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才：案例比较、社会调查与因果机制分析——以扶贫研究为例 | 直播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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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0日19：00，政治学人携手王正绪、魏英杰、左才三位老师，在B站平台以线上直播的形式畅谈《比较政治学》，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本场直播实时B站人气值近7000，三位嘉宾的发言吸引了一大波读者进入直播间观看。我们已在B站平台上传直播视频的回放，同时将陆续在微信平台发布各位老师的发言回顾推文，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主讲嘉宾：左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政治系博士。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曾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孟天广共同撰写本书第15章。
左老师通过分享本书部分章节的相关内容，浅谈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心得，以“扶贫研究”为例讲解案例比较、社会调查与因果机制分析方法，主要是从方法的角度切入，并对实证内容的讨论作简要叙述。
第15章 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进步
左老师指出，关于因果机制其实是有四种理解方式，因果机制是在行为主义革命这一主流背景下，以传统方式来阐释因果关系。本研究中关于因果机制的定义，选择了一个接受度、认可度较广的一个定义，即“引起某种经常性变化的实体及其活动”。左老师表示因果机制讲的就是”原因是如何传递到结果，继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因果链条，也就是因果过程，因果过程当中发生的某种变化过程肯定需要具备有某种实体，不管是个体层面、团体（群体）层面以及它们的活动，那么实体活动共同传导了这种因果递”。在因果机制的研究方面，具体从方法的层面上来讲，其实很多可以用实验、定性（例如案例研究）的方法，大家可能较为熟悉的是在案例研究方面（尤其是路径案例），其实就是专注于因果机制的挖掘。因果中介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则是另外一种专门探讨和挖掘因果机制的定量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案例比较
左老师以“扶贫研究”为例来讲解上述方法，就“贫困治理的跨国案例比较研究”中指出在比较政治学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要进行案例比较，在贫困治理方面，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才开展贫困治理的。左老师挑选了三个是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贫困治理的案例：
01
“West Bengal of India in the 1980s”
02
“Progresa-Oportunidades program in Mexico (CCT, 1997- 2000s)”
03
“中国的精准扶贫（2014-2021）”
这三个案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左老师指出这三个案例的差别其实很大，先不论三个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就案例比较的研究设计而言，大家能够清晰看出所采用的研究设计思路是进行most difference similar cases（差异化最大的案例但是有相同的研究路径），那么这三个案例的具体差别在哪里呢？左老师强调，第一个差别就在于和研究变量，即Y相关的差别，也就是国家的贫困水平。
左老师展示了一组来自世界银行网站上公布的数据，就2011年购买力评价水平来看的话，在印度的80年代，贫困发生率超过了50％；在墨西哥，通过观察时间段可以发现，1997年往后，贫困率基本处在20％，并逐年降低；中国在2014年开展精准扶贫时，贫困发生率已经降至20％以下。
所以，三个案例中的国家贫困发生水平其实存在很大差别，贫困率的差别意味着在贫困治理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不一样的，这是贫困水平上的差异。第二个差别是在时代背景与关于贫困治理的知识积累上，这三个案例，一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是在九十年代，一个是二十一世纪（最近几年），时代背景明显不一样，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全球对于贫困治理的知识积累程度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扶贫的国内政治经济背景的差异，在八十年代的西孟加拉邦提出扶贫的背景是印共马克思主义，印共（马）是全国层面上的少党，但在西孟加拉邦是执政党，印共（马）在八十年代的西孟加拉邦执政期间地位曲折，与大的执政党相比存在执政与地位不稳固的情况，为巩固地位，需要进一步开展一些诸如推动建设社会福利、推动扶贫政策等措施来巩固其权利基础，并扩大支持获得力度。于我国而言，则是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
这三个案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也具备相同之处，即：
（1）A strong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of the ruling party to reduce poverty.
（2）Institutional designs that circumvent the capture of traditional rural elites and undermine the power of local brokers.
（3）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左老师强调，从三个比较案例的分析看，就制度设计而言，既有集权方面，又有分权方面，所以，基于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在开展分析研究的时候，可以使用比较案例进行研究，是进行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二部分：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比较政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许多大型的、历时的数据是开展比较政治学研究重要的数据来源，社会调查中抽样的方法，需要尽可能地涵盖最大差异化。
左老师本次研究中涉及的调查范围包括9省（黑、甘、陕、晋、湘、鄂、川、滇、桂）中的17个县下的50个村，总计样本量为：村民问卷1351份，村干部问卷276份，村情表50份。样本情况为：男性占49%，汉族占83%，贫困户占31.4%。
左老师认为研究的问题其实就是基于因果机制，比如说，到底通过一种怎么样的机制减贫？在研究中主要发现：
（1）贫困户及非贫困户群体之间存在信任差；
（2）对贫困治理绩效（公平、形式主义）的感知，而非经济评价是主要的中介变量；
（3）干群联结程度是影响治理绩效感知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信任不高呢？原因是什么呢？具体机制是什么呢？左老师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主要的中介变量不是经济评价，并不是因为贫困户相较于非贫困户由于获得经济上的提升和扶贫带来的经济上的正面变化，经济上的正面评价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中介变量，而是对于贫困治理绩效，比如在贫困治理的公平程度、形式主义与否、腐败等方面的具体感知。
第三部分：基于社会调查数据的因果中介分析
对于因果机制的研究，传统方法是以结构方程来进行表征，但结构方程模型在解决具有多元特性的因变量时具有局限性，而因果中介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能够克服结构方程模型的局限性，实现多元变量的复合作用，而且能够很好地去对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作出预测。就本次研究，结果变量为：对村干部、第一书记的信任；自变量为: 非贫困户=1；中介变量（mediators）：经济评价（村经济评价；个人经济情况评价）和扶贫治理绩效感知（公平、形式主义）。图中ADE是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ACME是自变量为结果变量的间接效益。
01
中介变量：个人经济情况评价
“与前三年相比，您和您的家人在收入状况方面是上升了（编码为 “1”），差不多（编码为 “0”），还是下降了（编码为 “0”）？”
02
中介变量：扶贫帮扶不公平感知
“在您看来，您所在的村目前存在哪些问题？选项：扶贫帮扶不公平，非常严重（编码为“１”），比较较严重（编码为“１”），不太严重（编码为“１”），不是问题（编码为“０”）？”
03
中介变量：扶贫形式主义的感知
“您认为在扶贫过程中是否存在“走过场，走形式”的现象，存在且非常严重（编码为“１”），存在且比较较严重（编码为“１”），存在且不严重（编码为“１”），不存在（编码为“０”）？”
第四部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
最后，左老师指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前沿发展正在经历探究因果关系的革命，这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四项基本要求，即以推论为研究目的、采用公开的研究程序、不确定性的结论、以方法为要核的科学研究。 她认为，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把准确识别和建立政治现象中的因果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方法的多元混合、范式的中立，这种折中实用主义的趋势将进一步推动不同方法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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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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