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革命·现代化·国家形成 | 笔谈

主持人按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2022年3月5日，政治学人平台全程直播了“中国何以现代？政治学者高端对话会”。《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中国何以现代”为主题汇集成一期专题笔谈，编辑部特将本期笔谈推出，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李怀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

一、不断演进的问题意识

现代中国到底从何而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国家？今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相信所有关心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人，都会有类似的发问。近百年来，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层出不穷，人们对近世以来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一个半世纪之前，面对刚刚到来的西方列强的冲击，李鸿章曾经感叹中国所遭遇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经历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实际上，他仅仅意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铁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患”，而是前所未有的对手，是利用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武装起来的全新敌人，“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不过，在李鸿章看来，西方的优长也仅此而已。终其一生，李鸿章并没有看到坚船利炮背后更深刻的东西，以为只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洋枪洋舰购到手里，中国便可高枕无忧。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论规模和先进程度，一时在远东地区无有出其右者。李鸿章对北洋水师捍卫海疆的能力也信心满满。梁启超谓当时的情况，“虚骄之气日甚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可说是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清朝统治者心态的真实写照。

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过渡时代。他在1901年撰文指出，“欧洲各国自两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且各国的经历不同，有“顺流而渡”者如英吉利，有“乱流而渡”者如法兰西，有“方舟联队而渡”者如德意志，等等。梁氏这里所说的过渡时代，实即近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的建造过程。在18—19世纪的欧洲，确有不少国家完成了这一过渡，其情形一如梁氏所云，“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次而始达”；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更多的国家却在艰难挣扎，“或渡一关而止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至于彼时的中国，梁氏谓之“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可以说，梁启超是用比较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第一人。

梁启超之后，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各种历史叙事不断推陈出新，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前辈史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开创的两种模式，也就是张闻天、范文澜等人所推出的革命叙事，以及蒋廷黻、陈恭禄等人所构建的现代化叙事。此后七八十年里，就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而言，人们只是在这两种叙事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增补而已。这两种叙事各有千秋。革命叙事的重点在于说明，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场历史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告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必然选择。现代化叙事则着眼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认为现代化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化，但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发展市场经济，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总的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不同的时代要求，这两种叙事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现代化叙事主导了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界，被广泛用于大学历史教材，而革命叙事主要用于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历史教育，在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1949年以后，革命叙事取代现代化叙事，在近现代史的书写和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化叙事在沉寂了三十多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呼应了当时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总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现代化还是革命叙事，都已经在学术界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绝大多数近现代史研究者投入到对历史细节的挖掘、考证之中。近一二十年来，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问题以及诸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义和团、北洋军阀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著述少之又少。这些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构成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在却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的转变。冷战时期，人们关注的同样是晚清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共产党革命，曾经是最受关注的课题。研究范式也在革命与现代化两者之间徘徊。那些同情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倾向于从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长期趋势入手，解释共产党革命的兴起及成功的原因。更多的研究者则把近现代中国放在西方挑战与中国回应的视角下，突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对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宏大历史议题的关心也逐渐消退，让位于新的学术兴趣，研究重心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过去不曾注意或者被边缘化的题材上面，尤其是那些与日常社会文化生活相关的话题，是为所谓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转向。

最近一二十年又有了新的变化。除了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继续流行之外，有些人开始从跨国史或全球性的视角，重新思考一些比较宏大的议题。产生这一转变的背景，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新兴大国角色相关。背后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争，而是如何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是否只是一时现象，还是会持续下去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又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有其历史根源，当下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事实上只是过去数千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再版而已。可以说，重新认识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近代以来为何落后于西方的潜意识和研究志趣，便是所谓“加州学派”产生的背景。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原来中国在1800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在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寿命等最重要的指标上，已经与西方齐头并进；在国家建造方面，18世纪的清帝国也可与西方崛起中的财政军事国家等量齐观。用濮培德（Peter Perdue）的话说，清代国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国家结构，从事战争动员和领土扩张”，因此清帝国“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

