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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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春，东北大学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院。

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传统政治思想包含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割断古今和回归传统的学术取向都是不可取的。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准确理解首先应该从解读历史文献做起，应该完整地把握思想家的理论体系，切忌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在现代化历史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在价值层面上深入挖掘历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学在高等学校的恢复，曾经一度中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得以恢复，并且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几十年来，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不仅研究成果的数量超过了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的总和，而且研究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日益深入的历史时期，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发展战略，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摆在每一个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导向

台湾学者韦政通说，思想史研究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与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由何在？其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和一般意义的社会历史一样，政治思想的历史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有着某种联系。这一方面是说，传统政治思想是我们无法抛却的思想基础，我们全部的思想活动在事实上都是这部思想史的延续，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传统政治思想是以往时代的思想家政治智慧的结晶，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也体现了我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全部的反思成果终将归结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基本判断。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关乎现实的社会生活质量。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提出，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是“专言政治哲学”，由此可见，梁启超所理解到的中国政治思想就是中国政治哲学。20世纪80年代，徐大同、陈哲夫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则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概括为“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派别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刘泽华先生认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也应该包括政治哲学问题、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致的。从理论维度来看，历代思想家的治国方略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两个方面涵盖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国家治理问题。“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如何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便成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的问题。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思想家便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儒、墨、道、法诸家，其思想学说的核心议题都是国家治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汉以后，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国家治理问题更是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当思想家就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就对这样一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优良的，如果说国家治理是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的可靠途径，那么，如何实现正当、有效的国家治理，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统治者应该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受到约束。人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治理过程，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我们所以要与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以往的思想家和我们一样，都有着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追求。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人们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虽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思想家没有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做出描述，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主张。但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判断是逻辑存在的。他们所以能够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是因为他们在观念上已经认定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有价值的。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为例，老子无为政治主张的理论前提是“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法家学派主张用严刑苛法治天下，是由于其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儒家学派所以崇尚德治教化，也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理想的政治生活应该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传统政治思想的真实意义主要是在价值层面上体现出来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本质上是观念演进的历史，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优良的社会生活总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而实现优良社会生活的前提，便是人们对应该的社会生活做出自己的理解。因此，对于应然的社会生活，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要做出自己的判断，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对于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无论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做出过怎样的回答，仍然需要我们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做出回答。这便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生活的时代有意义，承认并且恰当地理解思想史之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逻辑前提。

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注意。首先是割裂古今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在说明他编写《古史辨》的动机时说：“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虽然这里说的是一般意义的古史研究，但其中也包含着对待传统政治思想的态度。顾颉刚先生的这一观点，有人将之归结为“历史主义”的研究导向，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顾颉刚先生这段话的要害不在于“历史主义”，而是把历史（社会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与现时代割裂开来的思想倾向。在表面上看，把“封建经典”送进历史博物院，使旧的思想在新时代不再延续下去，似乎不无道理，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无疑是说，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思想家为追求优良的社会生活所做出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思想史研究只是为了把“旧思想”封存起来的话，这种研究不做也罢。

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导向是否定历史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之相对的就是回归传统的倾向。这种研究导向片面夸大传统政治思想本身的价值，把回归传统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在近年来有关恢复国学或重建儒学的讨论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充分。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恢复传统的分类方式”，放弃近代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回归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体系。也有人主张，“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以承认中国古代之政治思想之永恒和普遍属性为前提”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通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激活、转变、发皇先人之政治价值、理念、制度”，并且使之“予以新生转进，以参与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的事业”，这样，“两千年或者一百年的政治思想可以重新出现，参与塑造当下之理念、价值与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念，用传统的价值观念重塑现实的社会生活。这种研究导向是不可接受的。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与历史上的思想家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主题。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家，无论其思想成就如何，都是我们研究、批判的对象。我们如此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对以往的思想家缺少“温情和敬意”，恰恰相反，作为思想史的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学说，是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们民族连续的思想过程，自古及今，无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上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留下的那份思想遗产都值得我们珍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以对以往的思想家怀有“温情和敬意”，不是因为他们道出了永恒的真理，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哪个时代的思想家能够永久地站在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上。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就人类社会生活中永恒的思想主题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最可宝贵的道德努力。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要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思想主题。

二、如何准确理解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唐人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治史之难，然而，治史难，治思想史更难。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史研究，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厘清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要准确地理解历史上思想家的话语。对于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说的话，准确地把握其本来的意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首先，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应该从正确解读历史文献做起。如果说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但是，与我们对话的另一方面已经作古，解读以往思想家留下的著述，依据我们的理性来理解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是唯一可能的对话途径。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步，对思想家留下来的历史文献的解读是否正确，决定着我们全部研究工作的质量。

一般说来，正确解读历史文献，对每一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可在事实上，这恰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近些年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对历史文献做出错误解读，以至于对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理解失准的情形多见。仅举几例如下。

