评价过于片面，这种过度专注于孩子学业成绩的教育不仅让家长焦虑，也让孩子压抑。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层面要强调五育并举。我觉得当下的基础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减负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资源均衡化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与追求“人上人”的价值观相互强化的问题。如果体力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如果社会当中存在形形色色的特权，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尊重天赋、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也就不可能解决教育的焦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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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人：殷   帆

编     辑：吴玮莹

初     审：林佳怡

 终     审：大    兰、王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