另一种倾向则折射了西方部分学者对崛起中的中国的焦虑和质疑。他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否可以持续，中国的现行制度和疆域格局能否延续下去。出于这种质疑，一些人试图把清朝的历史与当下的中国加以连接，重新解读清朝国家的性质，认为清朝既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王朝，而是一个“内亚帝国”，这个内亚帝国由满人、蒙古人、中亚穆斯林、藏人、汉人所组成，由汉人所组成的内地各省只是帝国的诸多板块中的一个而已；满人也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已经汉化，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满人的主权特性，并且一直在极力维持其“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这便是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新清史”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的背后一个没有言明的臆想，就是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所有其他帝国在衰落过程中都已经四分五裂，从中产生诸多民族国家，中国何以独此一家，延续了昔日清帝国的疆域，保留了清帝国的各个边疆。

新清史的兴起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回应。但总体上人们还是就一些枝节性问题展开争辩，很少从长时段的宏观史角度探索清朝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联。过去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叙事，也都无力回应这些在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崛起背景下所面临的全新议题。讲得更具体些，革命史可以告诉人们，今天中国的政权和制度形态从何而来。但这仅仅涉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即政权问题。而一个现代国家还有其他的构成要素，包括疆域、族群和主权。现代化趋势则关注体现普适主义的“现代性”各项要素在中国的移植、发育和成长，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与其他现代国家之间的趋同现象，却不能够解释趋异的方面，或者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只反映变革的滞后，最终还是要趋同，因此也不能有效回应21世纪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但应该说，现在已经有条件在这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回应。这主要是因为，经过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同行对清代以来中国经济、财政、军事和社会、政治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学术积累，我们对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已经有了相当坚实的实证基础。《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涉及国家形成和国家转型的各项问题从比较史和全球史的视角进行了新的思考。

二、国家形成的研究方法

国家形成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过去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两个流派。一派可以称之为正式主义（formalism）或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可以从韦伯的学术中找到源头。韦伯分析不同社会和文明，区别政治体的各种类别，倾向于从中提炼出一些普遍适用、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概念和理想形态。比如他用父权家长制和世袭君主制之类的概念来定义传统型的政治体，与这些传统形态相对立的则是现代官僚制（modern bureaucracy）。但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中间环节和内在动力究竟如何，韦伯并没有加以深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帕森斯同样倾心于不同社会类型的比较和理论建构，提出若干组传统与现代社会相互对立的模式变项，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价值观，弥散型与专业型的权威，出生决定论与业绩决定论等。至于一个社会如何从各种传统取向的各种变项向现代取向的变项转换，帕森斯同样语焉不详。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划分为若干阶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分为诸如起飞、成熟到走向大众消费等不同阶段。历史学界也有人呼应现代化理论，把历史上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划分为现代化领导的巩固、经济变革、社会整合等等阶段。现代化因此被简约为一个按照不同阶段向前推进的线性过程。对各国近现代历史的理解，只要根据公式按图索骥，找到若干具体的事实证据，分不同阶段加以填充即可，而各国现代转型中出现的挫折、倒退现象，各国转型路径的千差万别和自身特点，都被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或者忽略。缺少历史分析的深度和对各国历史演化自身动力及不同途径的把握，应该说是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最根本弱项。