“势”是法家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在通常情况下，这个概念相当于现代政治学的“权力”，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释为权力。《韩非子·难势》有一段话：“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有人把韩非所说的“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解释为两种权力，“自然之势是指君主权力获得的天然性”，“是权力本身的原有状态，是自然存在于特有的政治统治之中的”，而“人设之势”则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也有人认为，自然之势意在“强调客观之形成”，“人设之势”是“强调主观之造成”。其实，根据《韩非子》的文意，“必于自然”的“自然之势”并不是权力，而是由自然亦即客观环境决定的历史趋势，在韩非的观念中，只有“人设之势”（亦即由人设置的势）才是可以与法、术兼用的权力。说者对《韩非子》的文本错误解读，对韩非权力观念的理解也就错了。

在解读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每一个研究者都要参考历代注家的注释，不过，对于历代注家的注释也同样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前面所说的对韩非“自然之势”的错误解读便源自于不良注本。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古典文献注本，舛误之处多见。例如，《论语·学而》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语，钱穆《论语新解》把这句话译为：“与人约而求信，必先求近义，始可践守，”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译为：“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其义均不可通。把“复言”解释为“践言”始于南宋朱熹，“复言，践言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论语集注》）朱熹的说法是错的，春秋时期人们所说的“复言”，意为出言反复，不讲信用，《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楚国大夫叶公子高评论白公胜的话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是其证。对“复言”这一概念的解释，关系到对先秦儒家道义观念的理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诚信接近于道义，但并不等于道义，有些时候，兑现诺言反倒是不道义的。先秦儒家看重的是道义原则，而不是信守诺言的行为，因此先秦儒家反对言必信，行必果，“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这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正义不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是相同的道理，“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正常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如果那个朋友后来疯了，把武器还给他就是不正义的。

其次，准确理解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关键在于完整地把握思想家的理论体系。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思想家，其思想学说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对于思想家使用的每一个概念、说过的每一句话、提出的每一个具体的思想主张，都应该放在整体的思想框架内加以理解。有些时候，思想家在特定的场合下会说一些具有特殊含义的话，有些思想主张在表面上看是甚至相互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握思想家一贯的思想倾向便尤为重要。例如，孔子曾经说过“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在其他的场合下，孔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对于孔子这句话，汉魏以后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孔子是主张不可使民知的，例如，杨伯骏先生的《论语译注》便把这句话译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其说可从。孔子这一主张可以概之为“愚民”。在近来有关孔子思想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强调“有教无类”的积极意义，有人认为，“有教无类”主张的是教育平等，甚至把孔子的这一主张解释为民主思想。如此评价“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肯定是不愿意承认孔子是反对使民知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映的是孔子对待民众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肯定不会主张愚民。于是，便有人把“不可使知之”解释为“不能使知之”，这种做法大约可以追溯到宋代理学家。南宋朱熹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论语集注》）。近年来否认孔子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者大抵祖述的是程朱的观点。有人说：“《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可以翻译为: 人民可以让他们跟从大道，但无法使他们知晓、认识到道本身。”这一说法的要害是改字解经，殊不可取。

其实，在深层的意义上，“有教无类”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两种思想主张并不矛盾。在孔子的观念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力的差别，而智力的差别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统治者没有必要使他们有知识，不可以向民众介绍高深的知识，“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不可语上”和“不可使知之”，恰可证明孔子愚民的主张是一贯的。

那么，孔子在主张愚民的同时，为什么还要主张“有教无类”,内中的逻辑十分清楚：经过教育的人不再是民，已经成为既可治千乘之国，又可为宗庙会同之事的“士”。至于民众，却是要以愚民政策待之的。“有教无类”的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以往学在官府，贵族阶层垄断教育资源的合理性，为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改变自己的地位提供了某种机会。但是，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社会地位，只不过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境遇。所谓“教育公平”“教育民主”的说法，显然高估了“有教无类”这一思想主张的意义。

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

在近年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关系是学界热炒的话题。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有理由假定，往古时代的人们和我们一样，都有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但是，有对自由的追求并不等于就有自由的价值观念，把自由的追求通过理论表达出来，是在近代思想家那里实现的。然而，却有人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把传统儒家的思想学说与自由主义扯在了一起。其中对国内学界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学者狄百瑞（WilliamTheodore de Bary）。198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在香港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自由传统》的讲座。狄百瑞的讲稿后来被译为中文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016年又由中华书局在内地印行，近年来有关儒家自由主义的讨论，大多复述的是狄百瑞的观点。

狄百瑞对于儒家自由传统的阐释，主要是基于一种假想：自由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他把思孟学派以及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自求得之”解释为“自由主义”，为此，他从儒家经籍中发掘了许多这方面的证据，但遗憾的是，和欧美许多汉学家一样，狄百瑞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大多是错的。例如，狄百瑞根据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主张放宽科举考试范围，把《周易》《仪礼》《春秋》、大小戴记、诸史以及荀、老、庄、韩的著作列为生员应读之书，断言朱熹的这一主张是要“推动根据于自发性及承担相互责任的原则的自由教育”。其实，朱熹的本意不过是纠正北宋熙宁年间以来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仅以王安石《三经新义》为准的偏狭之失，至于把诸子之书列为当读之书，只不过是在他看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并没有在价值层面上肯定道家思想和法家刑名之学。朱熹的这一主张与思想自由没有任何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近代史事时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人们学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期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近代中国人所以要学习西方近代的先进思想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缺少对自由、平等的恰当理解。这是我们理解儒家思想与自由理念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逻辑。