另一个流派，即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正好相反。它拒绝一切预设的理论类型、模式变项或演进图式，而是从各国内部的史实出发，研判国与国之间在现代国家转型道路上的差异。这方面率先起示范作用的，当属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在这部书里，摩尔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如何相互影响、制约国家的转型路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最终走向民主体制，在他看来，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从而将地主和农民吸纳到现代的经济政治活动当中。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走上法西斯道路，则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上的保守传统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流产或者从未真正发生，结果形成了土地贵族与弱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从而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铺平道路。中、俄两国工商业发展落后，城市中产阶级弱小，而庞大的农民群体则成为国家榨取的对象和牺牲品，结果为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摩尔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着眼于阶级关系分析，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缺点是只看到国内，忽视了国际大环境，也忽视了国家政权本身的自主性。这些缺陷要等到他的学生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来加以弥补。斯考切波对中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的比较研究，在阶级关系之外把国际环境和国家自主性因素也考虑进来。摩尔的另外一个学生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国家形成的比较历史分析更加透彻。如果说摩尔的关注点仅仅放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对立的政治形态的起源方面，斯考切波的研究只限于社会动员和革命运动的话，蒂利的研究视角则更为宽广，跟本书的主题关系也更为直接。蒂利对国家形成的研究始于1975年所编的一本论文集。他在其中强调地缘政治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西欧国家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其中一个著名的提法是“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地缘竞争对国家建造的驱动，在他看来主要是在税收方面，即为了扩大税收、支撑战争，国家不得不把以税收为主要任务的国家机器加以扩大、整合，使之走向正规化和集中化，由此推动现代国家的形成。但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单一、肤浅。所以后来蒂利又把研究焦点下沉到各国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工商业发展上面，在现代工商业发展与政权建设道路之间找到关联，由此推出关于国家建造的三条不同路径的论述，即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北欧国家所出现的资本密集，在工商落后的东欧国家所出现的强制密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西欧国家的资本化强制道路。后来在蒂利的影响下，更多学者投入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以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形成“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研究范式，尽管有的着眼于18世纪英国国家政权的建设，有的强调军事革命的作用，有的偏重于中世纪晚期历史遗产对日后欧洲不同地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认可财政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现代中国的形成》的写作同样使用的比较历史的方法，是在“财政－军事国家”的视角下展开的，但也有跟以往方法有所不同。本书的分析架构由三个支柱构成，即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前两者跟以往的比较历史方法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在于增加第三个维度，即政治认同，也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意识形态，这是摩尔、斯考切波和蒂利的书中所没有的，但对于认识清朝以来的国家转型却十分重要。地缘政治所涵盖的是国际环境，也就是外因。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严重的外来危机，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目标，也构成国家形成和转型的契机。而这些战略目标和大政方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落实，终究还要看内因，尤其是国家政权所能掌控的财政军事实力，尤其是其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的大小，又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可以被国家汲取的资源规模。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资源的动员和使用的有效程度。如果卷入国家建造活动的各方对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支持、认可程度较高，资源便可被有效地动员和使用，反之会阻碍目标的实现。所以地缘、财政、认同三者为缺一不可，彼此密集相关。《现代中国的形成》对清朝前期及晚期、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革命的重新分析，也始终围绕着地缘、财政和认同这三个要素。

三、《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关键议题 

《现代中国的形成》的写作正是在上述学术史背景下进行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超越以往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叙事，从更宽广和更深远的历史视角考察现代中国的形成问题，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讲清楚，就不能仅仅限于政权这一个侧面，而必须照顾到构成一个现代国家的所有关键要素，即政权、主权、疆域和族群构成。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代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中国从清代以前的以汉人为主体、以明朝两京十三省（亦即十五省）为基础的传统华夏王朝（亦即“原初中国”），向清朝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转型，并且在18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之所以谓之“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是因为它有着固定的疆域，涵盖内地十八省和各陆地边疆（满洲、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此后直至1911年清朝覆亡，除了19世纪后半期部分边疆被列强非法侵占或吞并之外，此一疆域格局大体保持稳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欧亚大陆上的那些军事帝国缺乏固定疆域和边界。清朝不仅是一个不同于军事帝国的疆域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早期近代”（early modern）的疆域国家，因为它具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一个正规、有效的税收机器，一支高度建制化的常备军。这些特征在欧洲中世纪各国都是例外，而非常规，只有到16世纪进入早期近代以后才慢慢具备。18世纪中叶的清朝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最大的差别，是它不存在欧洲国家已经视为当然的现代主权概念，即在国际法框架下各国相互尊重、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18世纪中叶的清朝可以说是在所有前近代国家中最接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体。

因此，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早期所经历的，并非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认为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而是本书所要探索的第二个环节，即中国从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的最大特点，并不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一个断裂过程（即帝国的衰落和分崩离析，以及诸多民族国家在帝国废墟上的崛起），而是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清朝重视和加强边疆对内地的安全屏障作用，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边疆治理政策，而不是把边疆作为榨取财源的对象。这是清朝为什么不同于欧亚大陆历史上那些军事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清朝对边疆所采取的是零汲取和财政倒贴的政策（内地各省才是其全部财源之所在）。朝廷对边疆的治理，重在笼络其上层精英，辅之以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确保边疆对中央的认同和顺从。这是清朝不同于任何一个军事帝国的关键所在。另一个原因是清朝时期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和中央对各省的有效控制，使朝廷可以在无需让国家机器进一步扩展和渗透、同时也无须提高直接税（田赋）的条件下，仅仅通过提高间接税（各种商业税）即可产生足够的额外财源，以应付19世纪的外来危机。其过程可以用“地方化集中主义”（localized centralism）加以概括，即中央始终保持了对地方督抚的控制权和对地方正式上报中央的各项资源的调控能力，集中主义依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核心。这是晚清中国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中得以幸存、并且能够保持其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的原因所在。但其代价是权力的地方化，即封疆大吏们越来越多地掌控了地方上非正式的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提高了对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也从过去的无条件变成有条件；一旦局势失控，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些地方精英就会背叛中央，导致清朝寿终正寝。

因此到了20世纪前半期，国家转型的第三个环节，便是如何将一个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打造为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这一转型本身又分为三个步骤。先有北洋时期那些最具野心和竞争实力的地方势力，在其所掌控的区域内，实现行政、财政、军事资源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外竞争，追求统一全国。这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奉系军阀和广东国民党政权做得最为出色，最终胜出的则是在“集中化地方主义”（centralized localism）方面做得最好的广东（所谓集中化地方主义，即地方已经不再听命于中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质上是地方主义的，这是不同于晚清的地方；为了加强对外竞争能力，那些最具潜力的地方势力都在其内部从事集中化的政权建设）。第二步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朝向统一集中所作的努力，有成有败，只能算做到“半集中主义”（semi-centralism）。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八年抗战中幸存下来，并最终以胜者的姿态完成了国家建造的关键一步，即国家主权的恢复和确认。但蒋介石始终没有解决政权的统一集中问题，无力控制地方实力派，竞争力被严重削弱，最终在国共内战中溃败。第三步则是共产党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所取得的突破。先有延安时期通过整风在政治上所取得的高度统一集中。在占据东北之后，财政军事能力大幅提升，并且形成高度整合的机制。两者结合，使共产党的建国努力区别于国民党政权，并导致其在与国民党的决战中最终胜出。一个主权完整、政治统一的现代中国建造，因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因此，如果从国家形成的历史谱系加以分析，可以发现，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是由四个层次构成的。它的最表层，是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共产党建国努力的直接结果。第二个层次，它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这是19世纪后期以来从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逐步转型的结果，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已基本完成。第三个层次，它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其族群和疆域构成而言，到18世纪50年代已经基本定型。最后，它的最底层，则是清朝以前经过数千年演进所形成的一个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原初中国”（proto-China）。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因此是一个从这一谱系的底部逐层向上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层次和含义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这一形成过程的渐进性和连续性，而不是所谓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

当然国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自清初以来从原初型的华夏王朝国家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虽然在20世纪中叶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国家形态仍将会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和演进，至少会沿着以下三个维度加以展开，即（1）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防战略，（2）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主轴的国家行政体系尤其是其财政构造和相应的财政能力，以及（3）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尤其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随着今后几十年间中国经济持续的转型升级和城乡社会在都市化过程中不断整合，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应该在21世纪的中叶大体完成，一部以国家转型为中心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将可以画上句号。

责任编辑：杨明  

一审：班允博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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