海内外新儒家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发掘自由的思想资源的努力，其主观动机应该是好的，但是，他们牵强附会地把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仅会导致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误读，而且也无益于对现代价值观念的理解。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做到与时俱进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回顾这一学科百余年来走过的历程，便不难发现，不同时期的研究者所关注的思想主题有着很大的不同，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目的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当梁启超创立“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学术运动初兴，于是，为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找到一个位置，便成为梁启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动机，梁启超要证明的是，“截至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甚至当时欧美社会流行的世界主义、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人也是“率先发明者之一”。作为民国教育部的部颁教材，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撰于20世纪40年代，与梁启超相比，萧公权注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整体把握，并以此证明“三民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顶点，“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权学说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运独到之特见，集一代之大成，不仅树革命之理论基础，而立国之根本大道，亦于是完成。二千余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致成熟”。无论是否出于作者的主观意愿，这段话都应该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解释。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1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印行，40年代由作者修订再版，又于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在《修订版再版序》中，作者集中讨论的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的阶级性等问题，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初年历史唯物主义常识日渐普及的学术背景，决定了当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是中国社会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四十多年，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深刻反思的四十多年。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系统反思传统政治思想，是学界从未有过的事情。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无疑是其重中之重，于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便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当然，对于这一问题，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向度，有的学者着意于揭示和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专制主义本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先生便说，虽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开拓”，但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可以这样说，它是传统政治思想的中心”；也有的学者着意于阐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益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资源。无论怎样，真正意义的思想反思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开始的。虽然人们反思的向度不同，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也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我们深刻地反思传统政治思想。

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研究者对于传统思想的反思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研究者从传统政治思想中发掘到了哪些思想主题，从传统政治思想中理解到了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们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感受到了什么。反过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又将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可以说，通过对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增进现实的社会生活质量，是每一代思想史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先行者一样，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承担着同样的历史责任。

一直以来，关于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将学术研究与政治区别开来，“学术无禁区，政治有纪律”，这一说法对于某些学科，如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典文学或许是适用的，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一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分离开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就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特点而言，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说法，问题是究竟怎样服务于政治。在我看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服务于政治，并不是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过程提供简单的论证，而是要通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深刻理解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而深刻地理解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如果说中国政治思想史应该成为一门富有生命力的学科，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就必须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得到回应。

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迅速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重新恢复的，自中国政治思想史恢复之日起，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建构能够引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体系，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理论资源，便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可推辞的责任。为了完成这一历史责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首先，在价值层面上深入挖掘古往今来人们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

我们有理由假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类普遍的道德诉求，但是，这些道德诉求只有在理论形态上表达出来，并且为整个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时候才具有社会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已经明确，那么，与之相关的思想主题在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中是否得到了表达，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表达，古代思想家所表达的价值观在怎样的程度上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是需要我们做出解答的问题。

其次，破解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前提，厘清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在常识上，思想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思想家主观思维的产物。历史上，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学说，都依赖于一定的理论前提，这个前提，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判断。可以说，思想家的政治主张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为自己的思想学说设定了什么样的理论前提。因此，破解以往思想家的理论前提，厘清其思想学说的内在逻辑，我们才能真正地知道，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对社会政治生活有那样的理解，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来说，如果要在理论上对我们认可的价值观念做出表达，应该如何找到可靠的理论支点。

再次，加强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它既不应该是西方价值观的复制品，也不应该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复活，而应该是在对人类全部的思想遗产的反思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都是我们反思的对象。为了对政治思想史上那些恒久的思想主题做出更好的回答，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然而，由于语言、知识背景以及思想方式等方面的限制，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即使是对西方思想文化了解较多的严复，起初也是把西方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引介过来，却无法对近代的价值观念形成自己的理解，以至于晚年又回归了儒家思想传统。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囫囵吞枣式的“拿来主义”，盲目推崇而不解其义，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是行不通的，而一味拒绝西方思想文化，坚守儒家思想传统的态度也同样不可取。中西方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不能重复近代思想家走过的弯路。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是至为明显的。但是，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来理解，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又有着许多相同、相近的思想主题，在以往的时代，生活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家，所讨论的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虽然中、西方思想家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以及各自的思维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他们在事实上却往往讨论着相同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优良的，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如何才能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来得正当。如此看来，历史上的思想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对这些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对于增进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质量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从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主题，在价值的层面上实现与中西方思想家的对话，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资源，应该是我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努力做好的工作。

推荐语

理解传统思想，需正确分析思想家的理论前提。针对学术界存在的穿凿附会、望文生义等问题，作者展开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论述深刻，具有反思性。（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许飞 

一审：王智睿  二审：杨明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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